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旋 许梦雪（河北美术学院）

一、装饰化书法

装饰，最普遍之美术也，装饰性书法一般会被化为“俗”的行列与所谓的“雅”相区分，正统类书家不屑为之，但是，装饰性书法作为一种别样的艺术形式，依然在固有的领域生存着。装饰性书法源于因形见义的象形基础，汉字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受到人们审美趣味的影响，从而不断衍生新的书体，书体的发展演变是书写性与装饰性共同所主导的，其中，书写性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在一定的特定场合中，装饰性起着主要的作用，如秦书八体中的“虫书”等。基于装饰化书法遵循形式美的要求，装饰性书法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表现出笔画的形状；其二是附以装饰物进行修饰。第一种类型基本上是保留了汉字的固有写法，不增加或者删减笔画，只是可以加强了某些笔画的装饰性元素。主要表现在伸展笔画使其更加修长，如中山王鼎铭文；或是加粗金文的笔画形态甚至形成阔笔，如大盂鼎铭文中“王”“天”“氏”“土”等字的装饰性笔画。第二种则是在基本笔画的基础上，附加以装饰物，有的直接在笔画上添加，有些在字形外再附加装饰性图案，装饰物主要有动物、植物等物象，如龙文、鱼文，虫文等，其装饰性手法主要是把笔画处理成物象，从而形成龙书、鸟篆、蝌蚪文等。装饰性书法的历史，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的金文，春秋至战国时期，文字各异，装饰化书写趋于普遍，在兵器以及大量的铜器铭文上，出现了许多装饰化的书法，秦国大一统之后，秦国实行书同文的文化政策，最终形成了秦篆体，至于汉代装饰性书法发展领域越来越广泛，书法形制从瓦当文字、汉代砖文到篆书碑额，都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

二、汉代篆书装饰化的形制构成

两汉是中国文字演变与书法发展及其重要的时期，多种书体共存且相互影响，文字从古文字时代向今文字时代跨越，书法艺术开始走向自觉化，在小篆的发展体系当中，汉篆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一方面汉代篆书继承了秦篆的衣钵，为后世认识秦代篆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汉代篆书亦受到了古文字书体和新兴书体的冲击，风格化更加丰富多样，在汉代篆书当中，以装饰性笔法为主要表现元素的篆书风格，以瓦当、砖文和碑额书法为代表。

（一）瓦当文字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部分，是瓦筒顶端下垂的特定部分，瓦具有圆弧陶片，用于覆盖瓦顶；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瓦当是陕西陈村出土的西周半圆形瓦当，瓦当应建筑构件的功能需要而产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建筑物趋向于装饰化，砖瓦也在发展中不断趋向于装饰，所以，出现了图像瓦当、文字瓦当、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瓦当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

瓦当是集书法、绘画、工艺于一体、是集艺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历史产物，早在北宋就已著录，北宋王辟之著《蝇水燕谈录》中载：“秦武共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市陈仓区界，岁久不可究知深处。元祐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完瓦。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形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宫旧址也”为记述古瓦之始。之后，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提及：“近有长安民献秦武公羽阳宫瓦十余枚。这是有关古瓦的最早记载。早期的瓦当属于图案与图像类瓦当范畴，至西汉时期，才出现文字类瓦当文字，相比秦代，汉代瓦当更多以文字装饰文字，数量从一字至十多字不等，多为阳文，内容主要有宫殿、记事、吉语等类，其中，吉语类最多，且以圆形瓦当为主，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万寿无疆”字体一般使用通用且象形性较强的篆书。

图1 长乐未央

图2 长生无极

从字体上来看，汉代的瓦当文字为了适应空间形制的需要，字形结构与笔画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简化的处理，具有十足的随意性，如“长生无极 ” “与天无极”的“极”,“木”字旁删去,改为“亟”。“千秋万岁”的“岁”出现了减笔,只得留一个大 致的字形。此外，另有些鸟虫类瓦当，如1980 年陕西华阴汉京师仓遗址出土的千秋万岁瓦当，作鸟篆，“千”字一横弯曲，下增饰留点，上作鸟头，使“千”字如一张翼之鸟。“秋”也有鸟头装饰，四字笔画也多绕曲，瓦当中心也作一鸟形。

图3 千秋万岁

图4 永受嘉福

另有“永受嘉福”瓦当，文字用蔓草状线条组合而成，华美流动，极富装饰性。从字形结构与来看，汉代瓦当随势赋形，用笔圆转与方折并用，参差有致。康有为《广义舟双辑》云:“又秦、汉 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螺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瓦当上的文字，一般都是技法比较娴熟的能工巧匠书就，因此，在布局结构上设计巧妙。章法上极尽变化之能事，整体上气韵朴厚、古意盎然。文字瓦当的大量出现，不仅完善了瓦当艺术，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思想意识。用于装饰物的瓦当，在表现文字特征之外，辅之以图案等装饰性意味的元素。

（二）砖文文字

所谓砖文，即为刻在或者模印在砖上的文字，砖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材料，夏朝时就已经有“治土为砖四周于棺”，目前已知的最早砖文是战国时期的，当时只是戳印的小印记，至西汉时期已经趋于普遍，武帝时期，砖文的形式与内容出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至东汉魏晋时期趋于普遍，唐代以后逐渐衰落。因为砖是用于古代建筑装饰之用，而篆书本体屈曲盘旋的结构特征，所以，古代的砖文以篆书的应用最为广泛。

对于古代砖文的研究，早在宋代金石学兴起之际，就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录有“阳朔四年砖”一种，洪适曾著《砖录》二卷，录有东汉“永平八年砖”等十一种汉代砖文，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兴盛，古代砖文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重点研究对象，出现了张廷济、陆增祥、吴大澄、吴昌硕、罗振玉、王振铎等热衷于古代砖文的收藏家和研究者。

砖作为最初的铺地砖和壁砖当时只是为了起到美化装饰建筑的作用，为了适应这种需要，通常会对汉字进行夸张变形，对结构线条进行调整，有时候甚至为了追求美化效果，以至于破坏汉字的构造，从汉字改变成图案的形式，人为的美化汉字的线条及其空间的构成，强化其规律性和秩序性。比如，西汉时期的《万年砖》，是目前已知较早的采用装饰性手法的砖文。空间处理对称均衡、统一协调。以及二百多年的东汉的《永初四年砖》、东汉《建宁三年砖》等将装饰手法进一步发展，使文字与边栏整体结合的手法。1983 年于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的“长乐未央”汉砖，其四周以乳针装饰，字体盘曲环饶富于装饰，“央”字处理成“英”，此类者应属鸟虫书一类。

此外，如《千亭砖文图释》中所录的“奇文砖”“古篆花纹”等也富有装饰性。四字以田字形界栏隔开，这些砖文是汉代砖文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一般多为阳文篆书，印文出现的较少，字形在适应汉砖形体和结构上急剧变化，极具富于装饰化的效果，是装饰化砖文中的典型代表。装饰化发展到极致，存在诸多破坏汉字的基本构造的现象，如东汉时期“永初四年砖”和吴“五凤元年八月砖”的端面“万岁两字”已经令人无法辨识，于砖文特有的装饰风格之外，其他的如“鸟虫篆”“芝英体”等装饰化书体，在砖文书法中也时有出现。

（三）碑额文字

图5 张迁碑碑额

图6 鲜于璜碑额

汉代碑额书法有隶书和篆书两种，其形体的流变主要变现在篆额上，篆书在汉代，其实用性渐渐为隶书所替代，其装饰性却越来越强。《后汉书·张衡列传》记载：“阳嘉之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故汉代碑额等庄重场合，多用装饰性较强的篆书。

碑额篆书与传统篆书不同，首先由于碑额书法的空间相对狭窄，所以碑额书法在整体上必须随形部署，其次也必然影响到单字字形结构的势态，字形结构或方或圆，或长或扁、同时相互穿插，与秦篆书严谨整饬的书法风格相比，字势形态显得更加自由烂漫。再者，受隶书的影响关系，碑额篆书在笔势上存有明显的隶书意味，同时，在体势上采用了缪篆与悬针转的笔画特征，因此，更极具装饰性，汉代的篆书碑额风格多变，由于碑额字数偏少，故其字体较大，笔法变化清晰可见，书法代表性的有《张迁碑额》 《华山碑额》 《白石神君碑额》《鲜于璜碑额》 《孔宙碑额》 等，在当时书家所书的个体篆书书体，都可以在碑额中找到关联，《孔宙碑》此碑额与华山庙碑额书风相似，体态娴雅，用笔偏向匀停，起收笔圆润饱满，含而不露。《西狭颂》和《韩仁铭》题额笔势流畅多变，转折处化圆为方，结体沉稳生动，是汉篆中的精品力作。《张迁碑》碑额字体是汉代缪篆体，此类书体是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书风，是汉代篆书中的神品。汉代时期毛笔比较小，书写匾榜必须将笔画盘曲环绕而来增强其表现力。碑额通夹《张迁碑额》，此碑额纯以隶法写篆，起收多为方笔，方圆体势兼备，结体茂密严谨，变化丰富，章法上字与字盘旋交错，表现出强烈的动态。刘江先生评价《张迁碑额》曰：“此额篆外形方或扁方，而结体线条在方正之中，时穿插一下屈曲流水之线，并展放”。《华山庙碑》风格上趋向于秦篆，姿态多变，用笔婉转流畅、收笔多垂露意，有强烈的提按顿挫，属于“垂露篆”的代表，也是秦汉装饰化风格的篆书。总之，纵观汉代碑额书法的发展规律，汉代碑额书法有实用目标之意，其装饰性表现除了章法设计随形而施之外，书法本身的装饰性也很考究。

三、装饰性书法的价值意义

中国书法是书写性与装饰性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它遵循了汉字书法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发挥了汉字书法的装饰功能，所以，装饰性书法的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积极发挥汉字书法的功能美

“功能美”出于美学概念是我国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于20 世纪五十年代所提出的概念，“功能美”虽然是现代美学提出的新概念，但是并不是在当代社会才出现的，而是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相互通的过程中产生的，汉字书法起初是出于实用价值来考量的，人们在实用书写的过程中，不断地将笔画和结构做得越来越规范，而且出现了不同的形态，这便是书法的实用功能美。

（二）为汉字书法艺术创作发展拓宽路径

书法艺术创作，是书法家独立从事书法创作的艺术性劳动，创作的过程需要书家博采众长，通过不断积累笔墨语言，形成自己的艺术语境，书法艺术的创作是汉字实用性书写的再升华，书法艺术的创作需要不断创新，从艺者必须拓宽自身的学习路径，不断地在传统中汲取艺术创作的营养元素，而且汉字书法的装饰化特征运用了实用性和艺术性两种书法元素，因此，研究汉字书法的装饰化语言，对拓宽书法艺术创作的途径大有裨益。“书为心画”是西汉时期的文学家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提出的思想观点。该观点作为书法创作与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对后世书法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并经常被各个时期的书画家所引用。在后世的书法论著中，多沿用了“书为心画”的理论内容，并将其与书法创作的精神和艺术审美相关联，突出强调创作主体的心灵与书法创作之间紧要的契合关系，甚至认为内“心”是创作之源泉，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心灵境界能够进一步凸现书法创作和欣赏的整个过程。文章以书学精神和审美意识为研究视角，对“书为心画”这一理论进行了历史追溯和理论分析，以期为当代的书法研究与作品创作提供相应的内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