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辉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020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国际评论《冷战思维当休矣》，认为“美国反华势力正在绑架美国的外交政策，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所谓‘新冷战’”，7月15日和23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先后刊发《中美走向新冷战：意识形态冲突加剧，对抗升级》 和《这场中美新冷战是如何酝酿爆发的》，从双方媒体的叙事来看，当下的中美关系似乎已被定性为“新冷战”——在传统的军事竞争外，还包括技术和经济竞争。2021年10月18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又刊载新闻分析《美中正在进入一场新冷战吗？》，对于当下的中美关系到底是不是冷战以及有无必要冷战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不管贴上何种标签，中美关系事实上已经进入20世纪恢复外交正常以来最严峻的阶段。

“冷战”的实质在于双方都想寻求在国际上的权力与影响力，从而阻挠或遏制对方。而要追溯“冷战”的深层动因，“西方中心论”是原因之一：西方优越于非西方，因而不允许非西方国家超越西方国家。但有学者认为自19世纪起就已有一些西方学者意识到“欧洲中心论”的谬误并起来批判这种理论[1]，并且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以来，针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和以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而开展的批判运动中，美国的中国史学者经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的跨步[2]，尤其是以保罗·柯文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学者批判了“西方中心观”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框架模式并提出中国研究的新角度“中国中心观”[3]。还有的认为后殖民主义的兴起也促进了西方中心论的消解[4]。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在当今如此复杂而微妙的国际环境下，中美关系被贴上“新冷战”的标签之时，重新检视“西方中心论”变得尤为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中国中心观”的提出，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孤立研究，即以中国为主体研究对象，如果放在一个体系中，是否完全摒弃西方中心论而注意平衡，甚至突出“中国中心观”，这值得进一步探讨。而恰恰是只有当中国与西方国家处于同一个体系中被评价，才能真正检验“西方中心论”是否被西方学者摒弃和中国是否被真正公平地对待，关于这一点，迄今还少有研究。因此，本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书写为例——这是20世纪唯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中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置于同一体系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体系中——着重论述体现中国贡献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以考察西方学者是否跨越“西方中心论”。

一、西方二战史叙事中的中国

二战结束70 周年之际，国内出版社陆续引进出版了安德鲁·罗伯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威廉森·默里和阿伦·米利特的《二战始末》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约翰·基根的《二战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等西方二战史专著。2015年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2 次重印了阿诺德·汤因比主编、英美两国人士通力合作完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1939—1946）》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 次重印了英国李德·哈特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可见这些著述的影响力。从这些著作的原版时间看，既有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也有21世纪初出版的，作者也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它们具有共同点。

（一） 中国战场及中国人民被忽视

我们姑且按照西方历史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始时间的划分——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是大多数西方人的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对欧洲来说，二战开始于1939年应无问题，从美国人的角度，二战可说是被日本人炸进来的[5]，还有学者说，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中的美国战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降书，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距离希特勒发动对波兰的攻击是六年零一天[6]。显然，从二战起始时间的界定来看，1939年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被纳入二战的时间轴中。对中国的忽视还表现在甚少着墨中国战区，尤其是所取得的成绩几无涉及，同时对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及做出的贡献完全忽略。

约翰·基根的《二战史》以空间（西线战争、东线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和时间（1940—1945） 构架全书的叙述脉络，西线战争的主体是欧洲，东线以苏联为主体，太平洋战争则以美国、东南亚、日本本土为主体，中国战区基本不在叙述框架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只在第十六章“远东的涨潮”第一自然段和第二十七自然段分别用不到200 字的文字对日本侵略中国以及中国抗战作了概述。该书叙述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包括了法国的解放、苏联的解放、西南太平洋及缅甸的解放，唯独遗落了中国，最后一章把“日本的崩溃”主要归功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以及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的宣战，认为苏联进兵“满洲”，对于加速日本的投降，其效力不亚于原子弹[6]，中国也完全不在叙述框架内。《二战始末》第十七章写日本帝国的毁灭，也主要讲美英苏如何摧毁日军，没有提及中国的贡献，第十九章为“战争中的人民（1937—1945）”，包括“资源战”“供给战”“战争的工业化”“战争劳工”和“战争中的妇女”5 个小节，但无论论及人民的贡献还是受损，作者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到中国的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全书共11 卷，标题分别是“1939年3月的世界”“大战前夕 1939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希特勒的欧洲”“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战时中东”“大战和中立国”“欧洲的重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 1945—1946年”以及“1945—1950年的中东”，可以看出，中国战区根本没有作为独立述评点，只有第8 卷“1942—1946年的远东”的上篇“战时的远东”有8 小节涉及战时的中国，而这8 节内容主要是反映日本对中国的欺凌侵略、批评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和中国军队的士气不振以及突出盟国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像“斯大林对国民党政权表示仁慈”这样的小标题尽显中国在盟国中的弱势地位。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以及中东战场上都在该丛书中有翔实的记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代表于1941年12月23日在重庆举行了东亚军事会议，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三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加强对日作战的协同。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1941.12.22—1942.1.14），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中国抗战牵制了日军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队，是抗击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坚持中国抗战，对太平洋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及泰国、越南等地的抗日军队。1942年1月3日，中国战区正式宣告成立。其实在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 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后正式形成[7]。这就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上述二战史著作中，中国战区的战争鲜有被论及。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为例，此次战争发生在1941年底至1942年初，是中国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体系后的第一次大会战，其历史地位在国内史学界早已盖棺定论，2015年8月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对其评价基本代表了主流的观点，即中国军队长沙会战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进一步坚定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提高反法西斯战争盟军的士气，对支援美、英在太平洋战场作战也有一定的作用[7]。对此，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8 卷和《二战始末》提到了该次战争，但都是一笔带过，比如前者说薛岳将军指挥下的湖南士兵，是很能打仗的，在长沙战场上就证明了这一点[8]。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这样被许多媒体和知名人士评价甚高的皇皇巨著，则完全忽略了该次会战。显而易见，中国虽然是反法西斯同盟之一，但并没有得到西方历史学家应有的重视。

（二） 正面评价少，负面评价多

与忽视中国战区的叙述框架相对应，上述著作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评价呈现正面少而负面多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一是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坚持抗战原因在于寄希望于英美。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8 卷的作者说，蒋介石坚定决心抗战，并不是由于他相信中国自身能够聚集起足够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去，而是由于他确信日本迟早会卷入与某个或某几个大国的纠纷中。当日美谈判失败、日本决定要打时，重庆大感宽慰，立刻做出反应，先向日本正式宣战，然后在德意两国加入日本一方对美作战后，它又对德意宣战[8]。国民政府对敌宣战，固然有上述考量，但没有史实证明这是唯一的原因。二是贬低中国的抗战成绩，认为重庆政府和中国喜欢把小接触夸大成大战役，把它所取得的一些成功夸大为巨大的胜利，重庆政府需要得到帮助，因此他们就装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帮助的样子。这种话语策略的效果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就是配角。当然，他们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因为它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否则这些日军便可被自由地用于其他地方，而且中国的领土还被用来建立美国空军基地，可以从这些基地出发袭击日本的船只。但是，也仅仅只有这些作用。因此，在西方历史学家的心目中中国不像苏联或英国那样，它从来没有获得过振奋人心的胜利，能在战争后期弥补战争初期的失败和损失[8]。《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5 卷还引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 卷中的观点，说斯大林在莫斯科以及德黑兰会议上，也同样对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贡献表示怀疑[9]。三是质疑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第5 卷的作者认为中国在《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中始终不过是个礼节性成员[9]，对中国的轻视甚至是鄙视表露无遗。

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的评价是不是客观公允的呢？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为例，笔者认为是有失公允的。查阅当年的西方媒体报道，笔者发现对此次会战评价颇高。鉴于《纽约时报》一贯以独立、客观、公正著称且在国际新闻界的地位和影响，本文以它作为西方媒体的代表。关于这次会战，《纽约时报》共发了6 篇直接报道，分别是 1942年 1月 1日、3日、12日、13日、14日和15日。这些报道主要有3 个内容，一是分析日本对长沙发动第三次进攻的原因[10]，二是报道日军的伤亡和中国的胜利[11]，三是高度评价此次会战的胜利。比如13日的报道说，自太平洋战争以来，正是长沙发出了这第一次裁决，来反对这个出其不意还没有被打败的对手，日本没有丝毫胜利的机会。今天，在太平洋战役中的连横抗击阶段，中国将在自家门口清理敌人。在反击阶段开始之时，她将扮演更加光辉的角色，给予日本方面重创一击[12]，这是中国对于反法西斯侵略战线所做出的贡献[13]。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12日的报道中[14]。除《纽约时报》外，其他西方媒体对该次会战也给予了大量报道和评论。由第九战区采编的《精忠导报》 开辟“三次长沙会战大捷，国际评论摘要”专版，以“每日电讯报”“巴尔的摩太阳报”“英美各界评论”“伦敦泰晤士报”“美国各报”“瑞士各报”“纽约时报星期刊”[15]等七个部分对西方各大主流媒体关于该次会战的报道和评论给予详细的登载。

其实该次会战得到肯定和赞誉是实至名归。突袭珍珠港后，日本以闪电战的形式迅速占领了东南亚的大片领土，香港、菲律宾、马来亚、东印度群岛、新加坡都在短时间内沦陷。而长沙会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挫败了敌人的气焰，正如西南太平洋区总司令、英国魏菲尔上将致电蒋介石说:“贵国军队于长沙所获辉煌之战果，诚为并首之祥征，谨致庆贺。鄙人确信吾等通力合作，将足证日本侵略之终败，与吾等共同目标之胜利也。”[15]日本方面也认为此次会战代价大，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牺牲，并且没能占领长沙，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16]。可见，无论从媒体报道还是当时各方评价，第三次长沙会战对盟军都是有实际意义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日本的部署，用于南进的兵力只有11 个师，在满洲却保留了13 个师，以防范苏联。此外在中国大陆还有22 个师。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的作者钮先钟[6]说，从这个兵力分配的比例来看，即可知道中国的抗战对于同盟国的贡献是如何巨大。

因此，综合来看，西方历史学者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述评是不客观、不公正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不公允的述评？

二、西方中心论是二战史叙事的出发点

格特鲁德[17]认为，历史学家带至历史学中的某些观念和预设，不仅源自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中的地位，而且也来自他们所忠于的信念和信仰。显而易见，主导这些西方二战史著述的信念和信仰就是西方中心论。汤因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1 卷的卷首就开宗明义地说，虽然在1941年12月7日之前当时的七大强国已有6 个成为交战国，但在美利坚合众国也被卷入之前，还没有成为一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大战。这就是说，美国参战与否是衡量一场战争规模的决定性指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8 卷认为，鼓起中国人士气的重任扛在美国的肩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于1942年10月9日向中国提议签署一项放弃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的条约。随后英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943年1月11日，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签订，结束了这两个强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城市里的租借权[8]。字里行间，无一不暗示着中国的可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是高高在上的、仁慈的施主。实际上，治外法权和租借权是英美两国凭借武力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丧权辱国的象征。两国之所以放弃这两项特权，是战争形势演变的结果，英美需要中国的抗战牵制日军，防止日军与德军配合，给欧洲战场造成压力。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到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同时，英美也担心重庆国民政府向日本妥协，放弃抗战。所以驻英大使顾维钧说，珍珠港事件以后，美英两国希望中国坚持抗战，不投降，不同日本媾和，为了再次表明对华友好，因此提出了终止在华治外法权，同时缔结新约，把中国法院根据中国法律审理各该国籍公民的权利交还中国[18]。但从西方二战史著述中看到的完全是英美国家对中国的施舍而不是因为中国抗战可以牵制日军所应得的待遇。他们反复强调的是美国因为仁慈给了中国在联合国家中排名第四的位置，而中国却没有能力履行由于它所处如此崇高地位而应尽的责任。在美国人所希望的中国与实际中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而在华盛顿产生了对中国很不耐烦和恼怒的情绪[8]。言下之意，中国太不争气了，人家给你面子你却不受用。

当然，西方中心论的存在且持续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出发点，除了学者们谈到的政治利益考量[19]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 “历史著述本身意味着选择”为“西方中心论”提供客观依据

格特鲁德[17]说，历史学家们只能看到历史本身，历史的“副现象”，它可被蔑称之——杂乱无章的、不可预见的、矛盾的、暂时的、然而无可避免的历史事实，因此，这注定历史学家必须做选择，哪怕是无奈的，正如汤因比[20]所说，历史学涉及人类生活的部分事实而非全部事实——而这也是客观事实，古今中外的、无论属于哪种主义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一点。梁启超[21]在谈如何研究历史时，就讲到中国的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因此，旧史虽卷帙浩繁，但同时又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给人以圆满的印象。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H·卡尔[22]也认为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因此，历史学家当然对事实有所选择——收集事实，熟知这些事实，然后按照历史学家本人所喜欢的方式进行加工，撰写历史。所以，二战史的学者们面对浩如烟海的事实，必然有所取舍，这是由历史著述本身所决定的。

那么，如何选择？安德鲁·罗伯茨[23]说，各国历史学家都想将自己本国在战争中的努力说成对最终胜利至关重要，并借此贬低其他国家所做出的牺牲，这或许是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及其他西方二战史著述忽视中国战场与中国人民的一个注脚，也为西方中心论提供客观依据。

（二） 诠释主观化：后现代主义为“西方中心论”提供阐释依据

虽然都承认历史著述意味着选择，但旧史学（政治史） 主张历史的天然模式根本上是叙述的，新史学（社会史） 倾向于分析的而非叙述的，新新史学则在后现代主义——诱发了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主导下否定历史学家的客观性、过去的事实性和现实性，“想象的”“发明的”“建构的”和“创造的”用语是新新史学所热衷的[17]。海登·怀特甚至认为如果历史学家仅仅是记录事件/事实，那么他/她根本不会是历史学家，而仅是一位编年史的编写者，而为了把编年史转变为历史，则需要一种有效的译解行为，而译解就意味着不完全性。在怀特看来，历史记述是通过运用范畴和至少19 种次范畴的诠释来建构的[24]。

新史学和新新史学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以来的西方二战史著述，即以分析、诠释为主，不避讳主观性。比如《二战始末》在讲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前一句说“国民党军队除了在缅甸中部采取了几次令人敬佩的作战行动外，1942年1月，还击退了另一次3 个师对长沙的猛攻”，但紧接着一句“西方记者使这次战役听上去像一场小型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25]，语带调侃甚至嘲弄——既对此次战争，也是对媒体和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5 卷作者针对中国在《联合国家宣言》中的签字排名，以质疑和猜疑的语调说，美国人为什么支持中国要求进入大国行列的主张，这倒是个奇怪的问题。或许情绪和这个问题多少有点关系。关于这一点，罗斯福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即“在自己国内积极从事作战的国家”应有区别于其他的国家[9]。至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近4年半的抗战也被作者主观揣度——这在1937年时，不但外国观察家，也许连中国人自己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事[8]——作者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事实的选择（忽视中国战区及中国人民） 和诠释的主观性（贬低中国抗战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与价值） 共同成就了西方中心论在西方二战史著述中的合法应用，而中国形象就是在如此应用中构建起来的。这显然对中国不公平。对此，我们的抗战史研究应该破除西方中心论，站在更高的视野来衡量和评估我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和价值，同时提高传播效果。

三、对策

毫无疑义，“西方中心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4]。英国历史学家基思[24]认为，历史学家在文本中所组织和比喻的指示对象，并非过去，而是现在，西方二战史著述的影响力（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都是第12 次重印） 对我们来说是双重压力——他们的传播效果越好就越易使中国在二战中的不堪形象深入人心。因此，我们的抗战史研究就越难以改变这种刻板印象——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研究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历史都是指向现在及未来，就像梁启超[21]说的，历史不是为死人——古人而作，而是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

事实证明，中国军民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是我们的历史著述没有将这种贡献让西方人认可，从上述西方二战史的参考文献来看，基本没有来自中国的文献，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二战史著述如何与西方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

（一） 研究必须扎实沉潜

虽然新新史学（或后现代主义史学） 因为新锐而备受欢迎，但还是有人提出必须相信客观真理是可以得到的，不然我们就会迷失，我们会陷入欺骗性的相对性[17]。格特鲁德在《新旧历史学》的修订版导言（2004年） 中说，旧新史学的某些先行者，正在退却至一种还要更旧些的史学，呼唤着叙述的和政治的历史学的复归。因此，沉潜的扎实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研究依然非常重要，事实始终是诠释的基础，就像当问及历史学家对德国入侵比利时会说什么的时候，克里蒙梭说，“他们将不会说比利时入侵了德国”[17]。

我们的抗战史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依然缺乏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作品。《二战始末》的作者就指出，二战平民的死亡统计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亚洲的参战国中，只有日本对自己损失的平民人数进行过仔细的研究[25]。虽然该观点不见得十分客观，但多少还是反映了我们研究的差距。该书共20 章，作者列出了330 多本参考书目，但没有一本来自中国，所有研究中国部分的成果均来自英美，反倒菲律宾有3 位学者研究马尼拉的毁灭、日本对菲律宾的侵略以及菲律宾抗日的成果被列为第十七章的参考书目。成果的权威性还在于对事实的挖掘，这需要我们沉潜下来，以扎实的研究服人，就像有学者提出的，中国的历史，还需由中国人自己来解释[26]。

（二） 提高研究视域

我们关于二战史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专注于中日之间侵略和反侵略的研究，一类从二战全局进行研究。从整体来看，最近几年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是对中国抗战有了更客观、更全面的呈现，比如2015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修订版），对一直以来被忽视的正面战场进行了非常翔实的记录和客观的评价；二是从二战全局着眼的著述将中国战区纳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体系中，有意识地凸显中国战场的战绩，比如《看得见的二战史》 （肖石忠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和《二战全史》 （思不群，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二者都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抗战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述评，尤其对几次大型战争（包括淞沪会战、平型关大捷、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捷和武汉会战） 给予了客观评价，尤为重要的是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区有专门述评，前者的尾声部分有一节专门讲“中国战场”，包括“一号作战”、史迪威事件、中国远征军入缅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后者下篇第五章“最后的较量”着重写了“湘西会战”。除此之外，还有《一口气读完二战史》 （杨会军著，京华出版社，2005） 也对“中国正面战场”和“中国敌后战场”做了专题介绍。《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 （丁晓平著，华文出版社，2015） 则还原了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上各个国家是如何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博弈的，该书第十四章“香港作证：中国，被胜利忽略的盟国”有理有据地证实了中国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

虽然我们在二战史的研究方面有进步，但不得不客观地说，我们对中国战区的研究中心偏向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其后的中国战场的历史功绩研究还不够，而这恰恰是评估中国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部分。比如《每天读一点二战史》（齐玄聪，武汉出版社，2013） 第九章写“胜利：法西斯投降”，第9 至13 节是写日本投降，包括莱特湾海战———日本海军穷途末路、波茨坦会议——督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美国人扔下了两颗原子弹和美军进入东京湾、日本投降等内容，基本没有涉及中国抗战对日本投降的作用。《二战全史》 （宿文渊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也是如此。2015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63 个结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过程》号称真实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63 个关键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纳入作者视野的中国战场是“豫湘桂战役：大反攻形势下的大溃败”，看不到中国战区的积极作用。

回顾过去，放眼西方，治史从来都是“世界”的眼光，我们古人也习惯将本民族置于世界的中心。司马迁以后的中国史学家就是这样，他们的作品无一不带着“世界史”的色彩。希罗多德以后的众多西方史学家在写作中也是如此。他们对真实世界认识的局限性和地理知识的不足丝毫也不影响其“胸怀天下”的理论视野[27]。因此，当下的历史研究没有理由不提高自己的研究视域。

（三） 加强与西方对话

一直以来，中国各学科的研究都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很多理念、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来自西方，可是以中国学者的立场和建树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高层次学术对话者寥若晨星，这固然有中西方之间意识形态差异的客观原因和“西强我弱”传统难以突破的客观存在，但也与我们自身对话意识的薄弱或欠缺有关。

二战史的研究对象本身是世界性的，我们的抗战属于二战体系，如果不能与西方对话，则意味着我们的观点传播不出去，鉴于西方的强势叙事，我们的二战史就永远在他者的叙述模式中被建构，“西方中心论”就永无消解的可能。加强对话则意味着既不做西方的应声虫，也不是自说自话，自娱自嗨，而是与西方的研究形成良性互动，以此逐步消解“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

如何加强对话呢？首先必须树立对话的意识，增强对话欲望，即开始研究就要预设与西方学者对话的可能性，要自觉了解对方的研究现状，知己知彼，而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其次要克服意识形态给研究带来的局限，即改变话语单一模式，变宣传范式为学术范式，更客观、公正和理性，强化学理性。再次，要充分利用新的传播技术，到西方主流学术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成果。最后要加强学术的出口翻译。

对比西方的二战史研究，我们以沉潜扎实的研究做支撑的同时必须提高研究视域，把中国战区纳入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体系中来考察，强化中国的主体性，方能站在与西方对等的位置与之对话，以更好地评估中国在二战中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二战史著述不但没有消除“西方中心论”，反而是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对事实的选择和诠释无不体现西方国家的立场，因其广泛的传播和巨大的影响力，使某些刻板印象一经形成就很难改变，这对我们的二战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既要使研究更扎实和更有说服力，也要提高研究视域，强化我们的主体性，同时还要主动传播，寻求与西方学术界平等对话的一切可能。总之，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当下，历史的研究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主义和各种主张轮番上阵，当民族国家依然是世界的主体时，历史叙事必然要兼顾客观公正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正是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现实叙事也应该如此。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不能失去话语主动权，要积极叙事，以平等姿态与西方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