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世明

摘要：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汉书·叙传》“真本”;文本结构;真伪;班固

中图分类号：G12;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2）01-0122-10

汉唐时期，《汉书》以抄本的形式在世上流传。鉴于其特殊的版本价值，传世的公私目录类典籍及其他文献资料中有关这个时期内《汉书》抄本的文字，引起古今学者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比如，《梁书·萧琛传》《梁书·刘之遴传》等史料即记载萧梁天监元年（502）或稍后，刘之遴等人参校梁本《汉书·叙传》（萧梁时《汉书》通行本，下同）与“真本”《汉书·叙传》（班固手稿本，下同）异同一事。宋代以来尤其是清代考据学家依据相关材料，就“真本”《汉书·叙传》真伪等问题曾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中，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它应是萧梁时人托名编造的伪书，少数学者以为它应是汉代班固所撰流传于萧梁的古本。这些人所列的根据，涉及“真本”《汉书》卷数、篇章结构、内容，以及《汉书》成书、流传情况等，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这些学术成果亦有一些缺憾，譬如未较为深入分析“真本”《汉书》的版本、内容特征，所举若干支持或反对“伪书”说的理由说服力不足等，以致其所得某些结论存在纰漏。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有关存世载籍等，亦对“真本”《汉书·叙传》之真伪和所涉及其他问题作一番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汉书》“真本”版本之复原

关于萧梁萧琛求获、刘之遴等校对“真本”《汉书·叙传》的具体经过，《梁书》《南史》中的“萧琛传”“刘之遴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赍一葫芦，中有《汉书序传》。僧曰：“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及是行也，以书饷鄱阳王范，范乃献于东宫。[1]397，[2]506

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上《汉书》真本，献之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具异状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1]573，[2]1251

通过这几段话可知：之前，宣城（今安徽宣城）内有一名从北方南渡而来的僧人，随身携带着一个葫芦，内放存《汉书》之“叙传”部分，据其讲此残卷乃班固《汉书》手稿，在“三辅”地区（今陕西中部）世代相传;其后，宣城太守萧琛求访而得《汉书·叙传》“真本”，发现这篇残稿纸张墨迹古旧，文字字体在隶书和篆书之间;此后，琛将之呈献给鄱阳王萧范，范又转呈太子萧统，统复令刘之遴、张缵等人核校梁本与“真本”《汉书·叙传》在内容上的差异;经逐字比对可见，它们有十处不同，例如“真本”有而梁本无一些内容，存在异文，“叙传”篇题称谓以及所叙《汉书》卷数、篇章结构有别，等等。

流传至今的《汉书》有100卷，其列传部分之殿为“叙传”，分上下两部分。上卷主要講述了班固的家世等，下卷大抵叙述了班固撰修《汉书》始末，同时还以提要的形式，简述了12篇本纪、8篇表、10篇志书、70篇列传中每篇资料的基本内容等。

结合今本《汉书·叙传》和刘之遴所陈梁本、“真本”《汉书·叙传》“异状”来看，除刘之遴所提这八条“异状”及未言的其他两条“异状”外，今本、梁本、“真本”《汉书》中“叙传”内容大体一致。同时，借助今之《汉书·叙传》，亦可理解刘之遴所云部分“异状”具体所指。另有其他“异状”，如“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则言语含糊，斟酌起来，一时难解其意。实际上，这些“异状”涉及《汉书·叙传》篇章布局、《汉书》卷数划分等诸多问题，现分述如下。

第一，依据今本《汉书·叙传》中的相关文字可知，除却难知刘之遴所称第一条“异状”——“永平十六年”云云在“真本”《汉书·叙传》中的位置外，其他几个“异状”内容完全按照它们在“真本”《汉书·叙传》中的位置先后排列。表明文中“永平十六年”云云，应也依照这种方式编排，位于“真本”《汉书·叙传》中“中篇”二字之前，居全篇之首。

此外，《梁书·刘之遴传》等亦未谓“叙传”提要在“真本”《汉书·叙传》中的具体位置。我们认为，“叙传”提要当与其在现今《汉书·叙传》中所处位置一样，位于“真本”《汉书·叙传》之末，即第38卷。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主要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汉书·叙传》中的“叙传”提要，为《汉书·叙传》内容之解题版，述及班氏家族事迹、《汉书》纪传表志主体内容等，类似于在《史记》卷尾的“太史公自序”，以及今书文末之“后叙”，故而当在《汉书·叙传》卷末。清代浦起龙[3]、四库全书馆臣[4]10-11、王鸣盛[5]等，亦有类似的观点。

其二，《梁书·刘之遴传》等称“真本”《汉书》共计38卷，其中，“帝纪”之后为“外戚传”“诸王传”等列传，均位于卷37“音义”前。由这些内容排列次序以及卷数分布等可见，“真本”《汉书》的篇章布局有三种可能：（1）第1～36卷是纪、传，第37卷是音义，第38卷是表、志;（2）第1～36卷是纪、传、表，第37卷是音义，第38卷是志;（3）第1～36卷是纪、传、志，第37卷是音义，第38卷是表。

第（1）种假设中表和志合成一卷，第（2）种假设中“叙传”位于全书中间位置，第（3）种假设中志在表前，皆与今本《汉书》所列纪、表、志、传之次序以及“叙传”为末卷有很大不同。因总体上今本、梁本《汉书·叙传》内容大约相同，故刘之遴在参对梁本与“真本”《汉书·叙传》文字异同时，当指出这些“异状”。事实上，刘之遴没有言明类似情形，说明这几种分析恐难成立。

第二，据上文关于“真本”《汉书》及其“叙传”篇章布局所作辨析等可推，《汉书》“真本”具体文本结构应是：第1～36卷为“帝纪”“外戚传”“诸王传”等除“叙传”以外纪、传、表、志，第37卷为音义，第38卷为“叙传”。今本《汉书》除“叙传”之外纪、传、表、志总计99卷，如何将之并成“真本”《汉书》除“音义”“叙传”之外的36卷呢？具体的裁并标准又是什么呢？

《梁书·刘之遴传》等还说，“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反映文中未指明关于纪、表、志、传中诸卷具体合并标准。我们认为，将99卷析分作其三分之一强的36卷，一个重要原则应是合理地、尽可能地归并同类型内容。参据这一编辑方法，可尝试着对除“叙传”外的今本《汉书》内容作些划分工作。

《汉书》本纪12篇总共12卷，可并作“帝纪”1卷。

《汉书》8表合计9卷，其中卷13《异姓诸侯王表》、卷14《诸侯王表》，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可分别合作“诸侯王表”1卷、“功臣表”1卷。

《汉书》列传部分参照《史记》编纂方法，以西汉时公卿将相为列传，同时还以所处时代先后为主，先述专传，再写类传，复叙边疆各民族传与外国传，最后以外戚传、元后传、王莽传、叙传结尾。[6]在这些传记中，《梁书·刘之遴传》等已明言，“高五王传”“文三王传”“景十三王传”“武五子传”“宣元六王传”5卷并成“诸王传”1卷。而在《汉书》中的类传，比如“儒林传”“循吏传”“酷吏传”，边疆民族传和外国传，例如“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以及“外戚传”“元后传”“王莽传”，已难以进一步归并。

《汉书》志书部分亦难以再作整合。

计算上文所合并传世《汉书》卷数及“音义”卷可知，“真本”《汉书》内容已有32卷。在这32卷基础上，如何将剩下的今本《汉书》卷31《陈胜项籍传》至卷87《扬雄传》（其中不包括已合为“诸王传”的“高五王传”“文三王传”“景十三王传”“武五子传”“宣元六王传”）并为6卷，以与“真本”《汉书》38卷相合，这是关键所在。

我们注意到，“高五王传”“文三王传”“景十三王传”“武五子传”“宣元六王传”这5篇传记，将今之《汉书》列传部分天然地分割成6部分。此外，上文已提及，《汉书》列传依照时代先后序次，即使将“高五王传”等5传移出，其他传记亦依据传主生活时代的前后排列。所以今本《汉书》中的这6组传记可作为“真本”《汉书》中的6卷。

以上列举“真本”《汉书》38卷卷目及与今本《汉书》相对应内容见表1。

上文主要对刘之遴所述古今《汉书·叙传》八个“异状”中较难理解内容作了简要诠释，对于其他难以诠解的“异状”，如“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下文也会进行较为详细的解释。其实，文中讲“之遴具异状十事”，表明梁本和“真本”《汉书·叙传》存在十处“异状”，尚有两个“异状”没有指明。我们根据刘之遴所云这八个“异状”，以及今本《汉书·叙传》中的相应内容，可推测另外两个“异状”之所指。《汉书·叙传》曰：“以述《汉书》……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7]4235。通过上文对“真本”《汉书》篇章结构等所作考证可推，“真本”《漢书》篇章布局是纪、传（不含叙传）、表、志、音义、叙传，共101篇，38卷。因而，梁本与“真本”《汉书·叙传》其他两处不同可能是纪、表、志、传排列次序有异以及篇数或卷数不合。

此前，一些研究者也对“真本”《汉书》版本等进行了较深入探索，在取得显著学术成绩的同时，亦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譬如，学者李艳指出，刘之遴等所校古本《汉书》，乃38卷足本“真本”《汉书》，而非其中的“叙传”部分。[8]140今案，前引《梁书·萧琛传》等已明确说南朝僧人所携葫芦中装的是“真本”《汉书·叙传》，况刘之遴等所校出的“异状”，仅属梁本与“真本”《汉书·叙传》中的内容。故而，刘之遴等所校的乃是“真本”《汉书》“叙传”部分而非整部《汉书》。另如，唐代颜师古校注《汉书》时利用了“古本”《汉书》：“今则曲覆古本，归其真正。”[7]2南宋高似孙《史略·汉书诸家本》称，北宋宋祁校勘《汉书》时，也采用了“古本”《汉书》：“宋景文公祁参校凡用诸本：古本，颜师古未注以前本……”[9]39部分学者（如李艳[8]137-138、倪小勇[10]）认为，颜师古、宋祁等所用参校本“古本”《汉书》，均系刘之遴等所校“真本”《汉书》。我们以为，流传在唐宋时期的这些“古本”《汉书》，是否即系萧梁刘之遴等所见的“真本”《汉书》，囿于现有材料难以论证。

二、《汉书·叙传》“真本”真伪之平议

自萧梁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汉书·叙传》“真本”较少为世人关注。降至宋代，部分学者，比如南宋王楙[11]、王应麟[12]，在转录《梁书·刘之遴传》等史籍中有关《汉书·叙传》“真本”的材料后，指出此本当为《汉书》古本，且其集诸王事迹于一传以及“外戚传”在“本纪”后之体例，为《陈书》《新唐书》等正史转袭;另有一部分人，例如生活时代稍早于王楙、王应麟的王之望，则质疑其真实性，认为“非固未可知也”，并列出三条根据。[13]720王之望所举的两条依据，基本囊括在同样持“伪书”说的清代四库馆臣所撰“汉书提要”中。在该提要中，四库馆臣大致提出八条证据，即：

（1）在东汉永平年间完书的《汉书·叙传》“真本”“纸稿甚古”，然“永平中何由有纸，即此足破其妄”;（2）具有纪、传、表、志的《漢书》“真本”，其中班固上书时间（亦即完成时间，明帝永平十六年），与传世典籍所载《汉书》最终成书时间（和帝在位时）不合;（3）“真本”《汉书·叙传》“号为中篇”，而今本“叙传”在《汉书》之末;（4）主要生活在东汉的班彪，其传记不应列于记载西汉一代历史的《汉书》中;（5）《汉书》“真本”“凡百篇”，篇即卷也，可见是本有100卷，与《汉书》“真本”总卷数38卷相矛盾;（6）今本《汉书》篇章结构是纪、表、志、传，然《汉书》“真本”篇章布局却为纪、传、表、志，它们的内容叙述顺序不符。其中，《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分别位于《史记》“本纪”第7、“世家”第18，之后为班固整合成一篇传记《陈胜项籍传》，应循《史记》之旧例居《汉书》列传之首;（7）今本《汉书》列传中“外戚传”“元后传”“王莽传”之次序实有深意，外戚王莽能够代汉建新，盖与其姑元后王政君主政东汉有关。而《汉书》“真本”将“外戚传”排在“帝纪”后、“诸王传”前，系“恶知史法”;（8）今之《汉书·叙传》“信惟饿隶”云云中的“芮尹江湖”一句，附有魏晋时人张晏的注解，说明魏晋本和今本《汉书·叙传》所录此句相同，但都与《汉书·叙传》“真本”中的“淮阴毅毅”云云相异。[4]10-12，[14]，[15]

清代其他考据学家（如全祖望[16]）以及现代学者吕思勉[17]等亦有类似的看法。关于四库馆臣所述这些不同之处，以赵翼[18]、李艳[8]139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真本”《汉书》之所以与今本《汉书》不同，乃因前者系班固生前向明帝所呈的未完稿，后经班固之妹班昭等人校订，方成为今之《汉书》。此外，李艳还结合传世史乘和出土文物，针对四库馆臣所陈这几条论据及其他相关问题一一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在李艳的这些考论中，对于古代书籍卷数与篇数的关系、“《汉书·叙传》号为中篇”以及明帝永平年间存在纸的论证甚为精彩。然其中以及其他方面的考析亦存在可再商榷之处。比如李艳以为，“中篇”或指“叙传”在《汉书》一书中的位置，或为其中一个篇名。同时，她还进一步探究了这两种推论：倘若是第一种情况，《汉书》内容按照班固创作先后排序，即纪、传（含“叙传”）、表、志，那么“叙传”位于《汉书》中间位置;如果是第二种情形，“中篇”指“叙传”，那么“中篇”当系《汉书》列传中的一篇传记。今案，如前文所讲，《汉书》“真本”篇章结构应是纪、传（不包括“叙传”）、表、志、音义、叙传，表明李艳的第一种见解值得探讨;其第二种看法，亦需再作讨论（详见下文）。

我们认为，《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中的“叙传”部分，而是收存在某部史籍中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的表。下面借鉴李艳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综合班固生平事迹以及《汉书》成书经过、内容等，对四库馆臣所举论据以及未涉及的其他疑问逐条加以论析，以证此说。

（一）《汉书·叙传》“真本”在三辅地区（今陕西中部）代代相传

班固祖籍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19]1323，少年时，在东汉都城洛阳太学求学[19]1708。建武三十年（54），班彪亡故后，班固从洛阳西回安陵为父守丧。[19]1333中元二年（57），服丧三年期满，又前往洛阳入东平王刘苍幕府。[19]1330永平五年（62），刘苍由洛阳返归其藩国（今山东东平）[19]108，班固随着东平王府迁往他地而解职，之后再次回到安陵[20]177-180。据此不难看出，由于父亲过世、免职，班固先后两次自洛阳返回乡里安陵。同样道理，永元四年（92）班固去世以后，其子孙可能也返抵安陵为班固治丧、守孝，并携带班固所撰“书、文、记、论、议”[19]1386等作品。故而班固的著述或收录有其文的著作在今陕西一带流传成为可能。

另有李艳等学者指出：之前，《汉书》“真本”可能藏存在东汉洛阳皇家图书馆中;东汉初平元年（190），权臣董卓裹挟献帝由洛阳迁都长安，或在徙都运送图书途中，《汉书》“真本”流落至三辅地区民间。[8]138此论相关记载为：

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19]2548

这段话先后三次讲到图书损毁之事：在洛阳时，东观等皇家藏书机构内的典籍，为吏民肆意糟蹋，损失惨重;稍后，司徒王允收集洛阳地区残存图籍，将之装载七十余车运往长安，途中这些史册又遗失半数;迨书籍运抵长安之后，李催、郭汜等争权夺利，时常兵戎相见，致使原收藏在洛阳的载籍再次惨遭散失。[21]存录《汉书·叙传》“真本”之典册，可能在上述第二、三次文献散佚之列。李艳等人的这种看法，也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推想。

（二）《汉书·叙传》“真本”“纸墨亦古”，文字非隶非篆

先秦时期，竹简、木牍、缣帛等为彼时主要书写材料。简牍过于笨重，缣帛制造成本高昂，在西汉，纸作为其替代品而出现，这在传世古籍和出土文献中有所体现。《汉书·司马相如传》称，汉武帝时，司马相如应召入宫作《天子游猎赋》，“上令尚书给笔札”。颜师古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时未多用纸，故给札以书。”[19]2533这反映出西汉之初纸已成为一种书写材料，但未普遍用于书写文字。又，《汉书·外戚传》谓，汉成帝时，嫔妃曹伟能产皇子，招致成帝宠妃赵昭仪嫉妒，为其打入后宫狱中。昭仪又遣人给狱丞籍武送一绿色小箱，中有两枚药丸以及“赫蹄”，“赫蹄”中写有令伟能服食此药之类的话。“赫蹄”，颜师古引东汉应劭注：“薄小纸也。”[19]3991，3992可见当时已存在用于写字的薄纸。另外，近代以来，在今西北地区先后多次发现西汉时生产的古纸，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34、1957、1972—1974、1979年分别在今新疆罗布淖尔、陕西西安灞桥、甘肃居延汉代遗址、甘肃敦煌马圈湾出土的西汉武帝、宣帝等时期的古纸。

相对于西汉来说，东汉时纸已广泛用于写录文字。后汉应劭《风俗通义》（已佚）载，建武初年，光武帝刘秀迁都洛阳，用两千辆车装载“素、简、纸经”[22]。文中的“素、简、纸经”，应指写在白绢、竹简、纸张上的文化典籍和档案资料等。至定都洛阳以后，光武帝还设守宫令、尚书右丞，分别掌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以及“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23]3592，3597。同样，在今西北地区也出土有东汉纸。这些纸大多写有文字，如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字纸。和帝时，宦官蔡伦改进纸张制作工艺，对推广、普及纸在社会上的应用作出重要贡献。至东晋时，纸代替简帛等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书写材料。其他传世史乘和出土材料所见两汉时期各种纸以及汉代造纸技术發展史等，可参潘吉星先生的相关专著。[24，25]这些实例说明，东汉永平年间（58—75）及其以前已经存在用作书录文字的纸，四库馆臣言“永平中何由有纸”缺乏历史根据。

与纸逐渐盛行于两汉的同时，汉字形体也有一些新气象。两汉时期隶书为当时通行文字，但亦有人以非隶非篆字体刻写文字。譬如，两宋之际马永卿在《懒真子》中讲，他在关中士人王毖家中，亲见一件西汉时类似玉器的古物，上镌非篆非隶“正月刚卯”四字：

仆仕于关中，于士人王（毖）君求家，见一古物，似玉，长短广狭，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隶，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认。问之君求，云：“前汉‘刚卯’字也。”汉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铭其一面曰“正月刚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胜、春幡，亦古制也。[26]74-75

同书还说，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马永卿在关中蒲宗孟后人家中，见到一枚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之前所刻字体非隶非篆的官印：

政和中，仆仕关中，于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后，见汉印文云“辑濯丞印”。文奇古，非隶非篆，在汉印中最佳。辑濯，乃水衡属官。“辑”读如“楫”，“濯”读如“棹”，盖船官也，水衡掌上林。上林有船官，而楫濯有令丞，此盖臣印也。然皆太初元年已前所刻，太初已后皆五字故也。[26]80-81

非篆非隶的文字体式，还见于东汉碑文中。比如，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在今河北元氏县封龙山南麓所立的《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其书法风格，康有为曰：“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27]杨守敬云：“非篆非隶，盖兼两体而为之。”[28]梁启超评：“以隶势作篆。”[29]这反映出此碑字体游走于隶篆之间。

由这几个例子可推，在班固生活的年代（32—92）前后，非篆非隶文字形体已流行于世。再者，班固“工篆，李斯、曹嘉之法，悉能究之”，“大小篆入能”[30]。可见班固或生活时代晚于班固之人，可以兼用篆、隶之字体书录文书。

（三）《汉书·叙传》“真本”卷首前书“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

查《二十史朔闰表》[31]《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32]《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33]等古代年代历法工具书可知，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确为己酉日。这段文字涉及《汉书》成书过程，即该文如非系伪作，此年或稍前，班固已完成《汉书·叙传》。

关于班固撰写《汉书》的经过，刘宋范晔先在《后汉书·班固传》中讲，永平五年（62），班固因私自编辑西汉历史而下狱;此年或稍后，获释，除兰台令史，与陈宗等撰修东汉光武帝传记《世祖本纪》;其后，升为郎，典校秘书，撰光武帝时功臣传等28篇;之后，奉召继续撰著《汉书》;章帝建初年间（76—84），“潜精积思二十余年”，“乃成”《汉书》。范晔又在《后汉书·班昭传》中言：“（班昭）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后又诏融兄续（今案，马续）继昭成之。”[19]1334，2784-2785在同一部书中，范晔先说班固生前撰成《汉书》，后云未完成其中八表、《天文志》，前后抵触。那么，其他史籍对此是如何记载的呢？

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记：“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23]3215再，东晋袁宏《后汉纪·孝顺皇帝纪下》作：“（马融）兄续，博览古今，同郡班固著《汉书》，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34]369另，《隋书·经籍志》称：“建初中，（班固）始奏表及纪传，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后，始命曹大家（今案，班昭）续成之。”[35]957。这几种古书，特别是《后汉纪·孝顺皇帝纪下》中的相关叙述表明，班固在逝世前，完成《汉书》纪传，甚至表的部分内容，同时还撰有《汉书》“目录”或相似的资料，中有七表和《天文志》，班昭、马续可能依据此目录类材料，撰修班固所未竟的表、志部分。如此理解，大致可以解释范晔所述《汉书》成书时间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永平十六年（73）班固向明帝所奏《汉书·叙传》“真本”或者已著成的《汉书·叙传》具有目录学功能，可以指导班昭等人续修《汉书》。而四库馆臣将《汉书》及其中“叙传”完书时间相等同，似乎有误。

上文诠解了《汉书·叙传》“真本”所署时间与《汉书》完稿时间不合的疑难，下文剖析文中署名问题。

前文提到，持“伪作”说的宋代学者王之望对刘之遴所叙古今本《汉书·叙传》不同提出三个难解之处，其中两个包括在四库馆臣所著“汉书提要”中，所讲另外一个可疑之处为：“前代人臣所上书籍，皆有‘臣’字，如‘臣向’、‘臣何晏’等是也。今称‘郎班固上’，而无‘臣’字。”[13]720在解析这个疑问之前，先看一个类似的问题。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文中“曰”字之下，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言：“此已下是汉孝明帝访班固评贾马（今案，贾谊、司马迁）赞中论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后人因取其说附之此末。”[36]290，291，293今案，文中“曰”以下的文字，出自班固《典引序》。[36]290但它们亦有不同之处，如文中“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吾”，《典引序》分别作“永平十七年”、“臣”[37]。两书所载之所以不同，一般认为，班固对答汉明帝询问之辞原始记录，保留在《典引序》中，之后经人加工处理，收存于《史记·秦始皇本纪》。[20]182同样道理，《汉书·叙传》“真本”中“郎班固”，不作“臣固”，亦可能经过班固或他人增改。

（四）“真本”《汉书·叙传》“号为中篇”

此为刘之遴所述“异状”中最难理解的内容，也是认清“真本”《汉书·叙传》文体的关键。诚如李艳等学者所言：“真本”《汉书·叙传》中的“中篇”二字，可能指篇名，也有可能指序次。

先看第一种说法，前文已讲，《汉书·叙传》列有诸卷篇名、基本内容等，如“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述《叙传》第七十。”[7]4271假如“真本”《汉书·叙传》中的“中篇”二字指篇名，则与同书中所举其提要“函雅故”云云在文义上难以相合，是故“中篇”为篇名的可能性不大。

再谈第二种情形，竹简、木简、缣帛为汉代主要书写材料，其计量单位名称有“弟”“编”“册”“篇”“卷”等，[38]313古籍一篇与一卷内容是否可相等同呢？答曰，一般情况下不能等同。例证有，《尚书古文经》《诗经》分别有57篇、305篇，在《汉书·艺文志》中则分别记作46卷、28卷，[7]1705，1707因而四库馆臣以为《汉书》“真本”100篇即100卷想法恐误。又，据上文对《汉书》“真本”篇数所作分析可知，其篇数并非四库馆臣所言的100篇，应为101篇（说见上文）。

上面主要讲了书籍篇和卷的关系，下面再说篇次“中篇”二字为什么在“真本”《汉书·叙传》正文中。

从前文关于“真本”《汉书·叙传》篇章布局所作推测可知，在《汉书·叙传》“真本”中，先署上书时间、名字，再写篇次“中篇”，后述其他内容。这种篇章结构，明显与古今文章写作顺序不合。应该如何解释此不同呢？汉代简牍上书有篇题、篇次，篇题即书册的标题，写在第二枚简牍的背面;篇次即序数，写于第一枚简牍的背面。比如今甘肃武威出土的竹木简《士相间之礼第三》，篇次“第三”、篇名“士相间之礼”，分别写在第一、二枚简牍背面。[38]301-302通过汉代简牍篇次、篇题书写位置可见：起先，“真本”《汉书·叙传》可能写在竹木简上，没有篇题，第一简正面写“永平十六年”云云，第二简及其后简正面记“班氏之先，与楚同姓……”，第一简背面书“中篇”;此后，由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或其他原因，有人将简牍之文转抄在纸上，在抄录时，首写第一简正面上的文字“永平十六年”云云，复书第一枚简背篇次“中篇”，再录第二简及其他简正面上的文字。抄写之人可能不明简牍的阅读方法，只是按简牍编联先后缮写其上文字，致使纸质版“真本”《汉书·叙传》中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

上文所还原的简牍版“真本”《汉书·叙传》很有可能并非《汉书·叙传》，而是经班固或其他人修订后的班固所上的表，原因大致有两个：

其一，“真本”《汉书·叙传》前写“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其下无标题。如前文所讲，文中写作“班固”而非“臣固”，显是经过班固或其他人修改;再，汉代奏章文书，先写奏文日期，按照年、月、日数（以数字记日）、日子（以干支记日）的顺序编排，例如甘肃甘谷汉简宗正柜等上书“延熹元年十二月壬申朔十二日甲申”，再写上书者的官爵身份与名字，然署名不署姓，比如《无极山碑》“太常臣耽、丞敏”，其后还有“稽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之类的话，以及正文与结束语（譬如“臣某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39]就这两者写作程式来看，它们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二，某部书大概分上中下三篇，其中篇有“真本”《汉书·叙传》，而今本“叙传”在《汉书》全书之末，可见这两种《汉书·叙传》在各自所收存书中的位置不同。相应地，此书和《汉书》为同一种书的可能性较小。

另外，萧梁刘之遴等所见者，仅是“真本”《汉书·叙传》，没有其他内容。

由这几个线索分析：永平十六年（73）五月二十一日班固所上的这个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后，收入简牍版某书的中篇;此后，有人将全书或这个表誊录在纸上;其后，三辅地区的某人见书中此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体相同，遂将二者相等同。

今案，“真本”《汉书·叙传》内容与班固以及东汉档案资料等相关，故而收录有“真本”《汉书·叙传》的书籍当亦与它们有关。以现存材料来说，与班固或者东汉档案文书相关联的史册有《班固集》《汉名臣奏》等，“真本”《汉书·叙传》可能为其中一部分。这里只是举出两个例子，实际上“真本”《汉书·叙传》是否出自这两部书殊难考证。原因在于：17卷《班固集》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35]1057其成书时间难考;西晋陈寿撰有《汉名臣奏事》30卷，[40]，[41]1493东晋袁宏《后汉纪·序》引录《汉名臣奏》，[34]1此外还有在萧梁成书的佚名《汉名臣奏》30卷，[35]1088在唐代存有佚失名字《汉名臣奏》29卷，[41]1493以及在宋代流传失却姓名《汉名臣奏》2卷。[42]除却在萧梁完书的《汉名臣奏》外，其他几种《汉名臣奏》是否为同一书，以及它们和《班固集》是否在萧梁时存于世，在萧梁流传而是否为刘之遴等人所见，限于目前资料难以探究。

（五）“真本”《汉书·叙传》载“稚生彪，自有传”，书中“外戚传”在“诸王传”前、“帝纪”后

关于“稚生彪，自有传”一句，四库馆臣理解作：“真本”《汉书》列有东汉班彪（3—54）传记，与《汉书》所言记事时间下限新莽地皇四年（23）相悖。

先退一步来讲，假设“真本”《汉书·叙传》为托古伪作。东汉至萧梁时先后几次修正历法，中间还有置闰等繁杂情况，而“真本”《汉书·叙传》所言“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日期与干支相应，可见作假者着实费了很大功夫。既然作伪者能够如此用心编制伪书，对班彪传记不应在《汉书》中这种基本常识不能不察。事实上，“真本”《汉书·叙传》存有这段文字，可知“自有传”一语出自作假者之手的概率较小，且当非如四库馆臣般理解作班彪详细生平事迹等存于《汉书》人物列传中。

既然此语为真，又非指在《汉书》中班彪“自有传”，对之该如何解释呢？李艳等学者以为，在班固上奏“真本”《汉书·叙传》之前，班固等人已将所撰光武帝时功臣列传等28篇上呈明帝，既然班彪曾经规劝割据西北的隗嚣归顺东汉，且有一定学术主张，其事迹当收录于这些功臣传记中，所以“自有传”，指班彪个人传记已存录在这些功臣传记中，相似内容在“真本”《汉书·叙传》中则有所减省。[8]139今案，班固等所撰28篇传记为《东观汉记》中的一部分，而今辑本《东观汉记·班彪传》记班彪避祸河西，为东汉大将军窦融从事，[43]反映录有班彪表字、交游、言行等内容的个人传记有可能收存在这28篇传记中，此或可佐证李艳等人的观点。另外，《汉书·叙传》在叙班稚兄班游事迹时云：“上器其（今案，班游）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即《史记》）、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7]4203文中“语在《东平王传》”当指《汉书·东平思王刘宇传》载刘宇请求汉成帝赐赠《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王凤主张不予，[7]3324-3325這件事详细情况存录在《汉书·东平思王刘宇传》中，故在此处有所省略。《汉书·叙传》略述刘宇求书未获准一事，而列出具体情况出处，同理亦可罗列班彪一些事迹，同时指出某书列有班彪传记。这两个证据说明，李艳等人之说有一定合理性。

至于“帝纪”后列“外戚传”，或有班固个人因素、东汉特殊政治背景等方面的原因。第一，据《汉书·叙传》言，班况有子班稚、有女婕妤，班稚之子为班彪，班婕妤系西汉成帝的嫔妃，[7]4198，4205是班固姑祖母，反映班固政治身份多少与西汉外戚沾些边。第二，外戚专权和宦官干政是东汉重要政治特点，肇始于和帝。章帝薨后，年幼的和帝刘肇继位，其养母窦太后临朝听政，并重用族人窦宪、窦笃等掌控国家政治中枢。在和帝即位初年，窦氏家族权倾朝野，攀附者如过江之鲫，班固为其中之一。母后家族势力逐渐庞大，引起和帝警惕与不满，和帝欲借鉴西汉清除擅权外戚的历史，利用常伴左右的宦官，伺机剪除窦氏集团。《后汉书·清河孝王传》称，永元四年（92），时班固尚在世，“帝（今案，和帝）移幸北宫章德殿，讲于白虎观，庆（今案，清河王刘庆）得入省宿止。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庆私从千乘王（今案，刘伉）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李贤等注：“谓文帝诛薄昭、武帝诛窦婴故事。”[19]1800-1801《汉书·外戚传》记载西汉文帝、武帝时外戚薄昭、窦婴弄权事迹，和帝秘密寻之，读之，意在总结历史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为根除窦宪等人势力做好各项准备。因而，《汉书》“真本”中“外戚传”位于“帝纪”后，迎合了东汉王朝各种权力人物的心理。第三，《后汉书》《三国志》《梁书》《陈书》等正史中，“外戚传”之别称“皇后纪”“后妃传”“皇后传”等，均居“本纪”后。表明“真本”《汉书》中“外戚传”位置次于“帝纪”，并非其独有修史原则，是合乎情理的。同理可推，在《陈书》、新旧两唐书等书中，诸王生平事迹等聚合在一篇传记中加以叙述，可见“真本”《汉书》中众王为一传也是合乎修纂史籍惯例的。

（六）“真本”《汉书·叙传》中“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与今本《汉书·叙传》中相对应内容不同，同时，又存今本所无的卷37“音义”

1.《汉书·韓信传》曰：“及项梁渡淮，信乃杖剑从之。”[7]1862又，“周章”，意为周游。可见“淮阴毅毅，杖剑周章”，讲淮阴侯韩信携剑遍游各地，与《汉书·韩信传》中的相关叙述正相照应。另外，在上古音中，章、英、骧、梁、疆、殃、长，分别为章纽阴声阳部

[44]250、影纽阴声阳部[44]273、心纽阴声阳部[44]258、来纽阳声阳部[44]259、群纽去声阳部[44]257、影纽阴声阳部[44]256、定纽阳声阳部[44]250，反映出上引“真本”《汉书·叙传》“淮阴毅毅”云云，以及其后“割有齐、楚，跨制淮梁，绾自同闬，镇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吴克忠信，胤嗣乃长”中第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句最后一个字的韵母皆是阳部，连读起来音韵铿锵，富有节奏感。这几个证据表明，“淮阴毅毅”云云在文献学、音韵学上有些根据。

至于今之《汉书·叙传》中“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真本”《汉书·叙传》写作“淮阴毅毅”云云，可能经过班昭等人削改。主要有两个依据：首先，“淮阴毅毅”云云所言韩信、彭越、英布三人有侠义之风，充满豪气，与《汉书·叙传》中其他传记“提要”，比如“舞阳（今案，樊哙）鼓刀，滕公（今案，夏侯婴）厩驺，颍阴（今案，灌婴）商贩，曲周（今案，郦商）庸夫”所云的他们的低下职业不匹配，[7]4249并且之于西汉而言，建国前他们皆立下汗马功劳，建国后韩信、彭越、英布为叛将，樊哙、夏侯婴、灌婴、郦商系功臣，“真本”《汉书·叙传》关于这两类人物所暗含的评价反差过大;其次，北宋宋祁所校《汉书》与今本《汉书》内容基本相同，所列参考校本中有“曹大家本”[9]40，显见魏晋时张晏所见到的《汉书》版本可能是已经班固或班昭校改过的“曹大家本”。

2.《汉书》旧文多有古字，[7]2文意古奥，自问世起即令读者难以通解。《后汉书·班昭传》称“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马融从班昭门下授读《汉书》，[19]2785反映出或班昭最早担当了对《汉书》解音训诂的重任。这种口耳相传的传授方式，可能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三国志·孙登传》记载，孙吴孙权敕张休随张昭读《汉书》，再命张休传给其子孙登，[45]即可为证。与口述音义解读《汉书》内容同时，至晚从东汉桓帝开始，就有学者（如延笃）以文字形式注解《汉书》中古字的音和义以及一些名物等。至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为《汉书》注音解义者已有20多家。[7]4-6这些事实充分表明，《汉书》中的许多文字音难读、义不易解。大概班固也意识到这一点，欲在《汉书》中列“音义”一卷，以释其中难解的字与难念的音。

三、结语

以上主要探求了“真本”《汉书》的篇章布局、其中“叙传”之真伪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大致得出这样几个结论：（1）所谓“真本”《汉书·叙传》，很有可能不是《汉书》中的“叙传”部分，而是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2）这篇表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书、流传过程为：永平十六年（73），为便于明帝较为详细地了解《汉书》每卷主旨，班固归纳了《汉书》诸卷要义等，并将之以表的形式上呈明帝;此后，该表经班固或其他人整理加工，收入班固作品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典册中，且书写在简牍上;其后，由于此简牍版表难以长久保存或其他方面原因，有人将它转录在纸上。然在抄录过程中，因不清楚简牍文字的阅读顺序，错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再后，三辅地区之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基本一致，以为其为《汉书》“真本”中的一部分;萧梁时，某僧人得到《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携至萧梁宣城，之后是“真本”分别为萧琛、萧范、萧统递藏。虽然“真本”《汉书·叙传》非系《汉书》原稿，但是对稽考《汉书》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以上这些认识，主要是基于对“真本”《汉书·叙传》所署日期、篇次、文句等所作的诠释。然其中某些解释，如古本《汉书》存“音义”一卷，在现存其他材料中没有找到直接史料依据，故而上述推论中的某些分析还需要接受新材料的印证。除此以外，由《汉书·叙传》“真本”中的有关记述可推，班固提出编著38卷本《汉书》的设想。和帝时，班固所未完成的《汉书》遗稿卷数经班固分作100卷，或者分成38卷，之后由班昭析分作100卷，也须待以后发现新资料才可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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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 玲

Abstract： The so-called Manuscript of Xuzhuan of Hanshu is not the original part of Hanshu， but a copy of the Memorial recorded by Ban Gu （32AD—92AD） in the reign of Yongping of Eastern Han Dynasty（58AD—75AD）.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to Xiao Liang Dynasty（502AD—557AD）， the general process of writing and circulating is as follows： in the sixteenth year of Yongping （73AD）， Ban Gu generalized the main point of volumes of Hanshu and submitted to Emperor Ming. After that， the Memorial was compiled by Ban Gu or the other people， and was included in the materials of the Ban Gu Wen Ji or Eastern Han Dynasty documents and other documents， and written in the Bamboo slip. Later，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Bamboo slip was difficult to save for long time and other reasons， some people copy the Memorial into the paper. In the process of copying， because the transcriber was unclear about the order of the text， the words of "middle chapter" were mistaken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text. Later， a man found that the Memorial was similar to the Xuzhuan of Hanshu， and thought that they were the same book. In Xiao Liang Dynasty， a monk got the Memorial and brought it from the north to Xuancheng. Afterwards， the Memorial was collected by Xiao Chen， Xiao Fan and Xiao Tong. The Number of rolls and structure of Hanshu written in the Memorial have important literature value for studying the version and writing of Hanshu.

Key words： The Manuscript of Xuzhuan of Hanshu; text structure; authenticity; Ban Gu

124750078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