王子奇 宋学清

自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将“地质”与“地貌”概念引入人文科学，用以在“结构”的基础上绘制各种历史文化的地图以来，各种“地质学”与“谱系学”的内容就进入了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领域。[1]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的边界远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泾渭分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便成为自然与人文科学中的核心。那么人又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成为占据中心位置的主体的？其艺术与审美的伦理是什么？人们如何创造出一种艺术化的生存？人类的主体化与道德法则相对抗的主体化进程是什么样的？在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根本变局中，电影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都需要基于新主体尺度的重新定位和定向。本文将从哲学与影像哲学的角度入手进行探讨。

一、历史上的三种主体性及主体化模式

當人们讨论“主体”时，一个不言自明的潜在条件便是“人的主体”。尽管早在20世纪就有福柯（Foucault）宣告了“人之死”，并提出了“间性主体”的概念。[2]如今诸如后人类主义的学说也已经力图推翻围绕着人的形象和功能展开的一套知识，但“主体性”依然与“人”的概念紧密相关。在对希腊人的历史进行考古之后，福柯对希腊至今的主体和主体化过程做出了详尽的描绘，最后重新返回现实的生活方式与生命体验中。这些工作的努力并非一种单纯的考古或结构主义的实践，而是通过关注意义因客体的构成而消失的方式建构新的主体，以及新的主体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