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毫无疑问，任何经典都是传播的结果。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华经典文化“大禹治水”观之，故事的重要性仰赖于传播所赋予的放大功能，促成了一个至今未明的传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经典。传说一经大范围长时间多样化传播成为经典，最终效果是雕刻种族记忆成为种族原型，凝结成民族认同，“大禹治水”的救世原型和凝结成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体现了传播在经典生成中的惊人作用。

关键词：传播 传说 经典 “大禹治水” 命运共同体

以往对于经典的形成，更多是从故事文本和历史年代来研究，着重于从静态化的文本解读和史海钩沉中去确证故事的真实可靠。然而由于历史本身往往迷雾重重，最终留下的仍然是事实有待考证。传播学给我们认识经典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界，那就是传播学首先追问的不是静态的故事内容真实与否，而是更加看重故事动态传播过程的真实性。无论历史传说真实与否，一旦它在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流传，那么这个传说就必然被更多人接受，传播行为的事实性反过来让故事变得可信。

“大禹治水”就是如此。故事内容并不复杂，描述了上古原始部落时代，面对灭顶之灾的“人类”，如何在部落首领领导下，群策群力，战胜天灾，绝境求生的故事。这则传说经由千百年的代代传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种族记忆，最终成为中华经典文化。对“大禹治水”传说成为经典的传播过程加以分析，不难发现，易流传性、跨文本可阅读性、传播时空的广泛性和传播对象的普遍性等构成了经典文化传播的典型特征。传说一经大范围长时间多样化传播成为经典，最终效果是雕刻种族记忆成为种族原型，凝结成民族认同，“大禹治水”的救世原型和凝结成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体现了传播在经典生成中的惊人作用。

一

从传播内容和时间线来把握事物传播无疑是认识事物传播的有效手段，经典文化的传播也符合这一规律。经典文化外在特征就是内容记载史籍多、传播时间长和范围广。“大禹治水”在这些方面具有典型参考性。

“大禹治水”传说在中国的史籍记载所在多有，漫延经史子集，蔚为大观。本文以其出现时间先后，择其要者，简单罗列注解于下：

1.据传为上古之书的《尚书》最早记下了“大禹治水”。

《尚书·大禹谟》：“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大意是舜帝肯定大禹为国为家，勤劳坚韧，治水成功。

《尚书·虞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大意是禹在舜、益、稷面前谈论自己治理滔天“洪水”，拯救被天灾洪水围困陷入绝境的“下民”，通过疏浚河道，引流入海，狩猎耕稼养民，最终使得天下安定。

《尚书》之名本意即为“上古之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记录了从史前尧、舜、禹时代到周代一些事件。“大禹治水”出自记录尧、舜、禹时期的《虞书》，恰好是中华民族开辟鸿蒙的时代。这个没有信史可据的上古时代赋予了“大禹治水”传说无限的历史想象性。

2.产生于商周之际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也记下了大禹治水的神迹。

《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歌颂了那场灭顶洪水，正是在大禹的治理下天下得以幸存。

3.《庄子》：“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概括大禹治水宏业。

4.《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指出大禹临危受命，安定天下。

5.《史记·夏本纪》：“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史记》后出上古诸典籍近千年，容纳概括上古“大禹治水”诸多传说于一体，形成了最为完整，前因后果，过程详尽的“大禹治水”故事。

除以上史籍记录传播外，在《国语》《论语》《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大禹治水”传说也均有记载。

此外，在书传史记的同时，“大禹治水”传说还以广布中华文化核心区的实物和实事形式传播。这集中体现于遍布陕西、四川、山西、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贵州等省，横跨了华夏文化中心区各处的禹穴、禹庙或禹碑，以及大禹祭祀活动等。例如禹穴，就有四川北川传为大禹降生处的禹穴，浙江绍兴大禹葬身的禹穴，湖南衡山大禹藏书的禹穴，陕西石泉大禹憩息的禹穴。再如禹碑或大禹功德碑就有五六处，最早的当属湖南衡山，相传为大禹所建， 因建于岣嵝峰上， 故称“岣嵝碑”。尤其是禹庙，更是遍及全国各地。禹庙兴起于秦汉，盛行于唐宋，遍立于明清，最著名的龙门禹庙建成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伴随禹庙的就是祭祀行为。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唐宋时期，大禹祭祀列入国家祀典。历代以来，由皇帝派出使者，帝沐赍礼来会稽祭禹者更多。 宋建隆元年（960），宋太祖颁诏保护禹陵，开始将祭禹正式列为国家常典。到明代，遣使特祭成为制度。清代，康熙、乾隆又亲临绍兴祭禹。民国时改为特祭，每年9月19日举行，一年一祭。2007年2月12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正式同意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2007年公祭大禹陵典礼，使祭禹典礼成为国家级祭祀活动。

如果说书传史记的文字传播让传说最终有版本可依可信，那么，与传说相应的实物和实事传播则用大众日常可触的形象和每年特定时间亲身参与的行为反复对种族进行记忆复刻，把传说提升到了种族信仰的高度。

二

对“大禹治水”传说的典籍传播和实物实事传播做分析，可以得到一些颇为有意义结论。

第一，从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史籍对“大禹治水”传说的记载观之，显然大禹治水不是一个一次性完成的故事，而是远古传说，历经千年的各类传播加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被史籍互相传承记载扩展，最终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故事情节比较完整、人物特征相对丰满的文化经典，这其中，传播在丰富内容，完善人物性格特征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尚书》《左传》《诗经》《山海经》等典籍中，“大禹治水”传说故事极为简略，从叙事学来看，漏洞百出，然而经过千百年历代典籍的不断传播加工，最终经“史家之绝唱”——《史记》的整理归纳，传说的情节由原来的三言两语成长为要素齐全的历史事实，人物也由单一片面变为多样立体，人物的性格特点也随之鲜明突出。

第二，“大禹治水”传说成为经典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传播过程，这个时间线颇为漫长（如图）。从“大禹治水”传说发生的时期算起，到历经上古典籍，直至《史记》将其记录成为一个情节完整的故事，至少在两千年以上。这个时间线说明一个传说如果要成为全民族的经典文化必须经历从口耳相传到历代史籍广泛记录传播。大禹治水如此，其他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无不如此。

第三，传说只有经过大家或大作的传播，被经典史籍传载，才能成为经典。正如上述传播“大禹治水”传说的史籍著作，不是诸子百家，就是经典史籍。这就使得“大禹治水”由口耳相传的传说成为被无数正史典籍一再印证的历史，这种传播提升了传说的流传层次，改变了传说本身的野史性质，成功实现了“大禹治水”由上古传闻变为上古史实的转化。

第四，“大禹治水”在成长为经典的过程中，其传播空间范围也经历了由中原向四周发散，最终覆盖了向西达于巴蜀，向南流播沅湘，向东至于会稽，向北直抵幽并的中华文化核心区。大范围传播空间实现了全种族覆盖，升华为种族信仰，其传播效果最终实现全种族认同。

三

传播最终实现了经典的生成，但这只是传播给予经典成长的过程性收获。从更深层文化心理学来看，基于传播长期持续性的推动，传说一旦最终生成为经典，它在本质上从内容到效应就再也不是野史杂谈了。

上古传说经由传播成为经典，从认知层次看，实现了野史传奇向正史事实的华丽转身。而从实际产生的作用看，其意义使得传说由民间传闻性质一步步成为种族信仰，成为集体无意识——原型。而原型，正如荣格所言，是“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每一个原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并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同样的路线。”a

“大禹治水”传说从其产生开始，历经千百年的不断传播，史籍、文学、诸子百家，前赴后继后继的记载、加工和流传；大范围民间随处可见的大禹遗迹和祭祀场所实物展示；周期性特定时间举行的大禹祭祀活动的现实场景再现，最终这个本来只是祖先经历的模糊传说，一点点汇集成种族记忆，积淀到种族心里深处，历久弥新，成为集体无意识，成为原型。

传统文史研究一再试图从历史遗迹和考古发现来证实上古经典的真实存在，但是鉴于历史久远和考古仍然有限的现实，这类研究至今都没能获得完全的确证。然而，从传播学角度去剖析经典的生成过程，却可以超越实证研究，让我们看到传说经由传播成为经典，其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和作用本身就是事实的存在。

四

传说经由传播成为经典后的终极效果是什么呢？

效果始于功能。现代传播学权威拉斯韦尔曾提出传播的三功能“即环境监视、社会各部分关联和社会遗产传递。”b千百年来，“大禹治水”的恒久流传，典型地体现了传播的这三大功能。传说历经远古、穿越古代、直到現在，从来没有停止传播，甚至未来仍然如此。

“大禹治水”被传播的内容是触目惊心的。它告诉现实中的人们，祖先曾经就在这片土地遭遇了灭顶之灾的“洪水”，家园被毁，居无所，出无衣，食无粮，鸟兽逃窜，种族断根灭种，危在旦夕。英雄大禹临危受命，带领群众，耗十三年之功，三过家门而不入，跋山涉水，开山掘地，导水入河，引洪归海，才求得种族的生存。

这些惊世骇俗的信息经由传播不断地在种族中被反复回忆，细节的不完善到逐渐完善，加深和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最终让“大禹治水”的传说代代相传，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善于吸取经验教训，团结一致应对潜在威胁的民族优点，不正是传播带来的环境监视、社会各部分的关联和优秀文化遗产的传递吗？也正是基于此，经典传播获得了一般信息传播所不具备的终极效果：凝聚种族共识，构建命运共同体。

“大禹治水”从口耳相传，到被大量典籍传载，到实物展示和场景再现，到被正史作为中华开端，整整历经了两千余年。此后作为经典，被历代推崇纪念至今又两千余年。同一个故事，从中原开始向四面八方传播，被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种群一一接受并认同，最终凝结成了原型。作为原型，“大禹治水”所蕴含的面对灭顶灾难，种族英雄团结大众，结成命运共同体，共度患难，救亡图存的主题意义也在传播中被中华民族代代传承。

史前那场使神州陆沉的“洪水”已一去不返，“天下”也已经不再是四五千年前以中原为中心的九州，但是现实中形式不一、具有全球破坏性的其他样式的“洪水”滚滚而来。当前，自2020年发生的新冠状病毒传染病仍在全球肆虐，截至2021年7月，累计确诊人数近2亿，死亡近500万人。c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世界“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d怎么办？答案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恰恰是“大禹治水”经典所包含的经验智慧的现代表现。

在全人类生存再次面临威胁的新世纪，正是传播让祖先经验作为经典跨越时代，时时惊醒现实中的我们，呼唤着人们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去面对这个不确定的危机四伏的时代。这正是传说经由传播成为经典后的终极效果。

a 〔瑞士〕卡尔·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1页。

b 〔美〕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转自张国良主编： 《20 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200 页。

c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转自https：//voice. 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 aladin_banner#tab4。

d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转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基金项目： 桂林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GUTQDJJ2019186）

作 者： 陈远洋，男，文学博士，桂林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批评。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