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百松

(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现代意义上的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变异、人为因素或自然变异与人为因素相结合的原因所引发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破坏损失的现象或过程[1]63。20世纪2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灾害学开始在国内兴起，且呈现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协同并进的局面。以竺可桢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用自然科学理论对灾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以邓拓为代表的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系统地分析灾荒问题。百年间，中国的灾害研究基本上延续了这一传统和模式。灾害史是对历史时期灾害进行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它既是灾害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课题，也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中纬度地带的内陆高原地区，地理环境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区域环境差异大，各种灾害频发易发。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学者，运用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及历史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内蒙古灾害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和探讨。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各类综合性、专题性论著不断涌现，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2004年，包庆德对以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进行了梳理[2]。2019年，赵之恒对内蒙古自然灾害史的相关史料与研究概况进行了简要评述，着重论述了清代及民国时期内蒙古灾害史的研究成果[3]。因此，本文在时间衔接上，对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力图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分散成果的总结，梳理出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的概貌，以期探讨新的研究视角，拓宽新的研究领域。

一、当代内蒙古灾害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当代内蒙古灾害史料广泛分布于方志、档案、资料汇编等文献或灾害遗迹等实物资料中。因而，当代内蒙古灾害史史料的整理是一个浩繁的过程。1988年印行的《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续辑(1949—1987)》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门性的当代内蒙古灾害史史料集。这一史料集按不同灾种进行编目，以时间顺序分列了1949年至1987年内蒙古地区发生的主要灾害，史料主要来源于各类史籍、地方志、档案及群众调查。该史料集虽总体上较为简略，但其对历史灾害的系统梳理对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的研究弥足珍贵。长期以来，此书为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者广为引用。沈建国主编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内蒙古卷》对1949年至2000年内蒙古发生的各类气象灾害进行了简编，概述了内蒙古地区的主要气象灾害。该著作除对历史灾害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外，还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对不同灾种的特点、危害、成因、规律等内容进行描述和分析，但其不足之处是史料的搜集整理仍然不够全面，大量的地方性灾害史料多有遗漏。邢野编著的《内蒙古十通·内蒙古自然灾害通志》第十九章对1949年至1998年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编排，但该成果没有对灾害史实注明出处，为学术研究利用带来困难。

从全国范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法规汇编(1949—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共同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范宝俊主编的《灾害管理文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工作文件汇编(1949—1999)》，民政部法规办公室编著的《中国民政法规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工作文献汇编(1949—2004)》，或编列了内蒙古灾害统计资料，或对各类灾害管理文件法规进行汇编，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详细、集中的历史资料。此外，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编著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白虎志、董安祥、郑广芬等人编著的《中国西北地区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470—2008)》，为当代内蒙古水旱灾害研究提供了直观的图像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减灾》《中国防汛抗旱》《中国水利》《内蒙古水利》《内蒙古草业》《实践》《内蒙古日报》等报刊，以及国家减灾网等官方网站，记载了大量的灾情灾况及防灾减灾工作实践。如，《中国水利》记载了1962年7月4日大青山一带爆发的山洪灾害和相关抗洪工作①。再如，《内蒙古日报》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灾害为题的报道有540篇之多，其中涉及20世纪50年代的相关报道就有129篇。同时，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及各盟市、各旗县区档案馆收藏了相当数量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记录灾害及灾害防治工作的档案，是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二、研究现状

近年来，关于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视角较为多样，跨学科研究逐渐增多。但随着对灾害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界限分野。以灾害学为本位的灾害史研究侧重于对灾害本体的考察，即从历史灾情、气象、地理、经济等多种数据入手，对灾害的等级、成因、特征、时空分布等内容进行考察，由此得出灾害演化规律，进而对未来的灾害情势进行预测。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灾害史研究则更关注历史时期的灾害防治实践，进而进一步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一)灾害学本位的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灾害史史料整理成果的相继问世，加之“国际减灾十年(1990—2000)”计划的实施，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及自然人文环境的交互影响下，内蒙古自然灾害的发生呈上升趋势，灾害成因日益复杂，灾害呈现常态化、多元化、链发性的态势，对当代内蒙古灾害史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虽然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中有历史学学者的参与，但就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总体而言，许多领域是自然科学学者开拓的，并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他们利用长时段的历史数据，结合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积极探寻内蒙古灾害发生的总体规律。既有对灾害系统的整体研究，也有对单灾种及组合灾种的专题研究。

1. 灾害整体性研究。整体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灾害系统概况的描述及规律性的总结上。20世纪90年代，吴鸿宾从气象学的角度对1947年至1987年发生在内蒙古地区的主要气象灾害进行了综合分类研究[4]。潘进军分别针对干旱、雪灾等13类影响内蒙古的主要气象及其次生或衍生灾害，系统分析了灾害发生现状、成因、特点、防御现状、发生趋势、易发时段、重点防御区域及防御的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5]。史培军等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三个方面，对内蒙古地区主要自然灾害做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内蒙古地区自然灾害区划，着重分析了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农业自然灾害区域分异规律[6]。能乃扎布从生物学的角度对牧区灾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提出了相应的灾害防治对策[7]。

2. 灾害专题性研究。在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的专项研究中，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旱灾、雪灾、霜冻等在内蒙古地区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的单灾种研究，或聚焦于严重影响农牧业生产的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灾害组成的多灾种研究。

(1) 旱灾研究。旱灾是内蒙古地区发生频率最高、分布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对经济社会影响最大的灾种，因而也是研究者着力最多的领域。早期的旱灾研究成果多为成灾标准、灾度量化、灾情分区等基础性研究。刘克利通过对旱灾史料的分析划定了内蒙古旱灾的气象和水文标准[8]。甄江红对旱作农区旱灾孕灾环境、旱灾特征及灾情进行分析，提出了以时间频率、持续强度、降水变率的评价旱灾灾度的定量化研究方法，并按灾情灾度将内蒙古分为轻度灾害区、较轻灾害区、中度灾害区、重度灾害区、极重灾害区五个灾害区[9]。宫德吉总结了内蒙古旱灾特点和规律，指出降水变率大是内蒙古旱灾多发的自然因素，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开发是旱灾加剧的人为因素，并由此提出了“避-防-抗-救”的减灾方针和相关对策[10]。近年来，许多学者将研究重点转向对旱灾时空分布特征的探讨。李晶等运用统计计算、频率分析等方法确定了内蒙古自治区春旱、春夏旱、春夏秋旱3个易旱季节旱灾易发区的分布区划，及严重旱灾、中度旱灾、轻度旱灾发生频率和分布区划[11]。杨舒畅、杨恒山对1982年至2013年期间干旱时空变化进行分析，认为这期间内蒙古总体呈轻微干旱化趋势，东部地区干旱化趋势较为显著，西部地区干旱有所缓解[12]。随着自然灾害系统理论的引入和成熟，近几年，迅速掀起了旱灾风险评估和风险区划研究的热潮，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乌兰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内蒙古牧区干旱高风险呈带状分布，干旱致灾因子风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灾体易损性均较其他地区高的结论[13]。张存厚对1961至2016年期间的气象数据、草原植被数据、遥感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地理信息数据、灾情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内蒙古综合旱灾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特点，并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分布规律[14]。金林雪等对大豆干旱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进行了微观研究[15]。

(2)雪灾研究。雪灾是指因大量降雪造成大范围积雪成灾的现象[1]106。雪灾是内蒙古牧区冬春季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长期以来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畜牧业的发展。同旱灾研究同步，雪灾的研究也经历了从灾情灾度的基础研究到时空分布、风险评估等规律性的探讨。雪灾的研究较旱灾研究起步稍晚。2000年，宫德吉、李彰俊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50年来内蒙古暴风雪天气的环流演变特点，从气象学角度探讨了暴风雪灾害的成因[16]。随后，郝璐等引入“脆弱性”概念，对内蒙古雪灾脆弱性进行了评价，指出中西部牧区比东部牧区脆弱性大，北部牧区比南部牧区脆弱性大，近年来，脆弱性有提高的趋势[17]。李晨昊等探讨了1961年至2016年期间内蒙古雪灾的时空分布，认为这一时期雪灾次数呈增长趋势，且雪灾多集中在当年的10月、11月和第二年3月发生，空间上呈自西向东增多趋势[18]。孟万忠等对1912至2016年内蒙古雪灾等级、时空变化特征、周期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内蒙古雪灾与拉尼娜现象显著相关[19]。阿斯汉夫等利用灾情史料对20世纪内蒙古牧区雪灾时空特征进行定量分析，认为从时间上看，雪灾导致的牲畜受灾呈数量增加、死亡减少、综合灾情加重的趋势；从空间上看，内蒙古西部地区和东部局部地区以少灾轻灾为主，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以中灾为主，中部地区为多灾重灾区[20]。除旱灾、雪灾外，曹刚从地质学的角度对内蒙古地震灾害进行了综合研究[21]。还有部分学者针对霜冻、山洪、凌汛等不同灾种进行专项研究②。

(3)多灾种的综合研究。这一类研究主要围绕影响农业、畜牧业生产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气象灾害展开。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针对畜牧业灾害的研究成果最多。郝璐、魏玉蓉对内蒙古畜牧业气象灾害的风险性进行了量化评价，认为干旱对西部荒漠草原的影响最大，白灾主要出现在中部和东部，东部成灾的危险程度大于中部，黑灾主要出现在中东部[22]。乌兰巴特尔、刘寿东以历史灾情为基础，从雪灾、暴风雪、风冷灾害、旱灾等方面论述了气象灾害对草地畜牧业生产的影响[23]。刘寿东、郭海明通过对气象灾害成灾基础的研究，认为降水资源少而不稳、冬季寒冷漫长、社会生产力水平低、超载过牧严重是内蒙古牧区气象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24]。刘寿东等通过对不同气象灾害与家畜死亡率的关系的长时段研究，指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草地畜牧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增强，家畜死亡率降低[25]。郝慧梅、任志远以农业灾害为对象进行了研究，指出，1950至2000年期间内蒙古农业自然灾害有加重趋势，旱灾、冻灾、火灾冬春多发，多种灾害链发[26]。同时，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农牧交错地带的灾害问题，如白美兰、郝润全、侯琼对内蒙古典型农牧交错区域的孕灾环境特征和气象灾害风险辨识进行了考察，指出复杂的地貌、不稳定的气候、经济文化落后、投入不足、抗灾能力落后是该特殊区域孕灾环境的总体特征[27]。此外，还有针对大豆、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灾害和羊等牲畜灾害进行的专题研究③。

综上，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以灾害学为本位的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在研究内容上，更为关注灾害本身的特性，从灾害等级划分、成灾标准量化、灾害成因、灾害特点多点发力到灾害风险评估与风险区划研究一家独大，研究逐渐专业化精细化。二是，自然灾害风险理论在不同灾种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成为灾害分析中的主要理论支撑。三是，研究模式固化问题突出。虽然是对不同灾种或以不同时段、不同产业、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但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和研究结论趋同性明显，重复性研究较多。四是，研究的应用价值较高，立足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农学等学科优势进行研究，为当前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方向性的指导，特别是近几年对农作物及不同牲畜品种进行的专题研究，对调整农牧业生产政策有着极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二)历史学本位的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

虽然有关当代内蒙古灾害的资料较为丰富，但长期以来，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领域尚未出现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仅在通史类或论及全国性的、大区域性灾害史时才有涉及。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主编的《内蒙古通史》第八卷第九章《生态环境与生态文明》，对内蒙古灾害体系、历史演变、时空分布规律、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宏观系统的介绍，但未对防灾减灾历程进行梳理[28]217-240。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从全国性的灾害通史研究中窥见其大致样貌，如孟昭华、彭传荣的《中国灾荒史(现代部分)1949—1989》，谢永刚的《中国近五百年重大水旱灾害：灾害的社会影响及减灾对策研究》，高建国、宋正海的《中国近现代减灾事业和灾害科技史》。

综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的专题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灾害综合性研究。1982年，王国士、崔国柱从历史灾情出发，总结了内蒙古地区干旱常见多发，风雪灾害强度大、危害剧烈，多灾并发，呈东南水、西北雪、中东部霜涝、西部旱等规律和特点，突出强调灾害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呼吁对内蒙古自然灾害进行综合性研究，真正意义上拉开了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的序幕[29]。2001年，天莹先后对影响内蒙古农牧业生产的自然灾害问题进行了宏观研究，认为农牧业自然灾害是由自然原因引起或由人为因素诱发，对农牧业造成直接危害进而影响农牧民生活环境和生命财产的事件。根据成因，天莹将内蒙古的农牧业自然灾害划分为以干旱、洪涝、白灾、大风及沙尘暴为主的气象灾害，以水土流失、草原退化和沙漠化及土地盐碱化为主的生态灾害，以鼠害、虫害为主的生物灾害三类。从产业灾害的角度，天莹认为内蒙古农牧业灾害具有种类多、关系复杂、危害严重等经济特征。天莹利用历史资料进行的宏观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内蒙古农牧业灾害的概貌④。2002年，包红梅运用历史灾情数据对内蒙古自然灾害发生类型、时空分布、社会危害等方面体现出来的特性进行了宏观分析，总结出内蒙古自然灾害具有灾情较重、明显的季节性和区域性、频次增加呈上升趋势等特征[30]。以上综合性研究有助于我们进行整体把握，但此类研究多是对灾害性质的笼统描述，缺乏更深的分析层次和分析力度。此后，随着学科融合的加深，气象学、地理学、灾害学等学科凭借自身的学科优势和对历史灾情数据充分、系统的利用，在区域灾害综合研究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对内蒙古灾害的综合研究成果多属自然科学领域，尚未有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综合性研究专著。

2. 多灾种的救灾史研究。在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中，涵盖多灾种的救灾史研究成果最多。王建革对1930年至1980年内蒙古草原雪灾防御技术和社会防御体系进行系统梳理，探讨了这一时期雪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问题[31]。萨仁利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民政厅档案对1950年至1964年的内蒙古灾情进行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灾害的影响，重点探讨了这一时期的救灾政策、机构及措施[32]。靳翠玲运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民政厅档案及《内蒙古政报》等报刊资料，对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自然灾害救助工作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救助工作的背景，梳理了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机构设置情况、相关方针、政策及具体的救助举措，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这一时期灾害救助工作的特点，分析了成就与问题⑤。邓金河在相同的框架下探究了“文革”时期旱灾救济工作[33]。陆呈斌以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地区救灾为研究对象，利用档案及地方志等资料，梳理了这一时期的救灾机构、方针、机制、措施[34]。宣百松等以防灾减灾技术革新为视角，对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畜牧业防灾减灾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进行了概括和总结[35]。李彬、王皓田从经济史的角度对1959年至2000年四子王旗自然灾害救助工作进行了区域性个案研究[36]。任钦对1962年内蒙古牧区的抗灾保畜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分析了1962年牧区雪、旱灾害的灾情及影响，梳理了抗雪保畜和抗旱保畜的具体措施。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充分利用档案文献列举了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抗灾保畜的具体事例，还原历史事件，赋予了灾害史研究鲜活的一面[37]229-244。近期，任钦、其力格尔还利用档案资料对1985年扎鲁特旗抗灾保畜工作进行了个案研究[38]。

3. 单灾种研究。在单灾种研究中，鼠疫及荒漠化灾害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关注。刘纪有、张万荣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50年的鼠疫防治工作进行全面总结，论述了内蒙古鼠疫自然源地的特点，以及人间鼠疫和动物鼠疫的流行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治鼠疫的策略[39]。这是目前内蒙古鼠疫灾害史研究最权威、最全面的成果。其他的鼠疫灾害史研究在研究时段上关注新中国成立前后，研究区域上关注内蒙古东部地区。曹树基以哲理木盟为中心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的鼠疫灾害和鼠疫防治问题[40]333-348。近两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疾疫问题的广泛关注，疾疫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一部分硕士研究生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内蒙古鼠疫灾害及鼠疫防治史进行了集中研究⑥。张迪诺、周玥、刘鹏飞分别以内蒙古东部、通辽、热河省北部为研究区域探讨了区域性的鼠疫灾害及鼠疫灾害防治。陈旭对哲理木盟鼠疫防治中中苏间的国际合作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同以全区灾害防治为研究对象的片段史研究不同，这些关于鼠疫灾害防治史的研究，均关注到了灾害防治过程中群众的参与、地区性的互助及国际合作，扩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完整性。

2002年，包庆德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地区荒漠化的成因与表现方式、荒漠化的危害与拓展趋势，以及荒漠化治理思路与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充分论证了荒漠化灾害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41]。2018年，于永以时间为线索系统梳理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荒漠化防治的历程，指出，由于不同时期内蒙古地区荒漠化状况、对荒漠化的认识程度、宏观政治环境存在差异，内蒙古荒漠化防治经历了经济恢复时期的“以防为主、治理为辅”阶段、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和探索时期的“以治为主、以防为辅”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防治并用”阶段。经过梳理、研究，于永得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前，防治效果主要表现在荒漠化的防治区范围内，呈现局部逆转、总体恶化态势；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历经十余年，防治效果溢出了荒漠化的防治区范围，呈现“整体遏制、局部逆转”态势的规律性结论[42]。

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灾害史研究中，也有对灾害不同社会属性的探讨，但成果比较少。于永通过对1950年至1987年近四十年的灾害及灾情数据分析，认为内蒙古牧区雪灾具有灾情重、救灾难度大的特点，并分析了“冻”“饿”是雪灾的主要致灾原因，由此提出以防为主、救灾为辅，建立雪灾抗御系统的内蒙古牧区雪灾抗御总体思路，及应采取增加科技投入、减少牧业人口等具体措施[43]。于永、张亚红通过对1959年、1960年、1961年内蒙古灾情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分析，认为1960年至1963年是内蒙古自治区历史上罕见的连续四年的大灾年[44]。海山等人对新中国成立50年来锡林郭勒盟草原畜牧业发展历史进行对比量化分析，认为草原畜牧业具有“脆弱性”及其经济损失主要不在于天灾而在于人祸[45]。乌云达赖对此持相同观点。他以锡林郭勒盟1963年、1977年、2000年发生的三次特大雪灾为研究对象，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认为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脆弱性“理论”没有事实依据，灾害造成的损失与草原生态环境、牧草高度、生产决策和生产制度等因素有密切联系[46]。历史学本位的灾害属性探讨，同灾害学本位的研究不同，由于没有固定的评价指标和公式模型，其结论更依赖于文献分析，需要研究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较强的整合分析史料的能力。

此外，张倩以锡林郭勒盟的一个嘎查为例，基于40年的气象数据和田野调查对牧民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脆弱性进行分析，指出草场划分到户、市场机制的引入及一系列草场保护项目导致牧民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减弱，脆弱性增加[47]。范明明将锡林郭勒盟20世纪60年代的传统旱灾适应策略同2018年旱灾适应策略进行对比，指出，如今灾害应对策略增加了牧民的经济压力和草场生态压力，给草场“社会-生态系统”造成了潜在隐患[48]。以上研究关注现实问题，在灾害视角下，探讨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摆脱了就灾言灾的固有模式，值得充分学习和借鉴。

综上，历史学本位下的灾害史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视角上多从灾情灾况出发，研究灾荒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大部分成果停留在救灾应对层面。二是，研究内容上，依赖于灾情、救灾举措、启示的传统灾荒史研究模式，或关注救灾措施的一般性描述，多数成果关注制度性的、物质性的、技术性的内容，而缺乏对精神性的、主观结构的、文化性的内容的探究。三是，在资料运用上以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和地方志为主要史料支撑，口述史资料、民间资料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这是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三、不足之处与前景展望

以上，笔者对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总结。就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的总体情况而言，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盲点和薄弱环节，许多领域亟待加强。

第一， 灾害史料整理有待完善。史料是灾害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但目前当代内蒙古灾害史料仍停留在《内蒙古自然灾害史料续辑》及相关政策法规文献汇编，许多地方性的史料没有被充分挖掘，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因此，不仅要通过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搜集丰富的民间口传资料、实物遗留资料，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内蒙古地区灾害数据库。

第二， 整体性研究有待提高。除了自然科学学者对灾害系统的整体研究及单灾种的综合研究外，多是阶段性的微观研究，目前尚无从历史学本位出发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成果。从大历史观的视角进行纵向分析，有助于展现不同时期的灾害及灾害应对，把握各阶段的内在关联，从而实现当代内蒙古灾害史研究的新突破。

第三， 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有待加强。灾害史作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相互交流合作，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出发，从自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视角出发，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思路，发挥不同学科的学科优势，整合各自的研究方法，打破学科界限，推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加深入的交流和对话。

第四， 研究内容有待充实。内蒙古灾害史研究同全国灾害史研究相比，研究内容单一问题突出，缺少对灾害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探讨，存在诸如对灾害记忆、灾害文化、灾害学习、灾害治理、防灾减灾思想等进行专题研究的诸多空白领域。内蒙古自治区地处边疆，东西狭长，气候地理条件多样，使内蒙古灾害史研究在全国的灾害史研究中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点。要充分借鉴国内外灾害史研究中的优秀成果，结合内蒙古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生态因素、民族文化因素，进一步探寻与解答灾害与经济制度变迁、行政机构完善、文化思想交融之间的关系问题，书写具有内蒙古区域特色的灾害史研究。

第五，研究视角有待扩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内蒙古各族人民群众与灾害进行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代内蒙古灾害史既是内蒙古自治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党史和地区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部推进灾害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史。如何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下，将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内蒙古的灾害防治经验转化为推动国家灾害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效能，是今后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注 释：

① 参阅赵琳《内蒙古自治区加紧防汛抗击山洪》，《中国水利》1962年第15期。

② 参阅孟万忠等《1912—2016年内蒙古地区霜冻灾害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年第5期；李兴华等《近50年内蒙古山洪灾害的规律及成因》，《自然灾害学报》2006年第1期；潘进军等《内蒙古黄河凌汛灾害及其防御》，《应用气象学报》2008年第1期。

③ 参阅王惠贞等《内蒙古大豆秋季霜冻风险指数分析及灾害风险区划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第6期；邱鹏程等《内蒙古西部地区自然灾害对玉米产量影响及气象因子分析》，《中国农学通报》2021年第1期；杨丽桃《内蒙古马铃薯秋霜冻灾害风险区划研究》，《灾害学》2019年第3期；哈斯塔木嘎等《基于GIS的内蒙古细毛羊放牧期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灾害学》2017年第4期。

④ 参阅天莹《内蒙古农牧业自然灾害问题探讨》，《内蒙古草业》2001年第4期；天莹《内蒙古农牧业自然灾害特征与减灾对策》，《前沿》2001年第12期。

⑤ 参阅靳翠玲《试论建国初期内蒙古自然灾害的救助工作》，《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3期；靳翠玲《1957年内蒙古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探析》，《前沿》2014年第3期；靳翠玲《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自然灾害救助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⑥ 参阅张迪诺《建国前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疫病流行与政府应对(1947—1954)》，内蒙古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周玥《通辽地区的鼠疫及防治研究(1947-1954)》，东北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刘鹏飞《20世纪四五十年代热河省北部地区鼠疫流行与防治研究》，内蒙古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陈旭《论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期间的中苏合作——以哲理木盟地区鼠疫防治为中心》，延边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