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园

中医支持者与现代医学（俗称西医，以下统称“西医”）支持者的论战在学术界、互联网、现实生活中不绝于耳，从普通网民到大学教授各知识水平人士都有参与，自19 世纪初期至今未有停息。双方摆事实、讲道理，坚持判断，陷入僵局，难分高下。纵观社会上曾有的相似的两派论战，少有一方能够轻易获胜，僵持不下，互不妥协才是常态。这种类似争论如此难以解决，当代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也不足以使人们一致判定两派的对错，我们不得不向人类的终极学问-哲学中去寻找答案。

1 思辨理性的局限性与争论的必然性

片面的西医支持者和片面的中医支持者在思辨方式上极其相似，而这种人类独有的理性思辨能力恰恰产生了各种领域的争论，中西医之争就是典型案例之一。

关于理性，必提哲学家伊曼努尔 ·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年～1804 年）。康德将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感性是指我们的感官通过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能力。知性是指主体对感性对象进行思维，把特殊的没有联系的感性对象加以综合处理，并且联结成为有规律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一种先天认识能力。感性和知性只能认识现象界，不能认识“物自体”。而理性广义指人“依据先天原理进行判断的能力”，狭义的理性则指人心中的最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它不满足于知性所产生的经验科学知识而要追求认识的绝对完整性[1]。这种对认识“绝对完整性”的追求在类似于中西医之争的争论中比比皆是。

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将知性和狭义理性明确区分开来，这也是康德思想的关键。知性与理性的重要区别是：知性以感性材料为基础，否则不能进行综合，所以知性得到的综合统一是经验范围内的统一，它是受感性经验限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理性表现为原理的能力，要进行最验《纯无高粹关的理的综性、合批超，判它验》要的《求 实。践得而理到这性样绝的批对理判的性》、 《乃无 判是条 断康力件德批的三判统大》一-批，判是-与 所经 共同研究的对象和题材[2]。所以，在中医支持者和西医支持者思维交流过程中，以感性材料为基础的知性并不能派上大的用场，而与经验无关的，体现原理能力的理性却起着主导性作用。

康德认为理性努力把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综合成有机整体是由其本性决定的，人类理性天生就不满足日常经验和具体科学知识这种有条件、相对性的存在，天生就不能容忍我们的知识是片断的、零散的，而理性对整体性、秩序性、目的性、终极性等无条件的绝对的统一体具有不可遏制的愿望，追求各种知识的系统统一是“理性的立法命令”和“理性的经验使用规则”。理性直接应用于知性，予知性以统一，它不是经验的统一，而是运用概念构造系统的统一。理性的这种统一没有客观的意义和效力，它所要求和追求的唯一目标乃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理念。理念，即纯粹理性的概念，具体体现了人类理性超出经验领域的自然倾向[2]，见图1。

图1 经验的领域与争论的领域

回到中西医之争的现实中，不难发现中西医具有相似的认知上升路径，然而，中医和西医的具体感性、知性知识获得方法略有异同，如对自然物质基础的认识、获取物质表象的手法、搜集表象生成感觉、生理病理过程的总结、临床应用等，各有优缺点事实可大量罗列。针对这些事实，争论的双方往往不屑于逐个反驳，而更多表现为在既有理念的指导下择取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事实，对所持一方理念大加赞扬；择取不利于对方观点的事实，予对方无情鞭挞，且每一个论据的之后都急于再次形成，并巩固己方所持的既有理念-中医更好，或者西医更好，更甚者提出取消中医或者屏蔽西医。对于单个经验事实，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可以达成共识，然而一旦上升到理念之争，论战双方将会水火不容，这是因为思辨理性的界限很难划分清晰-思辨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的界限，超越即产生二律背反[3]。在康德的哲学概念中，二律背反指人们通过理性思辨，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是却相互矛盾的现象。这种矛盾并不是一个工作拙劣的人，由于知识不够而陷入的矛盾，也不是一个诡辩家，为了惑乱有思想的人而编造出来的矛盾，而是一种与人类的理性分不开的矛盾[4]。康德强调，二律背反不是任意捏造的，它建筑在人类理性的本性上，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由此看到了理性认识的辩证性，看到了哲学史上各对立派别主张的冲突，指出独断认识的片面性。同时，康德还指出二律背反的揭露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人决不可能超越现象去认识物体，而唯有实践理性的特性可化解此矛盾。实践理性关心的是意志以一个在心目中的表象为目的，促使自己实践去产生一个与这个表象相符合的对象的能力[5]。

实践理性突出表现为现代科学体系。在现代科学体系内尽管也有意见不同，但很少产生没有结论的大争论。因为只要一个人遵从科学规律，他的科研实践符合归纳主义科学观（追求正面证据支持，代表人物：伽利略 · 伽利雷）、否证主义科学观（追求可被证伪性，代表人物：卡尔 ·波普尔）以及结构科学观（追求科研范式，代表人物：托马斯 · 库恩）的框架，他要描述一个论点，宣称一个发现，必须在已公认的前人科研成果基础上，提供大量、可证实、可证伪的感性材料做支撑，才有可能被科学界认可。而对于那些不可证伪、脱离经验、必须添加想象的元素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科学界就会祭出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不是否认相关理论，而是不予讨论。科学的定义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不过千百年来其范畴越来越窄，怀疑精神越来越高，约束越来越强，而这与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同步的。科学的最基本态度之一就是疑问，最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批判。按照康德哲学的思想，可以理解为科学研究就是人类通过不断扩充知性知识而无限接近物自体的真相以及其运动规律的过程，此过程中既不应阐述物自体，也不应产生绝对理念。康德思想既批判了旧形而上学的“神灵”等非科学理念，也指出了朴素唯物主义试图理解物自体的错误[6]。尽管康德的科学观是在牛顿经典力学时代产生的，但量子力学时代的重大发现，如双缝实验结果和测不准原理，均精确验证了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如此看来，康德为科学划定了两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边是物自体，一边是信仰[7]，而中间才可能是科学。所以，科研工作的门槛很高，没接受过系统的思维和实践训练，是很难做出合格的科研成绩的。甚至著名科学家的公认科研成果最终被发现是有条件的，甚至是谬误也是常有的事，所以人类科学知识的推进，从来离不开经验范围的约束。

中西医的争论尽管也有中、西医从业者参与，但专业者在讨论人群中毕竟属于少数，主体人群反而是非医药专业人士。特别是反中医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非医药专业人士。他们都是高度有理性，但是缺乏实践的人。争论不休的双方都是从不同侧面的感性出发，通过知性总结，在理性环节提出了脱离经验范围的大统一理念，这就是互相难以说服的原因。盲人摸象何尝不是如此-片面的实践之后急于形成理性知识。

医学实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其区别于其他所有人类实践：人在其他实践活动中仅是主体，而在医学实践中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人作为医学实践的主、客体，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还是社会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不可再生的。投身到医疗实践活动中就会发现，提出绝对理性、正确的理念是不可能的，所以医学伦理学的显著特征是：实践性、继承性、时代性[8]。脱离这些特性空谈优劣必然导致无休止的争论。

2 思辨理性的局限性对中医内部的影响

中医理论的产生和多次重大进展，均与道家学说或道教关系密切。中医学脱胎于道家黄老教派思想，历代多位著名医学家是道教教徒、道家学说的践行者，有些甚至是著名的道教领袖，如葛洪。然而，由于道家学说和道教的“无为”气质、重术轻学、缺乏组织、无人布道、过度包容等原因，道家与中医学渐行渐远。除道教外，渗透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儒家学说也不免对中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

儒家学说的思辨精神在中医的形成、发展、成熟阶段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消极影响，首先可见于医学理论的发展方式上。《易经 · 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论语 · 为政》：“子曰：‘君子不器。’”至宋代，学风更强调“穷理”，形成了颇具革新意味的“义理之学”。格物致知本是儒家学说的精华，强调对最基础的物的研究获得知识，格物和致知与康德哲学的感性和知性概念可以分别高度对应。但由于儒家经典多概念而少定义，历史上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多有争议，至宋朝被朱熹[10]解释为：“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将儒家学说更加推向了旧形而上学思辨。而用这种思辨来获取医学知识导致儒医严重脱离实践，纸上谈兵。很多儒医以理论研究为主，较少或无临床医疗活动，著书立说仅凭阅读前人文献加自己“穷理”的思辨。另外，宋代曾设立校正医书局，选拔儒生参与校勘医书；清代乾嘉学派不少著名儒家学者也从事过医药文献的编纂校勘研究工作。由于著书立说，编纂校勘是儒生的强项甚至专利[11]，大量缺乏实践经验的医学理论被记录传世。

儒家学说的思辨理性对中医另一大消极影响体现在解剖学。《孝经 · 开宗明义》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思想在儒教统治的年代极大限制了解剖学的研究。解剖学是任何医学大厦的地基。在儒家学说影响之前，《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对于人体解剖就持有开放的态度，《灵枢 · 经水》曰：“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而且已经有很精准的记录，例如，《灵枢 · 胃肠篇》曰：“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成人食道长度与下消化道长度及其比值是固定的，可推算《灵枢》记录的二者比值与现代解剖学数据非常接近，说明《灵枢》中的数据是经过实测且准确的，且据此可以推算出其中“尺”的长度约15.88 厘米。而我国考古发现有商朝三把尺长度分别为16.95 厘米[12]，15.78厘米和15.8 厘米[13]，三支尺平均16.17 厘米。书中记录与考古出土证据如此吻合，加之从西周之后的所有尺的长度均远大于商朝的尺，可以推定：《灵枢 · 胃肠篇》里的内脏长度是商朝测得的，而且以后再也没有重新测量、修改过。中医学藏象概念是基于上述古代解剖学知识，再通过整体观察，察外知内，取象比类，归纳、概括、抽象、推理出来的，这种重在思辨理性获取知识的方式就逐渐远离了经验范围，从而造成中医脏腑结构、功能与真实解剖学结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直至清代王清任尽管进一步看清楚了脏腑的实际形态和生理特点，但中医学理性知识的完备，使新的知性知识很难再融入。思辨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的界限，超越即产生二律背反[3]-很遗憾中医在基础理论环节，就超越了。

另外，儒家学说中的思辨理性影响中医而致脱离临床经验范围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彼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施行，《本经》受儒家影响提出君、臣、佐、使原则。“上药为君”是汉武帝之后儒家尊君思想的折射，是将儒家君臣体系在方药配伍中的理想化。上药应天，在方剂中的地位只能居于最贵，故为君，同样的道理，中药应人为贱，下药应地更贱，故只能居于臣、佐、使的地位。书中还规定了方剂中的君臣比例，强调方中君药的唯一性，臣多于君，佐多于臣，使多于佐，“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这正是儒家政权模式的缩影。这种理想化、教条化的君臣格局，对临床用药指导意义不大，甚至会错误指导。

中医由道、儒二家学派塑形，持续时间以千年为单位计；同时，道、儒二教对中国人思想行为规范深深嵌入，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对中医形成了骨子里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与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地理认同、集体记忆认同息息相关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所以有些中医的支持者听到具体质疑的声音，感受到的不是客观中立的讨论，而是全面的恶意诋毁，所以容易激起他们超越经验范围的辩护。

3 实践对思辨理性局限性的破解在中医学发展中的运用

中医有大量的人体试验基础，发展中医需要回到人体试验[14]。现存最早中药学著作《本经》托名“神农”所作，载药365 种，所载药物疗效多数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并且被大量现代科学研究证实了相关药理作用；另外书中对用药剂型、剂量、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对中药学起到了奠基作用。《淮南子 · 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当然这是传说，尝遍百草的不可能是一个人，更可能是上古时期有献身精神、实践精神、唯物主义精神的众多医药开拓者，他们不满足巫术治疗疾病，而从自然界寻找物质修复人体。他们以自己的身体为试验材料进行科学研究，冒生命危险探索药物的疗效、最佳剂量、最优剂型，并通过语言、文字记录传承。这些不可考的上古无名英雄们才是中医、中药学真正的缔造者。

《本经 · 序录》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主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明确提到具体药物在具体应用时要采用相应的剂型，才能有效发挥其疗效，这是前人宝贵的实践经验总结。后来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辨证论治、随症加减在临床应用上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而汤剂是这种治法最好的剂型载体，也是现在中医临床应用的绝对主力剂型。然而现在中医临床医生临方制剂的能力、意愿、制剂权力受到市场和政策的多重阻碍。《本经 · 序录》这段论述对此问题具有很大的批判和指导性价值，对国家相关部门的中药制剂管理政策也提出了考验。

《本经》之后，中药学及方剂学书籍层出不穷。记载药物最多的是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收药1 892 种。古代记录方剂最多的书是明朝朱橚所著《普济方》，载方61 739 首。但是，这么多的药物和方剂的产生却与中医对疾病疗效的发展不成比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中医学没有使用，那就是对照实验。对照实验是一面照妖镜，是西医最重要的法宝。有了这个法宝，西医在几百年间排除了大量古代流传下来的无效甚至有害的治法和药物，筛选出了确凿有效，可以推而广之的治法，就算不知道确切原理，也可以拿来就用。而中医这数以千计的药物，数以万计的方剂的有效率很可能还不如《本经》高，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最好的中医在两千年前”的原因-不是今人不如古人，而是一种认识、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法被发明之后，短时间内就会成熟，可及范围内世界就会被很快基本认识、改造完成，不做大的革新已没有那么多资源供后人去发掘。其他科学进展也是如此：一次大的基础知识革新之后，科学技术就会迅猛发展，而同一范式内研究进展带来的边际收益越来越小，直到下一次基础知识革新，科技才会再次飞跃[15]。

《内经》对宇宙观、天人合一、阴阳对立统一，这些最主要先验知识的总结已经完备，《本经》记录的“以身试药”这种实践经验就已经很成熟，后来各代医家都是在这个范式内进行经验补充，甚至推理、想象，并在这些推理、想象的理论指导下进行药物配伍无穷无尽的组合。然而，中医学的进展在这期间并不明显，古代人口平均寿命缺乏详实资料，1935 年至建国前夕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仍在30 岁～35 岁[16]。

中医本来是一门经验医学，是古人实践经验的结晶，但是人类理性总是遏制不住超越实践、超越知性、提出理念的冲动。民国名医祝味菊《伤寒质难》曰：“千古滔滔，立说着各是其道，出主入奴……一家一派之私说，其不能以真理印证之者，虽悬诸国门，终不见赏于世界医林，必也。”然而关于理性的实践运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运用理性的意志产生出与表象相符合的对象的能力，另一种是意志自己规定自己去形成这些对象（不论身体上的能力现在是否充分），亦即规定自己的原因性的能力[5]，《伤寒质难》这段论述批判的应是后面一种。尽管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自以为具有独裁地位的以经验为条件的纯粹理性的运用是超验的，这种超验的判断恰恰与纯粹思辨理性与经验范围的关系是相反的，但在医学实践当中，医学伦理学时代性的要求不允许理性的实践运用由完全独立的意志出发而不能在短期内与表象相符合。

4 结语

中医不只是中国人的中医，也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唯有用实践理性挖掘这一宝库才能真正造福人类。中医学的文化自信不应该表现为不接受批判，而应该表现为不怕批判，欢迎批判，共同批判，以及主动扬弃之后的更加辉煌。但要注意这些批判应是实践的批判，而应避免思辨理性的无效批判。至于中西医之争，则毫无必要，有识之士必然注重经验范围内获取知性知识，不会轻易生成理念。先验的原理必须要运用于经验的领域里面才能够有效，否则的话就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