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波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1 ）

唐代郎官在任上有时还要兼任一些其他职务，如知制诰、史馆等，特别是到了中唐时期，郎官知制诰的现象比较普遍。本来知制诰是中书省中书舍人专任，也有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起草诏书的，如唐太宗时期的温大雅、魏征，唐高宗时期的许敬宗、上官仪等人，盛唐时期的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中唐时期的令狐楚、权德舆等人，都是以写四六体制书而知名的。到了唐玄宗开元时期，以他官掌诏、敕、策、命者称为知制诰，知制诰遂成为专职名。玄宗选一批擅长文词的朝官入居翰林院起草诏制，后来逐渐演变成为草拟机密诏书的重要机构。起草诏制是中书舍人之专职，但唐玄宗认为依靠中书舍人草拟诏制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开元二十六年（738）另建翰林学士院，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初置时翰林学士既无秩品，也无定额，后依据中书舍人之例，置翰林学士六人，择其资历深厚者为承旨，即领班之意。《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1]卷四十六1183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翰林学士在草拟诏制方面越来越受到重用，逐渐分割中书舍人之职。唐德宗时，翰林学士地位愈显重要，翰林学士常值宿内廷，向皇帝提出建议，参与决策，故号称内相。《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陆贽传》载：“虽外有宰相主大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1]卷一百五十七4931，于是皇帝的命令被分为内制和外制，翰林学士所撰制诰直接从禁中发出，用白麻纸书写，内容多为任免将相大臣、号令征伐、册立皇后太子等有关军国大事，称为内制；而中书舍人所撰的，多为外朝所拟，用黄麻纸写，内容多为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故称外制。这两方面的文士为中央政令的制定与传达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唐代制诰撰写的主体力量。

一、郎官的知制诰及其特征

郎官知制诰在唐代属于一种新鲜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有行使中书舍人职权的意思。知制诰究竟是什么官职，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但它真实地出现在唐代文献中，且《唐六典》《唐会要》、两《唐书》职官志等史籍都没有知制诰这种官职的著录和记载。赖瑞和先生在《唐代知制诰的使职特征》一文中概括知制诰是“跟唐代许多以知开头的官职一样，乃一种隐性的使职，跟翰林学士、史馆史官一样，同属使职。”[2]什么是使职呢？赖先生定义为：“举凡没有官品的实职官位，都是使职。”[3]为何没有官品，原因在于使职的任职者通常都是已经有本职现任官位的，故朝廷一般任命他以本官来行使某一特定使职。在唐代以本官知制诰的有很多，如崔融、韩休、苏颋等人都做过知制诰。张九龄开元二十年（732）知制诰时，本官是工部侍郎，《曲江集》保存了这个《知制诰敕》，其文曰：“敕：中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仍副知院事、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张九龄，宜知制诰。开元二十年八月二十日。”[4]韩休则是以礼部侍郎本官知制诰，苏颋以中书侍郎本官知制诰，本官的级别都很高。到了中唐时以郎官知制诰就开始流行了，员外郎和郎中都有知制诰的，而且非常普遍。如《旧唐书》卷二十下：“敕右常侍王钜、太常卿张廷范、给事中崔沂、工部尚书李克助、祠部郎中知制诰张茂枢、膳部员外知制诰杜晓”[5]卷二十802，张茂枢以祠部郎中本官知制诰，杜晓以膳部员外郎本官知制诰，说明员外郎和郎中都可以知制诰。同样，白居易以主客郎中身份知制诰，元稹以祠部郎中身份知制诰。唐代其他的郎官，如水部郎中、工部郎中、兵部郎中都是可以知制诰的。

关于唐代郎官知制诰的记载，《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说：“开元初，以它官掌诏敕策命，谓之‘知制诰’”，“先是，知制诰率用前行正郎，宣宗时，选尚书郎为之。”[1]卷四十七1211可以得知在开元初期，用其他官员来草拟诏制称为知制诰，如张九龄以工部侍郎知制诰，韩休以礼部侍郎知制诰，苏颋以中书侍郎知制诰，知制诰者本官都是高级文官。到了唐宣宗时，开始用郎官知制诰，所谓“前行正郎”，是指尚书省六部中吏部、兵部的郎中而非员外郎，但这一规矩在实施中已有突破。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尚书省六部的郎中、员外郎几乎都有知制诰的记载。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权德舆传》：“十年，迁起居舍人。岁中，兼知制诰。转驾部员外郎、司勋郎中，职如旧。迁中书舍人。是时，德宗亲览庶政，重难除授，凡命于朝，多补自御札。”[5]卷一百四十八4003据蒋寅先生《权德舆年谱略稿》可知[6]，贞元十年（794）八月权德舆迁起居舍人，兼知制诰，时年三十六岁。起居舍人为从六品上，品级与员外郎同，故也能知制诰。次年十一月迁为驾部员外郎，知制诰。贞元十四年（798）四月升为司勋郎中，知制诰。次年四十一岁，由司勋郎中正式升为中书舍人，名正言顺知制诰。从权德舆的仕历可以看出，在唐宣宗之前就已经有了郎官知制诰的记载，并非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说的郎官知制诰始自于宣宗朝。权德舆任驾部员外郎、司勋郎中，的确是尚书省六部中“前行”的兵部与吏部，但驾部员外郎不属于“正郎”。其实，尚书省其他部司郎官知制诰的也有不少，例如前引“祠部郎中知制诰张茂枢、膳部员外知制诰杜晓”，祠部郎中、膳部员外郎便属于尚书省后行的礼部。其实在唐代就已经有了郎官知制诰的文书，如《唐会要》卷五十五所录长庆二年七月敕文：“自今而后，员外郎知制诰，敕复授本官，通计二周年，然后各依本行转，郎中亦依二周年与正除。如是中行后行郎中，仍更转前行一周年，即与正除。如更是卑官知诰，合转员外者，亦以二周年为限。谏议大夫知者，同前行郎中，给事中并翰林学士别宣，并不在此限。”[7]卷五十五946这条材料说明，除了员外郎、郎中可以知制诰外，谏议大夫、给事中、翰林学士均可以知制诰，加上前引侍郎、起居舍人知制诰，在唐代高、中、低层文官都有知制诰的记载。赖瑞和先生在《唐代三大类型知制诰的特征与区别》[8]一文中总结出唐代三大类型本官知制诰的特征及其之间的区别。认为第一类知制诰在唐代前期，绝大多数是以高官去充任，本官比中书舍人级别高，与皇帝关系密切。第二类知制诰在唐代中后期，尤其是宪宗以来，多以员外郎和郎中充任，本官的级别比中书舍人要低，跟皇帝的关系较为疏远，但与宰相的关系比较密切，往往由宰相提名知制诰，负责起草外制。第三类是翰林学士院中带有知制诰衔的翰林学士，与皇帝关系亲密，负责起草内制。赖先生将唐代知制诰分为三大类，总体上较为全面，但也有少数其他官员知制诰，如起居舍人之类，但为数甚少不足以另外分类。

知制诰者本官级别不一，导致知制诰的迁转年限也不一样。像翰林学士、给事中、谏议大夫、前行郎中等知制诰，只需要一年时间就可以正除，中、后行郎中转前行满一年，即与正除，员外郎知制诰要慢两年才能转迁为中书舍人。唐宣宗之前也有所谓的中行、后行郎官知制诰者，典型的就是元稹与白居易。《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七《元稹传》：“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5]卷一百六十七4368《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以司门员外郎白居易为主客郎中、知制诰。”[5]卷十六848祠部与主客均属于尚书省礼部，所谓的后行部司。至于员外郎知制诰者，在唐代中后期也有很多，如《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沈传师传》：“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5]卷一百四十九4037《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三《于休烈传》：“绅同职驾部郎中知制诰庞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蒋防，坐绅党左迁信、汀等州刺史。”[5]卷一百五十三4010《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韦贯之传》记载韦贯之孙子韦郊，“自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5]卷一百六十二4177《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元和六年，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寻转本司郎中。”[5]卷一百七十4413《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八记载赵骘：“咸通初，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5]卷一百七十八4623《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九记载刘崇鲁：“中和二年入朝，拜右拾遗、左补阙。景福初，以水部员外郎知制诰。”[5]卷一百七十九4666《旧五代史》卷六十《卢汝弼传》记载卢汝弼“以祠部员外郎知制诰，从昭宗迁洛。”[6]卷六十809《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李珏传》记载李珏：“除礼部员外郎。僧孺还相，以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加户部侍郎。”[1]卷一百八十二5360在这些郎官当中，蒋防、裴度以司封员外郎，李珏以司勋员外郎，赵骘以兵部员外郎分别知制诰，属于尚书省六部中的前行。沈传师以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属于中行。卢汝弼以祠部员外郎，韦郊以礼部员外郎，刘崇鲁以水部员外郎知制诰，属于后行。可见在唐代尚书省六部中前行、中、行后行各司都有员外郎知制诰者。五代时期，以郎官知制诰者也大有人在，如《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六《世宗纪三》：“以水部员外郎知制诰扈载、度支员外郎王著，并本官充翰林学士。”[6]卷一百一十六1548《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张沆传》记载张沆：“自侍御史改祠部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6]一百三十一1723祠部、水部都是后行，不为时人所重视，也出现了水部员外郎、祠部员外郎知制诰，说明以郎官知制诰在五代是个普遍现象。

赖瑞和先生在《唐代中层文官》第三章《员外郎与郎中》中总结说：“以郎官知制诰成了唐后期的一种定制，也是郎官除了担任史馆修撰、翰林学士等职以外最常任的职位。”[9]172郎官有时担任史馆修撰、翰林学士的职位，但数量最多的还是知制诰。从文献资料来看，崔融是唐代最早以郎官身份知制诰的，久视二年（701）以春官郎中（即礼部郎中）。中唐郎官知制诰最早者当为权德舆，贞元二十一（795）以驾部员外郎知制诰，时年三十七岁。元和年间郎官知制诰者比较多，如钱徽元和六年（811）以祠部郎中知制诰，韩愈元和九年（814）十二月以考功郎中知制诰，王起元和十四年（819）以比部郎中知制诰，段文昌也是元和十四年以祠部郎中知制诰，元稹元和十五年（820）以祠部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同年以主客郎中知制诰。上述六位郎官知制诰都是在元和年间，可见唐宪宗特别喜欢用郎官知制诰。从目前的资料来看，礼部的主客郎中、祠部郎中、膳部郎中，户部的户部郎中，兵部的兵部郎中、职方郎中、驾部郎中、库部郎中，刑部的比部郎中，吏部的吏部郎中、考功郎中、司封郎中，工部的水部郎中都有知制诰的文献记载，其中以兵部、吏部、吏部三部居多。员外郎知制诰的情况，吏部的司封员外郎、司勋员外郎，兵部的兵部员外郎，礼部的礼部员外郎、祠部员外郎、膳部员外郎，工部的水部员外郎都有过知制诰的记录，其中以兵部、礼部的员外郎为多。尚书郎中、员外郎知制诰的文献著录说明在唐代中后期，吏部、礼部、兵部三部的郎官知制诰者比较多，而工部、刑部、户部的郎官相对要少一些，可能是后三部属于尚书省负责具体事务实施的部门，业务相对要繁忙一些，抽调郎官知制诰显得少一些。

初盛唐时期知制诰者多为高级文官，而且与皇帝关系密切，而中晚唐知制诰者多为郎官，这些郎官知制诰往往由宰相提名，与宰相的关系较深。《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李汉传》：“韩愈子婿，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预修《宪宗实录》，尤为李德裕所憎。大和四年，转兵部员外郎。李宗闵作相，用为知制诰，寻迁驾部郎中。”[5]卷一百七十一4454李汉曾参与预修《宪宗实录》，遭到李德裕的憎恨，一直受到压制，到了大和四年（830）李宗闵以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宰相才把李汉提携为知制诰。再如《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裴垍传》：“垍在翰林，举李绛、崔群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擢李夷简为御史中丞，其后继踵入相，咸著名迹。”[5]卷一百四十八3992裴垍是唐宪宗时期有名的宰相，公正无私，勤于职守，在用人上擢拔才能。他在宰相任上提携韦贯之、裴度二人知制诰，时韦贯之为都官郎中，裴度为司封员外郎，都在郎官任上知制诰。当然也有不经宰相提名而知制诰的，最著名者莫过于元稹，《唐会要》卷五十五：“其年六月，武儒衡以谏议大夫知制诰，膳部郎中元稹继掌命书。稹常通结内官魏宏简，约车仆，自诣其家，不由宰臣，而得掌诰。时人皆鄙之，莫敢言者。”[7]卷五十五946这条材料中有讹误，元稹知制诰时为祠部郎中而不是膳部郎中，说元稹勾结宦官魏宏简还有另外的一条材料。《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时翰林学士元稹，交接内官，求为宰相，与知枢密魏弘简为刎颈之交。”看来元稹通过勾结宦官魏宏简求为知制诰，求为宰相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周相录先生《元稹与宦官关系之考辨》一文，经过排比史料，多方论证，认为元稹“正因为其升迁没有通过正常渠道，其政敌才得以诬陷他依靠宦官，而这种诬陷因与元稹有隙者裴度的上疏指责得到进一步坐实。”[10]不管怎么说，元稹以祠部郎中知制诰的确是没有经过宰相推荐擢用，是走的其他渠道，故而遭到时人的鄙视。

唐代郎官知制诰者，要求必须是文词典丽、辞采出众。这一方面是替皇帝起草王言，需要当机立断与才思敏捷，另一方面皇帝也喜欢制诰文采华丽，符合大唐帝国蓬勃向上的宏伟气势。这两方面的要求致使郎官知制诰者必须具备出众的文才，中唐的权德舆与晚唐的杜牧就是两个典型。权德舆是唐代少有的文坛奇才，他少时即通音律，“公生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为诗”[11]卷七470，简直就是神童。“十五为文数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名声日大。”[5]卷一百四十八4002权德舆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当然也不是进士，年轻时却在江淮地区名声大振。建中元年（780）杜佑任江淮水路运使，招他为幕府从事，后包佶接任此职务，权德舆依旧在其幕中任职。直到贞元七年（791）入京任监察御史，“德宗雅闻其名，征为太常博士，转左补阙”，这才受到皇帝的重视，一举成名天下知。在京城待了三年后，升迁为起居舍人知制诰，正式草拟制诰。贞元十一年到贞元十五年数年间，权德舆凭借着个人才华先后担任驾部员外郎、司勋郎中、中书舍人，郎官期间仍兼知制诰。这对于一个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资格的人来说，要想进京担任郎官而知制诰，是多么的困难和不可能，而对于权德舆来说都实现了，可见他的文词典丽与才华出众。韩愈在《唐故相权公墓碑》中说：“凡撰命词九年，以类集为五十卷，天下称其能。”[11]卷七471权德舆的文集今存四十卷，其中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七为各类表、状、疏，当为其知制诰时所写。杜牧在大中五年（851）由吏部员外郎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接着又转任中书舍人，在长安写作制诰约有两年时间。《樊川文集》卷十七至卷二十所收四卷即制诰文，共有九十九篇，为大中五年、六年间杜牧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时所写，基本上属于官员任免公文。杜牧从小就才思敏捷，过目不忘，而且出生于宰相世家，高门望族与藏书之家的先天条件，为杜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曾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说：“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12]卷一81饱读诗书使得杜牧通今古之变，反映在文章中就有一股气势，说理通畅，论析透彻，读来自有一股感人的力量。他的制诰文言简意赅，善于抓住授官者的主要事迹和品行特征，让制诰的合理性得到充分挥发，达到应有的效果。

中唐郎官知制诰者所写制诰最多的两位是白居易和元稹，其中白居易写了310篇，元稹写了171篇，数量超过权德舆、杜牧，这得益于元稹、白居易对制诰文的革新。唐代承袭六朝公文余风，骈文几乎一统天下，是文人们展露才华、驰骋文场的用武之地。骈体公文盛极一时，名家辈出，这除了骈文这种文体经过南北朝发展逐渐成熟外，还有唐代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催生出唐代骈体公文兴盛的局面。首先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以任人唯贤替代了任人唯亲，从汉魏六朝以来盛行的九品中正制被科举考试所替代，广大中下层地主阶层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有了进身之阶和出头之日。唐代科举考试分为很多科，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流行，而诗赋成为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诗赋取士成为一种制度，极大地催发了文人们写作诗文的兴趣，在技巧、形式上都有所提高，唐代很多制诰高手如李峤、崔融、张说、苏颋、张九龄、令狐楚、陆贽等人都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此外，唐代的选官制度，尤其是吏部的铨选，对骈体公文的流行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吏部主持铨选的内容主要有四点，《唐六典》卷二：“以四事择其良：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13]卷二27其中所谓的判是关键，也是整个铨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个考试，由吏部郎中主持，礼部侍郎主考。一般有两次试判，主要考察候选人的吏治才干和断案水平，文体则是四六骈文，正如《文献通考》卷三十七《选举志十》所说：“选人之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盖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14]即便是吏部设立的科目选，其主要的两科博学鸿词科与书判拔萃科，也是以试判为主。博学鸿词科主要考试文三篇，诗、赋、论各一篇，书判拔萃科考试判三条，以骈文写成。也就是说，吏部主持的铨选与科目选，无论候选人考哪一种，要想得官都必须先要试判。试判等次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文人们的仕途前程，因而他们在考前都模拟写作了大量的判词，这些判词由四六骈文写成，讲究前后对仗，辞藻华丽，典故堆积，在形式上参差美观，音韵上朗朗上口，气势雄浑。可以说唐代的科举考试与吏部的铨选，直接促进了骈体公文的盛行。

按照惯例，唐代文人们为皇帝草拟的制诰往往不得具名，实际上起到为帝王代言的作用。对质文俱佳的制诰文，皇帝本人是青眼有加，对撰写者也是恩赏有加，这就对唐代文士们创作公文起到了推动作用，激发了创作者的激情。在公文草拟中精雕细琢而刻意求精，在引证方面大量使用典故以示博学，逐渐使得制诰文走向极端，带来浮艳文风。韩愈和柳宗元对书信、杂论、碑志、游记、表状、寓言等文章以古文形式进行创作，发动了一场古文运动，在中唐文坛影响巨大，但因为韩愈、柳宗元没有知制诰，因为没有对制诰公文进行革新，这个任务落到了元稹、白居易身上。元稹对中书制诰的积弊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在《制诰序》中明确提出制诰写作的主要任务应是“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而非一味溢美不知所云。他极力反对制诰文在内容上“司言者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而又拘以属对，跼于圆方，类之于赋判者流。先王之约束，盖扫地矣。”[15]制诰文发展到中唐已经出现内容板滞，过分讲究形式，尤其注重对偶和用典，成为一种僵化的创作文体，已经不能起到约束臣民、奖励先进的作用。在元稹看来，制诰非改革不可，而他有着一身兼二任的优势。元和十五年（820）五月他以膳部员外郎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即所谓的外制；次年二月又升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即所谓的内制，元稹内、外制兼于一身，制诰同出于一人之手，更有利于他对制诰文的革新。他对公文的革新主要在内容、语言和形式三方面，内容上要求明确主题，对制书中升贬者必须要求切合主题，说明原因，做到一目了然，一扫模棱两可之辞。在语言上务必做到通晓明畅，古朴简雅，避免冗长。在形式上要求打破骈四俪六的对偶句式，引入单句散行的古文句法。例如他的《唐庆可守万年县令制》《王迪贬永州司马制》二文，内容简洁明了，说明二人升贬有因，做到了奖惩分明，体现出制文的严肃性与合理性，的确达到了应有的效果。元稹对制诰的革新，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传》：“然辞诰所出，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5]卷一百六十六4333《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元稹传》：“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1]卷一百七十四5228加上元稹的革新得到了宰相段文昌和唐穆宗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成功。白居易是继元稹之后继续推行制诰文改革的郎官，他在《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与《元公墓志铭》二文中高度评价了元稹的公文革新成就，他本人也写作了大量的古体散文制诰。白居易多次在诗中叙写他在官署知制诰时的情景，如《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书同宿话旧有怀》：“闲宵静话喜还悲，聚散穷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紫垣曹署荣华地，白发郎官老丑时。莫怪不如君气味，此中来校十年迟。”[16]卷十九403写他与元稹、王起、李宗闵四人晚上在中书省宿直，亦即值夜班时众人话旧的境况，从此也可以看出白居易知制诰应该是在中书省，而不是在尚书省。唐代郎官知制诰后，就不再在尚书省任本职，而是到中书省专职知制诰，对这个问题，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第三章有专门论述，可以参看。中唐时期由元稹、白居易主导的制诰革新，在唐代公文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正如傅璇琮先生在《唐宪穆两朝翰林学士考论》一文中指出：“中晚唐时，不论是翰林制诰、中书制诰，都出现骈散结合、文辞流畅的新风，尤其如穆宗后期庞严，武宗时封熬，宣宗时杜牧，更为突出。”[17]这种变革直接影响到宋代制诰文的写作。

二、郎官担任史官修撰

郎官除了知制诰外，还有一些兼职，最常见的就是兼任史馆修撰。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与李世民就非常重视修史，总结前朝兴亡之道，以供执政借鉴。武德五年（622）李渊采纳大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令一批文人们编修前朝国史，只是由于全国的统一战争还在进行中，无暇顾及修史。等到唐代全国统一大业完成后，李世民命令文臣们开始编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五代史书，为了确保修史能顺利进行，专门成立了隶属于中书省的秘书内省，是具有临时性质的修史机构。《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7]卷六十三1091到了贞观十年（636），《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隋书》五十五卷全部修成，统称五代史。于是废秘书内省，解散修史班子。贞观三年（629）下令将史馆从秘书省分离出来，于禁中成立单独的修史机构，替代著作局的修史任务。《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5]卷四十三1852秘书内省的修史官员纳入到史馆中，仍旧从事修史工作，由宰相统一部署，此后史馆成为唐代以及后世修史的主要机构，一直延续到清代。

唐代史馆的官员主要由兼修国史、史馆修撰、直史馆等组成，其中兼修国史一般由宰相担任，如贞观三年房玄龄曾任兼修国史，且贞观年间只有他一人兼修国史。到了高宗时期，开始出现多位宰相兼修国史，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前期，都是多人兼修国史。开元后期直到唐末，又实行一相兼修国史制度。担任兼修国史的主要是宰相，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也有少数其他官员担任兼修国史职务，例如高宗朝的令狐德棻，武周时期的张易之等人，均非宰相。兼修国史是主持人，负责史馆的日常工作与任务布置，不见得本人撰写史书，具体撰写任务往往是由史馆修撰、直史馆负责。史馆修撰是史馆中层次较高的史官，最初称呼为修国史，如《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长安二年凤阁舍人修国史刘允济尝云”[7]卷六十三1100，但到了玄宗至德宗时期，修国史一度成为宰相兼修国史的专称，为了避免混淆，从肃宗朝起将修国史改为史馆修撰。直史馆则是史馆中级别较低的一类史官，《唐六典》卷九：“贞观初，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以他官兼领。或卑品有才，亦以直管焉。”[14]卷九281从肃宗朝起，京兆府的畿县尉经常被召入史馆编修史书，“如肃宗时史馆柳芳、代宗时史官李书、令狐峘、德宗时史官崔元受均是以畿县尉入直史馆。”[18]史馆修撰与直史馆是史馆从事史书编修的主要人员，在兼修国史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由于唐代的史官都是一种职务，没有具体的官品，所以史官都得带有一个本官，如《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天宝已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在唐代主要有两类官员兼领史馆修撰，一类是拾遗和补阙，一类是员外郎和郎中，由于郎官的数量大于拾遗和补阙，故在史料中多次出现郎官出任史馆修撰的文献记录。如《旧唐书》卷十六《本纪十六》：“以考功员外郎、史馆修撰李翱为朗州刺史。”[5]卷十六478《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牧传》：“迁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并兼史职。出牧黄、池、睦三郡，复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又以弟病免归。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岁中迁中书舍人。”[5]卷一百四十七3986《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郑余庆传》记载其子郑翰“长庆中，征为司封郎中、史馆修撰，累迁中书舍人。”[5]卷一百五十八4163《旧唐书》一百七十六《杨虞卿传》记载杨虞卿“再转礼部员外郎、史馆修撰。长庆四年八月，改吏部员外郎。”[5]卷一百七十六4562可见在唐代，员外郎、郎中都能担任史馆修撰，跟员外郎、郎中能知制诰一样。史馆设在中书省，郎官担任史馆修撰，必须要到中书省去上班，跟郎官知制诰要去中书省一样，并不执行郎官职务。

唐代郎官担任史馆修撰最有名者当数中唐韩愈和晚唐杜牧两人。《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5]卷一百六十4198韩愈担任比部郎中在元和八年（813）三月，这年的宰相是武元衡、李吉甫、李绛三人，韩愈可能向武元衡进献《进学解》，得到首肯，认为韩愈有史才，推荐他由国子博士改官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九年（814）十月韩愈改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两个月后的十二月，以考功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太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仍迁郎位，用示褒升。”[16]卷五十五1162从制文中的“仍迁郎位，用示褒升”一句可以窥知，韩愈担任史馆修撰是在中书省的史馆工作，本官仍为比部郎中，只不过他没有去尚书省履行比部郎中的职责。

韩愈在史馆任职史馆修撰前后约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撰写《顺宗实录》。《顺宗实录》是唐代唯一流传下来的皇帝实录，全书五卷，在唐文宗时期因直笔书写禁中之事，触犯宦官利益而遭到修改。此书历来评价不高，认为韩愈与宦官俱文珍等有勾结，从而书中有关官宦的文字语多回护。《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5]卷一百六十4204既然韩愈“有史笔”，为何又在撰写时“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可能是莫须有的罪名。《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路随传》：“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5]卷一百五十九4192如此看来，韩愈遭受骂名，实际上是皇帝本人不太满意，下诏让他予以修改。韩愈完成《顺宗实录》后，写了一篇《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随同该书一起进呈，其曰：“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职，监修李吉甫，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韦处厚所撰《先帝实录》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与修撰左拾遗沈传师、直馆京兆府咸阳县尉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并寻检诏敕，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削去常事，着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讨，比及身殁，尚未加功。臣于吉甫宅取得旧本，自冬及夏，刊正方毕。”[11]卷八599从这篇表状来看，韩愈等人编修《顺宗实录》是在前史官韦处厚所撰《先帝实录》三卷基础上进行的，主要由他与沈传师、宇文籍三人共同完成，宰相李吉甫不过是监修，没有等到全书完成就死了，于是韩愈从李吉甫家取回全书，加以刊行以广流传。编修完这部《顺宗实录》不久，韩愈便被提拔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可见这次由比部郎中转迁为考功郎中，修史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人对韩愈编修的《顺宗实录》评价不高，《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5]卷一百六十4204可见《旧唐书》对韩愈的《顺宗实录》评价不高。为何韩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编修出来的《顺宗实录》评价不高呢？这跟他修史的态度有关。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及轻为之哉！”[11]卷八667韩愈写这封信时，距他入史馆不到半年，似乎尚未开始着手编修《顺宗实录》，便有此种思想，“也就是说韩愈处在史馆修撰的职位，没有真实反映历史真相的勇气。说明他面对现实，就经不起考验。”[19]柳宗元碰巧读到这封《答刘秀才论史书》，当即给韩愈写了一封《与韩愈论史官书》，表达不同意见。柳宗元在书信中认为韩愈不应该说史官有人祸天刑的话，举出很多历史上的例子来反驳他。“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20]卷三十一807要求韩愈作为史官秉笔直书，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要辜负天子和宰相的厚望。韩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他已经意识到秉笔直书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借写信发发心中的牢骚而已，显然柳宗元错会了韩愈的意思。韩愈收到柳宗元的信后，当即也回复了一封，但没有传存下来，柳宗元又写了一封回信，即《与史官韩愈致段秀才太尉逸事书》。信中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20]卷三十一812表明了他对韩愈的谅解，并把段秀实的材料附上，希望韩愈能以史馆修撰的身份，将段太尉的事迹写进国史中。

在柳宗元向韩愈推荐段秀实事迹的同时，元稹也向韩愈推荐玄宗朝时刑部员外郎甄济宁死不事安禄山的英雄事迹，要求韩愈以史馆修撰的身份将甄济的事迹写进国史中。在《与史官韩郎中书》中，元稹叙写与甄济之子甄逢友善，听甄逢讲甄济的事情，因乃父的英勇事迹不见于史册，多次到京师来申冤，故元稹写到：“稹常读注记，缺而未书，谨备所闻，盖欲执事者编此义烈，以永永于来世耳。”[21]卷二十九349韩愈收到元稹的信后，觉得甄济的事迹理应收入国史，当即给元稹写了《答元侍御书》，信中说：“谨详足下所论载，校之史法，若济者，固当得附书。今逢又能行身，幸于方州大臣以标白其先人事，载之天下耳目，彻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惊人。逢与其父俱当得书矣。”[11]卷三220从柳宗元、元稹写给韩愈的信中推荐入国史名录来看，史馆修撰的主要工作除了修撰皇帝实录外，其次就是撰写国史名人传记了。由此可知，韩愈担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职务时，史馆修撰为实职，比部郎中则为本官，他实际执行的是史官的职务，并没有到尚书省郎官任上。

晚唐诗人杜牧也曾在史馆任职，他的史馆经历要比韩愈丰富得多。杜牧《自撰墓志铭》说：“迁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皆兼史职。出守黄、池、睦三州，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以弟病乞守湖州。”[12]卷十812从杜牧的自叙中得知，他曾三次担任史馆修撰。开成四年（839）二月杜牧从宣州幕中返回长安，就任左补阙、史馆修撰新职，首次担任史官。开成五年（840）任职膳部员外郎、比部员外郎，兼史馆修撰，第二次担任史官。大中三年（849）从睦州回到朝中，任职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第三次任史官。杜牧前后担任史馆修撰约有四年时间，其中开成三年到五年任史馆修撰约三年，大中三年以司勋员外郎本官兼职史官修撰约一年。杜牧曾多次在诗文中提起这段史官任职往事，如《除官归京睦州雨霁》诗中“网今开傅燮，书旧识黄香”句下有注释“曾在史馆四年”，赖瑞和先生认为“此注可能是文集编者裴延翰所作”[9]185，裴延翰也为《樊川文集》写过序，在序中交代杜牧曾“三直太史笔，比四出守”[12]3。又如在《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联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诏书，授史臣尚书司勋员外郎杜牧”[12]卷七693，杜牧自称为史臣，可见他的确是在史馆工作，所以宣宗皇帝才下诏让他“为丹序而铭之”，这恰好是史官的本职工作。再如《上宰相求杭州启》中说：“自去年八月，特蒙奖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职。”[12]卷十六1018由此看来，杜牧多次担任史馆修撰的事实不容置疑，只不过第一次他是以左补阙本官兼任史馆修撰，后两次是以郎官身份兼任史馆修撰。杜牧三次担任史馆修撰，因为史料中的记载不多，且杜牧没有像韩愈留下《顺宗实录》这样的史料著作，因此他担任史官的事实往往被人忽视。

三、郎官的迁转规律与生存状态

郎官在尚书省六部二十六司某个职位干上一段时间，按例就要进行职务迁转，不会在郎官任上一直干下去。郎官迁转的途径有很多种，但最常见的有三种，即郎官转郎官，郎官到其他台阁，郎官外放为刺史。此外还有郎官出任京县令、县令、州长史、司马、节度观察使的，迁转形态多样，反映了唐代文官制度的时效性与多样性。尚书省六部二十六司的员外郎、郎中相互之间职位互转，是唐代郎官职务变动的一种常态，有利于官员的升迁，提高工作效率和积极性。郎官互转主要分为三种，即员外郎跨司转员外郎，员外郎升为郎中，郎中跨司转郎中，都是在尚书省六部二十六司内部进行。除了员外郎转郎中是职务升迁外，其他两种是平级调动，但也有后行司转为中行、前行司，权重有所变化。

（一）二十六司员外郎之间互迁

一般来说，尚书省员外郎迁转到其他司为员外郎，基本上遵从后行转中、前行。《唐会要》卷五十七“尚书省分行次第”条：“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为前行，刑户为中行，工礼为后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本行名为头司。”[7]卷五十七989六部中吏部最为重要，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其余五部侍郎均正四品下，可见吏部在尚书省的重要地位，吏部郎中与吏部员外郎地位较其他司郎官为重。吏部郎中曾在武德七年（624）代吏部侍郎行掌选事，升为正四品上，贞观二年（628）才改回到从五品上。《唐会要》卷五十八：“七年废侍郎，加郎中秩正四品上，掌流内选事。贞观二年，复置侍郎，乃降依本秩，亦罢掌选事。”[7]卷五十八1006故吏部郎中地位在其他诸司郎中之上，吏部各司员外郎地位也在诸司员外郎之上，关键在于吏部权力过大，掌管天下百官的升迁与考核，吏部四司员外郎、郎中成为热门人选。

二十六司员外郎相互间迁转，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跨部司迁转，另一种是本部内各司迁转。员外郎跨部司迁转是常态，首先是左、右司员外郎迁转。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协助左、右丞管辖六部二十四司，其中左司负责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右司负责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虽然左、右司员外郎与其他司员外郎在品秩上同为从六品上，但因执掌范围不同，权责有轻重，故左、右司员外郎地位要高于其他诸司员外郎。左、右司员外郎也有和二十四司员外郎互迁的，如《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三《姚南仲转》：“寻征还，历左司兵部员外，转郎中，迁御史中丞、给事中、同州刺史、陕虢观察使。”[5]卷一百五十三4082姚南仲由左司员外郎转为兵部员外郎，接着又升为兵部郎中，升迁速度较快。《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卢群传》：“累转左司、职方、兵部三员外郎中。”[5]卷一百四十3833卢群先是任左司员外郎，接着转职方员外郎、兵部员外郎，最后升为兵部郎中，与姚南仲不同的是，卢群升任兵部郎中，中间多了一个职方员外郎。右司员外郎迁吏部员外郎的有李藩，据《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藩传》，可知李藩的郎官经历很丰富，先是担任主客员外郎，后转任右司员外郎，再改任吏部员外郎，元和初升为吏部郎中。玄宗朝宰相韦见素曾由右司员外郎迁转为兵部员外郎，《旧唐书》卷一百零八《韦见素传》：“入为库部员外郎，加朝散大夫，历右司兵部二员外，左司兵部二郎中，迁谏议大夫。”[5]卷一百零八3275韦见素不仅从右司员外郎转为兵部员外郎，而且还曾从左司郎中转为兵部郎中，是唐代郎官中少有的从左右司员外郎、郎中转为兵部员外郎、郎中的，唐代郎官中可能仅此一例。由于左、右司员外郎地位较高，因此他们再转任到其他司任员外郎，都是尚书省的前行部司，上述姚南仲、卢群、李藩、韦见素四人都是转到吏部、兵部任员外郎即为佐证。反之，也有其他司的员外郎迁转为左、右司员外郎的，如韦见素由库部员外郎迁为右司员外郎。《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二《张镒传》：“江西观察使张镐表为判官，迁屯田、右司二员外郎。”[1]卷一百五十二4829张镒由屯田员外郎迁为右司员外郎，随后得到提升，建中二年（781）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因为权重与地位的关系，尚书省前行部的员外郎往往也在前行部转任，也就是说吏部、兵部的员外郎之间相互转任，这种情况很多，如吏部员外郎转司勋、兵部、库部员外郎的都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李珏传》：“迁吏部员外郎，转司勋员外郎、知制诰。”[5]卷一百七十三4504《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王涯传》：“（元和）五年，入为吏部员外。七年，改兵部员外郎、知制诰。”[5]卷一百六十九4401李珏与王涯后来都做了宰相，之前他们都曾担任过吏部员外郎，只不过李珏由吏部员外郎转为司勋员外郎，是在吏部内部转任的，而王涯由吏部员外郎改任兵部员外郎，从吏部到兵部跨了部。吏部四司互转的也有不少，如考功员外郎转任吏部员外郎的有李麟、韩滉、杨于陵、崔胤四人，司勋员外郎转任吏部员外郎的有李至远、崔祐甫、杜牧、刘崇望、赵光逢五人。杜牧是在大中四年（850）由宰相周墀推荐，从司勋员外郎转为吏部员外郎，但在吏部员外郎任上没有待多久，就被外放为湖州刺史。兵部员外郎迁吏部员外郎的也有不少，《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三《苗晋卿传》：“迁侍御史，历度支、兵、吏部三员外郎。开元二十三年，迁吏部郎中。”[5]卷一百一十三3349《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杜亚传》：“后入朝，历工、户、兵、吏四员外郎。”[5]卷一百四十六3962《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三《裴遵庆传》附《裴枢传》：“入朝历兵、吏二员外郎。”[5]卷一百一十三3357苗晋卿、杜亚、裴枢三人都是从兵部员外郎转任吏部员外郎。

更多的是户部、礼部、工部、刑部员外郎转为吏部四司员外郎的，这符合唐代官吏的迁转与晋升规律。例如张九龄开元八年（720）四月由礼部员外郎转为司勋员外郎，韦处厚元和初由礼部员外郎转为考功员外郎，牛僧孺元和十三年（818）由礼部员外郎、都官员外郎转为考功员外郎，这三位都是从后行的礼部员外郎转为前行的吏部员外郎，虽然是同级迁转，但吏部的司勋员外郎、考功员外郎职权更大。再如《旧唐书》卷十九《僖宗纪》所载，干符二年二月，库部外郎杨堪员转为吏部员外郎。三月，刑部员外郎毕绍颜转为左司员外郎。六月，司勋员外郎薛迈转为兵部郎中，户部员外郎郑就转为司勋员外郎，仓部员外郎郑綮转为户部员外郎，主客员外郎王镣转为仓部员外郎。七月，司封员外郎卢胤征转为吏部员外郎。十月，考功员外郎赵蕴转为吏部员外郎，户部员外郎卢庄转为起居员外郎，礼部员外郎萧遘转为考功员外郎。十一月，水部员外郎樊充转为工部员外郎。在短短的一年时间之内，唐僖宗便对上述员外郎进行了职务调动，基本上都是从闲司员外郎转为职权重要之司的员外郎。当然也有在本部四司进行迁转的，如赵蕴由考功员外郎转为吏部员外郎，虽为同在吏部转任，但吏部司是吏部的头司，吏部员外郎在职权上要重于考功员外郎，也是属于提拔。

（二）员外郎升迁为郎中

由员外郎迁转为郎中是升迁，由从六品上到从五品上，这是一道重要的职官门槛，标志着由中层文官进入高层文官行列。据孙国栋先生统计，唐代尚书省六部二十六司员外郎升为郎中的，共有一百五十八人，升为郎中知制诰的共有三十六人，两者合计一百九十四人。[22]56这个数字仅仅是他从《旧唐书》《新唐书》列传总结出来的，尚不包括新出土墓志中的例证。

先谈员外郎迁转为郎中知制诰的，这部分员外郎的前途最为看好，因为知制诰是接近皇帝、参与中枢运行的重要途径，在仕途上可以得到很快地提升。唐代文人从员外郎迁转郎中、知制诰，最著名的当属中唐李德裕、白居易、元稹、牛僧孺四人。元和十四年（819），元稹出任膳部员外郎，次年五月即迁转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仅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由员外郎升迁为郎中、知制诰，时人皆以为元稹之升迁为其勾结宦官所致，《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即持此说。其实不然，元稹之受重用当为穆宗所欣赏，前引周相录《元稹与宦官之关系考辨》辨析甚详。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白居易由司门员外郎迁转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其提升速度也很快。长庆元年（821）三月，李德裕由屯田员外郎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距离其任员外郎不满一年。《旧唐书》卷十六《德宗纪》长庆元年三月：“以屯田员外郎李德裕为考功郎中，左补阙李绅为司勋员外郎，并依前知制诰、翰林学士。敕今年钱徽下进士及第郑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重试以闻。”[5]卷十六487牛僧孺元和十三年（818）春由殿中侍御史转任礼部员外郎，数月后又转都官员外郎，次年再转考功员外郎、充集贤殿学士，一直在员外郎任上频繁调动。元和十五年（820）五月因宰相段文昌的提拔，总算从考功员外郎升迁为库部郎中、知制诰。对于牛僧孺这次提升，元稹在《叙奏》中说：“穆宗初，宰相更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中，上然之。不十数日，次用为给舍。他相忿恨者，日夜构飞语。”[21]卷三十二368说明这次提拔牛僧孺为库部郎中、知制诰，宰相段文昌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不十数日”，升迁程序很快，以致于其他人眼红不已，流言蜚语四起。牛僧孺因为以库部郎中身份知制诰，有了起草诏书、面见皇帝的机会，得到穆宗的赏识，半年之后又升迁为御史中丞，品秩从五品上升为正五品上，进入职务升迁的快速通道。长庆二年（822）又升为户部侍郎，敬宗即位后即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可以说牛僧孺从员外郎升为郎中，是他日后仕途入相出将的关键。

穆宗在一年之内，就先后提拔元稹、白居易、李德裕、牛僧孺四人从员外郎升为郎中、知制诰，并且下诏让王起、白居易对新科进士郑朗等十四人重试，表明他登基后延聘人才的决心，可惜他从登基到驾崩不过五年时间，还来不及施展宏图。权德舆升迁情况与四人不同，据蒋寅《权德舆年谱略稿》可知，权德舆在贞元十年（794）四月迁起居舍人，八月即知制诰。贞元十二年转迁驾部员外郎、知制诰，贞元十四年四月，由驾部员外郎迁转为司勋郎中，仍知制诰。[6]618-620上述四人从员外郎迁为郎中、知制诰，仅用了一年左右时间，而且只当过一次员外郎就升为郎中，属于郎官中仕途较为通顺者。

其他由员外郎迁为郎中、知制诰的还有令狐楚、令狐峘。令狐楚元和九年（814）十月由刑部员外郎转迁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元和十年十二月因宰相推荐，迁转职方郎中、知制诰。《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令狐楚传》：“服阕，以刑部员外郎征，转职方员外郎、知制诰。楚与皇甫镈、萧俛同年登进士第。元和九年，镈初以财赋得幸，荐俛、楚俱入翰林，充学士，迁职方郎中、中书舍人，皆居内职。”[5]卷一百七十二4460直接从职方员外郎升为职方郎中，不久又转任为中书舍人，掌制诰。令狐楚为令狐德棻后裔，与令狐峘均为宜州华元人，从年纪上讲令狐峘可能是令狐楚的叔父辈。《新唐书》卷一百零二《令狐峘传》：“大历中，以刑部员外郎判南曹。迁司封郎中，知制诰，兼史馆修撰。”[1]卷一百零二3986令狐峘由刑部员外郎迁转为司封郎中、知制诰的同时，还兼史馆修撰，一身而兼三职，是郎官中兼任较多的一位。不过令狐峘后来的仕途不太顺畅，因故被贬为衡州别驾，在衡州十年，顺宗即位后，召为秘书少监，没有到任就病死了。

中唐时期还有几位宰相是由员外郎迁转为郎中、知制诰的，如代宗朝宰相杨绾、常衮以及德宗朝宰相裴垍、杨炎。杨绾为华州华阴人，天宝十三载（754）登词藻宏丽科，授予右拾遗。安史之乱后杨绾前往肃宗所在的灵武，受到重用。《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杨绾传》：“时朝廷方急贤，及绾至，众心咸悦，拜起居舍人、知制诰。历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掌诰如故。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5]卷一百一十九3430由司勋员外郎迁为职方郎中、知制诰，之后又迁为中书舍人，兼史馆修撰。代宗铲除元载后，出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仍以宰相身份兼修国史。常衮为京兆人，天宝十四载（755）举进士，授太子正字，后为左补阙、起居郎。《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常衮传》：“宝应二年，选为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中、知制诰，依前翰林学士。永泰元年，迁中书舍人。”[5]卷一百一十九3445由考功员外郎迁为考功郎中、知制诰。杨炎为凤翔人，是唐代著名的财政改革家，两税法的创造者和推行者，《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杨炎传》：“服阕久之，起为司勋员外郎，改兵部，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已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5]卷一百一十八3419杨炎在代宗朝由兵部员外郎迁为礼部郎中、知制诰，与常衮草拟的制诰传颂于当时。杨炎与元载本为亲戚，且受元载赏识和提拔，元载被杀后，一度贬为道州司马。德宗即位后，杨炎受到宰相崔祐甫的举荐，入朝为门下侍郎、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垍为绛州闻喜人，贞元中举贤良极谏科对策第一，特授美原县尉。任满后各藩镇、州府，交相征辟，但均不赴任。《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裴垍传》：“拜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尚书礼部考功二员外郎。元和初，召入翰林为学士，转考功郎中、知制诰，寻迁中书舍人。”[5]卷一百四十八3989元和初，由考功员外郎迁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上述四位宰相都是从员外郎迁转为郎中、知制诰，且都在不久后升任为中书舍人。执掌制诰是他们的共同经历，而且杨炎、常衮撰写的制诰文名扬一时，对他们后来的仕途非常有用。

唐代郎官群体里由员外郎升为郎中的例子就更多，只不过没有知制诰。武周时期的著名法官徐有功在载初元年（689）任司刑丞时，因酷吏来俊臣、周兴等肆无忌惮地构陷无辜，群臣震怒而莫敢正言，独徐氏秉公断案，平反冤案，受到武则天的赏识，“寻转秋官员外郎，转郎中。”[5]卷八十五2818所谓秋官员外郎即刑部员外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曾改刑部为秋官，刑部郎中为秋官郎中。中宗神龙元年（705）复原名，后以秋官为刑部的通称。徐有功因判案有功，由秋官员外郎直接升为秋官郎中。肃宗朝宰相苗晋卿，先后当过度支员外郎、兵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于开元二十三年（735）终于升为吏部郎中，“迁侍御史，历度支、兵、吏部三员外郎。开元二十三年，迁吏部郎中。二十四年，与吏部郎中孙逖并拜中书舍人。”[5]卷一百一十三3349唐太宗的从孙李麟也有过郎官经历，“开元二十二年，举宗室异能，转殿中侍御史，历户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天宝元年，迁郎中，寻改谏议大夫。”[5]卷一百一十二3339天宝元年（742）由吏部员外郎迁为吏部郎中。严武的父亲严挺之曾任右拾遗，“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大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迁考功郎中，特敕又令知考功贡举事，稍迁给事中。”[5]卷九十九3104开元三年（715）由考功员外郎升为考功郎中，而且玄宗下诏特令其知考功贡举事，代行吏部侍郎的职权。中唐时期宰相韩滉是著名的书画家，草书得张旭笔法，擅长绘画人物及农村风俗景物，所作《五牛图》至今流传，被后世称为神品。“累迁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大历中，改吏部郎中、给事中”[5]卷一百二十九3599在担任过祠部员外郎、考功员外郎、吏部员外郎后，韩滉终于在大历中升迁为吏部郎中，但他在唐史上的重要贡献不在于吏治革新，而在于税赋改革。大历六年（771）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与刘晏分领诸道财赋。从韩滉的经历来看，他的确是唐代多才多艺的文人。元稹的岳父韦夏卿也曾当过郎官，大历二年（767）授高陵主簿，后迁为刑部员外郎。因蝗旱严重，朝廷从郎官中挑选赤畿令，韦夏卿被选为奉天县令，后来改任长安令。“改吏部员外郎，转本司郎中，拜给事中。”[5]卷一百六十五4297韦夏卿同时还是一名藏书家，孟郊《题韦少保静恭宅藏书洞》：“高意合天制，自然状无穷。仙华凝四时，玉藓生数峰。书秘漆文字，匣藏金蛟龙。闲为气候肃，开作云雨浓。洞隐谅非久，岩梦诚必通。将缀文士集，贯就真珠丛。”[23]藏书史上无韦夏卿之名，既然韦氏修有藏书之所，又有孟郊题诗，可见韦夏卿的确是唐代知名的藏书家，可惜资料仅此一条，无法窥知当时藏书盛况。

中唐诗人卢群，大历八年（773）被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辟为从事，兴元元年（784）为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奏为判官。“累转左司、职方、兵部三员外郎中。”[5]卷一百四十3833度其意当为贞元年间卢群先后担任左司员外郎、职方员外郎、兵部员外郎，最后迁转为兵部郎中。玄宗朝宰相裴耀卿之孙裴佶，“三迁吏部员外，历驾部兵部郎中，迁谏议大夫”[5]卷九十八3084，与裴耀卿一样也是一名有声望的清官。中唐另一位诗人张籍由水部员外郎迁为水部郎中。

考察唐代员外郎迁转为郎中，会发现有些员外郎仕途很顺利，首次担任员外郎后就直接升为郎中，中间无其他转任，如元稹、白居易、李德裕、杨绾、常衮等人，而且后来的仕途非常顺利。但有一些员外郎升为郎中，中间经过多次转迁，如裴佶、卢群、韩滉等人，先后多次担任员外郎，后来才升为郎中。典型的莫过于刘禹锡和杜牧。刘禹锡贞元二十一年（805）首任屯田员外郎，到大和元年（827）迁转为主客郎中，中间跨越了二十三年，从三十三岁熬到五十六岁，才从从员外郎升到郎中。杜牧比刘禹锡幸运点，他从开成五年（840）首任膳部员外郎，到大中五年（851）任考功郎中，中间只用了十一年时间，而且是反复担任员外郎、外州刺史才得以回朝任郎中的。相比起裴垍、杨炎、杨绾、韩滉、元稹、白居易等人，刘禹锡、杜牧的郎官经历要艰难得多，而且后来的仕途远没有他们顺畅，官职也没有他们高，这里面掺杂有很多因素，非员外郎提升郎中这么简单。

（三）二十六司郎中之间互迁

与二十六司员外郎互迁一样，二十六司郎中也相互迁转，但郎中之间互迁的情形要比员外郎互迁复杂一些，主要表现在某些郎官在郎中互迁之前，也曾有过员外郎互迁。郎中互迁遵循的规则与员外郎一样，也是六部前行中的郎中互迁，后行郎中迁中行、中行郎中迁前行，很少有前行郎中迁中行、后行。

先看左右司郎中迁转情况。左右司郎中地位较高，一般迁转到吏部和兵部当郎中。如元和时期的崔郾，先为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因母忧，后释服为吏部员外郎，掌吏部铨选。“奸吏不敢欺，孤寒无援者未尝留滞，铨叙之美，为时所称。再迁左司郎中。”[5]卷一百五十五4118元和十三年（818）由左司郎中迁转为吏部郎中，十五年再迁为谏议大夫。又如元和时期的京兆人韦弘景，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遗，充集贤殿学士，后来“改司门员外郎，转吏部员外、左司郎中，改吏部度支郎中。”[5]卷一百五十七4153由左司郎中迁转为吏部的度支郎中。再如玄宗朝宰相韦见素，“入为库部员外郎，加朝散大夫，历右司兵部二员外，左司兵部二郎中，迁谏议大夫。”[5]卷一百零八3275上述三位左司郎中崔郾、韦弘景、韦见素，都是从左司调往尚书省的前行吏部、兵部当郎中。也有右司郎中迁左司郎中的，如兰陵人萧定，为左仆射、宋国公萧瑀曾孙，“累迁侍御史、考功员外郎、左右司二郎中。”[5]卷一百八十五4826唐史资料中尚未发现有右司郎中迁转到左司郎中任上的记载。此外，右司郎中还有迁转到吏部、兵部当郎中的，如韩滉女婿杨於陵。杨於陵是虢州弘农人，贞元八年（792）首任膳部员外郎，后以吏部员外郎判南曹事，“未几，迁右司郎中，换吏部，出为绛州刺史。德宗雅闻其名，留拜中书舍人。”[5]卷一百六十四4293杨於陵从右司郎中转为吏部郎中，窦易直与杨凝则是从右司郎中迁转为兵部郎中。窦易直是京兆始平人，曾为秘书省校书郎、蓝田尉，“累历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5]卷六十七4363从右司郎中转兵部郎中后，又担任过吏部郎中，而且从记载来看，他没有当过员外郎，当郎官直接从右司郎中开始。杨凝是虢州弘农人，与兄杨凭、弟杨凌皆有名，大历中，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新唐书》卷一百六十《杨凝传》记载杨凝曾先后任司封员外郎、右司郎中、兵部郎中，但本传过于简单，无法确定何时由右司郎中转任兵部郎中。

尚书省六部郎中迁左、右司郎中的也有不少。河南洛阳人裴谞为礼部尚书裴宽之子，明经及第后，初仕河南参军事，累迁京兆仓曹参军。安史之乱中被史思明所擒，授以伪职御史中丞，裴谞出于无奈被迫受职，实际上利用职权解救了数百人的性命。平定叛乱后，肃宗为了表彰他的忠心，提升裴谞为太子中允，很快迁为考功郎中。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发兵入侵，叛兵至长安城外，当时代宗避难到了陕州，满朝文武四出藏匿，唯有裴谞带上考功南曹的印鉴徒步奔赴皇帝行营，得到代宗的赏识，“拜左司郎中。”[5]卷一百二十六3567晚唐诗人郑綮曾担任金部郎中、刑部郎中、右司郎中，后又转兵部郎中，加上之前担任过仓部员外郎和户部员外郎，一生六次担任郎官。元和时期宰相李逢吉曾任工部员外郎，“元和四年，使还，拜祠部郎中，转右司。六年，迁给事中。”[5]卷一百六十七4365李逢吉由祠部郎中转右司郎中。

按照迁转惯例，吏部、兵部郎中互迁情况较多，这是尚书省六部中的前行。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曾由司封郎中转任兵部郎中。太原祁人王质，其五代祖王通是隋末大儒，王氏五代为官。王质元和六年（811）登进士甲科，先后为户部员外郎，“为旧府延荐、检校司封郎中，赐金紫，充兴元节度副使。入为户部郎中，迁谏议大夫。”[5]卷一百六十三4267王质由检校司封郎中迁转为户部郎中。吏部司勋郎中迁兵部郎中的有两位，分别是沈传师与李虞仲。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虽没有担任过郎官，但他的儿子李虞仲曾多次当过郎官。李虞仲元和初等进士第，后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从事荆南，入为太常博士，迁兵部员外、司勋郎中。宝历中，考制策甚精，转兵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5]卷一百六十三4266李虞仲由司勋郎中转兵部郎中、知制诰。唐代另外一位著名书法家沈传师贞元末举进士，授太子校书郎、鄠县尉，直史馆，曾任右拾遗、史馆修撰。“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历司勋、兵部郎中，迁中书舍人。”[5]卷一百四十九4037吏部也有本部司郎中互迁的，如考功郎中李承、裴潾分别迁吏部郎中。李承为赵郡高邑人，举明经高第后，担任大理评事，后充河南采访使郭纳判官。“迁检校考功郎中兼江州刺史，征拜吏部郎中。”[5]卷一百一十五3379裴潾为河东闻喜人，以门荫入仕，一生历中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以道义自处，事上尽心，尤嫉朋党，故不为权幸所知。”[5]卷一百七十一4449裴潾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编《大和通选》一书。大和七年（833）裴潾任左散骑常侍，充任集贤殿学士，这期间他曾收集历代文章，效仿昭明太子《文选》体例，编成《大和通选》三十卷，附音义与目录一卷，进呈给唐文宗。裴潾编选这部文集时有私心，凡是与自己交往较少的文士，其文章收入不多，甚至不收入，因此当时就受到时人非议。穆宗即位后，任命裴潾为兵部员外郎，随后迁刑部郎中，“转考功、吏部二郎中。”[5]卷一百七十一4449此外，考功郎中崔龟从也转任过司勋郎中。崔龟从是清河人，元和十二年（817）进士及第，又登贤良方正、书判拔萃二科，授右拾遗。大和二年（828）改任太常博士，累迁考功郎中、史馆修撰。“九年，转司勋郎中、知制诰。十二月，正拜中书舍人。”[5]卷一百七十六4573崔龟从大和九年（835）由考功郎中迁转司勋郎中、知制诰。

兵部郎中转吏部郎中的也有不少。李憕为太原文水人，开元初为咸阳尉，后为长安尉。张说拜相后汲引李憕，“骤历兵、吏部郎中，给事中。憕有吏干，明于几案，甚有当官之称。”[5]卷一百八十七4888开元九年（721）李憕由兵部郎中转吏部郎中。宰相房琯天宝元载（742）曾任主客员外郎，天宝三载（744）迁为主客郎中。他的侄儿房式曾被韦皋表为云南安抚使，兼御史中丞，韦皋卒后，诏除为兵部郎中。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叛乱，元和元年（806）八月，名将高崇文奉命入蜀平叛，收复成都，擒获刘辟。“高崇文既至成都，式与王良士、崔从、卢士玖等白衣麻蹻衔土请罪，崇文宽礼之，乃表其状，寻除吏部郎中。”[5]卷一百一十一3325元和元年房式由兵部郎中转为吏部郎中。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七《窦易直传》，可知窦易直元和五年之前曾“累历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5]卷一百六十七4363据《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五《窦群传》，可知窦群在宪宗即位后任膳部员外郎，“奏留充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爱重之，召入为吏部郎中。”[5]卷一百五十五4121卢纶孙子卢知猷三次为郎官，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卢简辞传》可知，卢知猷曾“入拜左拾遗，改右补阙、史馆修撰，转员外郎。出为饶州刺史。入拜兵部郎中，赐绯鱼，改吏部郎中、太常少卿。”[5]卷一百六十三4273兵部职方郎中迁吏部郎中的有韦述。韦述是唐代著名史学家，京兆万年人，一生中著述甚丰，著有《唐春秋》三十卷、《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三十卷、《西京新记》五卷、《御史台记》十卷、《开元谱》二十卷等。开元五年（717）进士及第，授栎阳尉，转右补阙，迁起居舍人。“十八年，兼知史官事，转屯田员外郎、职方吏部二郎中，学士、知史官事如故。”[5]卷一百零二3184库部郎中迁吏部郎中的仅一人，即盛唐诗人王维。王维开元九年（721）进士及第，与其弟王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服阕，拜吏部郎中。”[5]卷一百九十下5051王维丁母忧后由库部郎中转为吏部郎中。驾部郎中迁兵部郎中的有裴佶，事迹见前引，此不重复。

其他尚书省中行、后行部司郎中迁吏部、兵部郎中的最多，略举数例。工部郎中迁考吏部功郎中的有王播。王播是太原人，贞元十年（791）登进士第，同年又应制举贤良方正科，补盩厔尉。他的郎官经历很有意思，没有当过员外郎，直接由三原令升为驾部郎中。“顺宗即位，除驾部郎中，改长安令。岁中，迁工部郎中，知台杂，刺举纲宪，为人所称。转考功郎中，出为虢州刺史。李巽领盐铁，奏为副使、兵部郎中。”[5]卷一百六十四4276他先后担任过驾部郎中、工部郎中、考功郎中、兵部郎中，由兵部的驾部郎中转了一圈又回到兵部郎中任上。屯田郎中迁兵部职方郎中的有韦绶。韦绶是京兆人，由长安县尉迁为工部员外郎，后迁为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职方郎中，充太子诸王侍读，再迁谏议大夫。”[5]卷一百六十二4244水部郎中迁司封郎中的有徐岱。徐岱是苏州嘉兴人，大历中由转运使刘晏表荐朝廷授校书郎，建中年间又由礼仪使蒋镇特荐为太常博士，后迁为膳部员外郎。“贞元初，迁水部郎中，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读。寻改司封郎中，擢拜给事中，加兼史馆修撰，并依旧侍读。”[5]卷一百八十九下4975礼部郎中迁吏部郎中的有牛蔚。牛蔚为著名宰相牛僧孺次子，大中初为右补阙，屡陈章疏，指斥时病，受到宣宗嘉奖，迁为司门员外郎。“寻改司门员外郎，出为金州刺史，入拜礼、吏二郎中。”[5]卷一百七十二4473

礼部郎中转迁兵部郎中的有四人，分别是许孟容、杨凭、蒋系、庾敬休四人。许孟容是京兆长安人，少时以文词知名于世，登进士第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德宗知其才，拜为礼部员外郎。时有公主之子，欲补弘文、崇文馆诸生，许孟容举令式不许，公主诉于德宗，许孟容坚持原则，不但没有因故获罪，反而升为礼部郎中。“十四年，转兵部郎中。未满岁，迁给事中。”[5]卷一百五十四4100贞元十四年（798）许孟容由吏部郎中迁为兵部郎中。杨凭是虢州弘农人，与其弟杨凝、杨凌皆有名。大历中杨氏三兄弟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杨凭先后“累迁起居舍人、左司员外郎、礼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观察使，入为左散骑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5]卷一百四十六3967其弟杨凝由协律郎三迁侍御史，后转为司封员外郎，最后做到了兵部郎中，杨氏兄弟先后都担任过兵部郎中。蒋乂是常州义兴人，著名史官吴兢之外孙，从小聪明伶俐，弱冠时便博通群籍，而史才见长。宰相张镒很赏识他，便请蒋乂为集贤院小职。贞元九年（793）转右拾遗，兼史馆修撰。贞元十八年（802），迁起居舍人，转司勋员外郎。元和二年（807）升迁为兵部郎中，曾与许孟容、韦贯之等人受诏删定制诰成三十卷。其子蒋系大和二年（828）授右拾遗、史馆修撰，与其父都为史馆修撰。“历膳部员外、工礼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职。开成末，转谏议大夫。”[1]卷一百三十二4534蒋乂曾为兵部郎中，而蒋系先后担任工部郎中、礼部郎中、兵部郎中，父子二人都当过兵部郎中。庾敬休是南阳新野人，先登进士第，后登博学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历右补阙，称职，转起居舍人，俄迁礼部员外郎。入为翰林学士，迁礼部郎中，罢职归官。又迁兵部郎中、知制诰。”[5]卷一百八十七下4913

刑部郎中转迁兵部郎中的有三人，分别是马炫、薛存诚、李石。马炫字弱翁，汝州郏城人，年轻时以儒学闻名于世。至德年间，李光弼镇太原，辟马炫为掌书记、试大理评事、监察御史，深得李光弼信任。“奏授比部、刑部郎中。田神功镇汴州，奏授节度判官、检校兵部郎中。转连州刺史，征拜吏部郎中，又出为阆州刺史，入为大理少卿。”[5]卷一百三十四3702马炫由比部郎中转刑部郎中，又转兵部郎中与吏部郎中，先后在刑部、兵部、吏部担任郎中。薛存诚字资明，河东人，贞元元年（785）进士及第。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度支员外郎。“裴垍作相，用为起居郎，转司勋员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改兵部郎中、给事中。”[5]卷一百五十三4089薛存诚一生中先后担任过度支员外郎、司勋员外郎、刑部郎中、兵部郎中。其子薛廷老担任过右拾遗、史馆修撰、临晋令，文宗即位后转为殿中侍御史。大和五年（831）迁为职方员外郎、寻转刑部员外郎、刑部郎中，又是中唐的一对父子郎官。李石字中玉，陇西人，元和十三年（818）进士及第，为凉国公李听历四镇从事。大和三年（829）为郑滑行军司马，后入朝为工部郎中，“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令狐楚请为太原节度副使。”[5]卷一百七十二4483

比部郎中转考功郎中的有韩愈，司门郎中转兵部郎中的有裴光庭。裴光庭字连城，绛州闻喜人，为隋朝礼部尚书裴仁基之孙，唐朝右卫大将军裴行俭之子。裴光庭早年以门荫入仕，历任太常寺丞、郢州司马，“开元初，六迁右率府中郎将，擢授司门郎中。岁余，转兵部郎中。”[5]卷八十四2806户部郎中转吏部、兵部郎中的不多，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各查到一例。韦辞字践之，少以两经擢第，授秘书省校书郎。长庆初，“擢为户部员外，转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籴使。寻为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盐铁副使，转吏部郎中。”[5]卷一百六十4215韦辞先为户部员外郎，转刑部郎中，后为户部郎中，又转为吏部郎中，一生中四任郎官。王绍字德素，京兆万年人，先后在幕府当过从事、判官。贞元中升为仓部员外郎，“绍自拜仓部，便准诏主判，及迁户部、兵部郎中，皆独司其务。”[5]卷一百二十三3512当然，户部、礼部这两个尚书省的下行部也有郎中互转的。例如金部郎中转膳部郎中的就有元季方。元季方生平事迹较为简略，曾被兵部尚书王绍表为度支员外郎，“迁金、膳二部郎中，号能职。王叔文用事，惮季方不为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罗。”[1]卷二百零一5745可知元季方一生曾为度支员外郎、金部郎中、膳部郎中、兵部郎中。膳部郎中转仓部郎中的有两人，分别是赵晔与归崇敬。赵晔字云卿，邓州穰人，开元中举进士，补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评事，干元年间，“入为膳部、比部二员外，膳部、仓部二郎中，秘书少监。”[5]卷一百八十七下4907可知赵晔曾膳部员外郎、比部员外郎、膳部郎中、仓部郎中。归崇敬字正礼，苏州吴郡人，天宝末年以对策高第，曾任左拾遗、秘书郎、起居郎、史馆修撰，“历同州、润州长史，会玄宗、肃宗二帝山陵，参掌礼仪，迁主客员外郎。又兼史馆修撰，改膳部郎中。”[5]卷一百四十九4015大历初，改任仓部郎中，册立新罗使，从新罗回来后与诸儒官同修《通志》，归崇敬独修《礼仪志》。

二十六司郎中互转，以工部、刑部、户部、礼部迁入吏部、兵部为多。据统计，五部各司郎中迁入吏部郎中的十八人，司封郎中的五人，司勋郎中的两人，考功郎中的四人，共有三十人迁入到吏部为四司郎中。五部各司郎中迁入到兵部郎中的有十七人，职方郎中两人，驾部郎中与库部郎中各一人，共有二十一人迁入到兵部为四司郎中。迁入到工部、户部、刑部的郎中数量非常少，这说明在郎中这个层次上的文官，它的互转是遵循着后行、中行向前行的转迁原则。在吏部、兵部郎中位置上属于过渡，很快就升任到更高级别的官职上去，因此郎中的转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练，具有明显的跳板与过渡作用。

（四）郎官迁转到其他中央行政机构

尚书省六部郎官除了在本省相互迁转外，更多的是交流到尚书省外的其他中央行政机构任职，这部分的数量比较大。唐代中央政府机构除了尚书省外，还有中书省、门下省、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以及九寺五监一台等部门，唐代郎官迁转到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这三个机构的最多，也有少数到其他机构去任职的。

根据孙国栋先生的统计[22]56，尚书省各部员外郎升迁到尚书省中书舍人的有四十二人，各部郎中迁中书舍人的有八十八人，共有一百三十名郎官升迁到中书舍人。《唐六典》卷九：“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13]卷九276主要职责在于“侍奉进奏”与“参议表章”，在中书省负责掌管制诰。唐初称为内史舍人，武则天时称为凤阁舍人，简称舍人，不久改中书舍人。撰写制诰是中书舍人的主要工作，非中书舍人而撰写制诰者加“知制诰”的职衔。员外郎、郎中迁转中书舍人有明确的规定，《唐会要》卷五十五《中书舍人》：“长庆二年七月敕：自今已后，员外郎知制诰，敕复授本官，通计二周年，然后各恢本行转，郎中亦依二周年与正除。如是中行后行郎中，仍更转前行一周年，即与正除。如更是卑官知诰，合转员外者，亦以二周年为限。谏议大夫知者，同前行郎中，给事中并翰林学士别宣，并不在此限。”[7]卷五十五946这里对升任中书舍人的年限予以明确规定，前行郎中以及谏议大夫、翰林学士知制诰者，一年后可以授予中书舍人。中行、后行郎中需要转前行郎中一年后，才能正除。员外郎知制诰者满两周年方能正除为中书舍人，可见在唐代任职中书舍人是有一定资格规定的。

中书舍人在唐代是一个正五品上的职事官，在它的长期发展演化中，中书舍人的职权逐渐遭到翰林学士、知制诰等使职的替代，但直到唐亡中书舍人这一职位也没有被废掉。据统计，在唐代由给事中转任中书舍人的有十九人，由起居郎转任中书舍人的有五人，由谏议大夫转任中书舍人的有十七人，由殿中侍御史转任中书舍人的有三人，由监察御史转任中书舍人的有两人。此外，也有少数由刺史、太子舍人、秘书郎、都督长史、著作郎等转迁中书舍人的。由员外郎、郎中迁转中书舍人的占据绝大多数，可见郎官与中书舍人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郎官的选任主要看文学才华，非常注重郎官候选人的诗赋创作，从而导致很多文学之士通过科举之路挤入郎官阶层。中书舍人作为皇帝的高级秘书，更要求强调候选人的文学才能与才思敏捷，正如《通典》卷二十一《职官三》所说：“自永淳已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24]相同的任职要求使得郎官与中书舍人具有内在的属性，故郎官转中书舍人最多。这点可从某些制诰中看出，如崔嘏《授李讷中书舍人李言大理少卿制》：“彰施帝载，润色王猷，朝出乎九重，夕驰于四表。必资其金相玉立之器，怀其腾蛟吐凤之才，以发挥人文，流布天泽。”[26]德宗《授朱巨川中书舍人制》：“典掌王言，润色鸿业，必资纯懿之行，以彰课最之绩。”这里所谓的“润色王猷”“润色鸿业”，实际上是指代君王草拟，体现的是国家层面的君主意识，需要有才华的人来叙写、润色和修饰，这就要求中书舍人具有良好的文学才能，郎官自身的文学才华较能符合这种需求。

郎官升任中书舍人主要是直接晋升。例如中唐裴度、裴谂父子，裴度元和六年（811）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接着迁转司封郎中，元和七年拜中书舍人。其子裴谂事迹虽不详，但《全唐文》卷七百二十六有崔嘏《授裴谂司封郎中依前充职制》《授裴谂中书舍人制》二文，可证裴谂曾由司封郎中转任中书舍人，崔氏父子由郎官转中书舍人经历相同。崔嘏本人也是由考功郎中直接擢升为中书舍人，《全唐文》卷七百二十六崔嘏小传云：“嘏字干锡，举进士。复以制策历邢州刺史，改考功郎中，擢中书舍人。”[25]员外郎迁转中书舍人属于越级提拔，因员外郎品秩为从六品上，而中书舍人为正五品上。张九龄开元十一年（723）年由司勋员外郎升任中书舍人，直到十五年（727）三月持节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他在中书舍人职位上待了五个年头四整年。这期间张说陪同唐玄宗外出巡游，如开元十一年随玄宗自洛阳北巡潞州、并州、太原，十三年与张说随玄宗巡游泰山等，巡游期间多君臣诗歌唱和，写了不少的奉制诗文。洪州为上州，《唐六典》卷三十：“中都督府，都督一人，正三品。”[13]卷三十742又记载“上州刺史一人，从三品”，可见张九龄从正五品的中书舍人擢升为正三品都督，职务晋升实属罕见，得益于四年的中书舍人所打下的人脉基础。

由员外郎升为中书舍人属于越级提拔，由郎中迁转中书舍人则属于正常晋级，故郎中任中书舍人的要比员外郎多，元稹、白居易、韩愈、权德舆、杜牧就是由郎中转任中书舍人的。元稹于元和十五年（820）五月由膳部员外郎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次年二月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一日之中，三加新命，尔宜率素履，思永图，敬终如初，足以报我。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16]卷五十1047可谓恩宠有加。元稹本人也欣喜不已，他在《谢恩赐告身衣服并借马状》中说：“当日召见天颜，口敕授官，面赐章服，拔令承旨，不顾班资，近日宠荣，无臣此例。”[21]卷三十五948欢欣之情溢于言表。所谓“一日之中三加新命”，指的是元稹新任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赐紫金鱼袋三件事。元稹的经历表明，他从郎中、知制诰迁为中书舍人，又以中书舍人的本官充翰林学士，而且是承旨学士，也就是翰林院中翰林学士的首领。本年元稹四十三岁，品秩为正五品，而紫金鱼袋为朝中三品高官才有的章服，穆宗加恩让他佩戴紫金鱼袋以示恩宠。元稹在《承旨学士院记》中说：“长庆元年二月十六日自祠部郎中知制诰、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仍赐紫金鱼袋。其年十月十九日，拜工部侍郎出院。二年二月，拜本官、平章事。”[26]可见他任中书舍人不到一年，实际上只有八个月就升任为工部侍郎，再过四个月就升为宰相了，升迁速度之快实属罕见。白居易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长庆元年（821）十月他以主客郎中、知制诰迁为中书舍人。白居易《杭州刺史谢上表》：“生归帝京，宠在郎署。不逾年擢知制诰，未周岁正授舍人。”[27]所谓“未周岁”即没有满一年就授予中书舍人，也是一种恩宠。前引《唐会要》材料说郎中要任满一年才正除中书舍人，白居易元和十五年冬才由礼部员外郎升为主客郎中，到转中书舍人时不满一年。白居易于元稹虽同为中书舍人，但分属不同。据赖瑞和先生所考，唐代的中书舍人分为两种，即舍人院中书舍人与学士院中书舍人①，白居易是在舍人院任中书舍人，而元稹是在学士院任中书舍人。元稹以中书舍人本官充翰林学士，更接近于皇权，升迁速度更快，不到两年就做到了宰相，而白居易长庆二年（822）外放为杭州刺史，二人同为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后来的职务晋升元稹明显要高于白居易。

由于学士院中书舍人一身而兼二职，因而在职务晋升上要比舍人院中书舍人要快得多。除了元稹，还有好几个宰相都是从郎中迁为学士院中书舍人的，例如裴垍、段文昌、杜元颖、李绛、王涯等人。裴垍做过礼部、考功员外郎，元和初期召为翰林学士，接着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又迁中书舍人。元和三年（808）因李吉甫出镇淮南，让裴垍代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次年加集贤院大学时，兼修国史。与元稹不同的是，裴垍先为翰林学士后转中书舍人，元稹则以中书舍人本官充翰林学士，两人都是翰林承旨学士，都在两年时间内做到了宰相职位。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宰相武元衡之婿，其子为晚唐著名志怪小说家段成式。李吉甫居相位时，段文昌与裴垍同加奖擢，授登封尉，后转监察御史，迁祠部员外郎。元和十一年（816）以本官充翰林学士，后转任祠部郎中，元和十四年加知制诰，十五年穆宗即位后，正拜为中书舍人，旋拜中书侍郎、平章事。杜元颖是京兆杜陵人，初唐宰相杜如晦五世孙，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元和中为左拾遗、右补阙，得到宪宗的赏识，召为翰林学士，寻转司勋员外郎、知制诰。“穆宗即位，召对思政殿，赐金紫，超拜中书舍人。其年冬，拜户部侍郎承旨。长庆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国、建安男。元颖自穆宗登极，自补阙至侍郎，不周岁居辅相之地。辞臣速达，未有如元颖之比也。”[5]卷一百六十三4264杜元颖由司勋员外郎升任中书舍人，“不周岁居辅相之地”，提拔之快可谓神速，而中书舍人是道重要的门槛。李绛字深之，赵郡赞皇人，进士擢第后授秘书省校书郎，秩满后补渭南尉。元和二年（807）以监察御史本官充翰林学士，不久迁为主客员外郎，逾年转司勋员外郎，元和五年（789）升为司勋郎中、知制诰，“遽宣宰臣，令与改官，乃授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翌日，面赐金紫，帝亲为绛择良笏赐之。”[5]卷一百六十四4285元和六年（811）李绛升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涯字广津，太原人，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贞元二十年（804）十一月召充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为都官员外郎，五年转吏部员外郎，七年改兵部员外郎、知制诰。“九年八月，正拜舍人。十年，转工部侍郎、知制诰，加通议大夫、清源县开国男，学士如故。十一年十二月，加中书侍郎、同平章事。”[5]卷一百六十九4402

上述五人在仕历上较为相同，都经历过员外郎、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而且都在两年左右由中书舍人升迁为宰相，得益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的双重身份。而白居易、权德舆虽然也从郎中转为中书舍人，但因没有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只是在舍人院草拟制诰，远离皇权，升迁速度远远不如学士院中书舍人。白居易中书舍人任后到杭州当刺史，权德舆在贞元十五年（799）秋任中书舍人，三年后仍为中书舍人。权德舆后拜礼部侍郎，永贞元年（805）七月改为户部侍郎，历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直到元和五年（810）才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朝政。权德舆从中书舍人到宰相花了十一年时间，而裴垍、段文昌等由中书舍人到升为宰相，平均时间是两年。中书舍人是否入翰林院充翰林学士，是今后仕途飞黄腾达的一条分水岭。

郎官除了迁转出任中书舍人外，最多的就是门下省担任给事中。《唐六典》卷八：“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给事中掌侍奉左右，分判省事。”[13]卷八244隋炀帝大业三年（607）于门下省置给事郎，定额四人，掌省读奏案。唐承隋制，于武德三年（620）改名给事中，分判门下省日常事务，具体负责审议封驳诏敕奏章。龙朔二年（662）改名东台舍人，咸亨元年（670）复旧。据统计，唐代由尚书省六部员外郎迁给事中的有九人，郎中转任给事中的有三十六人，合计四十五人。

先谈员外郎升迁为给事中。由于员外郎品秩为从六品上，而给事中为正五品上，故员外郎迁给事中是越级提升，如初唐宰相杜正伦即由兵部员外郎擢升为给事中。杜正伦是相州洹水人，隋朝时曾考取秀才，授羽骑尉，武德年间历迁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并进入秦府文学馆。贞观元年（627）由魏征表荐，擢升为兵部员外郎，次年拜给事中，兼知起居注。再如徐彦伯由职方员外郎升为给事中，《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四《徐彦伯传》：“徐彦伯，兖州瑕丘人，名洪，以字显。七岁能为文。结庐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抚河北，表其贤，对策高第。调永寿尉、蒲州司兵参军。时司户韦皓善判，司士李亘工书，而彦伯属辞，时称“河东三绝”。迁职方员外郎，奉迎中宗房州，进给事中。”[1]卷一百一十四4202刘迺字永夷，洺州广平人，天宝中举进士，因丁父忧未能参加吏部铨选，后补剡县尉，改会稽尉。大历十二年（777）迁为司门员外郎，“召迺至阁草之，立就。词义典裁，祐甫叹赏久之。数日，擢为给事中，寻迁权知兵部侍郎。”[5]卷一百五十三4085归登字冲之，苏州吴郡人，兵部尚书归崇敬之子。大历七年（772）举孝廉高第，贞元初复登贤良科，由美原尉拜右拾遗。“后迁兵部员外郎，充皇子侍读，寻加史馆修撰。顺宗初，以东朝旧恩，超拜给事中，旋赐金紫，仍锡衫笏焉。迁工部侍郎。”[5]卷一百四十九4020《明皇杂录》作者郑处诲也有从员外郎迁为给事中的经历。郑处诲字延美，荥阳人，其祖父郑余庆为德、宪两朝宰相，郑处诲“大和八年登进士第。释褐秘府，转监察、拾遗、尚书郎、给事中。”[5]卷一百五十八4168上述杜正伦、徐彦伯、刘迺、归登、郑处诲五人，除了郑处诲史书记载不详是何种员外郎外，其他四人都由员外郎升迁为给事中。

再谈郎中迁转给事中。郎中为从五品上，给事中为正五品上，郎中转给事中也算得上是晋升，比较著名的就是王维。王维是盛唐著名诗人，他曾先后担任库部员外郎、库部郎中、吏部郎中，“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服阕，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5]卷一百九十下5051天宝十一载（752）三月二十八日，改吏部为文部，王维本年二月底由蓝田回朝中，出任吏部郎中，吏部改文部后，继任文部郎。天宝十四载（755）由文部郎中转迁给事中。房琯、杨国忠、严挺之、韩滉、许孟容等人都曾由郎中迁给事中。房琯是玄宗在奔蜀途中于普安郡任命的宰相，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房琯前往投奔，深得肃宗信任，委以平叛大任。后因其不懂军事，加上用人失误，最终为肃宗疏远。“天宝元年，拜主客员外郎。三年，迁试主客郎中。五年正月，擢试给事中，赐爵漳南县男。”[5]卷一百一十一3320杨国忠本名钊，蒲州永乐人，早年落魄，在杨玉环得宠后飞黄腾达，做到了宰相。《旧唐书》卷一百零六《杨国忠传》评说：“国忠无学术拘检，能饮酒，蒱博无行，为宗党所鄙。”[5]卷一百零六3241正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在玄宗天宝十一载李林甫死后却被任命为右相，且兼文部尚书等四十余职。“以称职迁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领十五馀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天宝七载（748）杨国忠曾由度支郎中迁给事中。严挺之名凌，字挺之，华阴人，严武之父。开元年间曾为考功员外郎，因办事公允，两年后迁为考功郎中，“迁考功郎中，特敕又令知考功贡举事，稍迁给事中。”[5]卷九十九3105韩滉既是著名画家，又是唐代宰相，他一生四次担任郎官，“滉公洁强直，明于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详究簿书，无遗纤隐。大历中，改吏部郎中、给事中。”[5]卷一百二十九3599韩滉由吏部郎中改任给事中。元稹的岳父韦夏卿也多次担任郎官，他先后当过刑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吏部郎中，后转给事中。许孟容在德宗时担任礼部员外郎、礼部郎中，贞元十四年（798）转兵部郎中，不满一年迁为给事中。贞观中宰相杜正伦五世孙杜兼，“元和初，入为刑部、吏部郎中，拜给事中，除金商防御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寻正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护也。”[5]卷一百四十六3969此外，如裴潾、李逢吉、卢弘正、刘崇龟等人都有从郎中迁给事中的经历。

与给事中品秩相同的官职是谏议大夫，也是郎官转任的主要职务。唐初置谏议大夫，高宗龙朔二年（662）改正谏大夫，中宗神龙元年（705）复旧。德宗贞元四年（788）分置左、右，各四员，分隶门下、中书两省，升正四品下，掌谏议得失，侍从赞相。宪宗元和元年（806）罢左、右之名，只称谏议大夫。武宗会昌二年（842）复分置左、右。《唐六典》卷八：“谏议大夫四人，正五品上。谏议大夫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风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13]卷八247唐代谏议大夫的主要职责是“侍从赞相，规谏讽谕”，而且有些谏议大夫也可知制诰，权力较大。据统计，由员外郎迁为谏议大夫的有八人，由郎中迁为谏议大夫的有五十人，两者合计五十八人。[22]23这个比例与员外郎、郎中迁给事中的比例几乎相似，说明员外郎直接晋升为给事中、谏议大夫的要比郎中少得多。

初唐时期没有员外郎迁为谏议大夫的文献记载，天宝末常州义兴人蒋镇曾由司封员外郎转任谏议大夫，后转给事中、工部侍郎，事见《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七《蒋镇传》。与李白有交游的孔巢父，曾在大历初被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奏为宾幕，转殿中侍御史、检校库部员外郎。其次子孔戣进士及第后，被郑滑节度使卢群辟为从事，后入京为侍御史，“累转尚书郎。元和初，改谏议大夫，侃然忠谠，有谏臣体。”[5]卷一百五十四4097中唐时期的河南人孤独郁、孤独郎兄弟都曾为郎官。孤独郁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及第，受到权德舆的赏识，以女妻之。贞元末年为监察御史，元和初应制举，授左拾遗，元和五年（810）迁考功员外郎，元和八年（813）迁驾部郎中。孤独朗元和十五年（820）任都官员外郎，长庆初为左司员外郎，后迁谏议大夫。汉中王李瑀之孙李景俭，字宽中，贞元十五年进士，元和末期由忠州刺史内调回京，担任仓部员外郎，一个月后迁为谏议大夫。后因为酒后轻薄中丞萧俛、学士段文昌，遭到二人向穆宗投诉，被贬为建州刺史。元稹执政后，从建州召回，仍旧担任谏议大夫。

唐代由尚书省郎中迁任谏议大夫的较多，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同级调动。玄宗、肃宗两朝时期的宰相韦见素与李麟，都曾由郎中迁为谏议大夫。韦见素字会微，京兆万年人，先后担任过大理寺丞、坊州司马，“入为库部员外郎，加朝散大夫，历右司兵部二员外，左司兵部二郎中，迁谏议大夫。”[5]卷一百零八3275韦见素在天宝初期多次担任郎官，先为库部员外郎，接着调任右司员外郎、兵部员外郎，升迁为左司郎中，在兵部郎中任上迁为谏议大夫。李麟为太宗从孙，初以父任补职，累授京兆府户曹。开元二十二年（734）转殿中侍御史，“历户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天宝元年，迁郎中，寻改谏议大夫。五载，充河西、陇右、碛西等道黜陟使，称旨，迁给事中。”[5]卷一百一十二3339李麟先后任户部、考功、吏部员外郎，天宝元载（742）迁吏部郎中，不久改任谏议大夫，四年后改迁为给事中，李麟是先后做过谏议大夫与给事中的郎官。与李麟经历相似的还有杜亚。杜亚字次公，京兆人，肃宗即位后，杜亚前往灵武，被授予校书郎。杜鸿渐为河东节度使，辟杜亚为从事，“后入朝，历工、户、兵、吏四员外郎。永泰末，剑南叛乱，鸿渐以宰相出领山、剑副元帅，以亚及杨炎并为判官。使还，授吏部郎中、谏议大夫。”[5]卷一百四十六3963可以看出，杜亚五次担任郎官，后以吏部郎中迁谏议大夫，当与杜鸿渐的提拔不无关系。

中晚唐时期的很多宰相都有由郎中迁为谏议大夫的经历，如陆贽、袁滋、韦处厚等。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大历八年（773）进士及第，又应博学鸿词科，授华州郑县县尉。德宗在东宫时素闻贽名，召为翰林学士，转祠部员外郎。建中四年（783），朱泚谋逆，陆贽从驾幸奉天，迁为考功郎中。兴元元年（784）二月，迁为谏议大夫。袁滋字德深，陈郡汝南人，与外兄道州刺史元结有重名。何士干镇武昌时辟袁滋为从事，后入朝为侍御史、工部员外郎。贞元十九年（803）迁为祠部郎中，次年擢升为谏议大夫。韦处厚字字德载，京兆万年人，元和初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裴垍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推荐其为直史馆，修成《德宗实录》五十卷，由此转官左补阙，后迁礼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入拜户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诰。穆宗以其学有师法，召入翰林，为侍讲学士，换谏议大夫，改中书舍人，侍讲如故。”[5]卷一百五十九4183韦处厚的仕宦比较顺利，既如愿升任户部郎中、知制诰，而且进入翰林院为侍讲学士，之后迁谏议大夫，改中书舍人，进入权力枢纽。上述三位唐代宰相，分别由考功郎中、祠部郎中、户部郎中迁转为谏议大夫，实行了由郎官向谏官的转变，最终都当上了宰相。

此外，唐代郎官也有到御史台任职的，以担任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和监察御史的为多。在贞观之前，御史台没有司法权力，贞观年间设立台狱，受理特殊的诉讼案件。光宅元年（684）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台，专管在京百司监察事务，又另设右肃政台，负责地方监察事务。神龙元年（705）改为左、右御史台，延和元年（712）废右台，先天二年（713）九月复置，十月又废。唐代曾在洛阳设置御史台，称为东都留台，中唐以后，外州刺史、节度使等外官可带御史台官衔，称为外台。唐代尚书省员外郎迁为御史大夫的有一人，即则天时宰相杨再思。杨再思名綝，字再思，郑州原武人，早年以明经及第，历任玄武县尉。“累迁天官员外郎，历左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延载初，守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5]卷九十2918光宅元年曾改吏部为天官，所谓天官员外郎即吏部员外郎。按吏部员外郎为从六品上，而御史大夫为从三品，两者相差悬殊，可能是《旧唐书》本传记载杨再思官职，中间有所遗漏。《旧唐书》《新唐书》记录郎官出任御史大夫仅此一例，尚无郎中出任御史大夫的记载。

员外郎、郎中出任御史中丞的比较多。御史中丞为正五品上，郎中为从五品上，故员外郎、郎中出任御史大夫算得上是职务提升，而且郎中与御史中丞品级为五品，二者职务互动的较多。员外郎出任御史中丞的共有六位，分别是萧至忠、卢怀慎、宇文融、崔祐甫、樊泽、裴向。萧至忠为兰陵人，神龙初期武三思擅权，萧至忠附之，自吏部员外郎擢拜御史中丞，后升迁为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卢怀慎为滑州灵昌人，“怀慎少清谨，举进士，历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景龙中，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疏以陈时政得失。”[5]卷九十八3064宇文融为京兆万年人，开元中由富平主簿升为监察御史，后受到玄宗赏识，再迁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因征税有功，由是擢拜为御史中丞。崔祐甫字贻孙，京兆长安人，中书侍郎崔沔之子。“历起居舍人、司勋吏部员外郎，累拜御史中丞、永平军行军司马，寻知本军京师留后。”[5]卷一百一十九3437樊泽字安时，河中人，“与杨炎善，荐为补阙，历都官员外郎。泽好读兵书，朝廷以其有将帅材，寻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5]卷一百二十二3505裴向字傃仁，绛州闻喜人，肃宗朝宰相裴遵庆之子，德宗时由户部员外郎迁为御史中丞。

六部二十四司郎中迁为御史中丞的约有二十多位，以中唐时期为多，择其要者简叙一二。王鉷为太原祁人，开元二十四年（736）为监察御史，二十九年（741）迁户部员外郎，天宝二载（743）升任户部郎中，“四载，加勾户口色役使，又迁御史中丞，兼充京畿采访使。”[5]卷一百零五3229王鉷天宝四载（745）由户部郎中迁转为御史中丞。裴冕字章甫，河中河东人，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采访使，表奏裴为判官，后迁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裴冕为行军司马，入朝后累迁员外郎中。“玄宗幸蜀，至益昌郡，遥诏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以冕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为之副。”[5]卷一百一十三3553肃宗即位后，裴冕迁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上了宰相。元载字公辅，凤翔岐山人，玄宗朝时曾担任过邠州新平县尉、大理评事、大理司直等官。肃宗朝时由江东采访使李希言推荐，入朝为祠部员外郎，两京收复后迁为度支郎中。“载智性敏悟，善奏对，肃宗嘉之，委以国计，俾充使江、淮，都领漕挽之任，寻加御史中丞。”[5]卷一百一十八3409代宗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授天下元帅府行军司马，唐代文人中元载的地位是很高的。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哥哥柳公绰，字起之，京兆华原人，贞元元年（785）与贞元四年（788）两次应制举，登贤良方正科，授渭南县尉。后由慈隰观察使姚齐梧奏为判官，授殿中侍御史，迁吏部员外郎。武元衡镇西蜀时，柳公绰与裴度均为武元衡判官，再迁为吏部郎中。贞元六年（790）柳公绰由吏部郎中迁转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此外，崔元略曾以刑部郎中，牛僧孺以库部郎中，王璠以职方郎中，舒元舆左司郎中，李汉以驾部郎中迁御史中丞。

御史台中的侍御史品秩为从六品下，虽与员外郎同为从六品，但官级要都比员外郎低，按理来说郎官迁转，一般不会由高就低，但实际上在唐代也有数例郎官迁转为侍御史的。员外郎转侍御史的有陈少游、崔从、薛存诚、张正甫等人。陈少游为博州人，“宝应元年，入为金部员外郎。寻授侍御史、回纥粮料使，改检校职方员外郎。充使检校郎官，自少游始也。明年，仆固怀恩奏为河北副元帅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5]卷一百二十六3563陈少游由郎官担任侍御史有两次，第一次是宝应元年（762）以金部员外郎改侍御史，第二次是以兵部郎中本官兼侍御史。薛存诚字资明，河东人，“裴垍作相，用为起居郎，转司勋员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改兵部郎中、给事中。”[5]卷一百五十三4089据此可知，薛存诚是在裴垍当宰相时，提携为起居郎，接着转司勋员外郎，升为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的。张正甫字践方，南阳人，“后由邕府征拜殿中侍御史，迁户部员外郎，转司封员外、兼侍御史知杂事。迁户部郎中，改河南尹。”[5]卷一百六十二4253郎中转侍御史只有两人，即窦参与毕諴。窦参字时中，雍州平陵人，“参转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员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杂事。”[5]卷一百三十六3746后来窦参又从侍御史升迁为御史中丞，相对于其他郎中转御史中丞，窦参中间多了一次侍御史。毕諴字存之，郓州须昌人，太和中进士及第，又中书判拔萃科。一生中曾两次任侍御史，一次是杜悰为宰相，提升毕諴由监察御史为侍御史。另一次为宣宗时其由仓部郎中转职方郎中，后兼侍御史，但很快就召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升迁为刑部侍郎。由窦参与毕諴的经历可知，在唐代由郎中迁侍御史时间很短暂，之后就升迁到其他职位，侍御史只是一个短期过渡。

此外，员外郎、郎中也有转迁任太常少卿、大理少卿、太常博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将作少监、太府少卿、秘书少监等职务的，因数量较少，不具有代表性，这里就不作详述了。

郎中也有升迁为尚书省六部侍郎的，这是一种正常的职务升迁，标志着由郎官中层文官升迁为高层文官。由于六部侍郎品秩为正四品，郎中为从五品，故郎中升迁为侍郎属于越级晋升。就资料来看，郎中升为侍郎者六部都有，其中户部侍郎七人，工部侍郎四人，刑部侍郎、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各一人，另有不明何部侍郎十五人，郎中迁转侍郎二者合计共二十二人。

郎中迁转户部侍郎者最多，如第五琦、于颀、杜佑。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长安人，天宝十五载（756）拜殿中侍御史，次年迁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创榷盐法，不久迁为户部侍郎，以主持金融币制改革而闻名。于颀字休明，河南人，少以精明能干著名，被第五琦辟为河东租庸使，接着又迁为累授凤翔少尹、度支郎中，“元载为诸道营田使，又署为郎官，令于东都、汝州开置屯田。历户部侍郎、秘书少监、京兆尹、太府卿，代杜济为京兆尹。”[5]卷一百四十六3966杜佑字君卿，长安万年人，出身于京兆杜氏。早年曾为参军、县丞，不得志，后入韦元甫幕府，辟为从事。随后迁为检校主客员外郎，后迁为工部郎中、金部郎中、度支郎中，并在度支郎中任上升为户部侍郎。第五琦、于颀与杜佑的经历很相似，都是由度支郎中迁为户部侍郎，户部度支郎中升任户部侍郎，熟悉业务流程也便于管理。

郎中迁为工部侍郎的有郑庆余、薛放、庾敬休等人。郑余庆字居业，荥阳人，大历中举进士，建中末期为山南节度使严震辟为从事。“贞元初入朝，历左司、兵部员外郎，库部郎中。十三年六月，迁工部侍郎，知吏部选事。”[5]卷一百五十八4163次年拜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仕途的晋升相当顺利。薛放为薛戎之弟，河中宝鼎人，曾任水部、兵部员外郎，后迁兵部郎中，穆宗朝时迁为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又历任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兵部尚书，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庾敬休字顺之，南阳新野人，曾在朝中多个部门任职，由礼部员外郎迁为礼部郎中，“又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丁忧，服阕，改工部侍郎，权知吏部选事，迁吏部侍郎。”[5]卷一百八十七下4913上述三人由郎中迁转为工部侍郎的时间都不长，有的很快就转到其他部门任侍郎，像郑庆余仅仅在工部侍郎位置上过渡了一下，就直接升任为宰相，说明在唐代由郎中迁转为侍郎者，升迁的空间相当大。

（五）郎官外放为各州刺史

尚书省六部郎官外放到各州担任刺史的比较多，这是唐代郎官转迁的一个重要途径。唐代重要诗人担任郎官，几乎都有外放为刺史的经历，有些还多次在郎官与刺史之间进行职务轮换，中间时间跨度达一二十年之久。《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夏四月辛亥，诏尚书省郎中授中州刺史，员外郎授下州刺史，为定制。”[5]卷十一283按唐制州分三等，其中上州刺史品秩为从三品，中州刺史为正四品上，下州刺史为正四品下，而员外郎为从六品上，郎中为从五品上，无论是哪个等级的刺史，品秩都比员外郎和郎中要高。按理朝中郎官出为外州刺史，在职务与品秩上是属于升迁，为何史书多言为贬谪呢？例如永贞元年（805）顺宗即位后，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提拔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后因永贞革新失败，顺宗被迫内禅让位，柳宗元也于当年九月被贬为邵州刺史，[5]卷一百八十七下4913邵州刺史为正四品下，远远高于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为何说柳宗元是贬谪呢？原来在唐人眼里，所谓贬谪是从朝廷出为偏远地方的州县官，尤其是偏远地方的刺史、司马或县令、县尉之类，而与职官的品秩没有多大关系。相反，由偏远小州刺史入朝为郎官，也不意味着是贬谪，而是一种荣耀，唐人重京官即由此可见一斑。

朝中郎官出为外州刺史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正常的职务调迁，京官与地方官之间的相互调动，这种情况较为普遍。《旧唐书》卷十九下《本纪》第十九《僖宗纪》：“乾符二年春正月乙酉朔。库部郎中韦岫为泗州刺史，都官员外郎李频为建州刺史。十一月，以司门员外郎郑荛为池州刺史，兵部员外郎裴渥为蕲州刺史，职方员外郎卢澄为兵部员外郎。”[5]卷十九下693《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元和十一年九月，刑部郎中李正为金州刺史，度支郎中薛公干为房州刺史，屯田郎中李宣为忠州刺史，考功郎中韦处厚为开州刺史，礼部员外郎崔韶为果州刺史。”[5]卷十五457《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大中十年，四月癸丑，以刑部郎中卢搏为庐州刺史。六月，以兵部郎中裴夷直为苏州刺史。五月，以职方郎中李玄为寿州刺史。”[5]卷十八下635这些材料说明，在唐代郎官与刺史是经常进行职务轮换的。据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第二章统计[22]54，唐代员外郎出为刺史者有五十人，郎中出为刺史者有四十五人，刺史转为员外郎者有十一人，刺史转为郎中者有三十四人。这些数据仅为作者统计《旧唐书》《新唐书》所得，不包括出土墓志等其他资料，如果将这些资料统计进来，数量可能要高于以上所列。

另外一种情况是遭到朝廷贬谪出为刺史，在史书记载中往往有明确的贬字。《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长庆元年十二月，贬员外郎独孤朗韶州刺史，起居舍人温造朗州刺史，司勋员外郎李肇澧州刺史，刑部员外郎王镒郢州刺史，坐与李景俭于史馆同饮，景俭乘醉见宰相谩骂故也。兵部郎中知制诰冯宿、库部郎中知制诰杨嗣复各罚一季俸料，亦坐与景俭同饮。”[5]卷十六493某次退朝后，谏议大夫李景俭与兵部郎中知制诰冯宿、库部郎中知制诰杨嗣复、起居舍人温造、司勋员外郎李肇、刑部员外郎王镒等几个同僚相约去史馆喝酒。耳酣面热之际，几个人去见宰相，并且当面指责几个宰相的过失。事后宰相们集体向穆宗告状，导致员外郎独孤朗贬为韶州刺史，司勋员外郎李肇贬为澧州刺史，刑部员外郎王镒贬为郢州刺史。再如《旧唐书》卷十七上《敬宗纪》：“丙戌，贬翰林学士、驾部郎中、知制诰庞严为信州刺史，翰林学士、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蒋防为汀州刺史，皆绅之引用者。宝历元年，辛卯，以前礼部郎中李翱为庐州刺史，以求知制诰，面数宰相李逢吉过故也。辛丑，江西观察使薛放卒。癸卯，以职方郎中、知制诰王璠为御史中丞。”[5]卷十七上507《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大和九年七月，贬吏部郎中张讽夔州刺史，考功郎中、皇太子侍读苏涤忠州刺史，户部郎中杨敬之连州刺史。”[5]卷十七下559上述几位郎中贬谪为刺史，是因为得罪了宰相，这在史书中多有记载。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郎官主动要求出任刺史，原因有多方面的，躲避朝中复杂的政治斗争，寻求更高的俸禄用以家庭开支，都是合情合理的因素。刘禹锡的郎官、刺史经历在唐代诗人中是较为有名的，“刘郎”一词也成为刘禹锡郎官任职的专有名词，在中唐诗文中多次出现，他的郎官经历具有代表性。据《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载，永贞元年九月“司封郎中韩晔贬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连州刺史，坐交王叔文也。”[5]卷十四413在赴任途中刘禹锡再贬为朗州司马，之后又任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度过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大和元年（827）春返回洛阳，出任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次年回长安继续担任主客郎中。刘禹锡由屯田员外郎出为连州刺史，又在和州刺史任上回京担任主客郎中，用他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所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28]，在外地度过了漫长的多州刺史生涯，这在唐代诗人中的确是罕见的。

杜牧的郎官、刺史经历要比刘禹锡复杂一些。杜牧从开成五年（840）担任膳部员外郎，次年任职比部员外郎，都是闲职。会昌二年（842）由于宰相李德裕的排斥，杜牧出守黄州刺史，接着又任池州、睦州刺史，前后七年时间在外当刺史。直到李德裕去世，周墀升任宰相后，杜牧才有机会回朝担任司勋员外郎。十年之前杜牧就是员外郎，在外当刺史转了一圈回来后依旧是员外郎，加上家中人口众多，经济较为拮据，不得已杜牧向朝廷请求外放为杭州刺史。《上宰相求杭州启》中说：“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12]卷十六1019杭州是大州，其刺史的品秩远远高于员外郎，故杜牧资格不够，他又接连写了《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第二启》《第三启》三篇文章，要求外放为湖州刺史，这次总算是如愿以偿。杜牧在吴兴任湖州刺史一年后，又回到长安担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后升任中书舍人，境况比当初回京任司勋员外郎要好得多。

也有郎官出为各州司马、司户的，主要都是遭到政敌打击而受贬谪，如《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咸通十一年，中散大夫、比部郎中、知制诰、柱国、赐紫金鱼袋杨知至为琼州司马；将仕郎、守礼部郎中魏筜为春州司马；朝议大夫、行兵部员外郎、判度支案、柱国张颜为播州司户；朝议大夫、行刑部员外郎、柱国崔颜融为雷州司户；并坐刘瞻亲善，为韦保衡所逐也。”[5]卷十九676咸通十一年（870）八月，同昌公主病亡，唐懿宗悲伤不已，以为是御医医治不力，将御医韩宗劭等二十多人杀了，又将这些医官的家属三百余人逮捕下狱，打算处斩。作为宰相的刘瞻召集谏官准备劝阻，但谏官们都畏惧懿宗，刘瞻只好独自一人进谏，遭到懿宗训斥，被流放到驩州为司户参军。时同昌公主驸马韦保衡趁机中伤，打击刘党，以至于比部郎中杨知至贬为琼州司马，礼部郎中魏筜贬为春州司马，兵部员外郎、张颜贬为播州司户，刑部员外郎崔颜融贬为雷州司户，皆偏远边陲小州。

此外还有郎官出任县令的，如大中十二年（858），以库部员外郎、史馆修撰李涣为长安令。干符二年（875）三月，以户部郎中崔彦融为长安令，这些都是少数例子。

注释：

① 具体可参见赖瑞和《唐后期三大类词臣的升迁与地位》一文，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