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镇 陈劲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工厂制”组织形成以来，企业的生产与运营便逐步开始嵌入社会并影响社会，相应地，作为社会的微观单元与社会细胞，企业究竟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承担何种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等也是学界与业界深入研究与讨论的议题。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制逐步形成，企业是否需要对股东以及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方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公司治理理论以及经济法学等领域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步入20世纪70年代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及实践探索真正意义上开始起步，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类基础性理论逐步登上了管理学理论的舞台。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利益相关方理论、三重底线理论等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继提出，为企业开展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企业社会责任得到理论界与业界正视的前提下，自20世纪70年代后，企业逐步在管理实践中接受企业社会责任并主动开展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推动企业逐步嵌入社会，承担对企业利益相关方的多维责任。从底层逻辑看，企业社会责任回答的不仅仅是企业与社会的基本关系问题，还关系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的“人”的基本属性、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组织的基本属性、企业与社会的基本认知关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等问题。

聚焦我国的管理实践情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与实践是改革开放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才开始的，也就意味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的总体进程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理念与实践绩效也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的基本进程来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0）》数据显示，自2009年开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总体发展指数在波动中上升，自2019年的15.2%上升到2020年的36%，且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连续12年领先于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其中国有企业100强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58.5分，民营企业1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29.3分。但是超过六成的企业未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活动。根据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企业社会责任专业委员会与北京融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共同研究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报告（2017-2018）》，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整体偏低，整体上依然处于弱能级状态，中国上市公司普遍没有建立社会责任推进管理体系，没有专项的社会责任能力建设，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相关专项投入以及企业综合价值创造的能力依然偏低。以上足以说明，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在较大程度上依然脱离于企业的一般管理活动，未能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以及管理认知理念有效地嵌入到企业的生产管理、运营管理以及创新管理等体系之中，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运营管理与企业创新呈现较大程度的“脱嵌”色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4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强化，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逐步明晰化，企业在市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也日益强化。相应地，随着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不断优化，我国社会与民生领域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而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下，企业进行市场资源配置的战略导向以及外部制度合法性要求再次发生了重大转变，区别于市场主导的第一次分配与政府主导的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更加强调企业的社会属性以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实践创新，更好地释放以及强化企业的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企业主导的第三次分配体系的系统优化，为实现共同富裕开辟新路。基于此，本文系统研究了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历程以及其深刻内涵，并基于企业参与的视角提出了企业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的相应的功能角色的演进与现实要求，进一步立足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底层逻辑的系统性超越，包括对人性假设、企业与社会责任的基本认知、企业属性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逻辑的多维度超越，进而在底层逻辑层面为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方式参与第三次分配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正名。最后，本文提出了共同富裕视阈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创新的未來方向，主要包括企业家精神层面从经济利益主导的熊彼特式转向社会价值与综合价值主导的后熊彼特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从零碎地嵌入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转向全面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从议题式转向平台化履责与履责平台化两种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并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组织载体层面从传统商业企业向混合型组织创新与转向，并最终向共益型组织或者共益企业逼近。

随着家庭、国家与分工的出现，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贫富差距以及阶级的剥削，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发展与均富等思想也逐步产生。追溯我国古代社会，共同富裕、均等富裕等思想便在集体观与整体观的思想谱系中产生，其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系列思想中，儒家的“仁爱”“大同”“仁政”等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小国寡民”以及法家的“富国强兵”等思想体现了先秦哲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不同于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开启了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追求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标志，反对阶级压迫与资本剥削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观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关系中“劳动被假设在工资雇佣劳动的形式上，生产资料被假设是在资本的形式上”，这种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根本颠倒导致的结果便是两极分化与人的异化。两级分化体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的矛盾，且经济发展呈现出两级分化的趋势。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财富积累，确立无产阶级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以及拥有者，相应地，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应有之义，也是实现无产阶级社会财富共享的必然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并首次明确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写入我国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从这个意义上，共同富裕战略逐步上升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高度。

从过程来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性、战略性与全局性的重大战略任务与历史使命，涵盖经濟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环境可持续以及精神文化富足等多维度富裕，而非单一的经济财富富裕。此外，实现共同富裕还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等多个层面，需要政府、市场（企业）以及社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从企业参与共同富裕战略的实现过程来看，企业参与共同富裕战略的实现的逻辑起点是企业作为市场单元以及社会细胞，在实现物质生产与经济价值创造的过程中，需要发挥企业社会属性贡献社会爱心，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爱心主导的第三次分配体系之中，形成共同富裕战略下的“先富带后富”的社会价值效应。相应地，企业参与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式是立足企业基本的生产功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链接的经济性与社会性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最终立足企业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实现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以及企业主导的第三次分配相互衔接的分配制度体系的完善，最大程度地优化配置社会资源，推动社会资源重组、优化与共享。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富裕战略必然深刻嵌套于企业整体战略框架之中，立足企业制度环境感知实现企业经济性战略向混合型战略转型，相应地，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创新成为共同富裕视野下企业战略变革以及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方向，真正意义上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生融合发展。

人性假设的逻辑：“经济人”“社会人”假设向“共享人”收敛

人性假设是推演行为主体的一切行为的逻辑起点，也是组织管理活动与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底层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其构筑的理论大厦本质上是将各类主体视为“经济人”。企业作为市场组织，其秉承“经济人”的行为假设，即企业的一切运营管理活动皆来自对经济利润的追逐，且这种经济利润是最大化股东价值。相应地，组织管理过程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活动或者组织业务实践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实践活动，均需要契合股东的经济价值最大化，即需要满足企业经济与市场竞争的基本底线，企业社会责任方能成为企业的一种正常的、不加修饰的社会活动。更为关键的是，在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之下，以“理性人”作为基本假设的经理层或者战略决策者做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也沿袭符合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决策逻辑，企业社会责任被嵌入到传统的战略竞争框架之中的首要前提便是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企业价值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成本至少处于均衡状态。因此，不管是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还是管理学中“理性人”的假设，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附属于企业日常运营管理活动之中，呈现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及实践与企业日常运营活动的“两张皮”，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企业社会责任寻租行为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相对难以规避，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难以真正融入到企业的价值创造范畴之中。与“经济人”相悖而行的是“社会人”假设，即管理活动中的决策主体本质上具备社会属性，相应地企业也具有社会属性。在社会属性下，“社会人”驱动的企业运营决策本质上需要符合社会利益与社会价值，相应地，企业社会责任也便成为企业的一种必要的责任。但是，完全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企业运营逻辑会导致企业过度社会化后淡化了企业经济属性，容易衍生企业难以创造合意的经济价值，最终其作为市场主体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难以产生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构成的综合价值。

在共同富裕战略背景下，共同富裕的核心逻辑是人人享有发展的基本权利以及享有分配价值的权利，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底层人性假设上超越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倡导的“经济人”与“社会人”，而是以“共享人”为逻辑元点，行为主体的决策活动不是简单地契合个体经济价值最大化或者社会价值最大化，而是强调更大范围地构建价值共创网络，并在价值实现上契合经济、社会与环境价值的综合价值创造需求，满足企业股东之外的多元利益相关方的价值需求，并最大程度地实现价值分配机制改善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价值创造。

企业与社会基本关系的认知逻辑：嵌入观转向内生融合观

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视角来看，长期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下，企业被认为是基于既定生产函数投入既定的生产要素实现产品服务供给的“黑箱”，企业基于生产要素价格与市场供给状况实现企业产品供给的最优决策，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利润最大化。在这一完全市场化的逻辑假设下，企业是追求市场极致利润的生产机器，其唯一的功能便是组合生产要素或者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实现产品市场供给的创新，因此一定程度上企业与市场存在互嵌式关系。尤其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下，在既定的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企业可以替代市场，即通过企业内的层级与协调实现市场交易费用的内部化，最终企业逐步实现边界扩展代替市场。因此，在传统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下，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学界与业界关注的主基调，从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所处的社会单元、社会场域以及社会性利益相关方等社会性元素在其生产过程与市场开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经济社会学关注到了这一理论缺口，认为企业不仅仅是嵌入市场的经济单元，更是嵌入社会的社会细胞与社会微单元，需要在运营管理过程中更好地通过嵌入社会性元素、嵌入社会性利益相关方以及实现社会价值创造，最终发挥企业的社会属性更好地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这个意义上，企业与社会基本关系的认知逻辑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

在共同富裕战略视野下，共同富裕更加强调以企业贡献社会爱心为主导的第三次分配的力量，即充分撬动与激活企业的社会属性，在不过分赋予企业经济压力或者剥离企业经济属性的前提下，强调企业发挥社会属性贡献社会爱心，实现企业为主体的社会资源配置效应的最大化，进而实现企业链接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分享价值与创造共赢价值。从这个意义上，企业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一定程度上被颠覆，即企业不仅仅是立足社会场域的社会单元或者社会细胞，更是与所处社会场域内的多元利益相关方创造共赢价值，形成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的共生体，企业与社会逐步从市场逻辑本位下的嵌入性关系或者附属性关系走向共生共赢式关系。这一认知的根本扭转实质上要求企业逐步摆脱从经济利益出发思考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而是以社会利益、社会资源配置最大化的长期价值为逻辑起点重新审视企业的商业行为，最终以内生型的企业与社会共生关系重塑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的逻辑。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逻辑：工具理性转向价值共创、共享与共益

回顾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本质上是通过企业开展面向利益相关方的各类经济与社会环境议题，承担对多元利益相关方的公共社会责任。这一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面临多重实践逻辑。第一是企业社会回应逻辑，即把企业社会责任当做回应企业利益相关方的一种管理实践，以满足利益相关方对企业运营管理的期待。第二是企业风险管理逻辑，企业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防范社会风险的有效工具，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声誉效应，比如通过承担相应的公共社会新议题如慈善捐赠、环保等提升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形象，更好地面对可能的社会风险以及市场风险。第三是市场竞争逻辑，即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的战略视野，企业社会责任虽说是一种非市场战略，但是其本质上又能够从属于企业的市场战略，即将社会责任更好地嵌入产品开发、产品服务以及市场品牌塑造过程，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带动供应链与产业链上的各类中小企业共同创造价值，实现集群意义上的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进而重塑企业的经济竞争力，最终产生市场价值的放大效应与倍增效应。实质上，不管是企业社会回应逻辑、企业社会风险防范逻辑还是企业战略性竞争工具逻辑，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依然属于工具理性驱动下的企业管理实践行为，工具理性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利己主义倾向，甚至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精致利己，通过伪社会责任行为、社会责任寻租行为营造虚假的社会责任实践表现与社会责任实践绩效，进而破坏整体社会福利。

共同富裕战略更强调市场主体在共创价值的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参与价值分享的权利，即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企业层面分好蛋糕”的前提是企业逐步从工具理性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转向社会理性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社会理性强调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以社会价值共创与共享为逻辑起点，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行为符合社会总体利益，以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为目标，而非短期导向下的工具理性主导的市场竞争。即使是工具理性主导的市场竞争，也需要逐步破除“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向价值理性主导下的“共生共赢与共益”逻辑转型。

企业家精神的再变革：从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转向后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

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制定与管理实践范式创新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支撑。实质上，从企业家精神的源头来看，自熊彼特提出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重要源泉以及区别于土地、劳动、资本的第四类生产要素以来，企业家精神主要沿着熊彼特倡导的市场逻辑导向的经济价值与资本价值最大化的创新方向深化，基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成为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核，创新的方式主要包括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实现新的组合方式等，最终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价值。在创新创业企业家精神主导下，企业社会责任逻辑被赋予市场竞争工具色彩，即企业家往往以“行善赚钱”或者“赚钱行善”的两种思路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创新，通过开展社会责任实践最终提高企业的经济竞争力，而非真正意义上形成内驱力的企业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的综合价值创造。步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系列社会运动对企业生产运营行为尤其是跨国行为的冲击与影响，企业生产运营行为需要更多地考虑社会性诉求以及社会价值，尤其是在基于创新与创业企业家精神的市场经济领域存在难以避免的市场失灵地带，此部分的社会价值创造需要更多地具有社会情怀、社会价值导向以及社会使命感的企业家关注与重视。相应地，立足社会价值捕获、社会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分配等系列过程开展的企业社会创新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逐步地通过开展社会创业与社会责任实践履行对市场失灵领域的公共社会责任，承担企业链接的多元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

步入21世纪，随着商业社会化趋势不断深化，尤其是数字智能技术的高度渗透性与高度开放性进一步驱动了商业与社会之间的深度融合，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领域层出不穷的系列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异化问题加剧了对创新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平台创新的反思，倡导平台价值共创与平台价值共享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呼吁企业家精神范式的加快转型。共同富裕视阈下的企业创新主体不仅仅是聚焦个体层面的企业家精神，也不仅仅是市场逻辑驱动的创新与创业企业家精神，更强调以社区、社群乃至社会生态圈为基础的共益型企业家精神驱动企业实现新一轮的共赢增长。熊彼特主义下的创新企业家精神逐步转向了后熊彼特主义下的共益型企业家精神，即通过寻求市场机会与社会需求的双重满足，并在创新过程中融合可持续导向的社会责任基因，实现企业家驱动的社会责任创新创造更大范围的共享价值与共益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再变革：局部零碎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转向全面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是系统性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认知融入企业价值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与思维方式融入企业运营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议题融入企业业务体系之中，在管理上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式的企业管理部门或者战略支撑部门。实质上，自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以来，企业社会责任逐步从认知视野走向管理视野，即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战略决策过程中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框架，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战略过程以及使命履行之中，并在企业实际的战略决策部門之中成立相应的社会责任战略委员会、社会责任推进部门等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的各项决策真正落地实施，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真正意义上嵌入到企业战略决策与实施过程之中。但总体而言，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企业，具备完整意义上或者独立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咨询委员会、企业社会责任推进部门的企业依然极度匮乏，衍生的后果是企业社会责任难以系统性地纳入到战略决策体系之中，且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实践也缺乏一个管理意义层面的战略框架或者融入方法，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社会责任实践两张皮明显，由此产生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属于散点式、零碎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议题，难以形成系统性、可持续性的综合价值创造效应。甚至在缺乏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管理框架的基础上，转而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容易导致企业随波逐流式社会责任实践，未能真正发挥企业的资源优势、能力优势与社会影响力优势，最终产生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的资源错配与误配效应。

共同富裕战略视野下，企业社会责任更强调企业各部门的整体式、协同式与联动式的全方位与全过程参与，进而更好地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资源配置效应，实现整体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最大化而非局部意义的社会资源配置效应。相应地，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也必须真正纳入到企业战略管理、运营管理、品牌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以及风险管理等管理范畴之中，真正将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体系、方法体系以及实践体系全方位地融入到企业战略决策与运营管理框架之中，实现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创新与转型。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价值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实现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可持续导向的联动效应，也能够立足各部门的业务特征与资源基础更好地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议题选择与实施，最终放大企业创造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实现企业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最优化。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再创新：深化平台化履责以放大综合价值创造效应

在数字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也悄然发生革命性变化，即传统依赖企业个体式履责、企业供应链式履责、企业集群网络履责逐步转向了企业搭建的平台生态圈式履责，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步搭建基于数字技术的社会履责平台，或者嵌入到一定的社会责任实践平台之中，形成平台嵌入式、平台嫁接式、平台新创式等多元化的平台化履责范式。平台化履责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企业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资源基础、利益相关方构成以及社会责任实践议题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其思考社会问题以及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基本逻辑在于以企业所处生态圈为逻辑起点，尽可能地最大程度撬动企业所处生态圈内多元利益相关方的爱心资源、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形成面向特定公共社会议题的履责实践议题范围，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多方生态资源的链接，最终共同开展社会责任实践活动。诚然，平台化履责并非适用于所有企业，搭建社会化、生态化的社会责任实践平台需要企业具备高度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巨大的经济价值创造潜力。因此，对一般类型的企业尤其是资源约束较大以及社会影响力较低的企业而言，可以加入到相应的履责平台之中，形成平台嫁接或者平台嵌入式的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创新，更多地与企业所处行业的龙头企业、高社会影响力企业形成同频共振效应。

更为关键的是，平台化履责不仅仅意味着企业自主式搭建社会责任实践平台吸纳更多的生态方加入到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更强调企业以平台思维与平台共创理念更好地开展社会责任实践，如在开展环保类社会责任实践议题的过程中，更多地推动企业所处的上下游企业开展环境保护活动，以平台用户节点激活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的网络效应，撬动更多的具有环保意识的相关组织、社会个体以及用户参与到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因此这一平台思维与平台理念更偏向于实践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平台化、参与过程社会化，而非单一地搭建社会责任实践平台实现多边生态方的链接。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组织范式创新：从商业组织迈向混合型组织

不管是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还是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其本质上需要依托既定的组织载体。实质上，在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之下，以市场逻辑为本位的商业组织成为驱动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服务创新等多种创新内容的主要组织载体。但以市场逻辑为主导逻辑的商业组织在开展系列创新活动时往往难以实现社会利益相关方嵌入，且创新场域与创新价值主要聚焦在个体私人场域以及经济价值，形成创新的社会价值割裂或者创新的综合价值创造效应不足。共同富裕战略视野下，由于其不仅仅要求企业创造更大的市场经济价值“做大蛋糕”，更要求企业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扩展更多的社会性利益相关方网络，并在价值捕获、价值创造、价值分配等领域更好地平衡经济性与社会性元素，实现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效混合兼容。相应地，依托商业组织为社会责任创新主体的组织载体越来越难以适应上述要求，追求商业组织的社会化与混合化运动成为共同富裕战略视野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组织范式变革的突出方向。商业组织的社会化运动以及使命混合化将进一步驱动组织向混合型组织的转型与创新。实质上，混合型组织并不陌生，其本质上是将多重制度逻辑包括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家族逻辑与国家逻辑等耦合，进而规避单一市场逻辑主导下商业组织产生社会责任实践不可持续或者综合价值创造低阶化，在組织开展商业决策以及价值创造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多维需求，遵守甚至超越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原则，主动推进立足企业技术、产品与服务等经济性创新为基础的社会责任创新，将社会责任内生融入到其创新战略体系中，通过建构责任式创新（责任式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与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创新等可持续导向的创新范式更好地满足多元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真正意义上支撑共同富裕下企业创新范式迈向公共社会价值与市场经济价值的高阶均衡状态，更好地平衡创新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LLGLA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7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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