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务劳动、玩乐劳动到志愿劳动的无酬劳动

2022-03-17叶穗冰

职业教育研究 2022年2期

关键词：青年

叶穗冰

摘要：劳动分为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自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来，无酬劳动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义务劳动、玩乐劳动和志愿劳动。作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无酬劳动形式，志愿劳动对促进青年社会化——消除劳动异化、消除心灵隔阂、促进政治参与、涵养利他理念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从项目优化和管理优化两方面激励青年参加志愿劳动。

关键词：青年;无酬劳动;义务劳动;玩乐劳动;志愿劳动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2）02-0016-06

劳动分为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酬劳动，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酬劳动——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但这种无酬劳动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所称的无酬劳动，是指在没有回报和酬劳的前提下自愿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包括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也不包括人们之间互助的劳动。

马克思非常推崇劳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他说：“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提高社会生产”即改造客观世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即改造主观世界，这两个作用在无酬劳动中最能体现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把教育目标从“德智体美”扩展到“德智体美劳”，并总结了劳动的“四最”——“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2]。最能体现“四最”精髓的当属无酬劳动。青年是无酬劳动的主力军。以志愿劳动为例，14～35岁的青年志愿者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数量一直稳居各年龄段首位[3]。因此，研究青年的无酬劳动，无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还是对青年主观世界的改造，都有重要价值。

一、无酬劳动的发展

无酬劳动的主要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自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956年，党的八大把国内主要矛盾归结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的矛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4]。这个论断从供求关系方面反映了社会现实：消费需求方“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和生产供给方“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关键是生产供给方提升供给水平。从长远来看，提升供给水平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从短期来看，提升供给水平可以增加劳动时间。而八小时以外的义务劳动正是增加劳动时间的办法。这段时期人们强调劳动的政治意蕴，“劳动光荣”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劳动口号。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此后神州大地掀起了义务劳动的高潮，学雷锋活动、义务植树活动、爱国卫生运动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义务劳动有两个特点：一是由单位组织，属于集体活动的一部分，劳动的政治价值大于经济价值;二是表面上看是自愿的，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义务劳动的“义务”二字正表明了这一点：义务是必须承担的，而不是可以选择的，不参加义务劳动将承受单位的政治和人际压力。义务劳动是无酬的、公益的，但未必是自愿的。

1978年，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5]。从供求关系看，消费需求方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生产供给方已能满足人民的基础需要，但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社会生产力依然落后。缓解这一矛盾的方式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这段时期人们强调劳动的经济意蕴，“多劳多得”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劳动口号。随着单位逐步减少对职工生活的干预，由单位组织的大规模义务劳动也褪去了原有的热度。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国际互联网的兴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90后”“00后”长大成人后，他们不再注重“勤劳致富”的理念。他们在网络上从事纯粹以个人兴趣而不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的劳动，如为外国影片做中文字幕、在“知乎”上回答问题、为偶像刷流量等。因为劳动与玩乐高度重合，故这种劳动又被称为“玩乐劳动”。玩乐劳动基本上是無酬劳动。与义务劳动相比，玩乐劳动有三个特点：一是由青年主动选择而不是单位组织，劳动的悦己价值大于政治或经济价值;二是完全自愿，没有受到外界压力;三是青年表面上是自主劳动，实质上受平台资本剥削，同时，形式上是劳动解放，实质上受欲望支配难得自由。除玩乐劳动外，随着居民社区的兴起，由居民自组织的现代意义上的志愿劳动开始出现。199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正式依法登记注册的志愿社团——深圳义工联[6]，引发了人们对劳动的经济价值与人的自由本性之间关系的讨论。

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从供求关系看，消费需求方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7];生产供给方对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供给不平衡，社会生产力在摆脱了落后局面的同时尚待充分发展。解决矛盾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和调整利益格局，即人们所说的“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此前在收入分配层面，初次分配依托市场机制，主要对劳动收入进行分配，强调分配效率;再分配依托政府机制，主要使用税收杠杆，强调分配公平。如今这两种机制已不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依托社会机制的“第三次分配”引起人们的关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在国家文件中写入“第三次分配”，明确“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8]。志愿劳动是第三次分配的载体。与玩乐劳动相比，志愿劳动有三个特点：一是玩乐劳动虽然由青年主动选择，但主要凭个人兴趣，具有无意识性，而志愿劳动通常是在理性思考后做出选择，具有自觉性;二是玩乐劳动虽然也为社会创造价值，但未必具有公益性，而志愿劳动是“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9]，公益性是志愿劳动的灵魂;三是志愿劳动以第三次分配的方式促进社会公平，解决了义务劳动高度关注社会整体而忽略个体切身体验的问题，也解决了玩乐劳动高度关注个体切身体验而忽略社会价值的问题，是比较理想的无酬劳动形式。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刺激了志愿劳动的发展，各地志愿者大军运输抗疫物资、护送医务人员上下班、为被隔离家庭买米买菜、给社区居民验核酸等，志愿劳动与有酬劳动成为驱动社会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双轮。同年7月，中共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决定建立各层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强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10]。志愿劳动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无酬劳动形式，志愿者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截至2021年7月，中国实名志愿者已达2.06亿人，志愿劳动总时间达243 167万小时[11]。

二、志愿劳动对青年的价值

志愿劳动既然属于一种劳动形式，当然能够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社会价值。但是，与有酬劳动相比，志愿劳动最大的优势不在于它的工具性价值，而在于它对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价值。青年正处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化是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年要不断增长知识和技能，锤炼性格与品行，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提升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以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这是时代赋予青年的使命。志愿劳动对促进青年社会化、实现青年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消除劳动异化

志愿劳动有助于消除劳动异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做了形象的描述：“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2]”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建立在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如果不从阶级分析角度而仅对劳动的异己性特征进行解读的话，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劳动异化现象。

在呼喊“劳动光荣”口号的年代，劳动异化表现为劳动在一些场合蜕变为惩罚手段。一方面，人们尊重劳动、赞美劳动者;另一方面，校园中教师惩罚调皮的学生抄写课文、擦黑板，大街上执法人员惩罚违规者扫大街，工廠里主管惩罚犯错的员工干重活等等。

在呼喊“多劳多得”口号的年代，劳动异化表现为人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拼命劳动，“过劳死”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在玩乐劳动的年代，青年相信“一夜暴富”的网络神话，追求“月光”式的生活享乐，宁愿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挥洒旺盛的精力，也不愿为养家糊口劳动，于是“巨婴”“啃老族”相继出现。从表面上看，玩乐劳动摆脱了劳动的强制性，消除了劳动异化。但实际上，随心所欲地参加劳动并不能真正消除劳动异化，只是对辛苦劳动的一种逃避。在玩乐劳动中，“玩乐”的成分大于“劳动”的成分。一旦玩乐劳动者失去父母的供养，就将重新面对劳动的强制。

相比之下，志愿劳动真正消除了劳动强制，成为青年的自主选择。青年之所以选择志愿劳动，是因为志愿劳动启发人的创造力，他们能从中享受到创造的快乐。志愿劳动的目标是帮助处于困苦或危难之中的人，志愿者需要面对一定的困难甚至风险，经常在没有领导者和固定工作程式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条件自己做出判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的生活技能、心理素质、沟通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都经历了一次挑战。如果他们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就会感受到成功的快乐。

青年之所以选择志愿劳动，还因为志愿劳动能带来被需要、被尊重、被感恩的深层愉悦体验。美国学者缪其克说：“他们喜欢这种相对不受老板监管的自由和被托付重大责任的现实……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工作为自豪，而这些感觉在他们正式的工作中是得不到的。[13]”这是志愿劳动快乐的源泉。玩乐劳动也是一种快乐劳动，但玩乐劳动主要是独乐，而志愿劳动是众乐，志愿劳动者、同伴和受助人因同一个困难问题的解决而感到快乐。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他人的赞许会给自己带来快乐，同时他人的快乐也对自己有感染作用，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志愿劳动能够使劳动的快乐最大化。

（二）消除心灵隔阂

互联网对青年的人际关系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网络无中心、无边界、多节点的特点促使青年形成平等互动的关系;另一方面，网络的虚拟性、机械性、离散性特点促使青年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当代青年是空前孤独的一代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为了阻断疫情传播，人们封闭在各自的小空间内，通过电脑键盘与外界联络。即使外出，人们也戴着遮住脸庞的口罩，对商家实行无接触式付款，并刻意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身体的隔离加深了心灵的隔阂，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成为时代之问。

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属于协作，围绕着复杂工业品的生产，人们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由于各自为经济利益最大化打算，人们之间的协作经常被恶性竞争所打断。信息社会初期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属于聚合，围绕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人们聚集起来一边玩乐一边劳动。但这种聚合是偶然的、任意的，一旦任务完成或丧失了兴趣，人们就会重新回归原子化的个体。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应当跃升到一个新阶段：摒弃物的依赖性与人的随意性，为了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发展真诚、全面、稳固的合作关系。志愿劳动能促进人与人之间形成理想化的合作关系：志愿者和同伴、受助者之间围绕着同一目标——受助人利益最大化，组成平等、尊重而非等级关系的团队，面对同一道社会难题一起思考对策、采取行动，共同经历劳动过程的艰辛，共同分享劳动收获的喜悦。这是人与人之间自觉而不是被动、无私而不是功利、长久而不是随机的合作，即真诚、全面、稳固的合作。

志愿劳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有效提升了社会信任水平。信任是当代社会的稀缺资源，青年的孤独感正源于信任的缺失。如果人们信任某个人，他一般会在对方需要时提供帮助，因为他相信在自己需要时对方也会提供帮助，这是一种对等信任;如果人们信任陌生人，他一般会在陌生人需要时提供帮助，因为他相信在自己需要时陌生人也会提供帮助，这是一种普遍信任，即社会信任。志愿劳动是一种普遍信任，它建立在人与人互相信任的基础上，通过陌生人之间的真诚合作，达到人类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这反过来又将增进社会信任，加强社会团结。

（三）促进政治参与

党的十九大诠释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民主”被排在第一位。比起手握权力的中年人、远离职场的老年人，青年对民主的需求尤为强烈。英国学者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时代人们的政治参与呈现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变趋势”[14]。生活政治是以日常生活与个人成长为中心的政治。志愿劳动是对生活政治的积极参与，也是一种民主行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目标，“治理”与“管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多方主体参与。青年是治理的生力军，志愿劳动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当代青年参加志愿劳动，无偿贡献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有助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增进社会和谐、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优化社会治理绩效。通过志愿劳动，志愿者和受助人一起提升了社会归属感和政治认同感，这是青年政治参与效能的直接体现。

相对于义务劳动的运动式动员，志愿劳动是一种参与式动员。青年主动参与志愿劳动，传播自己的所见所感，引起社会公众共鸣，进而推动最广泛的社会参与，凝聚民心。参与式动员在应对社会危机事件时成效显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一大批青年志愿者赶赴武汉，有的参与救护患者，有的协助安置旅游者，有的搭建疫情数据应用系统和服务器系统……他们第一时间传递出来的信息鼓舞了人心，调动了全社会参与抗疫的积极性，激起了人们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参与式动员在抗疫中比运动式动员更快地发挥了作用。

（四）涵养利他观念

志愿劳动就其根本目的而言是利他的。2020年，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广东省团校志愿服务研究中心对14 949名青少年参与志愿劳动的原因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76.1%的人倾向于“帮助有需要的人”，47.65%的人倾向于“为社会、国家做贡献”，42.5%的人倾向于“锻炼自己的能力”，38.66%的人倾向于“实现个人价值”，25.12%的人倾向于“增加社会见闻，获得和丰富自己的经验”，选择其他原因的比例较低[15]。排在前两位的原因可以归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类，排在第三至第五位的原因可以归入“为己利他”类，可见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这些复杂的原因正是当代青年形形色色价值观的映射。人固有利己的本能，否则就无法满足生存的需要，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精神需要的满足只能借助他人实现，所以在欲望的“本我”之上有精神的“超我”存在，这个“超我”表现为人的价值观。无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是心存增长劳动技能、促进人际交往、提升社会经验、积累社会资本等利己期待，只要最终的落脚点是“利他”，都是善的价值观。形形色色的善的价值观，正是新时代青年真实而丰富的生命体现。

善的价值观从何而来？只能从善的实践中来。志愿劳动是一种善的实践。青年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学会为他人着想，体会奉献的快乐，感悟與人为善的意义，通过接收肯定性的反馈不断强化善的动机，最终形成善的价值观。这种善的价值观具有群体感染作用，同伴的鼓励能够有效提升志愿者帮助他人的勇气，增加志愿劳动的乐趣，并在志愿者群体间形成从众效应，促进善的价值观广泛传播。受助人在困难时得到援助，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关爱，能增强社会信任，提升社会归属感，产生回报社会的愿望。甚至旁观者也能通过观察志愿劳动的过程，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由此心灵得到净化，社会认同感增强。

三、志愿劳动的激励措施

志愿劳动是符合新时代发展规律的无酬劳动方式，应当激励青年参加。志愿劳动的激励措施包括优化项目和优化管理。

当前阻碍青年参加志愿劳动的主要因素是项目不合适。一些青年抱怨：偶尔参加一次志愿劳动，却发现自己提供的并非受助人需要的帮助，比如送知识下乡却遭遇冷眼，原本期待的爱心之举成了自讨没趣;志愿劳动几乎都是体力劳动，打扫卫生、送货跑腿、派发传单，几乎成了苦活、脏活、累活的代名词，没有专业知识的用武之地，缺乏成就感;志愿劳动项目多年不变，只有受助人在变，没有新鲜感。因此，激励青年参加志愿劳动应从优化项目入手。

简单来说，志愿劳动就是“人帮人”。这两个“人”——志愿者和受助人的需求是项目设计的核心。志愿劳动项目首先应当是受助人真实的需求，不是志愿者组织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成功的志愿劳动项目要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基础上，急受助人之所急，想受助人之所想。这不仅是志愿劳动意义的真正体现，也是志愿劳动有吸引力、可持续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志愿劳动项目应当兼顾志愿者的合理需求，比如挑战专业技能、积累社会经验、扩大人际交往等，让“为己利他”的志愿者能够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这是志愿劳动能够充分调动志愿者积极性、主动性的关键，同时决定着志愿劳动项目的成效。

阻碍青年参加志愿劳动的另一个因素是管理不到位。一些青年想参加志愿劳动，但是找不到志愿者组织;一些青年想帮助他人，却发现参加志愿劳动需要大段的空闲时间，而自己只有碎片化的时间，或者志愿劳动项目距离遥远，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太多;一些青年参加志愿劳动后，发现志愿劳动并不是学校规定的社会实践项目，结果还要另外挤时间参加学校规定的项目，弄得两头奔波、疲惫不堪。

志愿劳动应当优化管理。网络化管理是信息时代较为理想的管理方式。目前我国有一些志愿者网站，但主要用于发布动态消息，未能充分利用互联网实现志愿劳动人、财、物的最佳配置。建议志愿者组织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管理的网站，网站上既有志愿者库，也有志愿劳动项目库。每名登记注册的志愿者以身份证号为唯一账号，登陆账号后可以一键查找志愿劳动项目，充分利用自己的零碎时间就近参加志愿劳动。网站对志愿者实施动态管理，根据项目类别、劳动时长、劳动成果、受助人反馈、志愿者组织反馈等为每一次志愿劳动记分，对志愿劳动的全过程实行有效监督。志愿者在网站上的积分累计达到一定标准可以兑换奖励，如兑换社会实践学分、学习交流机会、接受免费服务次数，还可以在网站上领取志愿者电子证书、优秀志愿者奖状等。

从义务劳动、玩乐劳动到志愿劳动，我国青年的无酬劳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不断变换劳动的形式，也不断对青年社会化产生影响。其实，青年社会化的过程也是社会青年化的过程：在传统社会，青年成长更多地受社会的影响;在信息社会，青年成长更多地影响社会，即社会青年化。随着无酬劳动的发展，当青年真正体验到“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6]”之时，人类将进入更为理想的社会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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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共中央關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1）.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5号）志愿服务条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2.

[10]八问新时代文明实践之四：如何实现志愿服务精准常态？[EB/OL].（2020-07-16）.http：//www.wenming.cn/wmsjzx/sjqy/202007/t20200716_5713085.shtml.

[11]全国志愿服务数据统计[EB/OL].（2021-07-26）.， https：//chinavolunteer.mca.gov.cn/NVSI/LEAP/site/index.html#/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