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亮

（ 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

针对曹魏末年“律令本注烦杂”[1]927的情况，晋初贾充等人撰成《晋令》四十篇，第四篇曰《官品令》。日本学者浅井虎夫《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一书纂诸书《晋令》佚文，为《晋令逸》一篇，是篇载有颇多晋《官品令》佚文，但未作细分，仅为《晋令》佚文汇编。[2]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三《晋律考下》以《通典》晋官品目录为经，以《唐六典》等书所引《晋令》为纬，参校《宋书·礼志》《晋书·职官志》，成二十余页之晋《官品令》。[3]张鹏一《晋令辑存》卷一亦有晋《官品令》辑本，辑佚方法与程氏相似，但是张氏将程书中部分明显不属于晋《官品令》的条目系于《吏员令》《服制令》《门下散骑中书令》《尚书令》《三台秘书令》等篇目下，且晋《官品令》中不重出，故规模稍小于程书。[4]

目前学术界对《北堂书钞》《唐六典》等书所见之晋《官品令》是否就是《泰始令·官品令》存在争议。张金龙《“魏官品”、“晋官品”献疑》一文认为：“唐人所见《魏晋官品令》、《魏晋官品》、《魏官品令》、《晋官品令》或《晋定品制》应都不是原始档案文献，也未必是根据档案整理的第一手资料”。[5]此为“《北堂书钞》、《唐六典》等书所见之晋《官品令》非《泰始令·官品令》、《吏员令》”说；楼劲《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一文指出，汉代规定百官秩次的《秩律》被晋《官品令》取代，其内容除了百官品位外，还包括冠服、职事等。而晋《官品令》《吏员令》《晋志》《宋志》《南齐志》等官制撰述先列设官名目，再记品位、员额、职事、属吏、服饰、选用、禄廪等信息之体例的先河。楼氏认为，《北堂书钞》《唐六典》等书所见之晋《官品令》《吏员令》不仅为《泰始令·官品令》，而且对晋志、宋志、南齐志等史志的官制撰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日本学者佐藤达郎《＜续汉书＞百官志と晋官品令》一文以唐《职员令》为模板，指出晋《官品令》《吏员令》应由正文（令文，与《通典》晋官品体例相似，仅将某品职官按序排列于“第某品”下）和注文（令注）两部分组成。同时，佐藤氏将晋《官品令》复原为：

第三品

太子太师（银印青绶，佩水苍玉。旧视尚书令，位在卿下，进贤两梁冠，（给）五时朝服。），侍中（旧侍中职掌，摈威仪，尽献纳，纠正补过，文乐若有不正，皆得驭除。书表章奏，皆掌署也。），尚书（尚书仆射、尚书六人，皆铜印黑绶，进贤两梁冠，纳言帻，绛朝服，佩水苍玉，执笏负符。加侍中者，武冠左貂右蝉。）

第四品

游击将军……

第五品

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掌文案，赞相威仪，典署其事。大法驾出，次直黄门侍郎从驾。）

佐藤氏认为令注部分（画线部分）与正文（令文）出自一手。[7]楼氏并未区分令注、令文，同时亦未采纳此两部分出自一手之说，他认为今日所见《北堂书钞》《唐六典》等书所引之晋《官品令》也有可能是后续规定层累的结果。[6]佐藤氏恢复之晋《官品令》还存在几个问题：

1．唐《职员令》令注部分前后体例一致，结构完备，然佐藤氏复原的晋《官品令》令注部分（画线部分）体例并不统一，“太子太师”“尚书”两条之印绶、冠制、服制、佩饰等信息“侍中”条焉能完全不载？此为佐藤氏复原的晋《官品令》中的第一个问题。

2．《北堂书钞》等类书在引用他书时，会出现增字、省略等现象，佐藤氏为了避免在晋《官品令》中孱入员额信息，他认为，员额信息为《吏员令》的内容。将《北堂书钞》卷五九“尚书”条引晋《官品令》之内容全部纳入令注中，即“尚书（尚书仆射、尚书六人……）”。此条存在一个问题：若令注前后体例相同，那么为何“太子太师”“侍中”两条令注部分无员额信息？此为佐藤氏复原的晋《官品令》中的第二个问题。

3．佐藤氏复原的晋《官品令》令注部分的服制信息与《服制令》之关系？侍中条之令注与《门下散骑中书令》之关系？尚书条之令注与《尚书令》之关系？此为佐藤氏复原的晋《官品令》中的第三个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拟对晋《官品令》的结构、晋《官品令》与《吏员令》之关系、唐人引书晋《官品令》是否即《泰始令·官品令》等问题作出讨论。

一、晋《官品令》的文本构成

为解决佐藤氏复原的晋《官品令》中的三个问题，必须回归唐人引晋《官品令》佚文，考察唐时晋《官品令》的基本文本构成。

为便于叙述，以下笔者用圆括号中拉丁字母标示不同类别，亦标示非原文。

（1）《北堂书钞》卷六五“太子太师”条：“晋《官品令》云：‘太子太师，（A）品第三，（B）旧视尚书令，位在卿下，（C）进贤两梁冠，（D）（给）五时朝服。’”[8]495-496

（2）《北堂书钞》卷六五“太子太师”条：“晋《官品令》：‘太子太师，（E）佩水苍玉。’”[8]496

（3）《北堂书钞》卷六五“太子太师”条：“晋《官品令》云：‘太子太师，（F）银印青绶。’”[8]496

《北堂书钞》卷六五“太子太师”条引晋《官品令》包含了（A）品级、（B）位次、（C）冠制、（D）朝服、（E）佩饰、（F）印绶信息。（1）条书写次序为（A）品级、（B）位次、（C）冠制、（D）朝服，（2）（3）条中（E）佩饰、（F）印绶信息因引文前存省略，无法将其精确定位。

关于（E）佩饰信息之位置，《北堂书钞》卷五一“大司马”条载：“晋《官品令》：‘司马，（A）官品第一，（C）武冠，（D）绛朝服，（E）佩山玄玉。’”[8]381由《北堂书钞》卷六五“太子太师”条载“（A）品级”与“（C）冠制”间有“（B）旧视尚书令，位在卿下。”之语可知，《北堂书钞》卷五一“大司马”条引晋《官品令》当省略了“（B）位次”信息。同时，因此条“（E）佩山玄玉”列于“（D）绛朝服”之后，故晋《官品令》“太子太师”条中“（E）佩水苍玉”当与此条同，在“（D）（给）五时朝服”之后。

关于（F）印绶信息之位置，《北堂书钞》卷五九“尚书”条：“晋《官品令》云：‘尚书仆射、尚书六人，（F）皆铜印黑绶，（C）进贤两梁冠，纳言帻，（D）绛朝服，（E）佩水苍玉，执笏负符。加侍中者，武冠左貂右蝉。’”[8]443其中（C）、（D）、（E）之次序符合前文之推断，且此条中“（F）皆铜印黑绶”在“（C）进贤两梁冠，纳言帻”之前，以此例推之，上引（3）条中之“（F）银印青绶”的位置存在三种可能性：（1）处于“（A）品第三”“（B）旧视尚书令，位在卿下”之间；（2）处于“（A）品第三”之前；（3）处于“（B）旧视尚书令，位在卿下”之后。程氏、张氏、佐藤氏复原的晋《官品令》皆将同品职官书于一处，并冠以“第某品”三字于此“官职团体”之上，阿部幸信《汉晋间绶制的变迁》一文指出，此类“官职团体”式的官制撰述方式最早见于《续汉书》志三〇《舆服志下》注所引《东观汉记》，[9]三氏复原的晋《官品令》此处之格式当无误，故笔者认为，“（A）品级”应冠于同品职官之首，各官下不应重出，可能是因为唐人在摘录晋《官品令》时，将“（A）品级”摘出冠于其他信息之前，故诸书中出现以“（A）品级”为首的现象。那么考察“（F）银印青绶”之位置时就无需考虑“（A）品级”，故“（F）银印青绶”之位置仅余两种可能：（1）处于“（B）旧视尚书令，位在卿下”之前；（2）处于“（B）旧视尚书令，位在卿下”之后。推敲《北堂书钞》卷五九“尚书”条之文意，“（F）皆铜印黑绶”有“皆”字，前应无“（B）位次”之语，故晋《官品令》“太子太师”条“（F）银印青绶”应在“（B）旧视尚书令，位在卿下”之前。

综上，晋《官品令》“太子太师”条的基本格式应为：“（F）银印青绶，（B）旧视尚书令，位在卿下，（C）进贤两梁冠，（D）（给）五时朝服，（E）佩水苍玉”。晋《官品令》除了上文的五个基本信息外，还有（G）故职掌；（H）今职掌；（I）礼仪职掌。

《北堂书钞》卷五八“侍中”条：“晋《官品令》云：‘（G）旧侍中职掌摈威仪，尽献纳，纠正补过，文乐若有不正，皆得驭除。书表章奏皆掌署也’”[8]437。

《北堂书钞》卷五八“给事黄门侍郎”条：“晋《官品令》：‘（H）给事黄门，四人，与侍中掌文案，赞相威仪，典署其事’”[8]439。

《北堂书钞》卷五八“给事黄门侍郎”条：“晋《官品令》：‘给事黄门，四人，（I）大法驾出，次直黄门郎从驾’”[8]439。

《北堂书钞》卷五八“侍中”条：“晋《官品令》云：‘（I）大法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传国玺陪乘。不置剑，余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8]437。

关于“（G）故职掌”、“（H）今职掌”之位置，首先，传统官制撰述的基本体例先言旧时之职掌，再言今日之职掌，晋《官品令》应与之相同；其次，上文的五个基本信息长短相近，文气相通，似无空间容纳“（G）故职掌”、“（H）今职掌”，故此二者当列于“（E）佩饰”后，而“（I）礼仪职掌”当在最后。

接下来，将检验此结论，程、张两书中明言出自晋《官品令》，或虽未明言出自晋《官品令》，但与上文所恢复的晋《官品令》“太子太师”条相似者，有以下数条（句读以程书为准，笔者按语列于条目下）：

（1）“三公绿綟绶也。（《初学记》卷一一[10]252，《太平御览》卷二〇六引晋《官品令》[11]26）”[3]375

（2）“大司马在三司上，武冠，绛朝服，金章紫绶，佩山玄玉，与大将军同。（《通典》卷二〇晋定令[12]519）”[3]375

（3）“太康十年，皇子三人为郡王，领四郡，为城皆五万户。（《北堂书钞》卷七〇引晋《官品令》）[8]527”[3]376

（4）“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魏书·太武五王列传》引晋《官品令》）[13]423”。[3]376；[4]53

（5）“特进位次诸公在开府骠骑上，冠进贤两梁冠，黑介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通典》卷三四引晋惠帝元康定令[12]934，又见《晋书·职官志》[1]727及《唐六典》卷二注[14]29）”[3]376

（6）“侍中品第三，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唐六典》卷八注引《晋令》[14]241，又见《通典》卷二一[12]548）”[3]377

（7）“散骑常侍品第三，冠右貂金蝉，绛朝服，佩水苍玉。（《唐六典》卷八注引《晋令》）[14]246”[3]377

（8）“秘书监品第五，绛朝服，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唐六典》卷一〇注引《晋令》[14]296,又见《宋书·礼志五》[15]508及《通典》卷二六[12]733）”[3]378①

（9）“秘书郎掌中（《太平御览》无“中”字[11]230）外五（《初学记》[10]298及《太平御览》[11]230作‘三’）阁经书，覆核阁事，（《初学记》作‘覆校残阙’[10]298，《太平御览》作‘覆省校阅’[11]230程书引《太平御览》作‘复校阙遗’）正定脱误。（《北堂书钞》卷五七引晋《官品令》[8]432，《初学记》卷一二注引《晋令》[10]298，《太平御览》卷二三三引《晋令》[11]230（程书此条出处误作‘《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三’），《文选》卷五八《褚渊碑文》李善注引《晋令》，[16]无‘秘书郎掌三阁经书’以下）”[3]387②

（10）“辅国将军，品第三。（《唐六典》卷五注引晋《官品令》[14]152）”[3]379；[4]52

（11）“詹事，品第三，银章青绶，绛朝服，两梁冠。局事拟尚书令，位视领护将军中书令，长三率、中庶子、庶子洗马舍人。（《唐六典》卷二六注引《晋令》[14]662）”[3]381

（12）“游击将军四品。（《唐六典》卷五注引晋《官品令》[14]153）”[3]382；[4]52

（13）“给事中品第五，武冠，绛朝服。（《唐六典》卷八注引《晋令》[14]244）”[3]383

（14）“给事黄门侍郎，品第五，秩六百石，武冠，绛朝服。（《唐六典》卷八注引《晋令》

[14]243）”[3]383

（15）“左右卫率，品第五，旧视中领护。（《北堂书钞》卷六五引《晋令》[8]499）”[3]385；[4]59

（16）“公府长史官品第六，铜印墨绶，绛朝服，进贤两梁冠。据属官品第七，朝服，进贤一梁冠。（《宋书·礼志五》引《晋令》‘据属’作‘掾属’，‘绛朝服’作‘朝服’[15]511）”[3]387

（17）“秘书丞，品第六，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唐六典》卷一〇注引《晋令》[14]297，又见《通典》卷二六[12]734）”[3]387

（18）“著作郎，品第六，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唐六典》卷一〇注引《晋令》[14]301，又见《通典》卷二六[12]737）”[3]388

（19）“著作佐郎，品第六，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唐六典》卷一〇注引《晋令》[14]301）”[3]388

（20）“太史令，品第七，秩六百，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唐六典》卷一〇注[14]302）”[3]389③

（21）“符节御史。（按《晋志》引晋《官品令》第七品）”“禁防御史”。（《晋书·职官志》引《魏晋官品令》，有禁防御史[1]737）。[3]390；[4]52

（22）“詹事品第三，旧成（视）中领军。（《北堂书钞》卷六五引《晋令》[8]499）”[3]380；[4]53

（23）“詹事，分清，两梁冠，绛朝服，银章青绶。（《北堂书钞》卷六五引《晋令》[8]499）”[3]380④

（24）“詹事丞一人，品第七，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皇（皂）朝服，局拟尚书左右丞。（《唐六典》卷二六注引《晋令》[14]662）”[3]390

（25）“中书通事舍人，品第七，绛朝服，武冠。（《唐六典》卷九注引《晋令》[14]276）”[3]390-391

（26）“冠军大将军，金章紫绶，给五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唐六典》卷五注引《晋令》

[14]152）”[3]379

（27）“中书侍郎四人，品第四，给五时朝服，进贤一梁冠。”（《唐六典》卷九注引《晋令》）[14]275

（28）“吏部尚书，五时朝服，纳言帻，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乘轺车皂轮。（《唐六典》卷二注引《晋令》[14]26，又见《宋书·礼志五》[15]508）”[3]378

（29）“秘书郎中，品第六，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唐六典》卷一〇注引《晋令》[14]297，又见《通典》卷二六[12]734）”[3]387⑤

上引29例中，符合笔者“（F）印绶、（B）位次、（C）冠制、（D）朝服、（E）佩饰、（G）故职掌、（H）今职掌、（I）礼仪职掌”推论者（5、6、7、13、15、17、18、19、24、29）10例。

信息单一无法判断是否符合者（1、9、10、12、21、22）6例。与单一职官无涉，列于晋《官品令》者（3、4）2例。不符合笔者推论者（2、8、11、14、16、20、23、25、26、27、28）11例，其中2例（14、20）因“秩六百石”，5例（2、8、11、16、25）因“绛朝服”之信息导致与笔者之推论不合，3例（26、27、28）“（D）朝服”书于“（C）冠制”上。

笔者认为，“秩六百石”“绛朝服”等信息是笔削层累之残余。关于“绛朝服”，杨懿《“五时朝服”、“绛朝服”与晋宋齐官服制度——＜唐六典＞校勘记补正一则》一文指出，“五时朝服”“四时朝服”“朝服”为晋宋时期服制的基本形式，“绛朝服”为“朝服”之异名。南齐时，废除“五时朝服”“四时朝服”，仅用“绛朝服”，王珪之《齐职仪》记述百官章服，皆作“绛朝服”，[17]沈约《宋志》未将“绛朝服”删尽，由此观之，《宋志》的重要史源、何承天撰于元嘉年间的《宋志》必然亦受此次改易之影响。唐人诸书所引之晋《官品令》自一品之大司马至七品之太史令、中书通事舍人皆服“绛朝服”，此或为南齐时改动之迹，但是，“太子太师”“特进”两条中却仍可见“五时朝服”之语，此或为南齐后改回之迹。南齐时曾将晋《官品令》中之朝服信息统一改为“绛朝服”，后世又部分改回“五时朝服”“四时朝服”“朝服”，正是这次变动造成晋《官品令》的文本构成因“绛朝服”或“给五时朝服”的位置变动而错位，故《北堂书钞》所引晋《官品令》至少在南齐时已经形成了其文本的基本框架。

关于“秩六百石”，《唐六典》卷一四[14]396-397;400;414所存王珪之《齐职仪》佚文中多为“品级、秩级、印绶、冠制、服制、勋位”（除“勋位”、“秩级”两部分外，顺序基本与笔者推论相同）之次序，张金龙指出，陈代的秩级已经不能完全反映职官的实际等级，其退出历史舞台已是必然。[5]故笔者认为，在复原“绛朝服”的过程中，大部分的“秩级”信息在此时或之后也被删去了。

由上引与单一职官无涉，列于晋《官品令》者两例可知，晋《官品令》结尾处还存在总叙百官的文字，《魏书·礼志四》引晋《官品令》载：“九品皆正无从，故以第八品准古下士令”[13]2795，一至八品分别对应公、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以此拟制性封建规定各品官员的礼仪等级（朝位、冠制、绶制、印制等）；同时晋《官品令》中还规定“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此为品官的特权等级，故晋《官品令》当有总叙品官礼仪、特权等级之文附于《令》尾处，书写格式为官职团体式。程、张两书中可见如下条目：

（1）“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魏书·太武五王列传》引《晋令》[13]423）”[3]376

（2）“县千户以上，州郡五百以上，皆为令；不满此为长。（《北堂书钞》卷七八引《晋令》[8]577）”[3]389；[4]52

（3）“诸去官者从故官之品。其除名，不得从例。（《通典》卷九〇晋《崇氏议》引《晋令》[12]1476）”[3]394；[4]53

（4）“年九十，乃听悉归。（《晋书·庾纯传》引《晋令》[1]1399）”[3]394

（5）“犯免官锢三年。（《太平御览》卷六五一引《晋令》[18]）”[3]394⑥

二、晋《官品令》与《吏员令》之关系

为了解决佐藤氏复原的晋《官品令》中的第二个问题，就必须要明确晋《官品令》与《吏员令》之关系。佐藤氏认为员额信息当专属《吏员令》，《泰始令》亡佚日久，然敦煌文书中仍可见唐《职员令》之原本，故兹先考察唐《职员令》与晋《官品令》之关系。

首先，《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注载《晋令》40篇编次条目：

晋命贾充等撰《令》四十篇：一、《户》，二、《学》，三、《贡士》，四、《官品》，五、《吏员》，六、《俸廪》，七、《服制》，八、《祠》，九、《户调》，十、《佃》，十一、《复除》，十二、《关市》，十三、《捕亡》，十四、《狱官》，十五、《鞭杖》，十六、《医药疾病》，十七、《丧葬》，十八、《杂上》，十九、《杂中》，二十、《杂下》，二十一、《门下散骑中书》，二十二、《尚书》，二十三、《三台秘书》，二十四、《王公侯》，二十五、《军吏员》，二十六、《选吏》，二十七、《选将》，二十八、《选杂士》，二十九、《宫卫》，三十、《赎》，三十一、《军战》，三十二、《军水战》，三十三至三十八皆《军法》，三十九、四十皆《杂法》，宋、齐略同晋氏。[14]184

《梁令》无“三十赎”至“四十杂法下”，其余篇目多与《晋令》合。然《开元七年令》30卷27篇面貌一改：

凡令二十有七：一曰《官品》，二曰《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三曰《寺监职员》，四曰《卫府职员》，五曰《东宫王府职员》，六曰《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七曰《内外命妇职员》，八曰《祠》，九曰《户》，十曰《选举》，十一曰《考课》，十二曰《宫卫》，十三曰《军防》，十四曰《衣服》，十五曰《仪制》，十六曰《卤簿》，十七曰《公式》，十八曰《田》，十九曰《赋役》，二十曰《仓库》，二十一曰《厩牧》，二十二曰《关市》，二十三曰《医疾》，二十四曰《狱官》，二十五曰《营缮》，二十六曰《丧葬》，二十七曰《杂令》。[14]183-184

《开元七年令》无《尚书令》《三台秘书令》《门下散骑中书令》。《职员令》首见于隋《开皇令》，《开元七年令》中《职员令》按照所记职官的性质分为《三师三公台省职员》《寺监职员》《卫府职员》《东宫王府职员》《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内外命妇职员》六篇。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一书认为，晋《吏员令》应该对应隋《职员令》，且唐《令》多踵隋《令》。[19]故可以认为，唐《职员令》与晋《吏员令》之文本应比较接近。

《唐令拾遗·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载：“左丞相一人，右丞相一人（掌统理众务，举持纲目，总判省事），左丞一人（掌管辖诸司，纠正省内，勾吏部户部吏部等十二司，通判都省事），右丞一人（掌管兵部刑部工部等十二四司，余与左丞同），左司郎中一人，右司郎中一人”[20]27-28，仁井田陞按：“也许唐令的‘左丞相一人，右丞相一人（掌统理众务云云）’与《日本职员令》的‘左大臣一人（掌统理众务云云），右大臣一人（掌同左大臣）’应是同样的形式。又，虽《通典》和《太平御览》等未将有关官吏职掌的规定作为注，但参考敦煌发现的唐职员令，将其作为注。”[20]3020世纪初，出土于敦煌的《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P.4634、4634C2、4634C1，S.1880、3375、11446）诸官职掌皆双行小注书于令文下，[21]故唐《职员令》的体例为“某官若干人（掌某事，双行小字），属吏若干人（掌某事，双行小字）”，以例推之，晋《吏员令》体例当与之相近，即“某官若干人（掌某事，双行小字），属吏若干人（掌某事，双行小字）”。综上，佐藤氏将《晋令》分为令文、令注两部分之推断基本正确。

然佐藤氏误断上引（24）（27）两条属晋《吏员令》，因为晋《官品令》为第四篇，《吏员令》为第五篇，且上引“太子太师”条明言引自晋《官品令》，故若以佐藤氏“《晋令》令文与令注出于一手”说为是，推定此两条属晋《吏员令》，那么就会出现晋《官品令》《吏员令》重复记载两遍职官的服制、冠制等信息的情况，这与《泰始令》“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的撰写背景与“蠲其苛秽，存其清约”追求简洁的撰写目标相抵牾。因此，笔者认为，此两条当属晋《官品令》，晋《吏员令》另有他文。

楼氏指出，程氏、张氏所辑晋《官品令》中恐有数条属晋《吏员令》等其他令篇。[6]笔者整理程辑晋《官品令》中疑似当为晋《吏员令》者：

（1）“太常置主簿录事。（《唐六典》卷一四注引《晋令》[14]395）”[3]379

（2）“光禄勋有主簿。（《唐六典》卷一五注引《晋令》[14]443）”[3]379

（3）“诸冶官库各置督一人。（《唐六典》卷二二注引《晋令》[14]577）”[3]379⑦

（4）“卫尉主簿二人。（《唐六典》卷一六注引《晋令》[14]459）”[3]379

（5）“太鸿胪置主簿录事史。（《唐六典》卷一八注引《晋令》[14]505）”[3]379（张书列入《吏员令》）[4]69

（6）“少府置主簿二人。（《唐六典》卷二二注引《晋令》[14]572）”[3]380（张书列入《吏员令》）[4]70

（7）“水衡都尉置主簿一人，又左右前后中五水衡，皆有主簿。（《唐六典》卷二三注引《晋令》）[14]599”[3]388（张书列入《吏员令》）[4]70

程、张两书明言为《吏员令》者：

（1）“诸郡国不满五千以下，置干吏二人。（《后汉书·栾巴传》注引《晋令》）[22]1841”[3]394；[4]70-71

（2）“诸律（津）渡二十四所，各置监律（津）吏一人。（《唐六典》卷二三注引《晋令》）[14]600”[3]394

（3）“诸官有秩栀子守护者，置吏一人。（《艺文类聚》卷八九引《晋令》‘官’作‘宫’[23]，《太平御览》卷九五九引《晋令》‘栀子’作‘支子’[24]693）”[3]394

（4）“诸官有梨守护者，置吏一人。（《太平御览》卷九六九引《晋令》[24]765）”[3]394

（5）“诸官有秩者守护橙者，置吏一人。（《太平御览》卷九七一引《晋令》[24]776）”[3]395

（6）“阆中县置守黄甘吏一人。（《太平御览》卷九六六引《晋令》[24]743）”[3]395

（7）“导官令置主簿、录事、酒吏、鼓吏。（《唐六典》卷一九注[14]528）”[4]70⑧

（8）“有狱左、右丞各一人。（《唐六典》卷一八注引《晋令》[14]503）”[4]70

以上15条当属《吏员令》，然其与唐《职员令》“某官若干人（掌某事，双行小字），属吏若干人（掌某事，双行小字）”体例不同。笔者认为，晋《吏员令》看似与唐《职员令》体例不同，可能是因唐人在引用晋《吏员令》时横加笔削，唐人引《吏员令》的格式可能为：“某官（省略‘若干人（掌某事，双行小字）’+置/有/置吏+属吏若干人”。

三、《北堂书钞》引书中的增字、省略现象

佐藤氏过分追求晋《吏员令》与唐《职员令》体例的统一，故其认为晋《官品令》绝不可能出现员额信息，但他忽视了《北堂书钞》等唐人撰述在引用他书时存在增字、省略现象。

兹以《北堂书钞》卷三八“廉洁”条引《后汉书·杨震传》为例对《北堂书钞》等唐人撰述在引用他书时存在增字、省略现象进行讨论，其文：“范《后汉书》：杨震为荆州刺史，知其民王密，举茂才，除昌邑令。震复为东莱太守，路经密境，密夜怀金四十斤奉公，公不受，密曰：‘暮夜无知。’震曰：‘天知，地知，我知，汝知。何谓无知！’密惭而退。”[8]301今本《后汉书》作：“（杨震）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22]1760《后汉书·杨震传》“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在《北堂书钞》卷三八引《后汉书》中被割裂为“杨震为荆州刺史”“震复为东莱太守”两部分，并将“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之内容提至“杨震为荆州刺史”后。为了补偿此改动，增两句之主语，即“杨震”与“震”。同时，因为《北堂书钞》卷三八引《后汉书·杨震传》前句之叙事时间为“杨震为荆州刺史”时，而今本《后汉书》“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之叙事时间为“（杨震为）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北堂书钞》卷三八引《后汉书·杨震传》改“故所举荆州”为“知其民王密”，并将“茂才”置于“王密”后，此叙事时间的改动不可谓不大，且后句同义替换、省略不胜枚举，如《后汉书》中“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一句在《北堂书钞》卷三八引《后汉书·杨震传》中仅作“公不受”三字。

唐初去宋时不远，今日尚可见之宋本《后汉书》与唐本《后汉书》相去不远，故二本不应有如此多不同，那么就只有虞世南《北堂书钞》在引用《后汉书》时多有增字、改字、省略一种可能。那么为何《北堂书钞》在引用他书时要加以笔削呢？《北堂书钞》卷三八引《后汉书·杨震传》于“廉洁”条下，此确立了虞世南于此条下引用他书的基本立场，即廉洁书写。今本《后汉书》之叙事视角为拒贿者，即杨震视角，在对“廉洁”形象的刻画上，因反差性不足，故无论是深度，还是对于观者的冲击力都远不如行贿者的叙事视角，即王密视角。虞世南以《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故事为模板，在引用时加以删削，通过改变叙事时间，以达到改变叙事视角（杨震→王密）的目的。

综上，虞世南《北堂书钞》中存在为条目服务，而对引文增字、改字、省略、颠倒叙事结构的现象。《北堂书钞》卷五九“尚书”条：“晋《官品令》云：尚书仆射、尚书六人，皆铜印黑绶……”之内容亦存在虞世南为了行文统一而增、改晋《官品令》原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员额信息为唐人所增，本不是晋《官品令》的组成部分。此推论建立在今日所见唐人诸撰述中所引之晋《官品令》为《泰始令》原文的基础上，故晋《官品令》不可能与《吏员令》内容重复。

四、晋《官品令》疑非《泰始令·官品令》

上文对晋《官品令》令注出现员额信息的问题作了考证，指出此员额信息可能为唐人在引书时所增，此仅为一种可能，此可能以唐人所引晋《官品令》就是《泰始令·官品令》为前提。关于唐人所引晋《官品令》是否就是《泰始令·官品令》这一问题，唯有从与晋《官品令》关系相当密切的《服制令》《门下散骑中书令》《尚书令》《三台秘书令》入手进行考察。

关于《门下散骑中书令》《尚书令》《三台秘书令》，程树德《九朝律考》皆曰无考，张鹏一《晋令辑存》以《晋志》《宋志》为根柢，参以《太平御览》引《晋起居注》《山公启事》《齐职仪》，《北堂书钞》引《晋百官表注》等书，虽资料丰赡，然其存在的问题与《官品令》《吏员令》相同，即大部分辑文并非直接出自《晋令》，兹将张书《门下散骑中书令》《尚书令》《三台秘书令》引《晋令》之内容列于下：

（1）上引《北堂书钞》卷五八“侍中条”引晋《官品令》[4]217-218

（2）上引《北堂书钞》卷五八“给事黄门侍郎”条引晋《官品令》[4]218

（3）“中书为诏书、记会时、典作文书。（《太平御览》卷二二〇引《晋令》[11]122）”[4]222

（4）“车驾出入，相风已前侍御史、令史主之。（《太平御览》卷九引《晋令》[25]）”[4]233⑨

（5）上引《北堂书钞》卷五七、《初学记》卷一二、《文选》卷五八《褚渊碑文》注引晋《官品令》。[4]234

（6）“秘书阁有令史，掌众书。（《南齐书·百官志》引《晋令》[26]324）”[4]235⑩

张氏将（1）（2）（5）等明言出自晋《官品令》的条目列于《门下散骑中书令》《尚书令》《三台秘书令》下，此明误矣。或张氏认为《官品令》无法容纳如此庞杂的内容，且若将此三条归于《官品令》，无疑是越俎代庖顶替三《令》的作用，故将涉及“（G）故职掌”“（H）今职掌”“（I）礼仪职掌”的数条归于《门下散骑中书令》《尚书令》《三台秘书令》。毋庸置疑，此种处理方法有失公允，此三条当属晋《官品令》，然张氏处理此数条的逻辑亦值得我们反思。

同样的问题亦可见于《服制令》。《服制令》之内容涉及冠制（《南齐书·舆服志》引晋《服制令》：“冠十三品”[26]340；“进贤冠，诸开国公、侯，乡、亭侯，卿，大夫，尚书，关内侯，二千石，博士，中书郎，丞、郎，秘书监、丞、郎，太子中舍人、洗马、舍人，诸府长史，卿，尹、丞，下至六百石令长小吏，以三梁、二梁、一梁为差，事见《晋令》。”[26]341）、印绶、佩饰（《太平御览》卷一四四引晋《服制令》载：“婕妤，银印青绶，佩珠瓄玉。”[27]）、履、服制等信息，此与笔者推断晋《官品令》的文本组成存在重合，且与《泰始令》的撰写背景、目的相左（见前文），故笔者认为，晋《官品令》在泰始年间成文时，令注部分可能并没有兼及后《令》。

《隋书·经籍志二》载有《晋令》四十篇，[28]972此与《唐六典》所载《晋令》篇目合，而且，上引（9）条，《北堂书钞》明言引自晋《官品令》，《初学记》则称引自《晋令》，故唐人所引的晋《官品令》应该不是单行本官制撰述，而是《隋书·经籍志二》所载《晋令》四十篇的一部分。那么为何晋《官品令》令注部分会包括《服制令》《门下散骑中书令》《尚书令》《三台秘书令》之内容？由上文对晋《官品令》的考察可知，南齐前的晋《官品令》即已为唐人所见之样貌，令注的扩充当发生在南齐前，此次扩充与官制撰述的发展同步调，书写载体的改变等原因导致便于携带、阅读的单行本官制撰述出现，官方或私人出于便利性之考量，将《吏员令》《服制令》《门下散骑中书令》《尚书令》《三台秘书令》令文整齐划一，书于《官品令》令注部分，并书一目录（此目录的形态与《通典》晋官品类似，关于《通典》晋官品，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三《晋律考下》“官品令”条曰：“按晋令他篇皆散佚无考，惟此为首尾尚称完具。《通典》并载有晋官品目录一篇，《唐六典注》所引晋《官品令》文独多，其中或仅云晋氏，或单称晋，以他条证之，实则皆《官品令》中文也”[3]374，程树德、张鹏一辑晋《官品令》是皆以此“晋官品目录”为经，抄撮众佚文于其下为纬。但是，《通典》晋官品却并非出自晋《官品令》，张金龙指出，《通典》晋官品史源或许为唐初官修《晋书》时，抄撮众书而成的《魏晋官品令》，同时，此《魏晋官品令》很有可能是由《魏官品令》与《晋官品令》合编而成。[5]此《魏晋官品令》就是典型的单行本官制撰述。《隋书·经籍志二》载有《魏、

晋百官名》五卷、《晋百官名》三十卷⑪、《晋官属名》四卷⑫[28]968不知此与《晋官品令目录》之关系，仅从卷数上看，似并非徒抄《晋官品令目录》，可能与程、张两氏辑晋《官品令》的方法一样，即以《晋官品令目录》为经，杂抄众书为纬的资料汇编式官制撰述），丁国均[29]3667，3669、文廷式[29]3726，3728、吴士鉴[29]3865，3866、秦荣光[29]3823，3824《补晋书艺文志》皆列晋《官品令》于职官类，列《晋令》四十篇于刑法类，诸氏《补晋书艺文志》以唐人引晋《官品令》与《泰始令·官品令》为二书，可为卓识。但由前之考证可知，唐人所引之晋《官品令》即《晋令》四十篇之一，故笔者认为，后单行本的晋《官品令》重新回到《晋令》（由上文对唐人引晋《吏员令》可能存在省略现象的考察，及《服制令》等其他诸《令》的文本特点，笔者认为，其他诸篇目或有缺失，但大致仍与《泰始令》相近）并替代了原晋《官品令》的位置，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见唐人所引、作为《晋令》四十篇之一的晋《官品令》。

综上，成书于南齐之前的单行本官制撰述晋《官品令》在唐时已经替代了《泰始令·官品令》，回归《晋令》四十篇，故今日可见之晋《官品令》中出现之员额信息可能是单行本官制撰述晋《官品令》在回归《晋令》时，未被书手删去者，也就是说，员额信息本就是单行本官制撰述晋《官品令》的组成部分，但为后人所删。

五、结语

《泰始令》创作之初，应就有令注，但此时的令注内容尚少。今日所见唐人引《晋令》，虽有增字、省略现象，然仍基本保持了原有的格式。南齐前，官方或私人为了便于携带、阅读，抄撮《吏员令》《服制令》《门下散骑中书令》《尚书令》《三台秘书令》等令文，按照以《官品令》为经（令文），以其他诸《令》为纬（令注）体例编成的单行本官制撰述晋《官品令》就已问世。此书问世后令注部分的“秩级”“朝服”等信息曾有所损益。唐人所引的晋《官品令》之基本格式为：“印绶、位次、冠制、朝服、佩饰、故职掌、今职掌、礼仪职掌”，内容繁芜，包含他《令》，此与《泰始令》修撰初衷相违，故当为单行本官制撰述晋《官品令》，而非《泰始令·官品令》。然《北堂书钞》《初学记》《文选》诸书中，晋《官品令》与《晋令》互用，故此时晋《官品令》应已替代了原来《泰始令·官品令》，成为了唐人所见《晋令》四十篇之一。

注释：

① 《通典》卷二六中“绛朝服”书于“进贤两梁冠”后，《宋书·礼志五》“绛朝服”作“给五时朝服”，“墨绶”作“墨綟绶”，“给五时朝服”书于“墨綟绶”后，两者皆与《晋令》异。

② 《北堂书钞》此条明言引自晋《官品令》，然《初学记》称此条引自《晋令》（《文选》卷五八李善注同），由此可知，此晋《官品令》即唐人可见《晋令》四十篇中之《官品令》。

③ 程书此条出处误作“《唐六典》卷一〇注引《晋令》”，此条非出自《晋令》，不知程氏何据，姑且列于此。

④ 程书此条出处误作“《书钞》卷六五引晋《官品令》”，《书钞》卷六五仅言引自《晋令》。

⑤ 《唐六典》卷一〇注引《晋令》原文为：“秘书郎中品第六，进贤一梁冠，绛朝服。”[14]297程书此条据《通典》卷二六，增“铜印墨绶”四字。

⑥ 程书此条出处误作“《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十”[3]394。

⑦ 《唐六典》卷二二注引《晋令》“诸冶官库各置督监一人”，程书此条脱“监”字。

⑧ 今检《唐六典》卷一九，此条出自注文，非注引《晋令》，张书此条出处误作“《唐六典》卷一九注引《晋令》”。

⑨ 《太平御览》卷九引《晋令》原文为：“车驾出入，相风已前侍御史、令史。”[25]张书此条“令史”后多“主之”二字，不知所据。

⑩ 程书此条列于《官品令》，与张书异。[3]393

⑪ 此书《旧唐书·经籍志二》作“四十卷”，不知是否与《三国志·司马朗传》注引《晋百官名志》为一书。此外还有记载不同时代的单行本《百官名》，如《怀帝永嘉官名》、《晋武帝百官名》《元康百官名》《晋武帝太始官名》（见丁国均《补晋书艺文志》[29]3667-3668）《晋惠帝百官名》（见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29]3921），记载一行政空间内所有职官的专门单行本《百官名》，如《晋东宫官名》。

⑫ 此书《旧唐书·经籍志》亦载，同性质官制撰述单行本还有《明帝东宫僚属名》《征西僚属名》《庾亮僚属名》《庾亮参佐名》《齐王官属名》《齐王功臣格》《大司马僚属名》（见丁国均《补晋书艺文志》[29]3667-3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