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爱 和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下篇:文学篇

文学研究一直是陈寅恪学术研究与学术关切的重要内容。他少年居住在南京这样一个见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故事、有着丰富文化资源和积淀的古都。陈寅恪对佛学、历史与文学有天然的兴趣与热爱。其早年“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年隋唐中古史、元白诗，晚年《再生缘》弹词、钱柳因缘诗学术取向的转换，与年少时的读书兴趣有关，也与文史学科之间的亲密无间有关。陈寅恪因佛教翻译研究，而旁及语言学的四声三问；由魏晋清谈之风的讨论，而拈出陶渊明、《世说新语》话题。又因研究隋唐史，而讨论韩愈与古文运动、小说之关系；由元、白与新乐府研究，涉及中唐文体之关系，文人之关系的梳理。“文化托命”与“续命河汾”是陈寅恪一生的学术理想。从清华、到港大、燕大、最后在中大，陈寅恪坚持兼任历史系、中文系教授，在中文系讲授佛经翻译、元白诗、唐代乐府等课程。陈寅恪将王国维治学方法概括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247 页。三种，其本人在《元白诗笺证稿》的写作与修订过程中，创造了以诗证史的文史考证新方法。陈寅恪晚年凭藉以诗证史的方法，加上地方志乘之书的帮助，研究明清间人诗词，便有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写作。两部“颂红妆”之作，以女性为切入点，在高头典册史著之外的文人诗词弹词中，寻找并述写易代之际及乾嘉盛世文人雅士的情感生活，阐发正史之外社会生活的潜德之光。陈寅恪对旧体诗词喜爱，留下近三百首诗作。这些直通诗人心灵的情感之歌，曲折地显示出一代学术大师的心路历程。

晋至唐文学研究

陶渊明是晋宋时代的文人，生活在战乱纷纭，樊笼如盖的时代。陶渊明身心经历，志尚情趣，是研究晋宋之交士林风尚、士大夫言行出处的最佳个案。陶渊明出生于江南世家，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祖父作过太守，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留下来诗约125 篇，文计12 篇。其诗文的艺术成就自唐代起，就备受推崇。陈寅恪研究陶渊明的论文，有《〈桃花源记〉旁证》《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数篇。

写作于1936 年的《〈桃花源记〉旁证》，开宗明义，以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188 页。。而《〈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旨在讨论纪实的部分，不涉及寓意部分。陈寅恪认为：桃花源所讲述的避秦故事的背景，实为西晋末年的避戎狄。中原避难之人民，其不能远离本土迁盈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凡聚众据险者，因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足之故，必择险阻而又可以耕种及有水泉之地。陶渊明把与其熟悉的征西将佐见闻，与《搜神后记》中卷一第五条《桃花源记》中之太守，及第六条刘 衡山采药，失道问径的故事杂糅混合而成《桃花源记》讲述的故事。在经过步步假设与论证后，陈寅恪关于《桃花源记》有结论若干：

（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丙）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

（丁）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 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

（戊）渊明拟古诗之第二首可与桃花源记互相印证发明。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99 页。

陶渊明《拟古》诗第二首为：“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士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③陶渊明著，袁行霈、杨贺松编校：《拟古》其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24 页。诗中的田子泰即田畴，东汉无终人。幽州牧刘虞派其到长安见献帝，返回后到刘虞墓祭拜，而激怒杀害刘虞的公孙瓒，被抓后复释放。田畴遂隐居徐无山中，归附他的百姓有五千余家。陈寅恪认为《拟古》诗中田畴这样的高士率百姓山中“隐居”事，可以与《桃花源记》中“避秦”者互相印证发明。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写作于1943 年的桂林，哈佛燕京学社1945 年在成都出版单行本，此文重在论述魏晋两朝清谈内容的演变及陶渊明思想的进步。陈寅恪论文认为：魏末西晋是清谈前期，其清谈大多与政治有关。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转为口中或纸上玄言，是名士身份的体现。记载魏晋清谈之书的《世说新语》，所录诸名士，上至汉代，下迄东晋末刘宋初谢灵运止，止处恰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与政治有关的清谈起于东汉时的郭泰，成于阮籍，其作为皆表现为以自然对抗名教，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竹林七贤所谓的竹林，陈寅恪认为是由“天竺”二字格义而出，与地方名胜无关。七贤中，“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领袖，向秀、刘伶次之，王戎、阮咸为附属”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2 页。。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明不仕当世，加之与曹家有姻亲，被以违反名教之罪杀之。阮籍不似嵇康之积极反晋，虚与委蛇，终得苟全性命，但依旧保持放荡不羁之行为。阮籍得以苟全性命的奥秘在秉自然之旨，言必玄远，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将早期清谈指斥天下是非之言论，一变而为完全抽象玄理之研究，遂开西晋以降清谈之风派。流风所至，清谈遂成以下结果：

至东晋时代，则成口头虚语、纸上空文，仅为名士之装饰品而已。夫清谈既与实际生活无关，自难维持发展，而有渐次衰歇之势，何况东晋、刘宋之际天竺佛教大乘玄义先后经道安、慧远之整理，鸠摩罗什师弟之介绍，开震旦思想史从来未有之胜境，实于纷乱之世界，烦闷之心情具指迷救苦之功用，宜乎当时士大夫对于此新学说惊服欢迎之不暇。回顾旧日之清谈，实为无味之鸡肋，已陈之刍狗，遂捐弃之而不惜也。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17 页。

陶渊明就是生活在清谈自然，而佛教渐起的时代。陈寅恪认为：研究陶渊明的人，发现其虽与佛界人物有所往来，但其绝不受佛教影响。原因在于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有一类如范缜者，其家世奉天师道，为保持家传道法，排斥佛教。陶渊明家学奉天师道，于佛学的立场与范缜同。文章认为：“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故外服儒风之士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19 页。陶渊明之为人为学实外儒而内道，表现对道家自然之说最充分的是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五言诗，而在《归去来辞》《桃花源记》《自祭文》中因书写的朦胧而变得难解。陈寅恪解读《形影神》诗结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之语，以为陶渊明既然视“旧自然说与名教说之两非”，陶渊明之学则可称为“新自然说”：

而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如主旧自然说者之所为也。但此委运任化，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谓其非自然说，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考陶公之新解仍从道教自然说演进而来，与后来道士受佛教禅宗影响所改革之教义不期冥合，是固为学术思想演进之所必致，而渊明则在千年以前已在其家传信仰中达到此阶段矣，古今论陶公者旨未尝及此，实有特为指出之必要也。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5 页。

以主要来自于道家的新自然说概括描述陶渊明思想的进步，是陈寅恪学术的贡献。陈寅恪不仅看到陶渊明与嵇康、阮籍的不同，还看到陶渊明与嵇康、阮籍有着许多精神上的连接：

取魏晋之际持自然说最著之嵇康及阮籍与渊明比较，则渊明之嗜酒禄仕，及与刘宋诸臣王弘、颜延之交际往来，得以考终牖下，固与嗣宗相似，然如咏荆轲诗之慷慨激昂及读山海经诗精卫刑天之句，情见乎词，则又颇近叔夜之元直矣。总之，渊明政治上之主张，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最为可信。与嵇康之为曹魏国姻，因而反抗司马氏者，正复相同。此嵇、陶符同之点实与所主张之自然说互为因果，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7—228 页。

陶渊明自唐代之后，受人追捧。不同的人读陶集，即勾划出不同的陶渊明。陶诗平淡静穆与金刚怒目的多面性，在陈寅恪的论文都得到合理的诠释。

在对晋宋时代士大夫清谈及陶渊明思想的研究中，陈寅恪引为自得的家世姻族联系、宗教信仰两大观察视角，带入了许多晚清的经验。晋宋江南与晚清江南，世家姻族与宗教信仰，有许多相通与可以相互发明之处。同样是在此文中，陈寅恪批评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对陶渊明的认识，局限在“不屑与热官为伍”的层面，近于不得要领。其原因是因为“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8 页。。而陈寅恪对陶渊明的研究，也同样具有强烈地“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的自我色彩。平心而论，东汉至晋宋清谈的演变及陶渊明新自然思想的渊源、构成和在诗歌作品中的表现，史家陈寅恪的研究，揭示得更准确深刻，因而更有说服力。

文学不仅与思想紧紧纠缠，与语言也不可分离。陈寅恪因一次率性而为的行为，使其更深刻地理解了语言对文学的意义。因此，对语言的流变，陈寅恪也予以充分留意。1932 年夏，清华新生入学考试，时任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试题。陈寅恪原计划第二天去北戴河修养，遂匆匆草就国文试题：作文六十分，题为《梦游清华园记》；标点三十分；对对子十分，有“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人比黄花瘦”等句供学生属对。二千多学生考完后，议论纷纷。舆论界指摘“清华复古”的评论登上报端。

受到批评后，陈寅恪8 月17 日在《清华暑期周刊》上撰文，力辨“对对子”对学习国文的意义。陈寅恪认为：入学考试国文，所考主要在国文文法与文字特点。“‘对对子’即是最有关中国文字特点，最足测验文法之方法。且研究诗、词等美的文学，对对子亦为基础知识。”③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142 页。文章列举出对对子测验学生词类虚实分辨、四声平仄掌握、读书识字多寡、及对而不同，不同而能合的辩证思维能力，应该是好处多多。《清华暑期周刊》读者有限，9 月5 日，陈寅恪又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再作申论。文章以为对偶确为中国语文之特性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此义当质证于他年中国语言文学特性之研究发展以后。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讥笑”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6 页。。1965 年，陈寅恪又为三十余年前所写旧文《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增写附记，以为当年对对子题中的“孙行者”，其最理想的对子是“胡适之”：“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 页。陈寅恪以正、反、正之辩证法解对对子的奥妙，能通解的只有研究西洋哲学又游学于苏联的冯友兰。这是晚年陈寅恪自证自己懂辩证法的例证。另外陈寅恪所说的“一时故作狡猾”，其潜台词是当时不过是想幽我的朋友胡适之一默，又稍稍显示一下自己包括对对子在内的文学童子功。大师的“一时故作狡猾”，对学堂中走出来的学生而言，不知所措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因此，学生以“复古”猜想清华，也在情理之中。

无独有偶，此类考题三十年后灵光再现。据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钱钟书的学术人生》一书回忆：比陈寅恪小二十岁的钱钟书，在20 世纪60 年代招考研究生时，所出试题是抄录若干首无主名的诗作，要求辨认出其是学习唐宋哪些大家的风格。诗学何人何家，是晚清诗者与诗话津津乐道的行话。在大学教育的体系中，其已成为非主流的冷知识。以此为题目考试研究生，其理由是大师真的认为这是学问之一种，或解释为大师“一时故作狡猾”的行为。

区分四声与运用平仄，形成诗词格律，同样是根据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形成的文学创造。关于汉语四声的形成，陈寅恪认为与佛经翻译有关。他1934 年写作《四声三问》，以问答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四声的理解：中国自古以宫商角徵羽五阶论声。印度古时分声之高低为三种。南齐永明时期，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同居建康一城，在考文审音的过程中，借鉴摹拟天竺转读佛经的三种高低声，将其描述为平、上、去声，加上中国语附有k、p、t 等辅音缀尾的入声，成四声新说。四声新说逐步应用于中国诗歌韵文，使音节和谐，平仄有致。自此，宫商角徵羽仍为声之本体；平上去入之则供行文应用。永明时期周颙、沈约等人依据“中体西用”的原则，发明四声，对中国诗歌韵文的发展影响极大。

文学作品创作，除讲究对仗、四声之外，还有音韵问题。陈寅恪反复声明于音韵、声律之学，绝无通解。讨论声律、音韵诸问题，只因读史所及，略附诠释而已，以供学界参考。1936 年陈寅恪有《东晋南朝之吴语》，1948 年有《从史实论〈切韵〉》均涉及音韵问题。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中，陈寅恪根据史书记载，梳理了东晋时期吴语在日常交流与诗文作韵时的使用情况。《宋书顾琛传》记江东贵达某某数人，吴音不变，说明其余士族，虽本吴人，亦不操吴音。再进一步考史，则得出江左士族操北语，庶人操吴语的推论。南朝吴人进入士阶层者，其在朝廷论议、社会交际时不讲吴语，而北方士人如王导，在基业未固之际，也曾作吴语接待访客，以笼络人心。在北语与吴语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但无论原籍北朝还是南朝的士人，作韵语皆用北音，即洛阳附近方言。这就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洛生咏”现象。

《从史实论〈切韵〉》是《东晋南朝之吴语》的续论。隋代陆法言所著《切韵》，唐初被定为官韵。陆法言是《切韵》的执笔者，他在记录颜之推、卢思道等八个著名学者聚会讨论所商定的审音原则的基础上，编写完成《切韵》，反映了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切韵》已佚，其系统在《广韵》等书中得以保存。陈寅恪此文试图根据有关史书记载，论证《切韵》所据之标准音，仍以东晋南渡洛阳京畿旧音系统为主，参考南北朝时金陵士族与洛阳朝野所操之语，及有关韵书、关东江左名流之著作而成。《切韵》与七世纪长安方言无关，也与陆法言出生地河北方言无关。

讲求对仗声律，是骈偶之文的最显著特点。论及六朝长篇骈俪之文，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推梁代诗人庾信的《哀江南赋》为第一。梁武帝时，侯景叛乱，庾信时任建康令。建康失陷，庾信投奔梁元帝萧绎，554 年出使西魏。其间，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庾信被留任西安，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后人称庾信为庾开府即由此而来。《哀江南赋》是庾信用赋体写作的记载梁代兴亡与个人沉浮遭际的名作。陈寅恪1931 年有《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1941 年有《读哀江南赋》，两文讨论庾信这一名作。

前文中陈寅恪认为：庾信《哀江南赋》末一节凡八句：“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00 页。注解者常误，如结合杜甫《咏怀古迹》中“羯胡事主终无赖”句，以杜解庾，则《哀江南赋》最末一节凡八句，则应是总论萧梁一代之兴亡。有梁一代，实仅梁武帝、梁文帝二主。《哀江南赋》结末八句中的前四句，写梁武帝江东之王业，因为错用无赖子弟侯景而丧生失位。后四句写梁元帝天下一家之局，因河东王萧誉反于湘州，卒至江陵为西魏所陷。

后文认为，学界解释《哀江南赋》，对庾信作赋的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的要义，止限于诠说古典，却疏于今典。陈寅恪认为：庾信写作此赋，应在578 年12 月。庾信是在读到同羁北朝，后回南朝的沈炯所写作《归魂赋》后，从而引发庾信的情思。如果把《哀江南赋》的写作动机，仅仅解释为本于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则即只注意了古典，而忽略了今典。《哀江南赋》结语有“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41 页。的句子，不仅用李将军、楚王子等古典，还有陈宣帝以北朝元定军将士换庾信等人被拒等今典。如不知今典，会大大影响对文本的理解。

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中以为：庾信作品，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今古合流，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解读此类用典对偶的作品，需“古典”“今典”并举并重：

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此一难也。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以前，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难也。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34—235 页。

今典与古典解释诗文的原则，是陈寅恪文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和经验。这一方法在其诗史互证研究与著述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至晚年写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时，已渐臻于出神入化、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的熟练程度。

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贞元元和时期，出现了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与白居易、元稹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陈寅恪对元白时期韩愈及元、白的文学贡献，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陈寅恪写于1935 年的《论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原稿以中文写作，译成英文后发表于1936 年4 月的《哈佛亚细亚学报》。程千帆从英文译中文后，在1947 年7 月的在《国文月刊》上刊载。陈文以为：《韩愈昌黎先生文集》中有张籍与韩愈书两通。张籍第一书有“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440 页。之语。张籍所言韩愈“尚驳杂无实之说”，当指唐代小说文体而言。宋人赵彦卫记唐人科考投卷，其投卷文字，“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41 页。的记载。韩愈“尚驳杂无实之说”在前，《毛颖传》之撰作在后，则说明韩愈对小说文体先有深嗜，而后有以古文为小说的尝试。裴度《与李翺书》又谓韩愈“不以文为制，而以文为戏”，这是以传统雅正之文体评论韩愈。陈寅恪认为：

顾就文学技巧观点论之，则罗池庙碑与毛颖传实韩集中最佳作品。不得以其邻于小说家之无实，而肆讥弹也。贞元（七八五—八〇五）、元和（八〇六—八二〇）为古文之黄金时代，亦为小说之黄金时代。韩集中颇多类似小说之作。石鼎联句诗并序（昌黎先生文集卷贰壹。）及毛颖传皆其最佳例证。前者尤可云文备众体，盖同时史才、诗笔、议论俱见也。要之，韩愈实与唐代小说之传播具有密切关系。今之治中国文学史者，安可不于此留意乎？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43 页。

1953 年11 月，汪篯来请陈寅恪北上，未允，带走陈的两篇论文。一篇为1952 年写成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篇为1951 年写成的《论韩愈》，两文分别发表于1954 年刚刚创刊的《历史研究》第1 期与第2 期。陈寅恪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表达对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的支持。《论韩愈》大气磅礴，开篇即言古今论韩愈者众，其毁誉均未得其肯綮要领。这种截断众流口气，与陈寅恪旧日属文的内敛风格大有不同。陈文从六个方面论述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贡献：一是建立道统。韩愈受新禅宗启发，溯源《孟子》卒章，在《原道》一文中重建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相传的儒学道统，以明确道统所在，诸学臣伏。二是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明经之学在韩愈时代已全失地位。韩愈借鉴新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学风，在《小戴记》中发见《大学》一篇，阐明个人修齐之心性，如何与国家治平之大业无缝对接。“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韩愈开辟了宋代新儒家治经之途径。三是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是呵诋佛迦，申明夷夏之大防。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五胡乱华的历史与现实，促成韩愈一代士大夫的觉醒。唐代古文运动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发，“尊王攘夷”便成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其他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前辈古文家，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同辈古文家，“然均不免认识未清晰，主张不彻底，是以不敢亦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29 页。。因此，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者。五是改进文体。六是奖掖后进。

关于韩愈的最后两大贡献，陈寅恪凭藉其研究佛经传播的心得和长年在大学执教的体会，而有特别精彩的论述。陈文复论韩愈以文为诗，以为韩当是从佛经偈颂中译的不成功中汲取教训，将诗之优美，文之流畅，合而为一，获得成功。

陈寅恪论韩愈之文，以为韩提倡秦汉奇句单行文体，扫除骈体，名虽复古，实则通今：

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行之小说，欲藉之一扫腐化僵化不适用人生之骈体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29—330 页。

陈文复论韩愈以文为诗，以为韩愈以文为诗的灵感，当是从佛经偈颂中译的不成功中汲取教训，从而将诗之优美，文之流畅，合而为一，最终获得成功：

盖佛经大抵兼备“长行”即散文及偈颂即诗歌两种体裁。而两体辞意又往往相符应。考“长行”之由来，多是改诗为文而成者，故“长行”乃以诗为文，而偈颂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天竺偈颂音缀之多少，声调之高下，皆有一定规律，唯独不必叶韵。六朝初期四声尚未发明，与罗什共译佛经诸僧徒虽为当时才学绝伦之人，而改竺为华，以文为诗，实未能成功。惟仿偈颂音缀之有定数，勉强译为当时流行之五言诗，其他不遑顾及。故字数虽有一定，而平仄不调，音韵不叶，生吞活剥，似诗非诗，似文非文，读之作呕，此罗什所以叹恨也。……自东汉至退之以前，此种以文为诗之困难问题迄未有能解决者。退之虽不译经偈，但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偈，则退之之诗词皆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后来苏东坡、辛稼轩之词亦是以文为之，此则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30—331 页。

扫除陈腐僵化的骈偶之风，恢复奇句单行的先秦两汉文体，以复古而求通今；从佛经偈颂以文为诗的不堪，创新以文为诗的成功，并又为后代苏东坡、辛弃疾的以文入词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韩愈在多层意义上都是中唐以降文体改进的旗手。

至于奖掖后进，新旧《唐书》都有论定。陈寅恪生发说：

退之在当时古文运动诸健者中，特具承先启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退之同辈胜流如元微之、白乐天，其著作传播之广，在当日尚过于退之。退之官又低于元，寿复短于白，而身殁之后，继续其文其学者不绝于世，元白之遗风虽或尚流传，不至断绝，若与退之相较，诚不可同年而语矣。退之所以得致此者，盖亦由其平生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其他诸古文运动家所不为，或偶为之而不甚专意者，故“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32 页。

《论韩愈》一文最后的结论是：唐代三百年历史，以安史之乱为分界，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中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其地位价值因此而特别重要，韩愈没有辜负他的时代。文中，陈寅恪用“天竺为体，华夏为用”，描述韩愈借力《大学》篇，将谈心说性之佛学与济世安民之儒学融会贯通的思想行为，这一描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的经验，在陈寅恪的著述中，总是被格外重视的。它体现出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强烈的现实意识。因为这些经验不仅可以说明历史的中国，更可以借鉴于现实的中国。

《元白诗笺证稿》初成于1944 年，约7 万字。此年在成都燕大，陈寅恪开设“元白刘诗”课程。抗战结束重回清华后，王永兴、汪篯为助手，继续修改此稿，并在清华开设“唐诗研究”课程。初到岭南大学，程曦为助手，开设“白居易诗”课程。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后，在历史系开设“元白诗证史”课程。《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11月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出版线装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印本，后又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上海古籍1978 年版，等等。作者附记云：“此稿得以写成实赖汪篯、王永兴、程曦三君之助。又初印本脱误颇多，承黄萱先生相助，得以补正重刊。”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80 页。《元白诗笺证稿》的修改，经历战乱，经历政权更迭，经历双目失明，经历北上南下，是陈寅恪修改增补时间最久、内容前后变化最大的著述。三联出版社2001 年出版《陈寅恪集》时，《元白诗笺证稿》的字数为26 万字。《元白诗笺证稿》研究的对象是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文人群体的历史与文学活动，是作者对变易时代、士人命运、文化播迁的诸种关注，由社会政治上层，渐移至社会中下层的学术过渡带的重大转折。《元白诗笺证稿》之前是隋唐政治、制度研究，《元白诗笺证稿》之后转向“颂红妆”之作。

《元白诗笺证稿》1944 年七万字初稿成时，陈寅恪在《致陈槃》中把它称为“言唐代社会风俗”的作品，学术界将它与唐代制度、唐代政治并称唐史三著。1950 年《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作者分寄友人，杨树达《与陈寅恪书》信中直以文学史著作视之：

昨承赐寄大著《元白诗笺证》，敬读一过，语详事核，钦服无已。盖自有诗注以来，未有美富卓绝如此书者也。前于《岭南学报》读大著而说唐诗诸篇，即叹其精绝，谓必深入如此而后有真正之文学史可言，向来编文学史者大都浮光掠影，去真象不知几千万里，真可嗤也。今读此册，益见其然，除欢喜赞叹外，不复能赞一辞矣。窃尝私谓古来大诗人，其学博，其识卓，彼以其丰富卓绝之学识发为文章，为其注者必有与彼同等之学识而后其注始可读，始可信。否则郢书燕说，以白为黑，多唐突大家已甚矣。①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267 页。

增补本《元白诗笺证稿》共六章，前三章分论《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第四章论元稹艳诗与悼亡诗及《莺莺传》，第五章论白居易五十首新乐府，第六章论古体乐府。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集的压卷之作。此诗既为当时人极为欣赏，流传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历千岁之后而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陈寅恪认为：对这首诗的诠释，文人学士，尚未见有切当之作。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

陈著认为：中唐贞元、元和年间，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武夫横恣的纷乱依旧，但科举之盛，崇奖文词的风气，在悄然改变着社会与文学。诗与文革新之风吹起，其代表是韩柳古文运动和元白元和体诗派。韩柳古文运动主张革新腐化之骈文，改用奇句单行之古文，且以古文试作小说，遂有“文起八代之衰”古文运动。元白诗歌群体倡导新乐府运动，写出许多批评时政，针砭现实的新乐府诗和首尾完整的叙事诗。受唐代科考“投卷”“荐举”方式的影响，古文革新与诗歌革新均有扩大诗文议论抒情的表现能力，向史才、诗笔、议论，文备众体方向发展的普遍趋势。古文、诗歌革新相互促进影响，使中唐文学的繁荣，不让于盛唐时期。

诗文文体向文备众体方向发展，文人关系则向相互合作各竭才智，竞造胜境方向靠近。陈寅恪据引白居易《与元九书》《和答诗十首序》中的话，描述元和体诗派之间的关系：

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8 页。

旬月来多乞病假，假中稍闲，且摘卷中尤者，继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间所见，同者固不能自异，异者亦不能强同。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9 页。

元和诗派诗人之间的相戒、相勉、相慰、相娱，同者互和，异者作答的合作关系，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相互切磋，相互借鉴的情况。陈寅恪描述为“今并观同时诸文人具有互相关系之作品，知其中于措辞（即文体。）则非徒仿效，亦加改进。于立意（即意旨。）则非徒沿袭，亦有增创。盖仿效沿袭即所谓同，改进增创即所谓异”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9 页。。

这种各竭才智，竞造胜境的气氛，使他们的作品之间有着多重的联系，并有着显然可见的因革演化的痕迹，研究者可以在参照对比中获得关联与真知。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于元和时，其中两点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一是白、陈之《长恨歌》《长恨歌传》与元、李之《莺莺传》有因袭、有创新；二是《长恨歌》《莺莺传》两个作品中，“歌”与“传”形成互文。“歌”见诗笔，“传”见史才、议论。此即元和诗派追求的文备众体，不宜割裂开来。

贞元年间，元稹与李绅的合作，元稹作《莺莺传》是传奇小说体，李绅据《莺莺传》事而作《莺莺歌》，元稹又以《会真诗三十韵》记其事。元和年间，白居易与陈鸿的合作，白作《长恨歌》后，陈为《长恨歌传》。陈寅恪论析其同与不同及因革演化轨迹云：

此则长恨歌及传之作成在莺莺歌及传作成之后，其传文即相当于莺莺传文，歌词即相当于莺莺歌词及会真等诗，是其因袭相同之点也。至其不同之点，不仅文句殊异，乃特在一为人世，一为仙山。一为生离，一为死别。一为生而负情，一为死而长恨。其意境宗旨，迥然分别，俱可称为超妙之文。若其关于帝王平民……贵贱高下所写之各殊，要微末而不足论矣。……复次，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即长恨歌及传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已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然其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也。至若元微之之连昌宫词，则虽深受长恨歌之影响，然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一新体，俾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使之自成一独立完整之机构矣。此固微之天才学力之所致，然实亦受乐天新乐府体裁之暗示，而有所摹仿。故乐天于“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之句及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吾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之语，明白言之。世之治文学史者可无疑矣。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1 页。

陈寅恪认为：后人不解“唐诗无讳避”及“诗传一体”的道理，论白诗常有失误。宋人魏泰、张戒诗话论诗，扬杜抑白，以为白《长恨歌》写燕昵之私，造语蠢拙。岂不知写燕昵之私，是言情小说文体的体中之意，也是元、白的擅长。清人汪立名不了解歌与传一体，而有白诗虑未详，陈鸿作传以补充“惩尤物，窒乱阶”之意的迂腐议论。陈寅恪赞成洪迈《容斋随笔》中“唐诗无讳避”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2 页。因为“无讳避”，故可以给文学以天上人间的创造空间：“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3 页。

陈寅恪在第一章结末为《长恨歌》总结：“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自陈之所特创。诗句传文之佳胜，实职是之故。”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45 页。

《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论《琵琶引》。《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 年），《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816 年）。时白居易已从尉盩厔至翰林院，又被贬为江州刺史。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以为《琵琶引》胜于《长恨歌》，而白居易本人仍首举《长恨歌》。白居易作《琵琶引》之前的元和五年，元稹已有《琵琶歌》行世。属同一题目，其因袭变革与词句意旨可资比较者甚多。陈寅恪以为：元稹诗盛赞管儿绝艺，复勉铁山精近，一题而二旨；白居易一题一意。元稹以诗偿诗债，旨显庸浅；白居易专为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加上个人迁谪失路之怀，作诗之人与诗咏之人合二为一。其工拙殊绝，复何足怪。

就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所持江州司马夜与妇人船中饮酒，极丝弹之乐，颇涉瓜田李下之嫌的说法，陈寅恪解释：男女礼法，唐宋不同。乐天之与故倡，茶商之于外妇，皆当日社会與论所视为无足重轻、不必顾忌者也。加上文词科举进身之人，“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土族甚异”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54 页。。因此，江州司马夜与妇人船中夜饮之事，才突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为诗宗旨。

据文献记载，白居易是极珍视自己作品的人。白居易被贬，缘于为宰相武元衡喊冤。但白居易最终获罪的上疏，却不见于白居易的文集之中。陈寅恪推论是白居易故意删去，不使流传的可能性最大。当时政府主要政策是用兵淮蔡，白居易贬官与之有关。《琵琶引》中的琵琶女嫁作商人妇的原因是由于“弟走从军阿姨死”，陈寅恪认为：“此弟之从军应是与用兵淮蔡有关。据是而言，两人之流落天涯皆是用兵淮蔡之结果。”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63—364 页。在作者的这种推测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诗句，才可以得以落实。

第三章论元稹的《连昌宫词》。连昌宫为始建于隋，靠近洛阳一方的唐行宫。唐玄宗曾至连昌宫，次年而有安史之乱，连昌宫遂成为废墟。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的创作主旨是“托诸宫边遗老问对之言，以抒开元元和今昔盛衰之感”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74—75 页。，仍是与《长恨歌》相关题材的作品。陈寅恪论《连昌宫词》，开宗明义，指出：“元微之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其篇首一句及篇末结语二句，乃是开宗明义及综括全诗之议论。又与自香山新乐府序……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者，有密切关系。”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63 页。

作者接着详考元稹写作《连昌宫》是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还是闭门伏案之作，结论是后者。接着又考《连昌宫词》作于何时何地，结论是元和十三年写于通州。《连昌宫词》借宫边老翁之口，说出“努力庙谟休用兵”之类的话，是得到唐穆宗知赏的原因。《连昌宫词》既是依题悬拟之作，其中的虚构之处不尽合于史实。陈寅恪考订：杨贵妃不曾到过连昌宫，安禄山乱后未尝到过洛阳。《连昌宫词》中所写“太真同凭阑干立”“御路犹存禄山过”，如同白居易《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一样，均为想象虚构。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在陈寅恪的诗文互证中，有合有分，时合时分，显示着真与幻各自不同的魅力。

第四章论元稹的艳诗、悼亡诗及《莺莺传》。陈寅恪认为：元稹善写男女情感，因此影响中国文学甚大：

微之自编诗集，以悼亡诗与艳诗分归两类。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如莺莺传者，初本微之文集中附庸小说，其后竟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之大国巨制，即是其例。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84 页。

为便于评论元稹的男女情感作品，陈寅恪先发一大段社会风习与士大夫道德互为升降的议论，作为评价的依据：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蛻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人生时间约可分为两节，一为中岁以前，一为中岁以后。人生本体之施受于外物者，亦可别为情感及事功之二部。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85 页。

与上述类似的议论，曾出现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及1927 年与吴宓的谈话中。它是陈寅恪对时代风气与士大夫选择之间关系长期思考的又一次表达。其中也包含着家族与个人，尤其是中年以后的生活经验。带着个人的经验与思考，解释元稹、白居易的行为，符合陈氏“了解之同情”的批评原则。

陈寅恪以为，南北朝之官有清浊之别，士大夫仕宦求清望官，婚姻结高门第，是社会风尚。元稹虽是隋兵部尚书的六世孙，但元稹一代，式微已甚。唐代风气重进士轻明经。元稹原是明经出身，后登进士科以致身通显，娶名门女韦氏，由翰林学士而至宰相。元稹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在旧族礼法家风与词科浮薄进士之间，并存杂用。礼法家风表现于处理韦丛事宜，浮薄放佚体现在与莺莺的交往之中。陈寅恪对元稹的道德人品，仕宦操守，多有讥讽。对元稹的文学才华，创造能力，则多加称赞：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

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03 页。

《读莺莺传》是陈寅恪1941 年写于香港的论文，附在第四章后。就行文的关系来说，《读莺莺传》是陈寅恪研究元白最早的成果。陈寅恪认为：元稹《莺莺传》，又称《会真记》，由元稹《会真诗》而来。会真是当时习用语，真与仙同义，会真即遇仙之谓。唐时，仙多用妖艳妇人，或放诞女道士，或目倡伎者。陈寅恪认为：《莺莺传》为元稹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莺莺为其情人。元稹作《莺莺传》，直叙其始乱终弃之事迹，不为之少惭。舍弃寒女，别婚高门，是符合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行为。

《读莺莺传》论及元白在中唐的文坛地位，陈寅恪认为，《旧唐书》 《元稹白居易合传》谓“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17 页。。而非韩、柳。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至宋人欧阳修重修《唐书》时，元、白与韩、柳之评价，才迥不相同。这种改变不太为治文学史者所注意。就古文革新而言，《白氏长庆集》中书制诰有“旧体”“新体”的区别。而公文的新体，从提出主张到实施改良，与元、白有关。就古文作公式文字而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20 页。。而以古文试作小说，也是如此结果：

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盖莺莺传乃自叙之文，有真情实事。毛颖传则纯为游戏之笔，其感人之程度本应有别。夫小说宜详，韩作过简。毛颖传之不及莺莺传，此亦为一主因。

微之之文繁，则作小说正用其所长，宜其优出退之之上也。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19 页。

元和时期的文学革新，韩柳成功在古文，元白成功在诗、小说与公文写作。陈寅恪希望对元白诗文革新的贡献，做到还原真实，名至实归。这也可能是他用二十年之力，修改完善《元白诗笺证稿》的用心之一。第五章讨论新乐府。中唐新乐府的形成，也是元白诗文革新的重要成果。陈寅恪指出：

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洵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以作品言，乐天之成就造诣，不独非微之所及，且为微之后来所仿效。……但以创造此体诗之理论言，则见于元氏长庆集者，似尚较乐天自言者为详。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21 页。

受杜甫《兵车行》《丽人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启发，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与白居易、李绅有“不复拟赋古题”的约定。元和四年，李绅有《新题乐府》 20 首送元稹，元稹和12 首，白居易作50 首。李绅的乐府诗已佚，可资比较的只有元白之作。白居易《新乐府》有总序，每篇有一序，每篇首句为题目。“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的句律，元稹以七字句为常，白居易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25 页。陈寅恪据此概括白居易《新乐府》的构成特点云：

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25 页。

重视敦煌文献，引以为唐代诗歌革新旁证；关注雅俗转换，以民间俗曲作唐代诗歌革新的结穴，都体现出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研究的视野与价值观。这也正是陈寅恪接下来研究《再生缘》的一条伏线。弹词的句律，与佛经的翻译传播有关，与唐代《新乐府》相似，是流传于民间的口头俗曲。

以元白《新乐府》诗比较，白居易一吟咏一事，意旨专一，词语明白，更符合备风谣采择的风人之旨。而元稹之作，一题数意，端绪繁杂，不如白居易特点鲜明。一吟一事，也是白居易《秦中吟十首》的特点。《秦中吟十首》可以与《新乐府》视为同类。在与元稹诗作的比较中，陈寅恪还发现了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在整体结构上的匠心独具：

惟观微之所作，排列诸题目似无系统意义之可言，而乐天之五十首则殊不然。当日乐天组织其全部结构时，心目中之次序，今日自不易推知。但就尚可见者言之，则自七德舞至海漫漫四篇，乃言玄宗以前即唐创业后至玄宗时之事。自立部伎至新丰折臂翁五篇，乃言玄宗时事。自太行路至缚戎人诸篇，乃言德宗时事。（司天台一篇，如鄙意所论，似指杜佑而言，而杜佑实亦为贞元之宰相也。）自此以下三十篇，则大率为元和时事。（其百炼镜两朱阁八骏图卖炭翁，虽似为例外，但乐天之意，或以其切于时政，而献谏于宪宗者。）其以时代为划分，颇为明显也。五十首之中，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诫子孙之意，即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尚不仅以其时代较前也。其以鸦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鸦九剑乃总括前此四十八篇之作。采诗官乃标明其于乐府诗所寄之理想，皆所以结束全作，而与首篇收首尾回环救应之效者也。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是知白氏新乐府之为文学伟制，而能孤行广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31 页。

总论元白《新乐府》后，陈寅恪对白居易五十首《新乐府》逐一释义，约十万字。这种释义，夹叙夹议，或简或繁，是一种特别适宜大学授业解惑的体例。这种叙例，留下作者在大学的教学活动的印痕。

第六章论古题乐府。陈寅恪再论元、白作为诗友诗敌，其相互仿效改创对诗歌写作的重要推进作用：

夫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仿效，各自改创，以蕲进益。有仿效，然后有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倘综合二公之作品，区分其题目体裁，考定其制作年月，详绎其意旨词句，即可知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其经营下笔时，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决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和所为也。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09 页。

元稹尝试过新乐府后，不能胜出白居易，则另辟蹊径。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羡其“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和十二年后，又作《古题乐府十九首》。陈寅恪评元稹古题之作为“形则袭古，实则创新”，“十九首中虽有全系五言或七言者，但其中颇多三言五言七言相间杂而成，且有以十字为句者”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11 页。，长短参差，颇极变错之致。“故读微之古题乐府，殊觉其旨趣丰富，文采艳发，似胜于其新题乐府。”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12 页。

《元白诗笺证稿》六章正文之后为附论。作者将《元白诗笺证稿》没有成书前发表的论文收入其中，有《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五种。附录论文中有三个学术问题，值得文学史研究者关注：

第一，由白居易看中唐士大夫风习。陈寅恪认为：元稹出于鲜卑，白居易出自西域，都非妄说。但关键不在血统，还看其所接受的文化。中唐文人，“韩公排斥佛道，而白公则外虽信佛，内实奉道是。韩于排佛老之思想始终一致，白于信奉老学，在其炼服丹药最后绝望以前，亦始终一致”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37 页。。白居易炼服丹药，应至晚年。其六十三岁有《思旧》诗，有：“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愈。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35 页。白居易所提及的元稹、杜元颖、崔群等旧友至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第一流人物，各因有怪癖，而生命不永。诗中提到的“退之”，清人钱大昕为尊者讳，认为不应是韩愈。陈寅恪认为此退之非韩愈莫属。白居易诗中自诩洁身自好：“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35 页。在炼服丹药与声伎之乐这一问题上，白居易与韩愈一样，言与行充满矛盾。陈寅恪解释这种矛盾在中唐士大夫中具有普遍性：“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36 页。陈寅恪认为：白居易之思想行为，一言以蔽之曰“知足”。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37 页。理解白居易思想行为，须向老学处求，而不可据佛家之说：“其趋向消极，爱好自然，享受闲适，亦与老学有关者也。”⑥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41 页。

第二，元白诗的分类与元和体。元白诗的自我分类，体现着诗体创新者的自觉与由繁趋简的认知过程。陈寅恪在附录部分《论元白诗之分类》一文中，举元稹与白居易元和十年对各自诗作的分类，尚处在繁琐纷纭的状态。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将二十卷诗分为十体，分别为古讽、乐讽、古体、新题乐府、七言律诗、五言律诗、律讽、悼亡、五七言今体艳诗、五七言古体艳诗。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将自己所作新旧体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

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42 页。

元稹与白居易的诗体分类，持内容、形式的多元标准，体现出元和十年（815 年）诗体分类的繁杂矛盾。这种繁杂矛盾在元、白的努力下逐渐趋于简约。陈寅恪援引清人汪立名整理《白香山诗》时的发现：一是宝历元年（825 年），白居易有《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其区分元少尹诗已简化为格诗与律诗两类。二是白居易《前集》编“既分古调、乐府、歌行，以类各次于讽喻、闲适、感伤之卷，后集不复分类别卷，遂统称之曰格诗耳”⑧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43 页。。陈寅恪赞成汪立名《白香山诗后集》卷一中关于“格诗”的析义：“格者，但别于律诗之谓。”⑨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44 页。白居易此时“格诗”一词的使用，一是演变为律诗之外各类古体诗的总称，二是兼有倡导古体诗特有讽兴之旨与厚重骨格的意味。在近体诗优势明显，古体诗再擅胜场的中唐时期，元白的诗体辨析实践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特殊的存在意义。

元白对于诗体的辨析实践与诗体自觉，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认识有关，与以复古求创新，创立元和诗体的诗歌革新愿望有关，也与他们一生多次为自己作品编集的习惯有关。陈寅恪认为：元和体诗依照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中的表述，可分为两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此两类诗，影响广大。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描述：“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48—349 页。陈寅恪指出：元和体诗，在当时并非美词。《国史补》记载，“元和已后，诗章学浅切于自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49 页。可以为证。“而近人乃以‘同光体’比于‘元和体’，自相标榜，殊可笑也。”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49 页。

第三，白居易与刘禹锡之诗。陈寅恪认为：“乐天一生之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则为刘梦得。而于梦得之诗，倾倒赞服之意，尤多于微之。”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351 页。白居易认为刘禹锡的长处在标举《春秋》文章委婉之旨，并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简练沉着之名句，正可以药救自己与元稹辞繁言激之病。

《元白诗笺证稿》体大精深，与陈寅恪的韩愈研究一起，共同成为中唐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研究

陈寅恪1953 年起，转入“颂红妆”为主题的学术研究。《论再生缘》开宗明义，讲述他对《再生缘》的研究，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1 页。

首先引发陈寅恪弹词研究学术兴趣的是文体演变。即弹词文体作为民间说唱形式，其与元白长庆体、唐五代俗讲有什么样的渊源流变关系？其次是陈端生的身世与写作之谜。具备绝代才华，有八十万字情节曲折跌宕起伏的弹词存留于世，而其身名湮没，事迹几不可考。依靠民间文献及日常生活关联，重建个人的生命史，对纵横捭阖隋唐制度史、政治史的一代史学大师来说，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学术挑战。再次寄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在经过“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努力，重建陈端生个人生活史后，联想起与陈端生同时期文人汪中《吊马守真文》中“荣期二乐，幸而为男”的自伤，触发作者个人求医万里，乞食多门，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5 页。的困难遭遇，而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人生感慨。

先看《论再生缘》如何以缜密的文史考证，重建陈端生个人生命历史的。陈寅恪指出：《再生缘》之“再生”二字，来自于它是弹词作品《玉钏缘》的续作。《玉钏缘》故事场景为宋代，《再生缘》故事场景为元代。《再生缘》全书二十卷，前十七卷为陈端生所写，后三卷为梁德绳所续。陈作与梁续间隔40 年左右。续书人与原作者有同里之亲，通家之谊，但仅以“某氏贤闺秀”称原作者。陈寅恪认为：陈端生于《再生缘》第十七卷中，述其撰著本末，身世遭际，哀怨缠绵，有许多可供使用的材料。另外，陈端生祖父陈兆仑的族孙陈文述，曾获见陈端生妹长生，其《碧城仙馆诗钞》中《题从姊秋谷（长生）绘声阁集七律四首》及《西泠闺咏》中《绘影阁咏家□》中留有关端生及其夫范某的重要的记述线索。如陈文述《绘影阁咏家□》记陈端生：“适范氏。婿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因屏谢膏沐，撰再生缘南词，托名女子郦明堂，男装应试及第，为宰相，与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别凤离鸾之感。曰，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许周生梁楚生夫妇为足成之，称全璧焉。”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 页。作者决意根据这些线索，“更参以清实录、清会典、清代地方志及王昶春融堂集、戴佩荃蘋南遗草、陆燿切问斋集等，推论端生之死及范某赦归之年。固知所得结论，未能详确，然即就此以论再生缘之书，亦可不致漫无根据，武断妄言也”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9 页。。

根据上述史料，作者考证推论出与陈端生及《再生缘》有关的事件如下：陈端生祖父陈兆仑，字句山，得中博学鸿词科，曾任太仆寺卿。父陈玉敦，举人，官内阁中书，后任职山东、云南。有女端、庆、长三人，庆生早亡。母汪氏，端生、长生之文学与其母有关。陈端生生于1751 年，1773 年嫁范氏，生一女一男。作者疑范氏为范菼，陈兆仑交友范璨之子。范氏因科场事谪戍，后获恩赦。范氏恩赦如在嘉庆元年，端生去世应在1796 年。陈端生写作《再生缘》开始于乾隆三十三年九月（1768），时年十八岁，地点为北京。十六卷完成于乾隆三十五年三月（1770），时年二十岁，地点为山东登州。因母亲去世，写作中断。乾隆四十九年（1784）续写第十七卷，地点杭州。杭州续写时，对前十六卷也有修改。梁氏续书，在四十年之后。张文述、梁德绳之所以对原作者信息讳莫如深，当与范某案有关。

陈寅恪的考证，在确认范某身份时遇到困难。其对最终以范菼作为端生夫婿的结果，并不甚满意，深感有许多推论尚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作者把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写在文中。以为“未见陈范两氏家谱以前，端生夫婿问题实一悬案，不能满意解决也”。

陈寅恪在论及陈端生的遭遇与情感时，主动把自己带入。《论再生缘》引第十六卷第六十回伤春之语，以为陈端生与曹雪芹是同时之人，陈写《再生缘》是不可能看到《石头记》的。但端生的伤春与林黛玉的感伤不期冥会，已是甚为殊异。而寅恪近有看花送春之作，与绘影阁体复有重复勾连，故抄录自作《甲午岭南春暮忆燕京崇效寺牡丹及青松红杏卷子有作》一诗，引以为同调。在论及陈端生二十岁才思敏捷，即写完《再生缘》十六卷，到杭州后，为人事俗事所牵，不得不中辍。十二年后，方始续写，最终卒非全璧，遗憾无穷时，遂联想自己，“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60 页。叙写个人未能早著述的遗憾。

考证完毕，《论再生缘》复论陈端生之作的思想、结构、文词。陈寅恪认为，陈端生生活在科举为男性专占的时代，其不平之感，非他人所能共喻。《再生缘》中的主角孟丽君，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再生缘》中孟丽君中文状元，任兵部尚书，体现出端生心中对君父夫三纲的摧破，及对自由、自尊即独立之思想的向往。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遇困厄，身名湮没，又何足异哉！

论及结构，陈寅恪认为，《再生缘》煌煌八十余万字，长篇巨制，结构精密，系统分明，与《玉钏缘》的冗长支蔓相比，有天渊之别。《再生缘》一书，百余年来吟诵于闺帏绣闼之间，演唱于书摊舞台之上，比其入博学鸿词科的祖父的作品流播更广。韩愈有“发潜德之幽光”的话，“今寅恪殊不自量，奋其谫薄，特草此文，欲使再生缘再生”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69 页。。

抱有“使《再生缘》再生信念”的陈寅恪再论《再生缘》之文，谓其“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弹词其句律与佛经翻译中的偈颂、近体诗中的排律一脉相承：

然观吾国佛经翻译，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职是之故，白香山于作秦中吟外，更别作新乐府。秦中吟之体乃五言古诗，而新乐府则改用七言，且间以三言，蕲求适应于当时民间歌咏，其用心可以推见也。……弹词之文体即是七言排律，而间以三言之长篇巨制。故微之、惜抱论少陵五言排律者，亦可以取之以论弹词之文。又白香山之乐府及后来摹拟香山，如吴梅村诸人之七言长篇，亦可适用微之惜抱之说也。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其精深博大，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然止就文体立论，实未有差异。弹词之书，其文词之卑劣者，固不足论。若其佳者，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71—72 页。

弹词与佛经翻译中的偈颂、近体诗中的排律一脉相承，符合“铺陈终始，排比声韵” “属对律切“的结构特点。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就文体立论，可以和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相提并论。如此重要的发现，只有在作者研究过佛教翻译，研究过元白诗歌革新，研究过陈端生《再生缘》弹词之后，在融会贯通各文体精神气质之后，方才由“噤不敢发”一变而为大胆立言。读陈寅恪的《论韩愈》时，作者在文章开始有一句古今论韩愈者众矣，誉者讥者“未中肯綮”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19 页。；结尾处的“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32 页。，是何等的傲视天下！而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的学术表达，同样具有截断众流的胆略气势。弹词形式并不卑微，而弹词优美与否及传播广狭，则与作者的思想自由程度密切相关：

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之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72 页。

以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为诗为文，是中国文学特异于其他国家文学之处。以古文之法作骈偶之文，能够做到游刃有余的，也是凤毛麟角。它要求作者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文学史上做得最好的是六朝与北宋：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浮溪集壹叁）为第一。……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72—73 页。

弹词是以排律文体讲唱叙事的艺术形式。作者以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配合的载体，表达曲折故事与复杂事理，需要较高的语言文字能力为车，更需要自由活泼思想为驭：

今观陈端生再生缘中第壹柒卷中自序之文，……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贰拾卷中自述之文，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虽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73 页。

陈之原著与梁之续作的差别，不在记诵广博与否，而在思想自由与否。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在民间弹词艺人的身上，陈寅恪依然可以发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可贵。在对《再生缘》弹词以排律形式形成上百万字叙事文体的研究中，陈寅恪得以将自己关于六朝排比声韵、属对律切之学兴起以来骈散文体变革的思考，如佛经偈颂、以文为诗，新乐府、七言排律、变文俗曲之间互通借鉴关系，在融会贯通后，进入一种豁然开朗的学术境地。这些都是《再生缘》研究的重要收获。

在依据甚不完全之材料，考证陈端生之事迹及著作，实属艰难，且不圆满。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论证过程，触动文史大师的感慨：

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然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几不可考见。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谓“荣期二乐，幸而为男”……。今观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然寅恪所感者，则为端生于再生缘第壹柒卷第陆伍回中，“岂是蚤为今日谶”一语。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3 页。

乾隆承平之世女子陈端生有《再生缘》传世，生平事迹湮没而今已难考。而与陈端生同时代的汪中，吊秦淮妓女马守真，以“幸而为男”慰藉“哀乐由人”的幕僚生涯。以承平时期的女子陈端生，男子汪中的遭遇与心情，对比战乱之世一介书生陈寅恪的遭遇与心情，陈寅恪借陈端生“岂是蚤为今日谶”的诗句，将自己的故事从清华园的“诗谶”讲起。

九一八事变起，陈寅恪寓燕郊清华园，曾和陶然亭壁间清光绪时女子所题《咏丁香花绝句》，有“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句。卢沟桥事变后，流转西南，致丧两目，此数年间，亦颇作诗，以志一时之感触。其《蒙自南湖作》有：“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4 页。此句中竟有“端生”二字。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在英伦医院，听读小说，有李提摩太上书故事，回想初去日本读书时，在上海遇李提摩太，李有“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之语，故时有“旧时王谢早无家”诗句。治目疾无效，回到南京，又有“去国欲枯双目泪”的感叹。时至今日，“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5 页。。因此，原来诗中的“说与赵家庄里听”“北归端恐待来生”等皆成“诗谶”。陈寅恪在《论再生缘》文竟后有律诗两首并加长序如下：

癸巳秋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唐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第壹柒卷第陆伍回中“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髫年戏笔殊堪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之语，及陈文述西泠闺咏第壹伍卷绘影阁咏家□诗“从古才人易沦谪，悔教夫婿觅封侯”之句，感赋二律。

地变天荒总未知，独听凤纸写相思。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绝世才华偏命薄，戍边离恨更归迟。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

一卷悲吟墨尚新，当时恩怨久成尘。上清自昔伤沦谪，下里何人喻苦辛。彤管声名终寂寂，青丘金鼓又振振。（再生缘间叙事战争事。）论诗我亦弹词体，（寅恪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述清代光宣以来事，论者比之于七字唱也。）怅望千秋泪湿巾。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85—86 页。

诗者在“论诗我亦弹词体”一句下自注：“寅恪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述清代光宣以来事，论者比之于七字唱也。”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论弹词排律体，寄天涯沦落情。在《论再生缘》中，史学家与文学家的陈寅恪，彻底融为一体。

《论再生缘》之后，陈寅恪的力作是《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别传》1954 年3 月以《钱柳因缘诗释证》为题开始写作，至1964 年夏初稿完成，80 余万字，用时十年，完成时恰值钱柳逝世三百年。双目失明的75岁老人在完稿后，合掌说偈曰：“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暝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1250 页。其中，陈寅恪对《柳如是别传》有两个方面的自我判断：一是这是一部值得看重的著作。它是在“失明膑足”的条件下，以十年“卧榻沉思，然脂暝写”的努力，借重“乃天所假”，足可“沾沾自喜”的成功之作；二是这是一部有思想内涵，有寄托讽喻的著作。它以“亦文亦史，忽庄忽谐”的传记文体，在“了解之同情”的立场下，“述事言情，悯生悲死”，为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的政治作为、情感生活留下足以“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借鉴。

《柳如是别传》共分五章，分别是第一章缘起，第二章考订柳如是姓氏名字及附带问题，第三章柳如是与几社胜流特别是与陈子龙的交往，第四章柳如是结识并婚于钱谦益前后，第五章钱柳复明活动，附录交待钱氏家乱与柳如是自缢。

陈寅恪交待著书缘起，颇具浪漫色彩，类小说家言。著者自言笺注钱柳因缘的第一重原因是抗战旅居昆明，不意在书商处购得常熟白茆港钱谦益故园中红豆一粒，顿生笺注钱柳因缘的想法。二十余年过去，红豆尚存旧箧。作者有《咏红豆》诗，其“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1 页。句，感喟经过年岁淘洗，美人之笑何在？终剩万古之愁。笺注钱柳因缘的第二重原因是少年时的南京，埋下的旧梦遐想。时在辛亥革命之前，钱谦益之书刚从清代乾隆期的禁令中解脱，而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志士疯狂追捧。少年陈寅恪在舅父俞明震的书房中看到钱遵王所注的《牧斋诗集》，心有所动。后钱氏遗著尽出，因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而与钱著未深有赏会。昆明得豆，广州忆往，再读钱氏之书，遂生“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2 页。的感慨。笺注钱柳因缘的第三重原因，是以钱柳诗，自验所学之深浅：

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3—4 页。

从三百年前女侠名姝、文宗国士残阙毁禁的诗文之作中，窥知其孤怀遗恨及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时为被深诋被厚诬的倡门女子辨污洗地。这是《柳如是别传》写作的最重要的宗旨。

著述宗旨如此明确，如何实现，则困难重重。原因在于男主角钱谦益事迹见于两朝国史，固有阙误，尚多可考。女主角柳如是本末，散见名清间人著述及诸家诗文笔记中，因清乾隆以后的禁毁多亡佚不可得见。即使没有禁毁的史料，其中的简略错误、抄袭雷同、讳饰诋诬、虚妄揣测的地方比比皆是。梳理、辨证、发覆的工作，繁难重重。陈寅恪在第一章《缘起》中交待自己的书写策略：

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起自初访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缘，迄于殉家难后之附带事件。并详述河东君与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嘉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徵舆〕李存我〔待问〕等之关系。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4 页。

陈寅恪在交待书写策略后，抄引了自己的九首诗，作为十年写作艰难的见证。前三首诗写于1955 年，分别有：“食蛤那知天下事，然脂犹想柳前春。”“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尚托惠香成狡狯，至今疑滞未能消。”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5 页。作者的歌哭无端，作者的冥想徘徊，无不与奇女才士的研究有关。中间四首写于1956 到1958 年，分别有：“然脂暝写费搜寻。楚些吴歈感恨深。”“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欠砍头。”“生辰病里转悠悠。证史笺诗又四秋。”“岁月犹余几许存。欲将心事寄闲言。”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5—6 页。仍是然脂暝写、证史笺诗的爬梳，仍是以平生所学，诠写心史的努力。最后两诗写于1963 年。此时，《钱柳因缘诗释证》粗告完成，作者忆清词人项鸿祚“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之语，作为心中之言：“惜别渔舟迷去住，封侯闺梦负绸缪。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绵绵死未休。”“遗属只余传惨恨，著书今与洗烦冤。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6 页。三百年前文宗国士、女侠名姝已为尘土，但死恨未休。今日修史之人考证著书，将旧史翻新，为其洗刷烦冤，见其孤怀遗恨。陈寅恪十年间因《柳如是别传》写作所写成的诗，同样显示着著述的艰难和旧史新说的努力。“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4 页。也是一句很重要的著述宗旨的交待：《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没有晚清小说《花月痕》以风花雪月的故事，寄托才子佳人穷达升沉的意图；仍依《再生缘》之例，“发潜德之幽光”，演绎易代之际匹夫匹妇行为情感所折射出的民族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柳如是别传》中的男主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1610 年二十九岁时探花及第。钱谦益六十三岁以前，生活在明代；六十三岁以后，生活在清代。是一个身处易代之际，先经历过降清，复又从事过复明活动的文坛巨擘。他在明清两朝起起落落的宦海生涯，即充满着传奇色彩；加上六十岁时，在夫人陈氏安在的情况下，以合卺花烛迎娶秦淮明妓柳如是，更是一种惊世骇俗之举。柳如是二十四岁嫁入钱家，与钱谦益共同生活二十五年，风雨同行，危难共度，甚得钱氏欢心。生有一女。明末清初，支持并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1664 年（康熙三年）钱谦益八十三岁时去世后不久，家难发生。在族人的威逼下，柳如是用以死抗争的方式，结束钱柳因缘。

《柳如是别传》是一部讲述女侠名姝、文宗国士沦落风尘，因结缡而走向各自的自我自赎的传奇，男女主角在越舞吴歌、更唱迭和之外，演绎君国兴亡、死生不渝之大义。据《柳如是别传》考述：柳如是幼姓杨，名爱，幼养于徐佛之家为婢，后至吴江故相周道登之家为妾，为群妾忌，卖与倡家，改名柳隐、柳是，字如是，取辛弃疾“我看江山多妩媚，料江山看我应如此”词意。柳如是流落人间后，与松江与云间胜流如宋辕文、李存我、陈子龙多有往来，思想情感、诗文写作受胜流名士影响甚多。宋辕文与柳如是同岁，初情甚好，后因宋的退缩，柳与之分手。对柳如是影响最大的是陈子龙。陈子龙大柳如是十岁，早年是复社、几社成员，又为云间诗派、词派名家，工婉约词。1647 年入清后因参与反清活动被捕，投水自杀，年四十岁。《柳如是别传》第三章中，用相当的篇幅论述女主与陈子龙的交往。作者考证陈柳情意甚密始于崇祯六年，同居的时期在崇祯八年初夏至秋深，分手的原因在陈夫人张氏的干涉。分手后陈、柳仍眷恋旧情，陈、柳此年前后的唱和较多。陈寅恪认为：柳如是最著名的《金明池·咏寒柳》词，是因陈龙子《上巳行》之语意而作，在崇祯十二年或十三年结识钱谦益之前。

柳如是的婚姻救赎是柳如是自己发动的。宋辕文、陈子龙不能成为依靠后，柳如是主动结识钱谦益。陈寅恪引顾苓《河东君传》记曰：

崇祯庚辰冬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留连半野堂，文宴浃月。越舞吴歌，族举递奏。香奁玉台，更唱迭和。既度岁，与为西湖之游。刻东山酬和集。集中称河东君云。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349 页。

柳如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的拜访促成了钱谦益的合卺花烛迎娶。柳如是以婚姻完成了对自己风尘生涯的救赎。但好景不长。半野堂、绛云楼的更唱迭和并没有持续太久，接下来是明清易代的血雨腥风。最终柳、钱以复明的奔走呼叫，完成对钱谦益降清行为的救赎。

庚辰结缡后一年（1641 年），钱、柳至京口，凭吊韩世忠、梁红玉大战外敌的古战场。庚辰结缡后三年（1643 年），绛云楼成。庚辰结缡后四年（1644 年），崇祯死。百僚南京议推戴讨贼。钱谦益主张推潞王朱常淓，而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拥立下捷足先登。作为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的无为，被人视为谀事马、阮。钱谦益任南明朝礼部尚书，携柳如是赴南京。庚辰结缡后五年（1645 年），即顺治二年五月，清兵下江南，兵临城下。柳如是劝钱谦益投水殉国，钱谦益终未有走出殉国这一步的勇气。最后是钱谦益等三十一人出城迎降，遂成为钱谦益一生的愧疚与污点。七月，随例北行，柳如是未随行。庚辰结缡后六年（1646 年），即顺治三年，清廷授钱谦益为礼部右侍郎，明史馆副总裁。五月，弘光朱由崧、潞藩朱常淓两人因叛乱罪被杀，六月，钱谦益引疾乞归。为洗刷城下降清与北上任职行为的耻辱，回籍后，与柳如是共同参与东南遗老志士的反清复明活动。庚辰结缡后七年（1647 年），即顺治四年，钱谦益三月因黄毓祺起兵反清案牵连被逮，柳如是倾家营救，有人说贿金三十万。陈寅恪著述中考证钱氏已经没有如此多的财富。而另一史学家邓之诚认为钱家此年之后，贫富顿异，应与此次牢狱之灾有关。钱谦益此狱桎梏四十日，留南京颂系一年。灾事转化，与柳如是的拼死营救关系极大。

归里后，钱谦益与参与抗清的两位学生瞿式耜、郑成功联系密切，瞿式耜曾任流亡在肇庆的朱由榔南明永历政权的兵部尚书，1650 年殉难桂林。此年，钱谦益藏有万卷古书的绛云楼毁于火灾。两事均为凶兆。另一学生郑成功最初效力于设在福州的南明隆武政权，后成为活动在沿海地区的抗清武装，有多次北伐之举。这些军事行为时胜时败，一直给钱谦益复明希望。钱谦益在接到永历政权李定国让其联络东南的指令后，甚至在1655 年移居常熟白茆之芙蓉红豆山庄，因为这里离海上近，便于配合海上反清活动。此年钱谦益已七十五岁。稍后又与黄宗羲出资赎救抗清死难的张煌言的妻子。一切希望都在1661 年后彻底破灭。此年，郑成功进攻南京失败后，移师台湾，次年死于台湾。永历被缅人所执，次年死于昆明。陈寅恪认为：“郑氏之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民之心，而壮清廷及汉奸之气者，……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1208 页。所以钱谦益从红豆山庄迁回城中，柳如是因为绝望而落发入道。反清复明虽终无所成，但钱、柳之努力，可以看作是一种对降清行为的自我救赎。1664 年春夏之交，钱、柳先后辞世于半野堂。

陈寅恪论钱、柳因缘合于三生三死之说：

吾国文学作品中，往往有三生之说。钱柳之因缘，其合于三生之说，自无待论。但鄙意钱柳之因缘，更别有三死之说焉。所谓三死者，第一死为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而牧斋不能死。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棋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是也。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899 页。

又论与柳如是结缡对于钱谦益生命的重要意义：

牧斋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九岁时，与韩敬争状元失败，仅得探花，深以为憾。又于崇祯元年戊辰四十七岁时，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宰相失败，且因此获谴，终身愤恨。然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五十九岁时，与陈子龙谢三宾争河东君，竟得中选。三十年间之积恨深怒，亦可以暂时洩息矣。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439 页。

在政坛上，钱谦益常常是一个失败者。探花及第后横跨明末清初三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处在党争不断、倾轧诬陷的旋涡之中，“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所谓‘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848 页。。其《明史》之编，毁于大火。《列朝诗集》，“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1008 页。，1649 年刊刻《笺注杜工部集》，“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1014 页。。至于学佛，“平生虽博涉内典，然实与真实信仰无关。初时不过用为文章之藻饰品，后来则借政治活动之烟幕弹耳”⑥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810 页。。因此，与柳如是的结合，便凸显成为钱氏人生的最重要的成功。

钱谦益结缡柳如是的成功，使他成为明末清初的风流教主。陈寅恪文中比较明季江左三佳丽柳如是、王修微、杨宛叔嫁人后的命运，王与杨均终离所嫁之人，只有柳随钱而死。“牧斋于此，殊足自豪。”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790 页。陈园园、董小宛、柳如是皆一时名姝，钱谦益晚年《病榻消夏杂咏四十六首》对“陈、董被劫，柳则独免”甚为欣慰。陈寅恪论陈、董被劫及柳则独免的原因：一是因柳如是特具刚烈性格，大异当时遭际艰危之诸风尘弱质如陈、董者。二是名姝所附之人对待爱情的态度，高下勇怯有别，这是钱谦益高于冒辟疆、宋辕文之流的地方。《柳如是别传》中对柳如是的描述，除了性格刚烈，处事有男人之风长处外，还有“善记忆多诵读”⑧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597 页。，才华出众的一面，同时又“合‘倾国倾城’与‘多愁多病’为一人。倘非得适牧斋，则终将不救矣”⑨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中）》，第670 页。的一面。柳如是留给女儿的《遗嘱》中有：“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竟当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⑩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1232 页。写出了对钱谦益生前，柳如是在家庭生活中受到的尊重，也写出以死明志的刚烈与气节。对复明失败，柳如是的痛惜失望更甚于钱谦益。钱从白茆红豆山庄迁回城中后，柳如是继续在白茆红豆山庄居住，直到钱谦益病重才归。陈寅恪分析，柳如是总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国事家事的失望叠加，使柳如是断绝生念。柳如是的“不得不死”，与王国维的“只欠一死”，构成了一种遥远地呼应。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立场，使两个处在不同的易代之际的历史人物，瞬间有了精神的相通。

在讨论钱、柳情感论题时，陈寅恪有了一次把元白《莺莺传》《长恨歌》及陈端生《再生缘》合而论之的机会：

吾人今日追思崔张杨陈悲欢离合之往事，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矣。寅恪曾寄答朱少滨叟师辙绝句五首，不仅为杨玉环李三郎陈端生范菼道兼可为河东君陈卧子道。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875—876 页。

这是第三次在《柳如是别传》中引用自己诗。朱叟为朱师辙，中山大学教师，退休后在杭州生活。陈诗因唱和朱叟在杭州观看《长生殿》绝句及《论再生缘》文成有感而作，因此有“白头听曲东华史，……唱到兴亡便掩巾”“玉环已远端生近，暝写南词破寂寥”“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876 页。之句。唱兴亡事，解不了情，是《长生殿》的主题，是《再生缘》的主题，也是钱柳因缘的主题。陈寅恪认为：这些文学作品所演绎的兴亡之事与男女之情，皆如卢梭、王国维所言，是“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的结果。执着于古今兴亡事，男女不了情的研究，是陈寅恪文学研究的主线。在围绕“兴亡事”与“不了情”的研究中，陈寅恪努力寻求论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普遍存在。它既在鸿儒士大夫去取进退中，也在孺子妇人琐细日常里。作者由衷地赞美兴亡事与不了情中的女性，便成为其“著书唯剩颂红妆”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137 页。自嘲的由来。

《柳如是别传》将“了解之同情”的研究立场与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解之同情”的重要。明末吴越佳丽的故事，如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柳如是，与党社胜流交游，官家史书、坊间诗文中记述甚多，形成一时风雅。究其原因，则在于明末吴越间风气使然：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问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75 页。

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联想。地域不同，吴越与齐鲁；时间有别，明末与清初。文士理想中的女性，由吴越佳丽遂成聊斋狐仙，好读小说之作者，用“了解之同情”式的阐释，把柳如是们与聊斋狐仙做了一次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陈寅恪文史研究中使用频度高，操作纯熟的研究方法。

钱谦益在乾隆年间因高宗以“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失据，文章那有光”⑤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5 页。的评介而打入贰臣之列，去取进退颇受訾议。《柳如是别传》“颂红妆”的同时，也需给钱谦益以“了解之同情”：

寅恪案：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回忆五六十年前，清廷公文，往往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之语。今读提要，又不胜桑海之感也。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1045 页。

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噫！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辽海之事变愈奇。长安棋局未终，樵者之斧柯早烂矣。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下）》，第1002 页。

钱谦益降清，一是因为怯懦，二是迫于事势。清朝是女真八部在禹贡九州相承之土上建立的政权，按照文化优胜的原则，加上隆武、永历两个南明政权在福建、广东的苟延残喘，钱谦益反清复明的行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些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洗刷钱氏降清的污点。《四库全书提要》馆臣对钱谦益的评价多为媚主之言。至清代末年，官吏公文中“食毛践土”感戴之言满天飞，与钱谦益当年的仕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沧海已变桑田。后人念此，只余遐思无限。

诗文互证，以诗考史、释史是陈寅恪在王国维双重证据法之外，着意探究的文史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中已广泛使用，并发明甚多。写作《柳如是别传》时，因三百年间钱谦益、柳如是诗文曾遭禁毁；与钱、柳同时代人的记述多耳食或不实之言，需要甄别发覆之处甚众；加上钱谦益诗集的注者钱曾（遵王），作为钱谦益的族孙与学生，本是与事主晚年联系密切之人。但或避清讳，或刻意遮蔽，钱、柳因缘叙述需要的时、地、人多不明确。考虑《柳如是别传》写作的困难，陈寅恪在《缘起》中，辨析“今典”与“古典”概念，确立释证范围和义例：

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7 页。

此书释证钱柳之诗，止限于详考本事。至于通常故实，则不加注解，即或遵王之注有所未备，如无大关系，则亦不补充，以免繁赘。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13 页。

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第12 页。

第一条引文，诠释今典古典；第二条引文，确立释证钱柳诗，当以考证本事、释证今典为主；第三条引文，在释证钱柳时，钱、柳酬和诗的出处与脉络，当是重点中的重点。只有在酬和诗的思旨对应中，才能得其微妙。

虽然作者学术目标集中，围绕钱柳因缘，力求简洁，以免繁赘，但写作过程中，因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证实证伪，头绪繁杂，释证缠绕，《柳如是别传》的阅读，仍是一个艰难备至的过程。陈寅恪描述《柳如是别传》写作的艰难，常使用“然脂暝写”这个词语。陈寅恪以为“然脂暝写”此典来自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序》。想到八十余万字浩繁精严的考释叙论，来自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十年然脂暝写的努力，读者对生命对学术的敬畏，便油然而生。

短毫濡泪记沧桑

“短毫濡泪记沧桑”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1 页。的诗句来自陈寅恪1950 年所作《己丑除夕题吴辛旨诗》。吴辛旨名三立，为华南师大教授，曾任教于北京，与陈寅恪在1940 年代即有联系，共住广州后，多有文字交往。短毫濡泪记沧桑，是他写也是自叙。陈寅恪诗，生前由夫人唐筼手写三册，1967 年后因故遗失。上海古籍社1980 年出版时收入《寒柳堂集》的《寅恪先生诗存》约150 余题，是由弟子蒋天枢录存。蒋称其为“丛残旧稿”。1991 年陈寅恪女儿陈美延、陈流苏应清华中文系之邀，联手编辑《陈寅恪诗集》，除她们姐妹的收集之外，吴宓的女儿吴学昭从《吴宓日记》及遗稿中，寻找到相当数量的陈寅恪诗稿。吴宓自1919 年与陈寅恪在哈佛相识后，即注意在自己的《日记》中保存与陈有关的学术史料。直到垂暮之年，吴宓在自身困厄之中，还写信给中山大学，询问陈、唐夫妻的命运。吴宓对陈寅恪朋友间的真诚与关怀，成为现代学术界的一段佳话。收入2001 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陈美延所编《陈寅恪集》中，陈寅恪诗约280 余题。夫人唐筼，本来即是陈寅恪诗的主角及深度参与者。三联书店的《陈寅恪集·诗集》同时附录唐筼的诗作，在夫妻的唱和吟咏中，更见共命人的感情笃深。

《陈寅恪集·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庚戌柏林重九作》写于1910 年的柏林，时年作者21 岁。因在海外听到日本合并朝鲜的消息，而有“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3 页。的愤慨。中日甲午战争即因朝鲜主权而起，中国战败后，日割台湾，1910 年再签《日韩合并条约》。日本一步步实行在亚洲扩张的野心，而中国的利益一再受到损害与挑战。1912 年春，陈寅恪从瑞士短暂回国，辛亥革命后的南京，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陈家遂避居上海。上海一时成为清王朝罢官废吏聚集之地，遗老与悲观情绪充斥其间。陈寅恪与在北京帝都的朋友胡梓方唱和：“千里书来慰眼愁，如君真解殉幽忧。优游京洛为何世，转徙江湖接胜流。萤嘒乾坤矜小照，蛩心文字感长秋。西山也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 页。京洛当指北京南京两地，沦落江湖的胜流，萤嘒蛩心，幽忧万端。南昌西山崝庐是陈宝箴墓地。戊戌变政不成，当年的家难，而成今日的国忧。兴亡之恨，留待新篇续写。陈寅恪回到欧洲后，看到国内报纸有“大总统为终身职之议”，以法国巴黎选花魁的习俗讥讽国内的总统终身之议：“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8 页。陈寅恪留学时期的作品不多，但无不体现出对国家事务的关心。

回清华教书后，陈寅恪与王国维相处最好。王国维1927 年6 月2 日投水，给陈寅恪极大的震动。其《挽王静安先生》有“文化神州丧一身”“吾侪所学关天意”的惋惜，也有“赢得大清干净土，年年呜咽说灵均”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1—12 页。的殉清判断。七律挽诗让陈寅恪意犹未尽，又写长诗《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诗仿王闿运、王国维《圆明园词》的笔意，叙写王国维的事功学术。诗中有“一死从容殉大伦”⑥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3 页。句，结句为“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7 页。，仍未脱殉清的痕迹。1953 年蒋天枢访粤，陈寅恪与蒋面谈，蒋天枢依据老师的意思，为《挽词》长诗加注。蒋天枢所加注文，多为与诗句表达有关的本事。已流传三十年的诗，再为其加注本事，可见作者对诗拒绝误读的决心。1927 年挽王国维诗序所持的“殉文化说”，至1929 年陈寅恪所撰写的王国维的碑文中得到延伸：“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提出，既是对死者精神的升华，又是对生者精神的提振。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成为陈寅恪坚持一生的思想旗帜，也成为许多读书人所心驰神往的学术境界。

陈寅恪进入学术界，便自带强烈的民族文化本体的意识，希望中国学术，代有人出，自立自强。1926 年傅斯年归国，陈赠诗，直言学术界正新旧交接，“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而傅君学成归来，正好大显身手，对傅斯年寄寓“天下英雄独使君”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8 页。的厚望。1929 年在北大兼课，作《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抒写“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9 页。的感慨，把学术重建的希望寄予年轻学子。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夙愿在稍后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有更充分的表达。

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华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战争后的流亡生活，陈寅恪比之于南渡乞食，比之于偷生岁月。在云南蒙自，陈寅恪有《戊寅蒙自七夕》诗云：“银汉横窗照客愁，凉宵无睡思悠悠。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唐筼和诗云：“独步台边惹客愁，国危家散恨悠悠。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25 页。旧时世家子弟、怀续命河汾之志的清华教授，因战争瞬间成为贫贱夫妻，陷入百事俱哀的苦难之中。右眼失明，图书丢失，三女美延尚在襁褓之中，唐筼与孩子暂居香港，五十岁的陈寅恪奔波香港昆明的途中。其1939 年《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1942 年《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两诗如下：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狐狸埋搰摧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28 页。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32—33 页。

之后，又有双目的失明。在漂泊无依，书无可读，家不能养的种种压力下，诗人悲愤难抑：“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⑥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39 页。“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42 页。1945 年陈寅恪56 岁生日之际，有绝句三首，其一其二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⑧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43 页。因双目失明、因生活困顿，陈寅恪陷入一生的低谷。

接下来是日本投降签约，“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⑨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52 页。；接下来是英伦求医无果，“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⑩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58 页。。接下来是重返清华园，“五十八年流涕泪，可能留命到升平？”⑪⑪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1 页。接下来是1948 年12 月15 日从南苑机场匆匆飞离北京。陈寅恪有诗把北平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及这次逃离北京称为“临老”亲历的“三次乱离”，哀叹：“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3 页。

飞离北京后一个月，即1949 年1 月16 日，陈寅恪全家除大女儿因读书留下外，从上海乘船到广州，就职于岭南大学。这种“无端来作岭南人”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4 页。结果看似突兀，实际是陈寅恪求仁得仁的主动选择。这一选择在诗中被自嘲为“毁车杀马平生志”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4 页。“避秦心苦谁同喻”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4 页。。此时，国民党尚有半壁江山，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时。1949 年的清明时节，诗人还是“余生流转终何止，将死烦忧更沓来”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5 页。的人生忧患的叹息，至本年八月夏末，已换为“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⑥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67 页。朝代更替的感慨。

岭南天暖，岭南多花。诗人赏梅之余，仍有“花事已随浮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0 页。的浮想。只是时有空袭，给人“山河已入宜春槛，身世真同失水船”⑧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2 页。的违和。落地广州，诗人喜用“白头维摩”“岭表流民”自称，而居住心情也常用“寄寓”“羁泊”一类词语。陈寅恪1950 年写给两位老友的诗，比较真实地写出当时的心境：

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粱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⑨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0 页。

绛都赤县满兵尘，岭表犹能寄此身。菜把久叨惭杜老，桃源今已隔秦人。悟禅獦獠空谈顿，望海蓬莱苦信真。千里报书唯一语，白头愁对柳条新。⑩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2 页。

前诗答叶恭绰。叶氏赠诗将陈比作目盲的左丘明、师旷，陈诗改龚自珍诗句“著书都为稻粱谋”作答，屈赋魂魄还在，续命河汾梦休。抗战时叶恭绰也曾避居香港，因此香江曾有共同回忆。后诗答吴宓。吴宓时在重庆。本年为陈寅恪祝寿，有“文化神州系一身”之语。陈寅恪以为在战事未休的当下，得多方关照，岭表寄身，已是避乱的生活节奏。粤地面山向海，曾是南宗六祖慧能的成长地。悟禅与望海，均有可为。

岭南居住，避得战乱，避得寒冷，有梅可赏，但日子还要从柴米油盐过起。作为家庭主妇，唐筼1951 年元旦有诗云：“浮海相携岭外家，守贫何碍到天涯。”⑪⑪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5 页。⑬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7 页。诗里没有埋怨，只是一种真实描述。陈寅恪好言劝慰：“夫妻贫贱寻常事，乱世能全未可嗟。”⑫⑪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5 页。⑬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7 页。陈寅恪为高血压所困，述其痛苦：“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⑬⑪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5 页。⑬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7 页。唐筼教以参禅解痛之法：“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⑭⑪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5 页。⑬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7 页。面对如此相依为命的老年生活，解诗者自不可心机太深。

至于学术，毕竟经历改朝换代，许多变化则如春江水暖，学人自知：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8 页。

厌读前人旧史编，岛夷索虏总纷然。魏收沈约休相诮，同是生民在倒县。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78 页。

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86 页。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沈醉，何处千秋翰墨林。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81 页。

第一首题为《文章》，应是讽刺文章写作恪守八股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第二首题为《旧史》，宋魏以降国史，南北互轻，魏沈相诮，对生民倒悬均漠不关心。第三首为《经史》，对学术界以经为虚、以史为腐甚为担忧。没有经史为根柢的学术，可能陷入秦儒说瓜、相难不决的窘境。第四首有感于北京琉璃厂书肆旧书改业新书，张之洞当年琉璃厂必有千秋的预言从此毁弃。

1950 年后，陈寅恪就可能遭遇北客催归之事，于是《陈寅恪集·诗集》有《改旧句寄北》诗。诗人把1947年所作《丁亥春日清华园作》一诗稍作修改寄上。中有“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85 页。句。1952 年春，陈寅恪有《壬辰春日作》集中写出南渡与北归之间的考量：“南渡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芳时已被冬郎误，何地能招自古魂。”⑥陈延美编：《陈寅恪集·诗集》，第88 页。芳时已误，清华难回。清华是他和唐筼的结缡之地，那里有最好的学术时光。因此《陈寅恪集·诗集》中多处回忆燕郊旧园。1953 年，有《答北客》诗：“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苹花即自由。”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00 页。柳宗元有“欲采苹花不自由”诗，苏轼有“但忧无蟹有监州”诗，诗人改写，表明不再考虑北上的决心。

中山大学教授朱师辙，长陈寅恪十三岁，为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之孙，安徽籍人，退休后至杭州定居。陈寅恪有《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⑧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96 页。。杭州牌坊山是父亲陈三立的埋葬地，在粤湿燕寒的比较中，杭州不失为定居的理想去处。

1953 年进入《论再生缘》的写作，随后又有十年《柳如是别传》的写作，诗人的论史笺诗工作充满着艰辛，并成为其生命重要组成部分。其68 岁生日，感叹病中写书，不知何日可以刊布。诗云：

生辰病里转悠悠，证史笺诗又四秋。老牧渊通难作匹，阿云格调更无俦。

渡江好影花争艳，填海雄心酒祓愁。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⑨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28 页。

岁月犹余几许存，欲将心事寄闲言。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

故纸金楼销白日，新莺玉茗送黄昏。夷门醇酒知难贳，聊把清歌伴浊樽。⑩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28 页。

陈寅恪把一生中抗战流亡与流民岭南看作两次南渡。第一次南渡是抗战流亡，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战流亡中的读书人对晚明流亡政权集体产生联想，与晚明有关的研究论著、文学作品渐渐增多。第一次南渡中的陈寅恪在昆明得芙蓉山庄红豆，移至唐筼家乡后，在桂林居所与红豆树为伴，知红豆4 到6 年才结籽一次。其时，温旧梦，寄遐想的想法已悄悄萌生。第二次南渡，成为岭南流民，受《论再生缘》成功的鼓舞，便将平生所学，在生命衰颓的情况下，作一次“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的努力，以证史笺诗功夫，还原老牧、阿云的因缘；在钱柳因缘中，寄写独立精神之心事，刻画自由思想之遐想。因担心此书不能刊布，又做好仿效南宋郑所南《心史》封函井中思想准备。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的写作也占据着唐筼的生命空间。原错以为陈寅恪1955 年所写之诗，在三联书店版的《陈寅恪集·诗集》中被纠正为唐筼之诗。诗云：

今辰同醉此深杯，香檨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①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228 页。

诗为陈寅恪66 岁生日而作。夫人操持肴蔬，燃脂研墨，帮助高才之人，考评陈、范，笺释钱、杨。回忆燕都初见时，也是以这样的心情安排小酌。学术中的夫唱妇随与生活中的妇唱夫随，使他们从北京，走到岭南。

《柳如是别传》完成，陈寅恪也进入“以病为邻”的生命时期。其《寒夕》诗云：“寒夕无文燕，闲居有病身。废残天所命，迂阔世同嗔。飘忽魂何往，迷离梦未真。酒茶今并禁，药物更相亲。”②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60 页。以病为邻的时期，虽然感慨“闻歌易触平生感，治史难逃后学嗤。”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64 页。“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第171 页。陈寅恪还是坚持《寒柳堂记梦》的写作。这是他最后一部与义宁之学，与湖南新政、与陈、唐因缘有关的著述。一代史学大师以一部家传，为一生的学术著述划上句号。

在中国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陈寅恪是一个史学现代化中的标志性人物。他出身于晚清世家，其家庭曾处在维新变法的风口之上，祖父仕宦、父亲文学，皆有较高的知名度。出自名门的经历与苦难，使敏感好学的陈寅恪获得独特的阅读社会与历史的经验，打下中国学术的根底，并在辛亥革命的易代之际，领悟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真谛。之后辗转数国20 余年的学习经历，使陈寅恪了解西方学术的发展，接受西方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深知处在西学东渐中的中国学术，当选择宋代儒家“采佛学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的策略，与世界学术会通。在儒、释、道、西学重压下的中国学人，读书治学，“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才得以发扬。这种上下求索寻求真理的精神，被陈寅恪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一直为陈寅恪所坚持，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被表述为“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⑤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 页。。又被表述为“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⑥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5 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也一直为陈寅恪所据守。在《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红妆”中，作者所颂，均归结于独立自由二义。其《赠蒋秉南序》中所引以自傲的“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精神依据，也在于此。

陈寅恪进入学术选择从“殊族之史，异域之文”处入手，寻找中国西域学与世界东方学的连接融会。在后五四时代，中国大学快速发展，急需自成体系，充分利用新发现、新材料，与西学融合贯通，坚持民族本位立场的中国史课程与教材。根据大学教学与人才培养的需要，陈寅恪遂转向中古史的研究。并在抗战流亡中，写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述论稿》两部中古史研究专著。两部著述坚持文化高于血统的基本观点，认为李唐的成功在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有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两部史著在结构上带有旧史学繁琐求证的特点，但其史论是截断众流，新意迭起的。陈寅恪史学著述所体现的文化自信，对抗战中的中国和站起来的中国，意义重大。

陈寅恪的学术兴趣，在1944 年《元白诗笺证稿》初成及长达十几年的修改中，更多地转向文学。在文学研究中，佛教传播的中唱偈、元白的长庆体及《再生缘》的弹词，被联系起来，雅与俗的转换，构成文学史发展的契机。而民间女词人、吴门佳丽，也进入史学家的视野，并在“了解之同情”与“诗史互证”立场与方法的互动下，获得了经典的意义。

陈寅恪最值得尊敬的还在他顽强的生命意志。病目使他“续命河汾”的理想大受打击。他在一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为中古史奠基的两部著作；他在双目失明的困厄中，完成其他著作的修改、著述。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耿介、傲岸，与他接受的教育与文化有关，也是他生命意志的一种表达方式。陈寅恪不是社会对立者，而是命运抗争者。把陈寅恪看作社会的对立者，可能是对陈寅恪最大的伤害。“了解之同情”，是陈寅恪所创造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成为今天研究陈寅恪所应该秉持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