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

摘要：资本主义是西方走进现代文明的第一种制度形态，这一现代性转变在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总体性危机。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生开启了资本权力主导的资产阶级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国家机器无不遵循并服务于资本逻辑法则，工具理性遮蔽了价值主体需求使人成为异化的存在，并通过资本全球化践行国强可霸、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批判性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建构模式，形成一条既有

时代特色又具民族风格的现代性人类文明新道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逻辑;超越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2）01-0093-06

现代性肇始于西方国家，虽然实现了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转型，但也给西方社会带来系统性的现代危机，并通过全球化机制散布于世界各地。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全面暴露，尽管西方学者对此也曾给予深刻的批判性反思，探索破解现代性危机的理想图式，却都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第一种形态却并非唯一形态，这就促使不同国家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现代性模式。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殖民入侵攻击下被西方资本主义“裹挟”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遭遇现代性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相互交织开启了与现代接轨的步伐。资本主义现代性是“自发内生型”，其生成发展到制度建制、价值导向到生存法则都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由“被动外生型”向“主动开放型”的转型，其独特的历史经历与制度优势形成了一条兼具时代特色与民族风格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从理论上破解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逻辑密码，而且在实践中有效规避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诸种弊端，创造了现代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有效路径。

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系统性危机

现代性与现代化范畴既有关联，又不可直接等同。现代性是一个规范性范畴，它是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对社会制度、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变革所进行的价值审思，通过对社会秩序变革与总体转变的批判性反思并进行“理性”建构，探寻实现人类文明、历史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合理化样态，从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与行为准则等方面多维透析现代社会品格;现代化是一个实证性范畴，是关于生产方式、经济增速、城镇化、信息化等方面可以用数量加以衡量的确证性指标体系，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历史进程。现代化是现代性的现实化，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实现样态与追求目标。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种制度形态，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系统性的现代危机。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推动现代性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资本的全球流动和世界扩张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区域限制，加速了世界交往的形成;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突破了封建专制的牢笼，自由、民主、法治理念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追求;思想启蒙实现了由“神本位”向“人本位”的范式转换，把人从神的意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人的理性得以充分彰显。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一向被西方視作圭臬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却逐渐走向人类思想启蒙的对立面，吉登斯曾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1]，也就是说现代文明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其工业化发展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物质文明成果，推动了世界联合的增强与国家交往的加速，但现代性也日益暴露出其反动与野蛮的劣迹，“资本逻辑宰制”“主体价值迷失”“理性渐次毁灭”等社会病症在后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鞭笞下暴露无遗。理性启蒙一方面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力量，另一方面也渐次走向理性的毁灭，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的宰制下苟延残喘，实证理性把宗教信仰推下神坛却将自身变成新的神话。现代启蒙并未使人们摆脱恐惧与无畏，“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2]，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成为压制人们生活的重负，启蒙所期许的价值理性彻底虚无化;工业主义意欲以创造物质财富、改善人们生活为宗旨，却因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引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促使人们开始探索后工业文明拯救模式;市场主义本以丰富文化产品、改善人们生活为先导，商品货币对人的统治却敦促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形成，资本逻辑使得人际关系化约为可计算的商品关系;政治理性意欲以增强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却使现代西方政治陷入集权主义和霸权主义深渊，两次世界大战成为笼罩现代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无论是福柯所谓在监狱之城网罩下的规训社会，抑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由官僚体制化、专业化制成的“铁笼”，还是海德格尔描述的被技术“座架”的“世界图像时代”，都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真实写照。

二、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内在逻辑

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生开启了资本权力主导的资产阶级时代，资本逻辑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体系的建制基础，社会关系化约为可计算的利益关系而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法则，工具理性的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的场域，人成为异化的价值主体，通过垄断资本的全球化形成了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

（一）资本权力主导的生成逻辑

时代观是对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世界政治格局、经济形势、文化基调等方面所作出的宏观判别，包括对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文化特质、历史主题等方面的表述。马克思科学论述了资产阶级时代是资本权力主导的时代，并以生产方式的分析为根据指明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新特点：“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3]一方面资产阶级时代取代封建社会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以往社会所无法比拟的社会财富，同时，通过商品倾销、工具改进、殖民侵略等方式开拓了世界市场，在对落后民族进行掠夺的同时客观上也为之带来了先进的现代文明方式;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时代又是建立在资本权力主导基础之上的，其产生、运作与发展无不贯穿这一法则。

第一，资产阶级时代的建立具有残暴性。通过暴力方式使劳动与劳动条件相分离、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是资产阶级时代产生的历史逻辑，这一分离最终使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转化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同时资产阶级时代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加速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对美洲金银、印度土著居民与非洲黑人的野蛮抢夺、屠杀与买卖，得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的结论。

第二，资产阶级时代的运作具有危机性。“资本逻辑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扩张逻辑”[5]，

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是资本亘古不变的本性，科技进步、工具改进、生产提高最终无不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资本成为凌驾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总体性力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无法迈过的坎，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极化加剧、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等乱象，都是资本主义主要矛盾激化的外部表现，只要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不变，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诸种弊端就难以根除。

第三，资产阶级时代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体现为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在国际社会垄断资本通过建立全球殖民统治确立霸权地位，垄断了世界市场，越来越多的财富向越来越少的发达国家汇聚，

南北半球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位。

（二）资本逻辑建制的实践逻辑

西方国家自步入现代社会以来，在人类发展史上虽创造了先进文明成果，却也带来了现代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危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体系是以资本逻辑进行建制并运行的。

以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为动力的现代工业创造了日益丰盈的物质世界，但资本成为主导社会结构的主体性力量，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充溢于日常生活各个角落，一切社会关系都受制于资本的增殖逻辑;资本主义政治民主陷入合法性危机，伴随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滋生出集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怪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不过是资产阶级不同党派之间力量较量与妥协的产物而已;理性自由的文化启蒙最终走向“理性的毁灭”，工具理性摧毁了人们对神话的崇拜却又将自身推上祭拜的神坛;社会系统都化约为可计算的利益组合，现代社会由一些碎片化、原子化的个人来构成，又将这些碎片编织到社会等级和权力体系之中以服务于社会生产的需要;资本增殖逻辑对自然界的奴役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资本理性的胜利不过是在人类无限膨胀的物欲驱使下更好地服从于人的需要罢了，当然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也必然招致自然对人的报复，水土流失、耕地沙化、疾病滋生与生物多样性破坏等问题成为社会良性发展的痛病。资本主义发展实践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整体运转的结果。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低迷导致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不断，政治运转失灵导致党派倾轧、选举丑闻不绝，同时，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伴随的还有价值理性迷失、社会结构失衡、种族歧视严重等社会问题，

这些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典型表征。总之，资本主义发展离启蒙所期许的自由、民主、文明的目标越来越远。

（三）人的主体异化的价值逻辑

人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力量，既是创造历史的實现主体，也理应是其发展成果的共享主体。张扬理性、促进人的自由发展是现代性启蒙的旨归，工具理性的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的场域，人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其总体性特质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日益碎片化、残缺化。异化构成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特质，社会产品、科学技术、国家政权等都表现为统治人的“异己的物质力量”，资本增殖法则钳制着整个社会生活。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人的主体异化。

第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本来作为人的对象化产物是为了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要，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产品却成了追求剩余价值和实现价值增殖的中介与手段，劳动产品不是作为劳动过程的成果被人所享用，而是作为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6]52，劳动产品作为对象化结果异化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

第二，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性力量的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在劳动中却备受折磨，以至于这种折磨与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6]55，劳动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降低为维持自身肉体生存的手段。

第三，人与人相异化。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劳动关系以及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得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即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利己关系。

（四）国强必霸的丛林逻辑

资本主义生产以无限追求剩余价值为宗旨，在国内通过资本集聚与集中形成金融寡头统治，在国际上则通过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贸易自由化维护其资本垄断的强权地位，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根本遵循。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势的军事力量等要素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垄断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规则的制定权与裁判权，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形成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全球霸权地位提供了基础，把国际经济组织等凌驾于发展中国家主权之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贸易规则制定等各项权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成为维系发达国家世界霸权地位的契约保障。

第二，通过商品倾销、资本输出推行“贸易自由化”是维护资本国际霸权的惯用伎俩。资本主义一切剥削与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泛化，这一逻辑结果即表现为不平衡的世界发展，通过在国外推行贸易自由化将所有国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以此掠夺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牟取暴利。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贸易“自由”的实质：贸易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7]。美国通过贸易自由化要求巴西、阿根廷等国取消金融管制，进而击垮其国币体系，最后导致1999年和2001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例子。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步入现代文明的第一个制度形态，具有发生学意义的先发优势，不同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过渡过程中虽有某些共性特征，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后续国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不同民族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文化形态等方面又极具个性差异，现代化的实现方式、路径选择与现代化水平也不相同。资本主义现代性并非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最佳方案，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及现代性危机为探求新现代性提供了有益借鉴和批判性超越空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充分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过程中致力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批判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基础上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新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的超越路径

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具有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但也正如马克思“两个决不会”中所述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不断调整与变革依然能够容纳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胜利尽管无法避免却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在充分汲取现代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既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又超越制约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的瓶颈，形成了一条既具时代特色又有中国智慧和民族风格的现代性人类文明新道路。

（一）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方位，突破资本权力主导的生成逻辑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论断。这个新时代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所处的特定历史方位，也是划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黑夜长空的一道曙光，超越了资产阶级时代资本权力主导的生成逻辑。

第一，从这个新时代的产生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奋力拼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既非对外殖民侵略亦非对内暴力掠夺，而是全体中华儿女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在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通过辛勤努力共同创造的。同时，中华民族也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而是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超越了资产阶级时代建立的残暴性。

第二，从这个新时代的运作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既强调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又始终将为民发展目标贯穿始终，有效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突破了资产阶级时代资本运行的危机性。

第三，从这个新时代的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通过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继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各国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更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边缘”两极格局的超越。

（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破解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现实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贯穿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致力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强国目标，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整体性危机的实践性超越。

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效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职能，既能最大限度激发资本的增殖效能，又将资本控制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有效防止权力寻租、权钱交换等资本腐败现象，实现对资本价值增殖的制度性驾驭。

第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创立了现代民主制的第一种形态，这相较于封建专制而言具有历史进步性，但这一民主制也只是代表部分有产者利益的虚假民主制。中国式现代民主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运行规范与价值体系，在党的领导下，以实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旨归并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防止了西方民主“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等政治乱象，形成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极大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民主体制机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民主虚假性的超越。

第三，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汇聚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与价值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的指导方向，创造性转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凝聚中国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第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益，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建造了一个和谐温馨的社会家园，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贫富两极分化的超越。

第五，建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千年大计，突破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生态危机的制度藩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在经济健康发展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超越资本主义主体异化的价值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中国实践，在社会发展价值逻辑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主体异化的超越。

第一，“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8]，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生产中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的超越。人民主体地位不仅体现为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也体现为人民是这一发展成果的共享主体，人民能在共建共享中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是超越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异化的根本路径，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体制都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以致价值理性缺场的超越。

第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9]，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人与自身相异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艰难险阻中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其根本的动力源泉在于人民群众，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最大限度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资对立、人的主体性异化的超越。

第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0]，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人与人相异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广泛、动态致力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首先，满足人民全面的美好生活需求，不仅涵盖人口全面，包含56个民族的中华大家庭和14亿多的中国人口，而且涉及的领域也全面，“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11];

其次，满足人民广泛的美好生活需求，不仅包括人民对物质文化的更高需求，而且包括人民对民主参与、依法治理、社会公正、总体安全、美丽环境等方面的同步需求;再次，满足人民动态的美好生活需求，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生活的需求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党和国家始终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己任，不断满足人民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不同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既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又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化工具理性导致主体异化的价值超越。

（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摒弃资本主义国强必霸的丛林逻辑

真理的力量加上道义的力量，才能行之久远。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规律的研究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科学结论，无产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我国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伴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人道关怀的当代体现。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是捍卫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中国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构建政治经济新秩序。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世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由各国人民自己说了算。资本主义不论采取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资本逻辑宰制下的强权模式，并通过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把国际社会撕裂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遵从国强必霸的丛林竞技法则。一直以来我们秉持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此外，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沿线经济贸易共同发展。“一带一路”通过陆地与海洋联通世界，将所有发展中国家作为合作对象，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国家和民族一起纳入共同发展的航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共建、合作、共赢的世界新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际社会发展的道义维度超越了政治经济旧秩序“先进—落后”的二元国际格局，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旧秩序、“贸易自由”虚假性的超越。

四、结语

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创造了极大的社会生产力，为人类走向更高文明形态提供了物质准备。但肇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只是具有发生学的先发权，资本主义用血与火的文字编成的历史一再证明资本主义现代性只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种形态，而非最终形态，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系统性危机告示人们资本主义并非人类最理想的文明形态，“西方中心论”的强势话语终成明日黄花，留下的只是对历史的回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超越资本权力主导的时空场域，有效克服了资本主义主体异化，破解了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困局，摒弃了资本主义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总体性超越，为人类走向更高形态的现代文明提供了现代性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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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70.

[11]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15.

责任编辑：赵 玲

Abstract： Capitalism is the first institutional form of We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has brought great progress to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led itself into a general crisis. The capitalist crisis of modernity has its profound internal logic：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opened the capitalist age dominated by capital power; the economic basis of capitalism and the national machine all follow and serve the capital logic rule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as covered the value subject requirements and made the humans as an existence of alienation; and through capital globalization the law of the jungle of national hegemony is practiced.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has bee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new era， adhered to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promoted the overall layout of "five in one"， and promoted the great power diplomacy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has critically surpassed the construction model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and formed a new road of modern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bo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national style.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apitalist modernity; internal logic; transcenden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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