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

摘要：由于《文选》李善注本与五臣注本的歧错，《赭白马赋》作年存在着淆乱，进而影响对其主旨的解读。通过细绎元嘉政局、《文选》次文要窍及赋文本，可以推定此赋当作于元嘉十八年（441）刘义康集团覆灭而文帝重掌大权之时，主旨乃形塑文帝威仪赫赫的精神气格。尤具匠心的是，颜延之通过赋末“乱曰”的精巧用典，嗣承楚骚的谲谏精神，冀望于将自己晚年因买田纠纷而遭到弹劾的隐衷上达天听。

关键词：赭白马赋;作年;主旨;谲谏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2）01-0107-08

关于《赭白马赋》①的研究，难点在于对其作年的认定。赋中本有时间标识，但《文选》李善注本载为“惟宋二十有二载”[1]263，注为“宋文帝（元嘉）十七年”[1]263②。五臣注本作“十有四载”（元嘉十年）[1]263。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一六朝“古钞本”《文选》，仅存卷七残卷，此赋存“维宋十有二载”（元嘉八年）至赋末。但这个最早的抄本抄写粗糙，作年是否有误只能存疑。[2]2694

一、《赭白马赋》作年疑谳与异文比勘

针对《赭白马赋》的作年异文，清人张云璈[3]、梁章矩[4]、今人沈玉成[5]认同李善注，曹道衡则认同五臣注。黄侃于“惟宋二十有二载”句下批曰：“下‘二’字有误，尤袤云，五臣作‘十有四载’。”[6]依黄氏句读，五臣注的完整表述是“惟宋二十有四载”，这与后来陆续发现的五臣注本不合，恐出于黄氏私臆。因此，此赋的系年计有：“十有二载”（元嘉八年）、“十有四载”（元嘉十年）、“二十有二载”（元嘉十八年）、“二十有四载”（元嘉二十年）等四种不同的“理解”，学界的讨论主要围绕“五臣注”与“李善注”的是非展开。缪钺认为，此赋乃元嘉十七年刘义康党羽被戮、宋文帝重掌朝纲后，颜氏于翌年所作。[7]曹道衡认为，元嘉十七年文帝袁皇后殁，朝野直哀戚，元嘉十年则朝野清平，此赋作于是年更可信。[8]

细究之，缪钺和曹道衡只是针对赋中攸关作者身世的异文而展开研究。事实上，两个注本系统的异文远不止此一处，其他几处因为与作品作年无直接关联，而无人问津。新近出版的由刘跃进主编的《文选旧注辑存》（以下简称《辑存》），将来自抄本、刻本等不同流通途径的两个注本系统中所出现的异文悉数出示，为我们重新思考此赋的研究进路大有裨益，兹将异文列表（见表1）。

《赭白马赋·序》言：赭白死，文帝“乃诏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献赋” 。颜延之此作赖《文选》得以流传，当日与其同赋者，至梁尚存《乘舆赭白马赋》二卷。据姚振宗估计：“同时奉诏作赋者不止严（颜）氏一人，此殆裒为一帙欤？”[9]当然，颜氏此作也已非原貌。李善作注，不仅重新分卷，而且作过文字甄选。如“简伟塞门”句，李善注云：“塞，或为寒，非也。”[1]265晚于李善注本达60年之久的五臣注本，不惟专意纠偏李注，且中经永隆二年（681）科考中诗赋地位的加强，士子们竞相传抄《文选》，势所应然，足使抄写变异频繁发生。

从表1中所示异文种类来看有如下几种情形。有形近易讹者，如“沬”与“沫”、“肄”与“肆”、“屬”与“厲”;“都人仰而朋悦”，九条本、奎章阁本作“朋”，但二本皆加旁记曰“善本作‘明’”，尤刻本显然作过校正。有异体字者，如“迾”与“列”、“回”与“廻”、“徇”与“侚”、“洩”与“渫”、“崐”与“崑”、“鷰”与“燕”、“蹀”与“”、“鉤”与“钩”。有通假字者，如“上”与“尚”、“锡”与“赐”、“鑾”与“鸾”、“掣”与“制”、“盤”与“般”、“殉”与“侚”。有繁简字者，如“於”与“于”、“回”与“迴”等。有避讳者，如“人”与“民”、“调民”与“训人”、“世”与“代”。有书写致歧者，如“態”与“熊”;“臒”本义为肉，“雘”本义为红色颜料，“丹雘”同义复合，而“丹臒”连用则差池甚远;“獘”古同“毙”，“弊”有“败”意，两者于文义理解都有待商榷。

梳理异文中的若干用例，可以察知五臣注与李注之间的因循、变异轨迹。如“声八鸾以节步”，李善注“八鸾”典出《诗·大雅·烝民》“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则原文当为“鸾”字。吕向注云：“銮，铃也。”[1]265“遮迾”，李善注引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谓之遮迾。”又引《漢书音义》晋灼云：“迾，古列字。”刘良注云：“遮，犹卫也;列，行也。”[1]264以上两例皆为异体字转换，更动之迹明显。“信圣祖之蕃锡，留皇情而骤进”句，五臣改“锡”为“赐”，二字古时本常通用。改动后，张铣注曰：“此马帝为蕃王高祖赐之，故云留皇情而骤进。”[1]264于文义理解并无大碍，但却低估了颜氏作为用典能手的精义。李善已揭此典出自《周易·晋卦》：“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10]这里的康侯，即姬封，周武王、周公的少弟，三监乱后徙封为卫侯，抚慰殷商旧民，在任勤勉，屏藩周室。颜延之在此恐非单单用卦辞中与马相关的典故，更重要的意味尚在于申明刘义隆居藩时功劳显著以及在兄长少帝刘义符被诛后徐图后进、重建朝纲的过往，有美化圣躬之意。五臣改后，文义固然显豁，但可能与作者起初的构思差池已远。“泰阶之平可升，兴王之轨可接”，五臣改“可接”为“既接”，力避对句中的语词重复。然吕向注曰：“轨，迹也。言太平可升，兴王之迹可接於古也。”[1]263明显参酌李注，此处显然只是为行文流畅而更动文字。同样，“妍变之态既毕，凌遽之气方属”句，五臣或讹“属”为“厲（厉）”。李善注引郑玄《丧服注》曰：“属，连也。”而张铣注仍曰：“言变态既毕，勇急之气增以连属也。”[1]266亦申发李注。

由以上几处异文看，李善注本似比五臣注本稍显优良。况且，五臣注往往刻意纠偏李注。仅就颜延之作品而言，五臣即有妄改时间的罪状。《文选》卷五八收颜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李善记袁皇后崩日为“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1]1068，五臣本作“二十八日”[1]1068。然据《宋书·礼志二》：“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11]394依《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壬子”即为二十六日，五臣本为非。因此，完全有理由怀疑五臣在《赭白马赋》中依然有妄改之嫌。此点还可从其他文献得到佐证。《初学记》截存了《赭白马赋》较长的一个段落，将其与古钞本、李注本、五臣注本比对（见表2），《初学记》所收的版本与五臣注本相似度较高，这可能缘于有唐一代五臣注比李善注更为通行之故，但“二十有二载”的作年却又同于李善注。

五臣注大行于唐世当在开元六年（718），即吕延祚《上集注文选表》后。成书在开元十五年（727）前后的《初学记》，由表2可以看出，所节引《赭白马赋》呈现出两家注本杂糅的状态，但在攸关赋之作年的“宋二十有二载”，《初学记》仍沿袭李注。考虑到《初学记》本为皇子查检典故所用，一则必严格甄选，“其所采摭皆隋以前古书，而去取谨严”[12]2;二则当首重文义及辞采，想必不会刻意在作年等因素上细琐考究，遵从“原书”、有选择地节引当更合乎集体手工作业的情理。况且，李善作注时曾参阅《颜延之集》③。因此，“有宋二十二载”应为目前所知可信度较高的一种作年。此外，为得到更妥帖的理解，尚须回到元嘉政局、最早载录此赋的《文选》及赋文本中去寻找线索。

二、由颜延之元嘉初中期仕历探勘赋的作年

颜延之出身于琅琊次等士族，年三十尚未婚宦，起家较晚。自出仕后，与刘裕父子的政治立场极为亲善。其间，经历刘裕弒杀晋安帝、恭帝，徐羡之等废黜少帝，文帝诛杀傅亮等辅政大臣，文帝权威被刘义康掣肘等诸大事，且长期职任中书，参掌机密，入世极深。同时交游多方，不仅与王（王球）、谢（谢灵运）族人过从甚密，且与隐士周续之、陶渊明以及佛徒慧琳等多有往来，思想纯熟无碍。起家甚晚但起点甚高、屡经世变而又谙熟“站队”，此番履历磨砺出其成熟老成的政治心态。自元嘉元年（424）算起，颜延之已届不惑之年，家居期间示于子孙的《庭诰》曰“今所载咸其素蓄，本乎性灵，而致之心用”[11]1893，又曰“昔之善为士者，必捐情反道，令公屏私”[11]1893。以此观之，其先后两次直接忤怒执政权贵，绝非仅仅因“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 [11]1893-1894所致，或自有其冷静的观察与缜密的心算。更关键的是，自元嘉六年刘义康入朝为辅，即与刘湛等朋结党羽，擅权专断，自元嘉十二年为太子太傅后，更是“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径行”[11]1790，矫诏杀良将檀道济、薛彤、高进之等，自毁长城，妄图自立，凌轹皇权[11]1343-1344。其间，颜延之长期担任太子中庶子、步兵校尉，职近中枢，亲历兵机，赋中所言“武义粤其肃陈，文教迄已优洽”，当非骨鲠之臣所能道出。因此，五臣所注“十有四载”（元嘉十年）恐有不妥。

赋文本有“泰阶之平可升，兴王之轨可接”一语，前贤未曾深发。“泰阶”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建元三年（前138），武帝欲起上林苑以满足游猎骑射的奢欲，东方朔谏曰：“臣闻谦逊静悫，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忘生触死，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不胜大愿，愿陈《泰阶六符》，以观天变，不可不省。”[13]1343东方朔深知武帝脾性，以一套天人感应的说辞和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的前鉴劝说武帝放弃侈念，虽未收到预期效果，但武帝显然对《泰阶六符》颇感兴趣，“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13] 1344。

《泰阶六符》，《汉书·艺文志》“天文类”载一卷，未题撰人。后汉应劭引《黄帝泰阶六符经》释“泰阶”为天下太平的星占指示。据《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中，“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合而为斗”[14]1291-1292，“斗魁戴匡六星，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14]1293-1294。三国魏孟康释“泰阶六符”曰：“泰阶，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验也。”[13]2851东方朔据此匡正武帝奢侈扰民之举，实乃借助天象灾异警示武帝不可因纵欲而引起君臣失序，士庶悖反。质言之，“泰阶”（又作“台阶”“太阶”）之典重在应验君臣和睦则天道昭昭。扬雄《长杨赋》述及汉文帝勤俭朴质：“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1]175左思《魏都赋》申曹魏禅汉继往开来之应曰：“陟中坛，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继绝世，修废职。……英喆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将猛四七。赫赫震震，开务有谧。故令斯民睹泰階之平，可比屋而为一。”[1]133-134以上两例可谓此典最佳释义。

元嘉十一年，颜延之被黜之因乃于上年直接顶撞刘湛，并作《五君咏》（舍竹林七贤中贵显之山涛、王戎）以抒其愤，矛头直指刘湛座主刘义康，故义康盛怒欲徙之远郡，赖文帝保护而闲居都邑[11]1893。巧合的是，颜延之家居的七年亦是文帝与刘义康嫌隙逐渐加深、兄弟夺权趋于白热化的时期。元嘉十二年，刘义康加太子太傅，十六年，进大将军，领司徒，辟召掾属，其心腹刘斌、王履、刘敬文、孔胤秀等阴谋推其上位，被文帝察觉，自此，文帝再未去过东府，兄弟交恶。元嘉十七年，文帝趁刘义康留宿中书省，下手诛杀其心腹刘湛、刘斌“及大将军录事参军刘敬文、贼曹参军孔邵秀、中兵参军邢怀明、主簿孔胤秀、丹阳丞孔文秀、司空从事中郎司马亮、乌程令盛昙泰等。徙尚书库部郎何默子、余姚令韩景之、永兴令颜遥之、湛弟黄门侍郎素、斌弟给事中温于广州，王履废于家”[11]1790-1797。龙颜所逼，刘义康改督江州，镇豫章。然文帝旋以萧斌领豫章太守，萧承之领兵驻守豫章，架空刘义康，无奈之下他只得辞去江州刺史，虽“增督广、交二州、湘州之始兴诸军事”[11]1793，但不再加刺史衔，实际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开始了囚徒般的暮年生活，终在元嘉末被杀。从元嘉六年至元嘉十八年，刘宋政局无异于翻版的“郑伯克共叔段”。而颜延之恰在刘湛被诛、文帝兄弟反目后重获启用，赋中的“泰阶之平可升，兴王之轨可接”当写在文帝重将乾纲独断之时。

另外，据《晋书·天文志》，晋义熙十四年，刘裕北伐长安带回了已损坏的张衡旧铸浑天仪。元嘉十三年，“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浑天”，“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黄道”。[15]仪象的更新固然是元嘉改历的组成部分，但亦表明时人探索天体以察时政的浓厚兴趣。就颜延之本人而言，他曾仿《尔雅》撰《纂要》一书，今存佚文中仍可见其对天地、星象的说解，如 “日月谓之两曜，五星谓之五纬。日、月、星谓之三辰，亦曰三光。日、月、五星谓之七曜，天河谓之天汉”[12]2357。此书为小学著作，尤见颜氏博通，而以文帝兄弟反目为背景，赋中嵌入“泰阶之平可升”的星历知识当不仅仅停留在机械用典的层面，更深的蕴涵尚须深入挖掘文本来探察。

三、由《文选》次文要窍推论颜延之境遇

《赭白马赋》收入《文選》卷十三赋庚“鸟兽类”，余者为贾谊《

服鸟鸟赋》、祢衡《鹦鹉赋》、张华《鹪鹩赋》及鲍照《舞鹤赋》。由作意看，贾谊贬于卑湿之地，见不祥之鸟而伤悼己身，忧国忧民的一介书生，奈何见欺于不读书的武夫流辈，作《服鸟鸟赋》“特借服鸟鸟以造端”[16]876;狂狷孤傲的祢衡由“归穷委命，离群丧侣”的西域鹦鹉叹“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 [1]259，进而“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1]259，由鸟及人，又由人命菲薄及于国运衰颓，《鹦鹉赋》“伤时不复，故以寓其义也”[16]876;张华《鹪鹩赋》，据臧荣绪《晋书》乃“栖处云阁，慨然有感”之作[1]260，借鹪鹩以自寄，以小喻大;志大心高而终生“才秀人微”的鲍照，其《舞鹤赋》以险急之笔状摹仙鹤舞容，然全篇透射着“惆怅”的色调，从“岑寂”“愁暮”“哀离”“穷阴”“凋年”“苦雾”“悲泉”“萧条”“矜顾”“迟暮”“长悲”等晦暗词汇，不难见出鲍照孤高自雄、顾“鹤”自怜的愁绪。萧统次文讲求“事出於深思，义归乎翰藻”[1]1，以上诸篇无一不是借鸟类而泄愤懑、观物赋德之作，颜延之《赭白马赋》当不会脱出此中三昧，其文本“个性”当与贾谊、祢衡、张华、鲍照等人之作颇类，抑或蹭蹬蹎踬后所为。

前文已述，颜延之自元嘉五年至十年间，仕历相对稳健。若此赋作于元嘉十年，其心态与贾谊、祢衡、张华等作赋时固截然不同，选择一匹死马作为此时颜氏之心境剖露，萧统当不致如此失察，而颜延之自元嘉十一年被文帝担保而留在京都，虽不在官，然名望远播，并非“不豫人间”。元嘉十二年，天竺名僧求那跋陀罗来访，“太祖延请，深加崇敬，琅琊颜延之通才硕学，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17] 。元嘉十三年，晋恭思褚皇后崩，刘湛拜帖请其参与葬礼（未允）。元嘉十七年九月，文帝诏其为袁皇后作哀策文，深契帝心，亲增“抚存悼亡，感今怀昔” [11]1284-1285八字，情深意笃，颇悔前愆。刘义康党羽被诛后，颜延之起为始兴王刘浚后军谘议参军。按《宋书·文帝纪》及《刘浚传》，刘浚在元嘉十六年二月进督湘州诸军事，后将军、湘州刺史;元嘉十七年十月，刘湛被诛，十二月戊辰，为扬州刺史、将军如故。检《二十史朔闰表》，戊辰当为二十二日，颜延之被起用当在此月末。而据《宋书》本传，“刘湛诛，起延之为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坐启买人田，不肯还直” [11]1902，为荀赤松所奏。查《宋书·百官志》诸官执掌，御史中丞掌“奏劾不法”[11]1250，职任较重，观其所为，自不会居官甚久;谘议参军“主讽议事”[11]1250，国子祭酒，属常置学官。按《通典·职官志》，司徒左长史，宋时尚属清议文官，多为加官。[18]117显然，颜延之不可能天天更换职务，而在一年内频转任守则是可能的。换言之，颜延之因买田纠纷被劾最早在元嘉十八年于理可通。

四、由赋文本的构思观察“赭白马”的寓意

从《赭白马赋》的宏观构思来看，颜延之并未止于对“赭白马”的静态细描。颜延之将大量的笔墨集中于“马之用”——“腾光吐图，畴德瑞圣之符”和文帝的武备。这匹来自异域的骏马“附筋树骨，垂梢植发，双瞳夹镜，两权协月，异体峰生，殊相逸发”，纵然骨骼奇伟、仪态非凡，但从它被作为贡品赠予刘宋后，不惟身体被羁縻，“具服金组，兼饰丹雘。宝铰星缠，镂章霞布。进迫遮迾，却属辇辂”，且头脑被“教敬不易之典，训人必书之举”，它的驯化特征在文本里恰又表现为一个“道具”：颜延之倾意于将之作为凸显文帝在校猎场中雄姿英发、威武强悍的一个象征。

尽管赋中极力把文帝塑造成一个文教优洽的帝王，然自少年时代便督青、冀和江淮诸州的经历，乃父曾经扫荡幽燕、恢复二都的赫赫武功，北魏不时窥江的逼迫感，都砥砺着他未必安心做一守成之君。事实上，在近三十年的执政生涯中，文帝曾分别于元嘉七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三次北伐，虽皆流于草草，但勇武之气未尝衰歇。元嘉五年，临玄武馆阅武;七年，遣将北伐;十六年，于北郊阅武;二十五年，发诏大习众军于宣武场，明确申言居安思危，“当因校猎，肄武讲事”的自励精神;至二十七年《北伐诏》痛陈魏虏“兽心靡革，驱逼遗氓，复规窃暴”[11]2348的暴虐属性。就内政来说，正是在元嘉十六年阅武之后，文帝进江夏王刘义恭为司空，进王敬弘开府仪同三司（未拜），分化刘义康的意图甚明。揆诸《宋书·殷景仁传》：元嘉九年始，刘湛、刘义康便与景仁不睦，几欲刺杀之;自十二年始，“景仁卧疾者五年，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影迹周密，莫有窥其际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寝疾既久，左右皆不晓其意。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景仁，犹称脚疾，小床舆以就坐，诛讨处分，一皆委之”[11]1683。可见，文帝自有谋主，诛锄刘义康当绸缪有年。十七年，刘义康党羽被刈，及其甫一出藩，即调刘义恭录尚书事。两年之间，文帝打了一套凌厉的组合拳。职此，再看《赭白马赋》关于文帝驾驭着赭白校猎众军、畋猎秋蒐的威赫场面。

至于露滋月肃，霜戾秋登，王于兴言，阐肄威棱。临广望，坐百层，料武艺，品骁腾。流藻周施，和铃重设。睨影高鸣，将超中折。分驰回场，角壮永埒。别辈越群，绚练夐绝。捷趫夫之敏手，促华鼓之繁节。经玄蹄而雹散，历素支而冰裂。膺门沫赭，汗沟走血。踠迹回唐，畜怒未泄。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悦。妍变之态既毕，凌遽之气方属。跼镳辔之牵制，隘通都之圈束。眷西极而骧首，望朔云而蹀足。

流露其间的尚武精神绝非文帝平素体弱多病的一贯形象，赭白马骁勇果决、矫捷敏锐的拔萃之态，直若刘宋不忘武备、奋励神州的豪迈气概的写照。这与前文“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职，四隩入贡。秘宝盈于玉府，文驷列乎华厩。……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区而率顺。有肆险以禀朔，或逾远而纳赆。闻王会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牣”等四方纳贡的华夏“向心力”叙述及借马的神态而发抒的“跨中州之辙迹，穷神行之轨躅”的中州悬想意念前后呼应。

至于在文帝兴头上，适时进谏其“作镜前王”“取悔义方”“舆有重轮之安，馬无泛驾之佚”的言说，则是接力于“曲终奏雅”的赋学传统，着力展示了近臣颜延之形塑仁义君主的诉求。这与扬雄《长杨赋》中“振师五柞，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又恐后代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为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是以车不安轫，日未靡旃”[1]176-177的构思、班固《东都赋》述永平之际“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驺虞》，览《四铁》，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整仪，乘舆乃出”[1]38的文武兼资之态，几出同一窠臼。

何焯云《赭白马赋》“体制似班、扬”[16]876，王僧达《祭颜光禄文》亦曰颜氏“文蔽班扬”[1]1125。从文本来看，赋由序、正文和“乱曰”构成，是典型的汉大赋遗骨，惟篇幅逊之，但同属“献赋”，颜延之素为敏捷作手，但赋的作期亦自不会太短。因此，《文选》所录当为“有宋二十有二载”，李善当亦作过史事比勘，故注为“宋文帝十七年”。与《服鸟鸟赋》《鹦鹉赋》《鹪鹩赋》《舞鹤赋》等私人化旨意相较，何义门评此赋“得体而有情”“兼寓颂美国家之旨”[16]876，“得体”即体制得汉大赋的血脉承传，而“有情”当暗含颜延个人遭际之慨。

五、“主文而谲谏”：“乱曰”用事发覆

据《通典》，宋因魏晋设尚书左丞，“主台内禁令，寝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署吏，急假兼纠弹之事”[18]131，被左丞弹劾自属重罪。观荀赤松所奏颜延之的讼辞，可谓句句致命。

求田问舍，前贤所鄙。延之唯利是视，……拒捍余直，垂及周年，犹不毕了，昧利苟得，无所顾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复蒙抽进，而曾不悛革，怨诽无已。交游阘茸，沈迷曲糵，横兴讥谤，诋毁朝士。仰窃过荣，增愤薄之性;私恃顾盼，成强梁之心。外示寡求，内怀奔竞，干禄祈迁，不知极已，预燕班觞，肆骂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养，爱兼雕虫，未忍遐弃，而骄放不节，日月弥著。……岂可复弼亮五教，增曜台阶。请以延之讼田不实，妄干天听，以强凌弱，免所居官。[11]1902

讼辞陈颜延之不惟贪利忘义、恃恩跋扈，且表里不一、诽谤同僚，将之批得体无完肤。此前文帝曾屡屡下诏恤民，并遣使巡行州郡（元嘉三年五月、九年六月）鼓励农桑。就在颜延之被起用的前一月，文帝曾下诏恤民，明言：“山泽之利，犹或禁断;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诸如此比，伤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如有不便，即依事别言，不得苟趣一时，以乖隐恤之旨。”[11]87若荀赤松所奏属实，颜延之显然撞在了枪口上，文帝只得下诏免官。李善之所以注释《赭白马赋》为元嘉十七年作，很可能是本于《宋书》流水账式的职官记载，颜延之甫一起用即遭弹劾，否则当不致出现年历误差这样的低级错误。李善与萧统编注此赋的出发点应该是一致的，即《赭白马赋》作于颜氏蹭蹬白头之际，这也是《文选》拿捏此一节点而将之与贾谊、祢衡、张华等人的作品归为一类的直接原因。

当然，更具说服力的，尚在于赋末以楚骚韵律为结的“乱曰”：“惟德动天，神物仪兮。于时驵骏，充阶街兮。禀灵月驷，祖云螭兮。雄志倜傥，精权奇兮。既刚且淑，服革几羁兮。效足中黄，殉驱驰兮。原终惠养，荫本枝兮。竟先朝露，长委离兮。”以“兮”拖长音节，如泣如诉，近乎挽歌。惜李善及五臣皆注释不明，未能窥见文辞背后的隐情，今予以剖辨。

“惟德动天”，语出《尚书·大禹谟》，苗民反，禹誓师力征，“（伯）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19] 。禹罢兵，帝舜大修文教，苗民徕服。颜延之以此开篇，在承接上文称颂文帝德政之外，也为自己的号泣诉冤定下基调，赞颂与规讽之意兼备。刘向《九叹·忧苦》：“同驽

骡与椉驵兮，杂班驳与阘茸”，王逸注“马母驴父生子曰骡。椉驵，骏马也”[20]300，又“班驳，杂色也。阘茸，驽顿也。言君不明智，斥逐忠良而任用佞谀，委弃明珠而贵鱼眼，乘驽骡，杂骏马，重班驳，喜阘茸，心迷意惑，终不悟也” [20]300。“于时驵骏”句乃颜延之活用《楚辞》语，既是对骏马慕德来仪的强调，又有力地回击了荀赤松对自己“交游阘茸”的指控，冀君醒悟。龙马并称，古已有之。“雄志倜傥，精权奇兮”直接化用汉《天马歌》成句“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在，龙为友” [13]1060 。祝尧《古赋辨体》云《赭白马赋》“句意皆出于汉《天马歌》”[21]，眼光可谓犀利。“既刚且淑，服革几羁兮”，典出《逸周书》所载太子晋与师旷的对话。

（师旷将归）王子赐之乘车四马，曰：“太师亦善御之。”师旷对曰：“御吾未之学也。”王子曰：“汝不为夫《（时）诗》，《诗》云：‘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镳镳，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师旷对曰：“瞑臣无见，为人辩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闻而易穷。王子，汝将为天下宗乎？”[22]

颜延之以古逸诗申明自己愿像赭白一样忠诚于文帝，任其驱驰，寄望于文帝以天下宗主为务，切勿作耳食之君，为谗所蔽。“革几羁”一语极易将思绪拉回到《离骚》“余虽好修姱以革几羁兮，謇朝谇而夕替”的怨怼之中，以怨申忠。颜延之性情耿介，本就与屈原心理距离极近，在其作于“有宋五年”的《祭屈原文》中赞誉屈原曰：“声溢金石，志华日月。如彼树芳，实颖实发。”[11]1892实地祭拜之余，不免“望汨心欷，瞻罗思越”[11]1892。据《宋书》本传，颜延之是在被贬于始安太守途中为湘州刺史张邵代为祭屈文。此次出贬，实因与刘义真过从甚密而遭徐羡之等所谮。谢晦目之为“荀勗忌阮咸”，殷景仁亦曰此次被贬即“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11]1892-1893。刘勰论才高之士“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23]47，颜氏于乱辞中悄然与屈骚心神相契，叙其情怨，可谓“气往轹古，辞来切今”[23]48。“原终惠养，荫本枝兮”典出《汉书·疏广传》。

（广归乡里）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捐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13]3040

颜延之以疏广散金予乡党而免贻子孙后患的故事，再为自己买田行为辩白，为子孙蕃昌计，亦必深明大义，广布荫德，实非见利忘义之人。同时，“荫本枝兮”又暗含一典，《诗·大雅·文王》：“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24]颜延之典中套典，以文王比附文帝，言己愿以忠耿之心辅佐宋廷，成就赋中所言之伟业，同时亦提示文帝要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为训，切莫拒谏饰非。至此，实已能够明了颜延之此赋当作在被弹劾之后。“朝露”一句典出曹植《求自试表》。

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声名并灭。臣闻骐骥长鸣，伯乐昭其能;卢狗悲号，韩国知其才。是以效之齐、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试之狡免之捷，以验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马之微功，窃自惟度，终无伯乐韩国之举，是以于悒而窃自痛者也。[1]690-691

颜延之作此赋时已近耳顺，此前七年屏居里巷，此番刚被起用即遭谗退，心中愤懑自不待言，他以子建的怨诽申诉自己为邪僻所伤、尽忠无路的怨结。“委离”，又作“萎离”，语出屈原《九章·思美人》“佩缤纷以缭转兮，遂萎绝而离异”，屈子思君心切，却不能自达天听，只得徘徊歧路，“车既覆而马颠兮，蹇独怀此异路”，即便困难重重，也不愿从俗变心。王逸注《思美人》：“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达，然反观初志，不可变易，益自修饬，死而后已也。”[20]147-149检《宋书》及《南史》本传，颜延之虽嗜酒狂狷，然居身朴质，“不营财利，布衣蔬食”[11]1902-1903，因田产与人纷纠，与其本性轩轾过甚。颜延之交叉用典，意在申明自己与屈原、曹植皆属忧谗畏讥者。八句乱辞层层递转，句句嵌以“马”典，却又都心不在马，直喻己身，以楚骚象喻之法，借“死马”向文帝申诉冤状，却又构思精巧，抑扬有度。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李善本所记《赭白马赋》的作年当为“有宋二十有二载”，着力为重掌朝纲的文帝唱颂歌，应该合乎《文选》载录原貌及编排篇章的考虑，李善注于纪年虽有误差，然与史实庶几近之。尤其是“乱曰”，颜延之以骚体情韵倾注笔端，连环套式的用典，几乎句句在为自己遭谗辩诬。而通过对此赋的个案研究亦提示我们，面对抄本时代经典文本的不稳定性问题，细致比勘版本和异文差异，一字一句地审慎解析和细读可能是通向文本堂奥的通衢大道。

注释：

① 本文涉及《赭白马赋》原文内容，皆引自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六臣注文选》， 下文若无特殊情况， 《赭白马赋》的所有引文处皆不再标注参考文献。

② 李善推算有误，刘宋自永初即420年建祚，“二十二载”当为441年，即元嘉十八年。

③ 《文选》卷二二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卷二六《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卷二七《北使洛》，卷二七《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李善注皆引《集》，当为彼时所见《颜延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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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孔颖达.毛诗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1081-1085.

责任编辑：曹春华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ambiguity in the Wenxuan（The Analects） annotated by Li Shan and Wu Chen， the composing date of Ode to Ochres White Horse is confused， which affe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theme. By attentively study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Yuanjia period （424-453AD）， and the key points in the compilation of Wenxuan and its text， it can be presumed that this text ought to be written in the 18th year of Yuanjia Period （441）， when Emperor Song Wen regained the power after the collapse of Liu Yikang Group. The theme of this text is to reshape the dignity of Emperor Song Wen. In particular， Yan Yanzhi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remonstration in Qu Yuans poems and used the allusions in the end of the text， in the hope that the emperor could get to know his worries about his impeachment caused by the disputes of farmland deal in his old age.

Key words： Ode to Ochres White Horse; the composing date; the theme; r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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