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雄雁，陈 敏

（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当前“四史”学习方兴未艾，其中《社会主义发展史》有一个重要内容便是空想社会主义。深入分析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的弊端，有助于增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共同的特点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不是泛泛主张消灭私有制。他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社会改造措施，并身体力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许多理念，诸如消灭私有制、反对剥削、劳动平等、计划生产、按劳分配等，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基本接受。既然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有一些共同的理念，还需进一步辨明的是：空想社会主义何以是“空想”，社会主义何以变成“科学”。

我们对空想社会主义何以是“空想”的原因的认识，主要依据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国内学者对空想社会主义弊端的批判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看法。诸如，薛俊强认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缺憾有：第一，拘泥于人道主义基础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未曾深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批判；第二，不只是解放无产阶级，还想要解放全人类，问题域不精准；第三，试图建立理性国家和理性社会，但这要由天才加以推动，而不是人民群众。[1]顾海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根本缺陷有：第一，坚持理性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第二，没有找到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和建立新社会的主体力量，也没有找到进行社会变革的现实途径。[2]叶庆丰、白平浩认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根本缺陷是：第一，坚持理性支配世界和唯心主义的天才史观；第二，只把无产阶级当作等待被拯救的阶级，而不把它当作埋葬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新生力量；第三，提倡政治改良，轻视阶级革命的作用。[3]

以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评述，主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较少从政治经济学维度进行进一步剖析。恩格斯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两点。“这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4]797依据恩格斯的思路，辨析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成分要从两个领域入手，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前者集中于形而上学批判，后者集中于资本批判，并且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是《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要依托《资本论》，应当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批判。

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复杂性，让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意识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应当是双重批判，即形而上学批判和资本批判的有机统一。“现代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有着本质的内在关系，或者说，有着本质的‘共谋’关系”。[5]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没有摆脱启蒙哲学框架，而启蒙理性主义总体上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企图以启蒙哲学来批判资本主义，这无异于让启蒙理性主义来批判它自己。缺失资本批判维度，使得空想社会主义“空想”成为必然。接下来将从资本批判角度揭示空想社会主义何以成为“空想”，这将反过来增进对社会主义“科学性”的认识，为当下人们“四史”学习提供理论史支持。

一、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何要诉诸理性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殇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基于抽象理性来思考未来社会蓝图，这是唯心史观。其原因固然有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不成熟，深入其理论基础，表面上看起来是法国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不良后果，更深层原因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认识不准确，从而欠缺资本批判力量。

空想社会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总体上遵循了从想象--理论--实践的发展路径。16-17世纪，西欧社会由自然经济逐步转换为商品经济，这是资本主义产生和资产阶级形成时期，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想象阶段。其中较有代表性是莫尔和康帕内拉，他们批判资本原始积累给人民带来的各种灾难和罪恶，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采用文学或传记形式来描绘理想社会主义。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宗教思想禁锢还比较严重，只能是以文学传记等方式去影射、反讽不合理现实，对未来社会设想处于想象阶段。18世纪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大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这一时期主要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法国，代表人物有摩莱里和马布利，他们从前辈的浪漫想象转变为理论建构，其社会批判的载体由文学文本转变为法理文本。他们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初步理论探索，其理论基础依据是自然法学与启蒙理性概念，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现实感和体系性显著增强。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矛盾和阶级对立日益明显。这个时期，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被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由理论深入到实践阶段。相对于其前辈，其理论的实践操作性更强，并且还参与社会实践，并身体力行。首先，他们从对一般私有制的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批判。其次，他们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道德控诉转向更为提出具体的实业改造方案，提出法郎吉①、新拉纳克工厂②等生产合作组织。再次，初步提出按劳分配思想，不再拘泥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最后，他们提出社会形态发展理论雏形，认可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然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认识还不充分，尚未完全摆脱启蒙理性主义框架。其表层原因，首先是阶级条件不成熟，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处的时代，大工业刚刚在英国兴起，无产阶级在理论上尚不具备完全的觉悟，不可能自我组织起来采取独立政治斗争。其次是社会条件不成熟，资本主义处在上升期，资本逻辑的悖论尚处于萌芽状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尚未激化。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足够的现实社会标本可以参考，只能抽象的思考新社会蓝图，求助于理性来谋划未来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性主义方案和启蒙运动的理性建构目标有所不同。启蒙主义者用理性来进行封建主义批判，包含封建宗教、自然观、国家等。但是，“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4]776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合乎理性的不是资产阶级理想国家，合乎理性的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以抽象的人性为准绳，以理性作为标准建构了未来社会主义蓝图，试图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空想社会主义者诉诸抽象理性来进行社会批判和社会建构，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未来社会不是在思想家的头脑中被设置的，而是经济条件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剥削，但是没看到剥削的社会历史根源。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启蒙哲学关于人权、自由、平等这一系列理性主义主张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有力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二，空想社会主义缺乏足够的工人运动标本，即社会条件和阶级条件都没有完全具备。第三，缺乏一种辩证的思考方法，使得其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领域导致了唯心史观。

启蒙哲学也好，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好，倾向于把理性看成是一种没有时间维度、并且是高居历史之上的抽象存在，这就与活生生的资本主义历史完全脱节。在恩格斯看来，这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之对应，产生的就是一种唯心史观。空想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人性、正义，都是一种超越历史现实的抽象理性产物，是一种法国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法国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结合，是一种半成品的哲学。尽管这种实证哲学很好地推动了世界技术进步，一旦来解释历史，就倾向于把历史看成是抽象的、线性发展的进程，其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内生动力，而是外在的推动，这必将构成历史唯心主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局限于自己有限知识的限制（启蒙哲学熏陶），局限于其时代的限制（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上升期），局限于其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限制，造就了空想社会主义诉诸抽象理性来进行社会批判和建构。

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理性辩证发展过程的产物，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得以完善的。基于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形而上学思维。如果以辩证法看待社会发展规律，则社会发展动力不会是一种静态的、抽象的、外在的力量，而是一种动态的、内在的、现实的发展过程。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贡献在于转变了看待社会发展过程那种静态的、不变的思维模式。“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4]746但黑格尔也好，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也好，其理性历史观的缺憾在于只解释了“逻辑的历史”，但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历史的逻辑”。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的逻辑”的奥秘，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真正规律只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所致，合乎理性的社会只是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未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内在矛盾，不是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理性矛盾，也不是因为道德不公，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悖论性。“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654-655

抛弃了形而上学思维，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社会历史理论，就一定不是仅仅拘泥于形而上学批判，而是与资本批判的“合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所形成的理性主导唯心历史观，恰恰就是拘泥形而上学思维且缺失资本批判维度的产物。

二、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何不完全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异化劳动之殇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历史主体定位的错误在于不把广大无产阶级当成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认为无产阶级是被动的、受苦的、待拯救的阶级，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和自我解放的潜能。《资本论》以劳动价值论确立了劳动在无产阶级主体性形成的决定作用，这翻转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劳动者的消极看法。这样，劳动者具有主动的、创造性、自我解放的潜能。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停留在经验认识层面。在英国，大工业的兴起，资本的力量打破了传统的血缘、宗法制、家庭关系，随之而来的是工人被剥削和贫困的加剧。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商业欺诈和压迫、金钱腐蚀着一切、资本家们穷奢极欲等现象。但是，这种经验认识并没有触及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原因。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在封建社会照样存在，穷人受压迫和剥削也在封建社会处处存在，诉诸简单的道德控诉，停留于社会的表象，并不足以彰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高明之处。事实上，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眼中，值得怜悯的群体不过是换了一个群体，即由封建社会受压迫的农民转变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只不过工人受剥削的状况更为集中和普遍而已。

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工人相对于资本家处于弱势地位，是受压迫和剥削的群体。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人道主义出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工人群体需要被解救，而解救的力量不是在无产阶级中，而是在无产阶级之外。基于这种人道主义逻辑所设定的社会改良方案，在理论层面没有跳出启蒙理性主义者的哲学框架。启蒙哲学主要任务在于把市民从神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是以“人道”来取代“神道”，其结果是确立“市民社会”，其主体是厂主、商人、银行家和雇佣工人。市民社会成员相对于地主贵族和教会僧侣，社会地位不再天生就低人一等，获得了法律的形式平等。另外，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既然把工人群体看成是被“救赎”的群体，并提出大同小异的“救赎”方案，那么，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本人则成了“天使”或“弥赛亚”，本质上这是一种以宗教为底色的社会改良方案。“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是一种必然神秘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4]782以救赎来设计社会改良制度，实质还是启蒙哲学框架，实施的是形而上学批判，没有结合资本批判。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群体的怜悯和解救情结固然是值得尊敬和称道的，但对预见未来社会道路这一复杂问题显然是不够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自我解放的可能性，主要的理论失误在于对劳动理论认识出现偏差。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作为人的主要活动是处于普遍异化的状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详述了劳动异化四种状态，即劳动对象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主奴辩证法”的论述[6]，确立了劳动本体论。黑格尔把劳动确立为人的主体性关键环节，在劳动中，奴隶的自我意识确立主体性，而奴隶主由于不劳动在自我意识中不自觉地变为了奴隶，这是劳动的形而上学批判维度。但是在经济生活中，劳动的消极意义，即雇佣工人从事的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随处可见的，这是劳动的资本批判维度。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只看到了普遍的剥削劳动，看到了作为谋生劳动的消极意义，而作为创造性的劳动成为了少数有闲人士以艺术活动呈现的特权。从事着异化劳动的工人或无产阶级没有主体性，也是无力自救的，不过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工具，与牲畜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普遍的劳动压榨，并被这种表象所迷惑，只看到了工人的主体性缺失。所以，在他们眼中，以工人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在当时的西欧社会，是一个还没有自我觉醒、没有自我解救能力的、涣散的、被人宰割的群体，这个无产阶级群体等着一种外在力量来救赎。

资本主义现实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工人主体性缺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时代，机器的广泛采用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与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相比，机器表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于是，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现象，机器成了整个生产结构的主体，而工人则成了机器的附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工人生存状态的日趋恶化以及异化状态的加剧。在机器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中，雇佣工人的劳动异化更为严重。第一，异化更为广泛了，随着机器加入，体力劳动逐步被机器代替，资本对工人的统治扩展到了妇女和儿童。第二，机器可以一天24小时不间断开动，工人的工作日被变相延长了，原有的手工劳动的时空局限被突破，工人的劳动强度变相增大了。第三，与机器伴随的科学和自然力，与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了资本作为“主人”的权力范围，异化劳动突破了体力劳动的界限，扩展到人的生活各方面。第四，在手工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中，工人劳动尽管是异化的，但是作为一个生命整体发挥作用，是一个“完整的活工具”，但是在机器大工业中，工人只是在机器体系中作为零件而发挥作用，相当于是一个“局部的死工具”。第五，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的技术和能力还有一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在机器的标准化作业中，人们只需重复简单的机械动作，“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7]。

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异化劳动夺取了雇佣工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自由，无产阶级成为了没有创造力和活力的群体。这样，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只是等待被拯救的群体就是合乎逻辑的理论主张。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劳动的形而上学批判，忽略了劳动的资本批判力量。但是，在马克思理论中，探讨劳动异化是为了消除劳动异化，因为劳动辩证法指出了自由劳动的可能性。劳动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劳动是价值的来源，在哲学维度，劳动经过自然劳动—异化劳动—自由劳动的辩证发展，自由劳动具有创造力和活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经验视角，纳入黑格尔劳动辩证法，在劳动的消极意义中看到积极意义，在异化劳动中看到孕育中的自由劳动。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进一步从正面肯定了劳动的积极性作用，工人阶级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推进社会发展，这预示着工人阶级成为社会历史创造主体的可能。《资本论》指出资本作为“抽象统治”貌似是一切的主宰，其实它来自剩余价值的积累，根源在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在马克思这里，“以劳动为本”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本”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说，在资本批判维度，无产阶级中潜藏的巨大能量和自我解放的潜在可能性，在条件成熟后可以变为现实的可能。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理论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无产阶级，做好思想启蒙，政治鼓动，并把无产阶级很好地组织起来，那么无产阶级就会创造历史，并解放自己。

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改造方案为何不具备可操作性？资本逻辑③之殇

未来社会主义制度设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修正。畅想未来社会需要“对症下药”，首先需要找准“症”，这个“症”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之“症”。资本主义制度之“症”不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认定的抽象理性，也不在于空泛的道德谴责，而是内在于现实生产实践。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从“分配”环节设想未来社会改良方案，而《资本论》揭示出资本主义根本问题不在于“分配”而在于“生产”环节。找不准“症”的未来社会制度设计，只能是无的放矢，最终流于空想。

商业社会中，最基本的活动莫过于生产和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交换都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资本逻辑核心是生产剩余价值使得资本增殖，因而问题根源于“生产”环节，而不是空想社会主义所误认为的“分配”环节。资本逻辑内含不可调和的悖论，“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4]664。克服资本逻辑悖论才是谋划未来社会制度的出发点，这是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切入点。

资本逻辑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冲突也尖锐起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要求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1．生产本身由个人行动变为社会化的行动；2．生产产品由个人变成社会的产品；3．自然的分工转变为有计划和组织的分工；4．个体生产变为社会化生产。在机器大工业之前，产品的所有权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但是在机器大工业时期，产品的所有权以劳动资料的占有权为基础，劳动产品不归劳动者。社会化生产要求劳动产品占有与社会占有与之对应，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却是被资本家私人占有，这就发生了冲突，“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4]658。这些冲突最后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并在现实中表现为：1．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2．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单个企业有组织生产的矛盾；3．资本无限制的扩大生产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相对缩小的矛盾；4．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矛盾，等等。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周期性的危机，最终伤害工人也“反噬”了资本家。

资产阶级为了缓解资本逻辑悖论，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进行了改良，即由独资向股份制发展。向股份制的发展过程中，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法人制度的运用，使得资本家除了拿红利外、投机外，也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闲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4]666也就是说，资本逻辑的运行，其悖论也日益明显，交换方式反对生产方式，资本反对资本，最后把资产阶级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消除了，资本家也成了“闲人”，即资本反对资本家。

未来社会围绕资本逻辑的批判，要点在于资本逻辑悖论的消除，具体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总原则是从生产力的第一性出发，即从“生产”出发，而不是从“分配”出发。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恰好关注的是分配制度，轻视生产环节的决定性作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蓝图则是针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设置的。社会化大生产导致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进一步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1．为了解决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未来社会将“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4]667，即“自由市场”要在“计划调节”下有序运行。2．为了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将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生活资料的个人占有，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雇佣工人，即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日益表现出主体性和创造性，表现出了自我解放的巨大潜能，无产阶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但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并发挥作用。4．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生产方式把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进一步消灭了阶级对立，消灭了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4]668因为阶级存在的基础没有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形式也没有了。5．共产主义社会对人之为人也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即异化劳动被自由劳动取代，实现全面自由，也就是从必然王国发展到自由王国。如上五条，清晰地勾画出未来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的导出是基于资本逻辑悖论这个反面参照物而得出的，是对“症”下药。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不知道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分配”环节而是“生产”环节。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根本漏洞在于资本逻辑悖论，资本运动为了利润而不是人的需求，进而造就了分配环节的问题。从生产角度看，生产社会化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要求生产资料社会占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走向共产主义，确切的说是经济条件所造就的，不是启蒙运动在头脑中实现的，也不是由于正义、平等那些伦理道德的逻辑结果。生产资料社会占有，按劳分配，商品拜物教自行消亡，是资本逻辑崩溃的自然结果。厘清了资本逻辑的悖论，找准了资本主义社会之“症”，未来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原则就清楚明晰了，即摆脱资本逻辑。1．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2．在社会总体层面有计划地进行生产；3．最为核心的是对资本逻辑进行釜底抽薪，未来产品的生产是基于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考虑人的真正需要而不是资本逐利的需要。一旦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基于人的需要，资本就没有无限扩张的动力，资本逻辑就自动垮台了，资本的权力和对资本的崇拜就没有了现实基础，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力量。相反，作为生产中的主体即无产阶级获得了主体性和力量，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资本逻辑崩溃的间接结论，即自由劳动，阶级消亡，人人平等……都是合乎逻辑的推论，而不是抽象思考的产物。

四、结语

科学社会主义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难点问题之一。反思“空想”因素，可以明鉴“科学”因素，从而夯实当前的“四史”学习的理论史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基于某些精英人士脱离社会现实活动的抽象思考产物，诸如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哲学反思，奠基于资本批判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而上学批判、资本批判的双重批判的结果。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漏洞，总体上是割裂了形而上学批判和资本批判的有机统一关系，他们更偏向于形而上学思维，没有利用也不可能利用资本批判这个强大的理论武器。形而上学思维、劳动异化、资本逻辑悖论，固然是属于形而上学批判范围，但在马克思这里还兼具资本批判的使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还需要通过政治经济学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更全面和精准的剖析。1．空想社会主义者诉诸理性而不是诉诸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越过基于经济现实的资本批判，其深层原因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缺乏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维度，只把历史看成是一个静态的、抽象的、脱离资本本身的发展规律，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殇。2．他们把无产阶级看成是等待他人来解救的弱势群体，其深层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只看到劳动的消极之处，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劳动异化，而没有看到劳动的积极意义，没有看到劳动辩证法发展以及自由劳动的可能性。正是创造性劳动确立了人的主体性，让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的主体。3．对未来社会主义规划的立足点是错误的，看不到深层资本悖论，缺乏逻辑悖论视角。资本逻辑崩溃的真正原因在于“生产”而不是“分配”，应该“以劳动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做到“对症下药”，其未来社会蓝图也只能流于必然的“空想”。总之，形而上学思维的理性历史发展观、缺乏劳动辩证法的发展视角、不懂得基于悖论的资本逻辑批判，是空想社会主义缺失资本批判所导致的三大理论漏洞，从而使得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流于空想成为必然。

但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不仅涉及哲学、政治、经济，还涉及历史、宗教、教育、伦理道德等领域，其影响是广泛的，它们本身也具有“四史”学习的理论史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进行了高度赞扬。“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4]37反思空想社会主义，给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有三点。一是破除资本逻辑迷思。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初，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揭示了其未来败亡的命运，为工人阶级觉醒提供了启蒙教材。《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圣经，要深化其辩证法研究，揭示资本这个悖论性存在。但不能对辩证法进行教条式的理解，脱离资本批判内容而空谈普遍联系和三大规律，这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阉割，徒具形式而无实质内容，实际上陷入另一种形而上学思维而不自知。二是启蒙理性本质是为资本主义辩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启蒙理性主义的核心理念，启蒙理性最初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理论。空想社会主义“其理论形式依然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理性依然是他们学说的基本精神”[8]。在马克思看来，没有所谓脱离历史维度的抽象理性，奠基在抽象理性基础上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以抽象理性和普世价值为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进行辩护，是一种有哲学漏洞的论证逻辑。剖析启蒙主义理念让工人阶级得到教育，意识到启蒙哲学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免疫力。三是确立以“劳动为本”的社会建构理念。创造性劳动让工人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劳动的解放就是工人的解放。只有在异化劳动中，无产阶级才是被动的、等待被拯救的群体。反之，一旦消除异化劳动，走向自由劳动，无产阶级的力量将被激发出来。工人依据劳动创造价值，并推动历史进步。劳动可以生成资本，同样也可以脱离资本控制。“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社会主义制度提倡劳动平等和按劳分配，这是对异化劳动的否定，也是对劳动本体论的坚持。我们要坚定地贯彻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不能被新自由主义所蛊惑，盲目进行私有化，杜绝再次发生劳动异化。

注释：

① 法郎吉是一个生产—消费互助合作组织，类似人民公社，提倡平等、互助、人人劳动、男女平等。参考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9-232页。

② 新拉纳克工厂是欧文建立起的一个带有人民公社性质的纺纱厂，提倡财产公有，平等劳动，按需分配等等。参考欧文《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5-368页。

③ 资本逻辑通常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活动以资本逐利为中心，生产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这客观上造就了商品经济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逻辑最终会自我崩溃、自我毁灭、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参见刘志洪《何谓“资本逻辑”——基于马克思思想的再诠释》，《哲学研究》2019年12期，第32-40页；鲁品越、王珊《论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3-9页；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第1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