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诗人萧三选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在十年国庆的“仪式情境”中横空出世，因既能满足特定时期的受众心理，又有利于国家政权巩固、精神文明建设，很快收获了传播的震撼效果。但《诗抄》广受欢迎，不仅缘于其出版发行契合时势，更在于其中诗歌，都是革命烈士生命意志和英勇行动的生动映照，属于一种生命诗学实践，富于感染人心的力量。其传播接受态势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关键词：《革命烈士诗抄》 国家纪念仪式 生命诗学 实践存在论

不同于“（19）50、60年代的文学生产和价值追求，对‘艺术标准’一直表现得比较冷漠”a的状况，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渐放逐了政治标准，而不断探寻着艺术表达的创新和有效，向着文学运行的应然状态回复。但是，当我们的作家、批评家对新一阶段文学的发展信心满满，当“文学自治论”的声调空前提高时，文学商业化的趋势却愈来愈明显：20世纪90年代迄今，中国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逐渐严重，一部分作家深谙“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致力于追求文本内容的通俗性、娱乐性，并巧妙借助新媒体，与商业资本合作，多渠道多方法地促进自己作品的传播，最终大获成功。但因其创作难免出现媚俗的趋向，一定程度失去文学应有的真诚性与严肃性，招致了一些批评家和读者的不满。另一部分坚持“纯文学”写作理想的作家，则因致力于维护文学内容的严肃与文学写作的难度，始终警惕文学作品的“降格”，并不愿费尽心力把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场，逐渐走向边缘和尴尬的境地。这些作家创作的传播与接受大抵限于同行和专业读者，其受到一般群众的熟知与认可常常须经过一段较为漫长的时期。从上可知，当下时代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与其文学性价值的保持，似乎存在抵牾。

诗歌作为一种最为纯粹的文学体裁，其改头换面、泅泳于商业化潮流的可能性最小，诗人一般也不愿其创作落入哗众媚俗的渊薮，因此，传播—接受的窘境在诗歌界最为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诗歌写作走向“个人化”，诗歌作品的流通范围缩小，是一种可喜的景观，这证明着诗歌的生产传播回到了“常态”。然而，诗歌不仅是诗人内心的“独语”，更寻求着审美主体间的“对话”，若是“对话”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则其价值也会不断坍缩，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回首新中国成立初期，诗人萧三选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以下简称《诗抄》）在十年国庆的“仪式情境”中横空出世，以其出版发行时机恰当，其中文本透出强烈的人格力量，广受读者欢迎，造就了一时的轰动效应。通过回到《诗抄》出版和传播的历史现场，我们不仅可以领会文学生产与国家建设的互利关系，了悟文学/诗歌能够以其对国家认同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价值观建构的参与，获得发展传播的契机，更能悟到真正“有力”的文学，必定是人格坦荡、志趣高洁者真正的“精神实践”，其感动人心的力量来源于创作主体本身。

一、《诗抄》出版：国庆仪式情境中的文学生产

现代著名诗人萧三，因其从少年时代起，便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并“和许多革命先驱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b， 又亲眼见证一些革命者受反动势力迫害而惨死，终其一生，都将宣传死难革命者的事迹和精神作为自己的本职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他细心搜求“自建党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牺牲的烈士们”c的诗歌作品，于十年国庆前夕整理编订成书，题名《革命烈士诗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付梓发行。虽然革命烈士遗作的现世有历史必然性，但该《诗抄》出版语境的特殊，令我们不得不思考文学生产与国家纪念的关系，思考文学应该怎样产生和产生怎样的社会功用。现今的诗人和诗评家大多反对诗词艺术承担“非诗”的负累，但在20世纪50年代，“诗词艺术是社会改造的力量” d几乎作为真理被人们接受。萧三编辑出版《革命烈士诗抄》，目的并非是要发掘烈士诗歌的审美特质，引来鉴赏式关注；他在该书的增订本序言中回忆初版传播接受的盛况时，如此说道：“许多读者纷纷来信述说自己读了这本书所受到的鼓励和感动。他们认为，读了这些诗文，是受到了最严肃、最深刻的阶级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e这里透露出大众确有通过文学作品接受教育、升华精神的需求，而萧三编成《诗抄》的目的也在教育民众，或者说参与改造国民精神、建设国家精神文明。“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和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情境’有很大关系，或者说人类行为在一定意义上是‘情境’的产物”f。 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庆典仪式”，经过了漫长而紧张的筹备阶段，终于获得成功的展演，这次庆典对全国人民来说意义非凡，几乎整个1959年的人们都置身其“仪式情境”g之中。萧三作为老革命者和坚定的爱国者，他必然明了组织庆典仪式的重要性，知道其能够使“组织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得到凝聚和强化”h。他在1959年4月捧出《诗抄》，既有借国庆之名促成此书的出版初衷，又想以此书的出版助益国庆仪式的开展，推进完成国家形象塑造、国家凝聚力提升等“国庆任务”。

近代以来，中华大地度过了漫长的一段幽暗动荡的历史时期，各种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广大人民饱受兵燹之灾、乱离之苦，不知何去何从。这种状况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以彻底解除。在新中国，人民大眾获得了当家做主的地位，不必再受不合理的制度压迫及困扰，然而，旧时代加在其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却不会刹那间自动消除。一方面，很多人身上遗留着小农经济生产结构造成的狭隘自私、愚昧保守等“劣根性”，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能很快成为合格的新时代劳动者；另一方面，很多人对革命事业的前因后果缺乏领悟，对新中国新在何处，它向人民提供怎样的权利、要求怎样的义务，认知模糊，他们只是在“随波逐流”。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组织各类活动，对民众进行思想改造，以期将其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国家纪念仪式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以特殊的象征符号表达特定的意义。这些象征符号承载着国人对历史的共同记忆，在媒介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一个神圣的场域，召唤国人确认自己作为国家公民的身份，传递着真实可感的‘国家’一词的所指，从而涵化国人对国家的认同”i。国庆庆典作为国家纪念仪式的典型，其召唤集体记忆、强化集体情感、涵化国家认同的作用最为明显，而其所借以感染人心的象征符号之一，便是革命斗争的“榜样”。1959年国庆十周年晚会上，有一个重要节目是成立于1958年12月5日、由二百三十名解放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将军合唱团”表演的“将军大合唱”。就歌唱的艺术水准而言，即便将军们在有限时间内进行了认真艰苦的训练，但由于年龄大和非专业的关系，其歌声最终也未能达到多么的“清脆响亮”。但是，因为每位将军自身就是活生生的革命经验、革命记忆的凝聚（如彭绍辉上将在红军时期的战斗中失去左臂，带着显见的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伤痕）本身就是真实的、而非虚构出来的英雄，他们的登台与献唱，自然使观众感到峥嵘岁月重临目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根据历史记载来看，这一将军合唱节目，确实引起很大反响，增进了广大国民对国家的亲和与认同。

“国家纪念仪式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用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感召国人以他们为精神和行为的榜样，自觉履行公民的权利、责任，并使自己具有高尚的公民美德”j。从苦难岁月走来，终于见证了硝烟散尽的解放军将军们，自是共和国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奉献的人生、英勇的姿态，自能够感召国人，增添其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和奋勇拼搏的精神；而那些不能如活着的将军们一样“出场”，无法站到纪念仪式的舞台上为广大民众“现身说法”的革命烈士，同样值得被作为政治典范、精神标杆。萧三因为深知烈士们在监狱中、刑场上创作出的简短有力的诗歌非同一般诗人兴致所至的创作，“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而且他们——那些为了新中国视死如归、献出生命的先烈们——的诗‘就是他自己’（郭沫若论叶挺诗中语）”k。因而，他也明白《诗抄》的出版，绝不能不顾时机，不顾及时代情绪和受众心理，草草进行，必须使其在出版后获得应有的社会影响，产生广泛的引导作用，才不算辱没这些诗作和辱没烈士们的英名。他选择临近十年国庆的日子作为发行时机，就是要使《诗抄》的出版与庆典仪式的举行形成“同构”关系，以获取最大的社会关注度。事实证明，这样的策略，确乎造就了出版的成功：一方面，广大群众因长期接触工农兵文学作品及其相应的创作理念，形成了特殊的文学受众观，即“阅读作品的主要目的是接受思想教育”l。而真正献身革命事业的烈士们的遗作，无疑比一般作家虚构“革命伟绩英雄业”m的创作更具思想教育的效力，因此，《诗抄》的问世，本来就契合人们的期待。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十年，国庆在即，特殊的时代氛围使人们在内心自觉强化“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并生出一种稽古振今、继往开来的念想。“中国人民的胜利经历了极为残酷、极为艰苦的斗争，在这一方面，有许多动人的英雄事迹；而所有热爱今天的人，都不能不以特殊的热情珍重革命的过去，热望从激动人心的过去的英勇斗争的历史中，吸取力量，找寻榜样”n。当这种心理在社会上成为普遍，《诗抄》一类书刊的出现，就必然会引起各界人士极大的关注兴趣与接受热情。综上所述，我们对薄薄一本《诗抄》，何以“第一次印刷了十万册，不到半月就被争购一空”o， “一年之内总共印行了六十多万本，但仍然供不应求”p， 就应该了然了。该《诗抄》顺遂时代情绪、国家意志，与政治活动“合谋”的出版范式，未始不能为我们今天业已“边缘化”的文学重获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提供有益的启发。

二、《诗抄》传播：源自生命内蕴的艺术感染力

诗词艺术的传播范围是否广阔，传播效果是否深远，取决于其“以情感人”的程度如何，因为“诗歌传播的基本特征就是：情感的传递与交流”q。不含真情实感，只是一些语言符号的拼合、形式技术的演绎，这样的诗歌绝不会传之久远，成就经典，哪怕它曾因标新立异获得一时的瞩目；虽有真情实感，但所谓真情只是一些浅显的儿女情长，所谓实感只是一些私人的幽微感受，这样的诗歌也无甚传播潜力，因它境界不高、格局狭小；唯有那种不含虚矫伪饰，将人类普遍的高尚情感真诚自然地袒露出来的诗歌，才拥有巨大传播价值，虽历百代仍有吸引读者的魅力。《诗抄》中的诸作品正是如此，这使它不仅在出版的当时，形成“洛阳纸贵”的传播景观，在若干年后，依然保持着传播热度和影响痕迹：“广播、电视、各种集会上……都经常朗诵烈士们的这些遗著”！ 8， “有的诗还由作曲家谱成乐曲，广为传唱”！ 9。“2005年5月4日，国家邮政局发行《革命烈士诗抄》特种邮资明信片一套八枚，选择了杨超《就义诗》、周文雍《绝笔诗》、夏明翰《就义诗》、吉鸿昌《就义诗》、刘伯坚《带镣行》、赵一曼《滨江述怀》、陈然《我的‘自白书’》、何敬平《把牢底坐穿》八位诗人的遗诗制成名信片”@ 0，这些事件都证明着烈士文字的生命力恒久而强盛，《诗抄》并未由于时代变迁，成为明日黄花。当然，《诗抄》中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收获传播的持久性效果，很大程度缘于这些作品本身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珍贵史料；该《诗抄》之所以能增订再版，传播轨迹跨越数十春秋，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史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 1，使一些原被埋没的烈士遗作浮出历史表面。但我们也应明白，若是革命烈士的创作自身全无打动人心的价值与魅力，其再经怎样精心的汇编与推介，也不可能传之持久、影响深远。实际上，这些诗作以其体现了烈士们对国家、亲人、战友的深情隽意，体现了他们面对苦难和死亡时表现出的“崇高感、尊严感和超常的意志力”@ 2，体现出一种“革命家实践中的生命哲学”@ 3而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能使读者深受震撼和吸引。

一般而言，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的传播前景，与其整体艺术手段高明与否关系莫大，“艺术表现手法的应用及其熟练程度，诗歌作品的陌生化程度，诗歌作品的风格化程度……”@ 4都会对传播效果构成制约。“艾青的《在浪尖上》是重大历史关头的仓促之作，因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而获得了即时性的震撼效果，但由于过于直接的口号式表达，诗的光焰很快熄灭。而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等诗则被时间证明具有恒久的诗美价值”@ 5，因為它们运用了恰当的技法，体现了写作的难度，具有真正的艺术魅力。平心而论，大多数革命烈士诗歌，都走入了“口号式表达”的误区，这是因为烈士们多不是专业诗人，“他们的艺术技巧水平是不平衡的”@ 6。诗歌本身又大都创作于“极端特殊的情形下（如狱中、刑场上）”@ 7，并无精心构思、细致修改的可能。但是，写作技巧的欠缺并不影响这些诗歌产生强大的审美震撼——它们即便是“口号”，这口号也是由生命、由灵魂直接呐喊出来的，与那种出之观念的口号不可同日而语。萧三在编成初版《革命烈士诗抄》后，在序言里感叹：“常言说的‘诗如其人’，在这本诗抄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光辉”@ 8。一篇发表于1978年的重读《诗抄》的文章认为：“卑污的灵魂，绝然产生不了纯净高尚的诗情……革命烈士的诗之所以强烈地感染读者，还在于每一个烈士的事迹，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 9。《诗刊》社在2011年筹办“革命烈士诗抄”专号时，副主编冯秋子表示：“烈士的诗是与人一致的诗……这些因人而出的诗，是烈士的生命创造的价值以文学形式进行的表达。”# 0革命烈士的诗歌，因其真切反映了创作者光辉璀璨的生命内蕴，因而魅力独具，获得了超越语言文字层面的价值，这已成为各个时期人们的共识。正由于此，萧三主编的《诗抄》在出版发行后，深深打动了无数的心灵：董必武、林伯渠等著名共产党人热情地为之赋诗题句，表示支持和赞誉# 1；一般读者更是来信不断，述说自己为人学诗，必定要以革命先烈们为榜样，端正态度，不断砥砺# 2；还有很多热心人士，“广泛搜集了不少在《诗抄》和《增订本》中不曾收入的烈士遗诗”# 3，把它们寄给萧三，促成了《诗抄》续集的编纂。是革命烈士诗作本身的光芒耀眼，决定了《诗抄》能有如此传播接受的盛况。

不可否认，“左联五烈士”的创作，如蔡和森、罗学瓒等人的旧体诗，艺术水准并不低，具有真正的诗美价值，但《诗抄》传播广远，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应，并不取决于其中作品的艺术性怎样。程光炜教授在论述1949—1959年间出生一代人的精神成长时，提到这样一个事实：“革命烈士许云峰临刑前的著名‘自白’，曾经那样激动过60年代广大青年读者的心弦。”# 4许云峰在其自白里，不过是以极平实朴素的语言，陈述了他怎样从苦难中觉醒，走上革命道路，怎样因证实了这一选择的正确而荣幸，为自己能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自豪。这些陈述之所以激动人心，只在于其产生语境是“临刑前”，在于其情真意切，与慷慨赴死的革命行为紧密相连、相称。《诗抄》中的诗也是这样，试看夏明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如果不管内容，只从艺术角度来考量，这首诗或许只能算“打油诗”，除却押韵顺口，并无别的优长，然而，当我们真正了解夏明翰的人生轨迹，知道他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奔走，年仅二十八岁就不幸被敌人逮捕、杀害，而在临终之际他仍不悔其志，从容写下这首《就义诗》，那么，我们就会感到这些艺术美感欠缺的表达，霎时间意蕴非凡，透射出无限的光辉。这短短四句诗，比很多纵横捭阖的长篇巨幅，更能给人以“力透纸背”的体会。学者张清华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伟大的诗歌必不是纯文本意义上的诗，而是“人格意义上的，生命人格实践意义上的诗歌”# 6，他举了屈原的《离骚》为例：“假如诗人写出了《离骚》，却还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显得太矫情了，这首诗大可以质疑；但屈原愤而投身汨罗江，以死殉国，以身殉诗，就引得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在崇敬和纪念他。”# 7文学既为人学，必须蕴含属人的精神，必须能够映衬人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相等，才算实至名归。伟大的诗歌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它的每字每句，都不是凌空虚蹈、平白虚构，而是伟岸人格的投射、光辉行动的佐证。近现代革命烈士们的诗歌，纵然在艺术审美价值方面，不可与屈原的《离骚》比肩，但其内容的坚实有力，却绝不亚于《离骚》。

《革命烈士诗抄》出版于1959年，增订于1962年，重印于1978年，1982年又获得续编，“曾在国内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8。其传播的成功，不可否认与其性质的特殊有关，然而，其中诗歌较于一般“为创作而创作”的作品，蕴含更多魁伟的生命力量、崇高的真情实感，亦是其广泛流布、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

三、当下反思：以实践存在论观点引导文学发展

文学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的，一切所谓的‘纯粹’均来自历史，来自复杂的各种社会条件。”# 9文学因其为“人学”，就必然要关涉、反映人的种种社会活动，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严密制约，因之，维护文学的遗世独立的纯粹性，就成了一个伪命题。然而，我们现在却有很多作家批评家，将文学写作的个人性、私人性，误认为是文学纯粹的重要表征，从而不断反对宏大叙事，不断鼓吹一种狭义的“艺术真实”——认为唯有将一些幽微隐秘的个人经验、将从个人角度瞥见的历史现实“本相”，发掘呈现出来，文学才有意味和深度，才能避免失去独立性。这样的看法，当然其来自有，与当下文学发展的趋势相合，但是，这种提法方兴未艾，除了有利于文学恢复和保持独立价值，也可能致使文学的题材和内容窄化、思想境界矮化、现实指涉和关怀能力减弱，陷入越来越边缘和尴尬的处境。

经由对《革命烈士诗抄》出版模式和内蕴价值的考量，我们对于当下文学的发展，应能提出两点建议：其一是文学生产活动，若能契合国家意识形态，自觉助益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价值观的建构，那么，它或许可以突破在小圈子、小范围内兜兜转转的窘态，获得传播接受的较大成功，或许可以一定程度摆脱市场机制的制约，不受一些歪风邪气掣肘。相反，若文学生产活动过于强调“独立自主”，恐不利于文学振拔声气，摆脱其边缘化地位。当然，这并不是倡导文学重新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而只是主张作家大可不必将国家政治与文学创作二元对立起来看待，前者可以被纳入作家的书写观照范围。其二，在“个人化”“及物性”“在地性”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作品的格局与内质已不太为人所重视，但仅仅注重言说个我经验、生活细节，罔顾字里行间是否反映了创作主体的真性情、真人格，是否体现了宏阔的现实关怀与正确的价值导向，这样的创作可能会缺失灵魂和气骨，可能会陷于对一种琐碎无谓的“伪现实”的追求而不自知。真正有力的文学，应是如《诗抄》中的作品那样，首先其作者人格坦荡、心有崇高理想和忧世伤生的情怀，绝非鄙俗自私之徒。其次，其作者是把文学创作当成一种存在方式，一种自我价值的表现方式，全无为创作而创作或借创作猎取名利的念头。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无论其艺术水平如何，都能以其骨力之强健、质地之真淳，深深震撼和鼓舞广大读者。这两点中的第二点，尤为重要，如若现今文学格局狭小、气韵靡弱、主体性缺失的状况得不到重视和改善，那么，我们再怎样讨论文学回归现实主义、倡导写作的非虚构方向，都只是枉然，再怎样费神地替文学思考出版传播策略，都将于事无补。我们对文学价值的判断，应该走出仅仅看重观念和技术创新的误区，不再把一些“小技巧的玩弄”$ 0当作重要特色加以称赞，应该把一部作品是否“文如其人”，是否能够切实反映创作主体人格气质、处世作风当成重要评判标准。简而言之，我们应从实践存在论视域估定文学价值。

实践存在论美学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新成果，“实践存在论视角下的文学观照事实上是一种对文学存在及其意义的追问。它不是把文学当作像寻常物一样的现成性存在，而是将文学看作是一种生成性的审美现象，追问文学如何存在及其与人的生成和发展的关系”$ 1。如果我们从一般的认识论角度来打量文学，我们就会执着于将文学的主体和客体二元分立，将人的存在与文学创造活动截然分开，这样，我们便会把文学作品看作一件孤立的、具有自足性的“物”，仅就作品本身的内容结构，来判断其价值如何，并以此为基础，思考何为文学性。但实际上，“在审美的对象性关系中，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感性能力的确证；同时审美客体则在审美主体身上实现了自己的审美意义，两者统一于审美实践而成为圆融的整体”$ 2。如果我们看不到文学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不能认识到文学的美是生成于人的非功利态度的审美实践，文学作品必须能够紧密验证创作主体的存在状态、精神境界，它才可能具有一种“大美”。那么，我们对于文学意义和價值的估衡就必然狭隘、偏颇，我们对于文学真实性、有效性的理解，就必然存在错谬之处。仍以《诗抄》来论，其中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文字，若非出于“烈士”手笔，而是和平年代的创作者在书斋里的向壁虚构，那么这些文字就必会给人以虚伪可笑之感；若表白自己如何崇信共产主义、愿意为之献身的创作者，实际上并无舍生取义的信念和勇气，那么他的言志抒情就会构成一种反讽，引来读者的嗤之以鼻。革命烈士诗歌的优卓之处，即在于其思想内容全属真实，完全是创作主体高俊人格、崇伟灵魂的本真袒露，不含半点水分。我们今天提倡的“非虚构写作”，则很大程度只提倡文学对于“现象之真”的抵达，相对忽视了“精神之真”对文学的重要性。

我国素有“诗教”传统，文学尤其是诗歌被认为天然具有感染人、教化人、引人向上向善的作用，这一传统在世俗现代性过度发展、人心普遍陷于焦虑和迷茫的今天，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而要振兴“诗教”，不仅需要我们的作家诗人高扬关怀现实、激浊扬清的创作理念，更需要他们认识到言者心声、文（诗）如其人的重要性，认识到唯有他们自己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保持较高的思想精神境界，在说话做事时态度端正、严于律己，所写诗文才“越可能照亮他人、照亮现实，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 3。

a# 4程光炜：《我们是如何“革命”的？——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南方文坛》2000年第6期，第21页，第24页。

b 萧维佳：《萧三与〈国际歌〉与〈革命烈士诗抄〉》，《新文化史料》1997年第3期，第52页。

ct@ 6 @ 7刘志刚：《〈革命烈士诗抄〉阅读导引》，《中华活页文选（初三年级）》2013年第5期，第24页，第30页，第25页，第31页。

dqxy$ 3扬志学：《诗歌传播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第32页，第142页，第131页，第136页。

eop！ 8 @ 8 # 1 # 2 # 5萧三主编：《革命烈士诗抄（增订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第16页，第16页，第16页，第2页，第17页，第30页，第27页。

fgh闫伊默：《仪式传播与认同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第39页，第39页。

ij张庆林：《国家纪念仪式对国家认同的涵化》，《视听》2018年第7期。

ks# 3萧三主编：《革命烈士诗抄续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第1页，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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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8李克寒选编：《革命烈士诗词精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第267页。

@ 2 @ 3连杨柳：《诗化的人生 人生的诗化——革命烈士诗歌审美谈》，《渭南师专学报》1991年Z2期，第56页，第57页。

@ 9 赵建功：《诗言志——重读〈革命烈士诗抄〉》，《语文教学通讯》1978年Z1期，第36页。

# 0 颜慧，王觅：《生命绽放的诗行令人震撼和感动》，《文艺报》2011年7月25日，第1页。

# 6 # 7张清华：《一次性写作，或伟大诗歌的不归路：解读海子的前提》，《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

# 9尹传兰，刘锋杰：《布迪厄“文学社会学”的自我限度——兼谈“文学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第117页。

$ 0 西川：《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 1 胡友笋：《文学阐释的实践存在论观照——兼及文学与政治关系重构的可能理路》，《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5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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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张定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导师为陈希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新诗。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