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玉竹

（ 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北京 100084 ）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年），出生于阿尔及尔近郊的比曼德利（又译称“比尔芒德”）小镇，其父是一个银行的经理。阿尔都塞从小信奉天主教，参加过天主教青年运动。因为家庭殷实，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在阿尔及尔上小学，后又就读于法国马赛中学，考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院，师从著名学者巴什拉教授。1948年，他以《黑格尔哲学中的内容的观念》为题获得博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1980年11月16日，他因精神病发作而误杀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院之后体弱多病无法工作，直至1990年去世。他著作颇丰，代表作有《孟德鸠斯：政治与历史》《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列宁与哲学》《自我批评文集》等。

关于阿尔都塞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学术界论说不一，莫衷一是。一说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家；一说他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说他不仅是一个结构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兼容了多家学说的唯科学主义者；一说他是“极端仇视、蓄意歪曲马克思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一说他是扮演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守夜人”的角色。然而称“他是一名法共党内深受结构主义思想影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家”[1]是比较切中要害的。通观其代表性著作，其中《保卫马克思》一书最能体现其政治上的鲜明立场。从书中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来看，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和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即“保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同时也是一个能够熟练运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并能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即“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理论的形态及形象”[2]，而非一个纯粹的结构主义学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阿尔都塞所要保卫的马克思主义，乃是科学学术研究语境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流派，即研究论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理论性问题；换言之，阿尔都塞视界中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政治学说、一种分析和行动的‘方法’，而且作为科学，它是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的理论领域”[3]7，可见他思想深处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尤其强调哲学意义或方法论理论向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而非西方学者视野中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观念的单向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著作本身就是科学，而过去，人们却要我们把科学当作一般的意识形态”[3]3，乃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捍卫者，“是为一个特定的学说（或理论）服务，为马克思的学说服务”[2]。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空前关注、倾注热情，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与新势头，“马克思哲学不仅成为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指导，而且在整个东西方学术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4]15-16。如卢卡奇重拾人的主体性价值而强调“阶级意识”和“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人道主义化”[4]19作为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探索获得广泛性认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几乎席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代表人物和所有流派”[4]。苏共“二十大”之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本主义思潮异常活跃，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重释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成为时代强音，并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和教条主义化的发展态势，使得马克思主义朝着庸俗化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为捍卫真理，重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灵魂，纷纷反对人道主义化和教条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出现了科学的马克思与人本的马克思之间的思想交锋，而阿尔都塞就是在这股思潮交锋中涌现出的一个以科学的精神为标榜来捍卫马克思的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曾公开宣称：“自己是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威胁的正统的捍卫者”[4]4。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著作的重新阐释，贯穿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断裂”①观点。尽管他对马克思经典文本进行解读中的诸多观点颇具争议性，然而，在重解马克思和回到真实的马克思的过程中，尤其是因为在对文本的诠释和分析采取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并被授予“结构主义者”之称号，事实上则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运用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就是结构主义者，以标签式的简单化一的方式去评价历史思想人物本身是不科学的。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吗？阿尔都塞在其自传《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中说：“到了‘结构主义’意识形态风行之时，因为它表现出与一切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相决裂的优势，我似乎也追随过这场运动。”[5]197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有密切之关联，为此有学者有过这样的论述，“阿尔都塞的思想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这是阿尔都塞的思想渊源之一”[6]。客观而言，在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盛行的大历史背景下，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进行“保卫马克思”的理论阐释与论辩，因其所处的时代而受到“结构主义”社会思潮运动的思想影响，则在所难免，“将结构主义方法与社会科学某一领域的研究相结合”[4]48和“用结构主义重新‘注释’马克思主义”[4]48成为理所当然。虽然他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哲学和社会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其本人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如同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就变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经济亦不意味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张一兵指出的那样：“不能简单地把阿尔都塞的思想称之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加以贬斥。”[7]

那么，什么是结构主义呢？如何界定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究竟有何内涵？阿尔都塞如何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去进行分析和阐释历史哲学方面的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利于我们辨识和还原其本身并非一个结构主义者的真实面貌。众所周知，结构主义最早发端于瑞士语言学研究领域，即“狭义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开始于索绪尔（F.de Sausure）”[8]65,索绪尔素有“结构主义之父”之誉，是较早将结构主义的方法和思想具体运用到语言学研究上重要的语言学家。他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在比较语言学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识和新观点，“他证明语言的过程并不能归结为语言的历史性研究”[8]64，如比较语言学将一些孤立静止的语言事实当作单位或单元对待是有缺陷的，仅注意到语言的历史维度的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依赖性关系也是不够的，且忽视了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且复杂的整体性文化系统。在语言认知上，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实践过程中所掌握的深层次体系（“语言”）有效区别开来，把语言视为一套有机组合的文化符号系统，同时亦认为语言能够产生意义的并非语言符号本身，而是在于语言符号彼此间的组合关系及其所构造生成的意义，并且他强调“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一个‘体系’的问题（索绪尔没有用过结构这个术语），而这样一个体系主要是由对于这个体系的种种成分都发生影响的平衡规律组成的，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这些规律都取决于语言的共时性”[8]64。可见，语言的规律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共时性，是历史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同时也强调“体系”或“系统”的重要性。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体系”或“系统”而不是“结构”，但在本质上的意思乃是同一的、无差别的，“种种意义合成的整体，自然地形成一个以区别和对立关系为基础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8]64。在他看来，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一门学问。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联体系或关系网络图景，形象地展示了二者之间纯粹的相互关系性结构，并把这种关系性结构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主体性对象，“在语言中起作用的基本关系，乃是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8]64，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原则之一。索绪尔的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在他死后，则由他的学生全面和系统整理出来并冠名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公开出版面世，对结构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社会影响。索绪尔的这些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后来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继承，其《野性的思维》则是直接将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人类学的研究，并使之在其他各类研究领域迅速传播并得以发展，“从而使结构主义正式登上了法国理论舞台”[4]48。之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断被扩展到法国的文艺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并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论。法国当代学者通过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探究现实问题，获得丰硕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战后欧洲大陆法国曾经一度泛滥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显然，在这种思潮和思想背景下，阿尔都塞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那么,究竟阿尔都塞在哪些方面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检读阿尔都塞的著作，尤其是从他与巴里巴尔合著的《阅读〈资本论〉》中最能反映其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运用的娴熟，他所倡导的“依据症候阅读法”，即是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重要方法。按照这一读书方法，一部著作的阅读是就文本自身的对症性解读，阅读者关注的不是它阐述的各个具体原理和基本命题，也不是观察和揣度书作者的主观意图，而重点在于把握它的内在思想体系结构或基本的理论框架，“正是理论框架的概念在思想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的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4]254，“任何理论体系，任何思想结构都能够还原为各自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条件下，人们可以对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成分单独进行研究，也可以把它与属于另一个体系的另一个类似成分相比较”[3]41。可见，从体系结构和理论框架出发认知和理解著作继而把握事物的本质，是阿尔都塞阅读的关键所在和认知的独特路径。因为这种理论框架或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无意识的结构”隐藏在原文本之中，蕴藏和体现着一本著作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涵与精神实质，因而需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去把握它的内在联系，即“要从充实的话语中找出‘空缺’，在完满的文本中看到‘空白’，从被洞察到的内容中寻出‘失察’，从可见的东西中窥见到‘不可见的’东西”，并且“要特别注意文中那些无意中出现的疏漏和缺失”[9]378，只有进行针对性阅读和解读，才能真正理解作者真实思想和企图，从而实现“思想、思想的明晰以及语言这三者的统一”[5]181；同时他认为，任何阅读均非“毫无根据的”，它必然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譬如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则理所当然地必须具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或思想素养，“我们从认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阅读这些著作（马克思的著作）。确实，这种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3]23，并强调了在特定的理论框架内就文本对象和问题内在关联系进行思考与理解的意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阿尔都塞强调的对象性关系，“不在于我和一个或一些客观对象的关系，而在于我和‘对象性的’对象的关系，也就是和内在的、无意识的对象的关系”[5]227，乃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内在逻辑性结构，因而“把握总体的思想本身是严格而清晰的，才能够思考整体，这样的思想才可以反思整体的不同要素的结合”[5]181。

“依据症候阅读法”对于如何阅读提供了读书之法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仅凭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不可能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的。该方法具有明显的唯理主义倾向。原文中的所谓“无意识结构”，“显然是从弗洛伊德主义那里搬来的”[9]378，但是阿尔都塞对弗洛伊德文本研究并没有更多的兴趣，他说：“我却从来没有能深入到弗洛伊德的任何文本中去”，可能他使用这一无意识的语言结构，乃可能是靠其传奇式的“道听途说”方法而获得哲学知识所致，他常常自夸说：“我最终以‘靠道听途说学习’这样的事情为荣。”[5]174-175那些热衷于把阿尔都塞称为结构主义者的学者，则把他的这种“症候阅读法”视为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典型案例，认为阿尔都塞就是从这种“症候阅读法”方法出发去推论和得出马克思理论的反历史主义、反经验主义、反还原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结论的；也有学者将他的“问题式”“无主体过程”“认识论断裂”以及“多元决定论”等思想观念全部归结为结构主义的认识论。事实上，“症候阅读法”在阿尔都塞的思想理论系统中并不占核心地位，它仅仅是起到了一种冲破思想传统的催化作用。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打破了历来仅将《资本论》视为经济学著作来诠释解读的思想传统，而相反的则是可以把它当成是反映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实践状态的哲学”以及“社会问题”的主要论著，由此为他从哲学和认识论（或“理论实践”）的视角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广阔的理论视野和“自由联想”的思想基础。至于其中许多具体观点的提出与论证，并非以“症候阅读法”为参照系，相反，更多地是体现在“换喻的因果性”内涵表达方面，“大家在《阅读〈资本论〉》里还能找到这件事的痕迹。在我使用这种表达式（‘换喻的因果性’）时”[5]241，尽管阿尔都塞的《阅读〈资本论〉》在注释中使用了“结构的因果性”词汇，但是从避免“剽窃”所谓“换喻的因果性概念”之误解处着眼。运用“依据症候阅读法”，阿尔都塞得出了一系列关于文本深处的思想观点，“思想家被他的著作所掩盖，人们通过著作只能看到思想家的严谨思想；具体的历史也被当时的意识形态论所掩盖，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意识形态的体系”[3]50。阿尔都塞涉及的理论性问题很广泛，如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唯物辩证法等，“因而，如果把阿尔都塞的思想完全归结为结构主义，就难免以偏概全”[6]。

二

阿尔都塞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吗？答案显然不是。有学者研究指出，“从阿尔都塞的整个思想发展来看，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固然他的理论表述方法中存在着种种未必合法的理论挪用，他对马克思的解读尚有大量的武断臆想，但阿尔都塞的学术立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7]。所以，他在政治立场上旗帜鲜明地亮出保卫马克思的响亮口号。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其一贯的思想立场。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科学，而过去，人们却要求我们把科学当作一般意识形态。”[3]3在这里，他区分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参照视野。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和审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流派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对待西方哲学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差异性与关联性。这对于全面系统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有益处的。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是以一个共产主义者战士的身份向学术界和思想界作出的政治表达，这一表白更是说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要达到的具体期望，与其说是思想学术的自由表达，还不如说是政治责任感的感召与呼唤，所以他说：“我是以我自己的名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写这些话的；我研究过去，正是为了说明现在和认识将来。”[3]3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乃是至关重要的一项研究内容，即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马克思的关键之所在，他认为“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必须先具备在本质上与各种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必须先具备一种说明认识论历史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3]22。而真正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理论根据。随着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结束，“我们有权正确的重新评估我们自己，坦率承认我们的优点和缺点，公开提出和思考我们的问题”[3]12，所以他主张：“我们今天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公开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3]13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予以肯定。

三

是政治上的保卫马克思，还是思想上的保卫马克思，抑或还是哲学上的捍卫呢？从《保卫马克思》一书我们不难看出，在保卫马克思的运动中他是以哲学批判的思想倾向表现了其政治上的立场和态度。换句话说，阿尔都塞力图区分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或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而实现哲学意义的捍卫他所认为或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他的哲学表达恰好地凸显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哲学表达是有缺陷和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读，就像他本人的所说的那样，“我现在清楚地看到，这种方式和马克思本人的方式并不完全一致”[5]236，但是他用心良苦，“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试图让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就其本身和我们而言都变得可以理解”[5]236，实质上也捍卫了他所理解和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他又是如何去实践这一哲学表达的历史任务的呢？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重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5]177，“我致力于就哲学发展一种论战的和实践的观念”[5]178。他试图实事求是地去呈现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相。他主张“必须去接触实际事物，同哲学意识形态相决裂，并着手研究真实”[3]11，但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力图去解读文本思想，力求回到马克思，然而他实际上又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内涵与时代意义，还没有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阿尔都塞指出，在马克思的思想系统中，阿尔都塞指出，在马克思的思想系统中，“‘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人道主义则仅仅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3]217—218，他在论证马克思同人道主义的彻底决裂时说，“从19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3]222，“马克思同一切哲学人本学和哲学人道主义的决裂不是一项次要的细节，它和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混成一体”[3]223。他提出马克思坚决反对从“人的本质”这一思辨概念中，引申出和演绎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对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道主义思想的理解以及把它同康德、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相混同，则是不正确的。他说：“青年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揭露贫困和奴役的一声呼叫，而且是他的世界观和实践立场的理论立场。‘人的本质’（不论它意味着自由和理性或是共同体）同样是严谨的历史理论和连贯的政治实践的基础。”[3]218在他看来，早期的马克思是“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即“历史只是依靠人的本质，即自由的理性，才能被人理解。自由是人的本质，正如重力是物体的本质一样”[3]218。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本来就有多种不同的含义，而从阿尔都塞视界折射出来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蕴含着前人所没有的极为丰富和十分深刻的内涵，如强调在实践中重获人的本质的观点、无产阶级和哲学在人的本质中结成革命联盟的观点、消灭私有制的观点、进入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观点等等；又如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不断发展了自身对人道主义的认知与理解，宣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在历史理论中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代替个体和人的本质这个旧套式的同时，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观”，“马克思不再把人的本质当作理论基础，因而也摒弃了两个假定（主体的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本质的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有机体系。他把主体、经验主义、观念本质等哲学范畴从它们统治的所有领域里驱逐出去”[3]224。由于马克思否认人道主义是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是被其所承认，即“人道主义的本质是意识形态”[3]227。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里经常出现的主体、人的本质、异化等有关人道主义思想的哲学概念，在其后来的著作中罕有论及，这也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关于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问题，阿尔都塞在其《关于“真正人道主义”的补记》中有所论及，他认为“新人道主义的内容，必须社会、国家等现实中去寻找”[3]240。他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为例，论及马克思提到费尔巴哈关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论见，在指出费尔巴哈的不足的同时还专门就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进行批评，特别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新洞见。但是，阿尔都塞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如果把这句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作完整定义单从字面上去解释，它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3]241在他看来，关于“人的概念”和“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综合）不相符合，尽管不相符合，但是“这种不相符合的关系毕竟是有意义的；它有一种实际意义”[3]241。事实上这种“实际”，是具有实践行动的隐形逻辑的含义，即“应该进行什么运动，朝什么方向和为达到什么目的地而转移，以便不悬在抽象的空中，而脚踏实地的地上”[3]242。可见，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马克思还反复提到实践是人的实践、人的感性的实践，尤其展示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实践意义，显明了“理论实践”的特性[3]251，如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认真地去研究实在。那时候，信号已经起到了它的实践作用”[3]243。阿尔都塞认为，共产党人应该践行真正的人道主义，他说：“共产党人认真地研究人道主义愿望的真实意义，研究这一实际概念所指出的现实，这肯定是完全必要的。”[3]244

总之，在哲学思想层面的探究上，阿尔都塞的主要理论向度目的是力图通过对细致、缜密的思想史文献的重新解读——他称之为“按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的解读方式来回到真实的马克思原真状态而实现真正的保卫马克思之目标，并通过尝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形态而形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直接面向马克思，力图向我们呈现一个本真的马克思，但事与愿违，他却离马克思越来越远，诚如他自己所言：“我试图使马克思的思想对一切真诚的、有理论需要的读者来说变得更明晰而严密。当然，这样便使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叙述有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因此有许多专家和战士都感觉我制造了一个自己的马克思，与真正的马克思大相径庭，是想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我愿意承认。”[5]237而恰是如此，他在试图通过《保卫马克思》来维护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理论姿态的过程中，并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化的思潮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战士的政治形象，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存在有种种缺陷和偏见，但也掩饰不住他思想的睿智和精神的光芒，“他的作品仍然有着生命力”[2]！

注释：

① “认识的断裂”的含义有二：一是科学理论的产生或科学精神的形成，须与直觉自明的事物或明显之现象所予决裂；二是科学本身的发展是不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