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 陈洪连

青岛大学 反腐倡廉研究中心，山东 青岛 266071

类型学研究旨在分门别类地研究特定问题，按照一定标准将其划分为若干类型。“类型学研究作为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常用的基本方法，主要在于建构框架、确定场域。”①喻中：《法家的类型学考察》，《东方法学》2016 年第4 期。从类型学角度考察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问题，需要在明确划分依据的基础上，构建更加清晰的、立体化、整体性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类别界定、表征分析及其治理策略等方面。

一、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内涵及其类型学考察的意义

当今时代，网络信息传播的复合性、丰富性、交互性和即时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大学生网民作为网络信息的第一接触者，求知欲和好奇心强烈，敏锐度和可塑性较高，其观点和态度往往决定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由于受到互联网技术的隐匿性和虚拟性，现实伦理道德在网络空间的“失语”、大学生网络伦理观念的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所谓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是指在高校网络舆情生成与演变的过程及其应对，大学生违背网络伦理原则和规范，在价值、认知、语言、心理、行为等方面发生的混乱失序状态。“哲学上把社会既有的行为范式、价值观念被破坏，对社会成员缺乏约束，社会呈现某种紊乱无序状态称之为伦理失范。”①程晓宇：《纠正媒体伦理失范刻不容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 年第2 期。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既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失范，又是网络心理行为的失范，实质上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失范，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失范”②彭小兰、李萍：《网络道德失范的类型、特质及其应对路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5 期。，它反映了高校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基本伦理规则的缺位及其调控作用的弱化或失灵。

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是具体的、特殊的、情境性的现象。从学理上讲，往往难以穷尽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所有样态，并逐一列出对应的解决办法。但在实践中，可以运用类型学分析的方法，搭建具体与抽象、特殊性与普遍性、情境性和概括性沟通的桥梁，在明确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是什么”的基础上，归纳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具体类型“有哪些”，进而探讨分类治理或辨证施治应该“如何做”。简而言之，运用类型学方法考察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同时也有助于全景式呈现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现象，描绘其特定的诱发因素或触发机理，进而基于分类施治和综合治理的要求，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策略。对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进行类型学考察，同时也有助于在把握不同类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独特表征的基础上，更好地反思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共性特征。

其一，高校网络舆情中的伦理失范问题，是现实社会人性危机的折射和反映。“网络信息技术的负面效应实质上反映了人自身的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实际上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危机。”③靳凤林、邵艳：《网络伦理学的依据、内容和职责》，《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6 期。转型期的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加剧，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日益多元。高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抬头，违背诚信、放弃道义、极端利己主义现象屡见不鲜，言行不一、见利忘义、破坏公物、情感放纵等现象时有发生。高校道德滑坡、人性危机蔓延扩散，投射到网络空间中，会引发诸多伦理问题。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指出，“当真实世界用各种检查制度和权衡措施把住邪恶之门时，人性中的所有恶魔，却在极短时间内跳到赛伯空间里重新开张营业”，“赛伯空间的创建者的初衷是建立一个精神理想国，或者说建立一个人们以诚相待的实验性世界，可是他们发现，自己眼前呈现的反而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抽象空间。”④[美]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71 页。高校大学生群体或多或少地受到现实人性危机的影响，高校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炒作盛行，致使高校网络舆情道德危机和伦理失范的萌发。

其二，高校网络舆情中的伦理失范问题，是网络伦理秩序紊乱的印证和体现。高校网络舆情的生成和传播隐藏诸多道德风险，对高校网络伦理秩序形成严峻挑战。大量事实证明，高校突发事件一旦发生，网络上常常形成肯定或否定、支持或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网络舆情的内在生成发展机理本质上是技术高度发达的风险社会公众集体情感的释放。心理学称，人类天生具有使得自己认知结构保持相对不被破坏的倾向性。而一旦这种倾向性受到干扰破坏，就会产生关于某类事件否定性的评价和态度”⑤孙越：《网络舆情的伦理秩序建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6 期。，这是维持情感平衡，寻求心理慰藉的手段。一方为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往往将是非曲直、善恶美丑搁置一旁，对另一方横加指责、露骨讥讽或无耻谩骂，双方争吵恶斗导致网络上充斥着污言秽语，网络空间乌烟瘴气，严重污染网络生态。诚如美国政治家斯蒂文森所讲：“魔鬼不在原子中，而在人的心灵中”。高校网络舆情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助推网民的非理性化、情绪化、极端化、负面化的网络表达，进一步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进而导致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

其三，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问题，蕴含网络自由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高校网络舆情在传播过程中，时常发生网络自由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网民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网民以网络自由为理由，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网络舆情管理主体则以公共利益为名进行网络舆情管理”①徐铁光：《网络舆情管理的伦理问题及其对策》，《伦理学研究》2015 年第2 期。，网络自由及其规制是网络舆情治理的核心议题，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大学生作为网络舆情管理的客体，宣扬“我的地盘我做主”，过度强调个体的网络自由，认为维护“公共善”的网络舆情管理活动侵犯了个人自由，忽视了自己应尽的网络责任和义务，进而容易出现网络自由和“公共善”的失衡。

二、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分类依据及其具体类型

目前学者主要聚焦于网络伦理失范问题的研究，并基于特定标准做出类型划分。例如，王娜、孙伟认为，网络伦理失范问题日渐突出，主要表现在网络价值异化、网络语言失范、网络诚信缺失、网络侵权盛行。②王娜、孙伟：《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表现、实质及其防治》，《高教学刊》2015 年第3 期。刘丽萍对大学生网络行为伦理失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其常见类型为网络言语失范、学术腐败、涉及网络色情和欺诈。③刘丽萍：《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现状及对策研究》，《高教学刊》2016 年第2 期。徐文婷认为，大学生网络行为伦理失范的常见类别主要是学术论文抄袭现象普遍、大学生“黑客”层出不穷、微博言论伦理失范。④徐文婷：《大学生网络行为道德失范》，《重庆高教研究》2022 年第3 期。学者较为关注网络行为伦理失范问题，而对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基于对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类型划分，有的放矢地提出应对策略，是亟需加强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进行类型学考察，需要首先明确依据和标准。评价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依据和标准多种多样，按主体维度可分为管理者伦理失范和大学生伦理失范；按表现维度可分为显性伦理失范和隐性伦理失范；按内容维度可分为价值迷茫型伦理失范、诚信缺失型伦理失范、权利失控型伦理失范、道德绑架型伦理失范等等。应予说明的是，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现象纷繁复杂，并非简单的类型划分就能囊括全部现象。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类型学考察，相关的分类依据和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各种类型的伦理失范现象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呈现出迥然有别的特征。本文侧重于从内容维度出发，对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进行类型学考察和分析。

（一）价值迷茫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

大学生是网络用户的原住民和主力军，习惯于通过网络空间表达倾向性意见、态度和观点。大学生在虚拟空间进行即时交流，可以很方便地隐匿真实身份。在缺乏互联网主流价值导向的情况下，个别大学生我行我素，很容易产生价值迷茫现象，主要表现为：

一是主流价值观念荒芜。由于网络崇尚多元价值，异质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部分大学生根据个人价值偏好解读网络文化，只关注与自身利益有关的网络信息，推崇网络文化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极少考虑国家命运、民族情怀、奉献精神等主流价值观念。

二是价值固化或冲突现象突出。部分大学生不善于理性思考，奉行“娱乐至死，加冕为王”的反智化消遣文化，娱乐狂欢现象甚嚣尘上，网络文化产品越来越模式化和套路化，加剧了网络信息的同质化。个体的自我封闭与自娱自乐，导致“信息茧房”产生。有的大学生本能地拒斥反思和挑战，价值固化问题较为突出。不仅如此，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个别大学生往往放纵自我，过分看重个性化表达，不能有效化解自由与秩序、权利与责任、个体和集体等方面的价值冲突。

三是价值虚无主义显现。当今时代，网络文化迭代更新加快，内容变动不居，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受此影响，网络文化擅长解构而非建构，习惯于挑战规范而非确立规范，旧的价值准则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建立，网络价值真空难以避免。由于缺乏互联网主流价值的引导，价值虚无主义现象浮出水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也导致了人类交往方式的异化，它在去中心化的同时造成了人类过度的自我沉醉，沉醉到头脑完全虚无到一切。而这让现实的伦理准则在网络世界中彻底崩塌。”①杜仪方：《风险领域中的国家责任：以日本预防接种事件为例证》，《行政法论丛》2012 年第1 期。围绕特定事件产生的网络舆情，大学生展示出浓厚的兴趣，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进行解读。由于对网络舆情事件没有事先的制度规范和行为约束，没有总体性价值目标的指引，很多人仅是从自身利益和个人见解出发，坚持“怎么都行”的态度，不断切换解决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价值虚无主义日渐彰显。

（二）诚信缺失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

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大学生喜欢在网络空间畅所欲言，表达见解。他们是高度同质化的群体，年龄大体相近、知识结构相仿、社会阅历较少，对网络虚假信息缺乏甄别和判断能力，容易以讹传讹，不断放大信息的虚假性。虚假网络舆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

在高校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个别大学生罔顾事实，违背诚实守信原则，任意传播虚假信息或政治谣言，制造思想混乱，甚至攻击和诋毁政府，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有的大学生在网络上注册虚假的个人信息，为传播不实信息提供掩护，肆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有的大学生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事实一知半解，捕风捉影夸大宣传，未经考证，任意发布不实信息；有的大学生罔顾社会责任，竞相转发网络谣言，导致网络谣言呈几何级数增长；还有的大学生为在评优评奖过程中“脱颖而出”，大搞网络虚假投票，开展更为隐秘的舞弊和不公正行为，等等。凡此种种，导致虚假网络舆情野蛮生长，引发网络混乱与无序。

（三）权利失控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

在网络空间表达观点和意见是大学生正当的网络信息权利。但是，如果网络信息权利被滥用，则很容易发生网络信息权利失控的风险，网络偏激或低俗言论、网络语言暴力、网络黑客行为等即是例证。

其一，网络偏激或低俗言论的出现。面对恋爱挫折、学业坎坷、事业不顺、生活困顿等问题，有的大学生将网络作为宣泄负面情绪的平台，为吸引眼球和寻求刺激，“语不惊人死不休”，言论偏激，行为乖张，肆无忌惮地发表违背事实和常理的言论。有的大学生在网络交流或发帖留言时，将粗鄙低俗用语甚至污言秽语散布于网络空间，甚至出现痞子化、黄色化和黑话化的网络语言风格。

其二，网络语言暴力的放纵。网络语言暴力主要是指个别大学生在网络空间发布具有攻击性、伤害性、侮辱性的视频资料和语言文字的现象。有的大学生崇尚“暴力美学”，在高校网站网页、电子公告栏、网络聊天室、博客论坛等媒介上，无端攻击谩骂、人身污蔑、恶意诽谤屡见不鲜，遗忘理性、不讲法治、逾越伦理的现象频频发生，在行使自身网络信息权利的同时侵犯他人正当的网络信息权利。

其三，网络黑客行为的发生。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自媒体缺乏“把关人”等因素，有的高校网络黑客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和及时的矫正。在侥幸心理的支配下，个别大学生滥用网络信息权利，实施网络黑客行为。他们凭借网络技术优势，未经他人允许进入别人的计算机系统窃取信息，或是攻击对方电脑程序导致电脑瘫痪，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和财产权。

（四）道德绑架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

与现实社会舆情传播的整体性特质不同，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带有“去整体性”“碎片化”的色彩。“网络的碎片式流行语有着极强大的传染性，往往容易产生跳跃性的节奏和瞬间变动的情绪。”①John Paul II, Message for the 33 rd World Communications Day. n .4 , January 24,1999.在此情形下，高校网络“意见领袖”就以博主、版主的身份整合和引导网络舆论，将其意见和态度凌驾于众多网民之上，主宰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进而产生网络世界中的个人膜拜和英雄主义，助推网络道德绑架现象的发生。

网络道德绑架是指该行为实施者以个人道德准则为标准，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对他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人迎合和遵守其道德立场和态度的行为。“道德绑架本身之所以也是一种道德失范，事实上就是因为道德绑架本身要么只是简单地符合道德绑架者本人一时的道德判断，要么道德绑架者本人并非出于道德的目的，而只是单纯地为了通过道德评判的方式来获得读者的响应，进而迫使被绑架者屈服于道德压力。”②韩旭：《网络道德绑架的失范与治理》，《人民论坛》2018 年第6 期。该行为打着“道德正义”幌子，行舆论绑架之实，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取代复杂维度的相互宽容。它对个体道德义务提出过高要求，剥夺他人的道德权利和自由，弱化道德和法律约束力。

网络道德绑架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主要表现为：个别大学生网民挥舞“道德大棒”，对他人进行无底线的抨击和讨伐；或是利用博主、版主的权力，将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凌驾于其他网民之上；或是利用网民的个人崇拜情结，煽动网民情绪，主宰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或是以“英雄”自居，对异见严加斥责，用煽动性和情绪化语言刺激大学生敏感的神经，令其在众声喧哗或群情激愤下丧失判断力，进而沿着错误方向发表不当言论，产生“群氓狂欢”的景象。这种“道德绑架式”的做法，打上“个人意志”的深刻烙印，存在违背网络道德和主流价值的风险，容易导致网络舆情偏离正常轨道，增加网络舆情治理的难度。

三、辨证施治：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的治理策略

在谋划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治理策略时，应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做到分类施治与综合治理的结合。“当我们认定事物属于一种类型而非另外一种类型时，意味着我们要运用适用于这一类型的方式去把握和对待它，如果疏于认定或造成混淆，则很容易使我们的行为走向行为目的的反面。”①王爱菊：《教学冲突的类型学考察》，《现代教育管理》2011 年第8 期。为应对价值迷茫型、诚信缺失型、权利失控型、道德绑架型等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需要在把握不同类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独特性的基础上，有所侧重地采取应对举措。譬如，对于第一类伦理失范，重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对于第二类伦理失范，重在加强社会信任和道德诚信建设；对于第三类伦理失范，重在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对于第四类伦理失范，重在提高“网络意见领袖”的责任伦理水平。但是，无论何种类型的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单纯依靠某一种治理策略，往往难以奏效。治理不同类型的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需要在把握其共性的前提下，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多措并举、辩证施治。

（一）价值引领：对网络核心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应用

高校网络舆情变动不居，大学生思想鱼龙混杂，价值选择日益多元，部分学生是非颠倒、荣辱不分、善恶混淆，网络舆情乱象纷至沓来，亟需在网络空间构建核心价值观，弘扬正能量和主旋律，引领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

在价值观转化层面，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进行移植，创造性地应用到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凝练高校网络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和直接依据。为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的价值引领，有必要将“和谐”“自由”“平等”“公正”“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应用，以有效抵制低俗、媚俗、庸俗的网络信息，坚决取缔暴力、色情、反动的网络内容。

其一，网络和谐价值观。在高校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要实现网络舆情主体、网络舆情客体、网络舆情内容的和谐。党和政府、高校、媒体等利用伦理规范进行网络舆情管控，引导大学生网民尊重社会公序良俗，尊重他人正当权益，传播充满积极信息和正能量的网络舆情，促进网络和谐目标的实现。

其二，网络自由价值观。网络自由不是无法无天，不是奉行无政府主义，而是要有自己的伦理限度，即行使个人的自由，不得妨害他人的自由。网络自由更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否则会引起网络混乱与无序。

其三，网络平等价值观。在网络空间，每个主体地位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尊卑有序之别。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在网络社区每个人都是“道德异乡人”，都可以平等地对话交流，平等地享有网络权利。

其四，网络公正价值观。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各种德性中，“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公正是最主要的，它比星辰更加光辉。”②[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03 页。“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的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③[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纲、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3 页。网络公正价值观倡导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避免“数字鸿沟”的消极影响，防范对他人正当网络权利的侵害。

其五，网络诚信价值观。“人无信不立”，网络社会如果缺乏诚信，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网络炒作会屡见不鲜，人们在网络社区将无法进行高效沟通。因此，无论是网络舆情主体，抑或是网络舆情客体，都要恪守网络诚信价值观。上述五个方面的价值观，分别构成了网络核心价值观的目标、限度、底蕴、精髓和基础，五者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在高校网络舆情伦理秩序建构过程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党和政府、高校、媒体等要善于运用微信、微博等渠道，传播充满积极信息和正能量的价值观，引导大学生网民尊重社会公序良俗，尊重他人正当权益；要培养有思想、有知识、有能力、敢发声的优秀学生干部担任网络“意见领袖”，让他们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导航者、传播者和践行者，围绕高校热点问题发表权威意见，引领大学生在网络空间谨言慎行，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二）弘扬“善治”：推动多元主体民主协商与合作共治

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架构，无法适用自上而下层层控制的科层体制，而是需要构建一个弥散的、民主的、多元的治理体系。“网络的出现打破了科层制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赖以存在的地域，使政治权力在流动的信息与发达的信息技术面前显得无能为力。”①周汉华：《互联网对传统法治的挑战》，《法学》2001 年第3 期。这就需要弘扬“善治”的伦理精神，在网络空间落实平等对话、民主协商的精神，动员网络舆情利益相关者在网络空间合作共治，进而达成网络道德共识并自觉遵守相关伦理规范。

网络舆情“善治”，推崇平等交流和民主协商的伦理精神。要承认和尊重高校管理者、教师、大学生社团、学生等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确保他们享有平等的网络地位和权利，实现各方的沟通与合意，创制诸如《大学生文明上网公约》等广泛认可和普遍遵守的高校网络舆情伦理规则。要实现高校网络舆情信息共享，共同致力于解决高校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侵权、网络攻击等问题，保证高校网络舆情得到有效治理。

网络舆情“善治”，提出广泛参与和合作共治的道德呼吁。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需要全体网络参与者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高校网络舆情治理不能搞“关门主义”和单方主导，而应当通过政府、社会、家庭、学生等多方参与、共享共治构建互联网伦理秩序。各参与主体都有权提出意见和主张，将自身的利益关切体现在网络道德约定之中；都有权全程参与网络道德规则的讨论、制定、签署、公布、实施等所有环节，使多元主体的意志和利益得到公平合理地协调。高校要落实相互信任机制，摒弃零和博弈思维，通过网络空间的开放合作寻求利益联结点，做到共建共享共治共赢。“这种合作的内在机理基于如下的愿景：这一治理网络愈大，参与范围愈广，合作的重要性就愈加凸显，当然这有赖于加入网络的利益相关者对已制定规则的共同遵守以及由此给其他参与主体所带来的示范意义。”②Morth. U, Soft Law in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04, 141.

（三）重塑诚信：增强“制度+技术+教育”治理效果

伴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逐渐成为践行诚信的新空间。针对高校网络舆情诚信缺失的问题，需要遵从“制度+技术+教育”的思路，引导大学生开展诚信之行，塑造诚信品格，闪耀诚信之光，为建设网络诚信提供有力支撑。

首先，健全高校网络诚信管理制度。高校应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科学评估大学生诚信表现，并辅之以必要的褒奖和惩罚机制。要贯彻网络实名制管理，要求学生上网时输入校园卡号码或身份证号码。要成立高校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统筹辟谣渠道，实现全平台同步推送，及时消除各类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

其次，运用技术手段防范大学生网络失信行为。要大力开发大学生网络监控软件，在软件中植入上网诚信提示，对大学生浏览网页的行为进行痕迹识别和信息监测，过滤不良网站，拦截不实信息，确保网络空间安全可靠。高校要善于运用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宣传诚信榜样和典型事例，开辟网络诚信建设新阵地。

第三，实现高校网络诚信教育生活化和常态化。要发掘和整理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诚信故事，引导大学生见贤思齐，在潜移默化中涵养诚信品格。要将诚信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之中，同时围绕网络诚信主题开展征文比赛、微电影制作、文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此提高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和品格，增强网络诚信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唤醒责任：提高网络管理者责任伦理水平

“唤醒主体的责任自觉意识既是责任伦理内在的道德诉求，也是化解现实伦理责任危机的旨归所在。”①潘建红、杨利利：《责任伦理与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 年第1 期。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者要提升责任伦理水平，有效应对各种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问题。

首先，防患于未然，履行好网络舆情“把关人”的职责。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者要及时收集高校网络舆情动态，定期向学生干部、辅导员、学院（或系）团委通报；整合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机构职能，构建运转顺畅的网络舆情工作联动机制，对煽动性、暴力性网络言论进行实时监控；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激励大学生追求真善美，自觉抵制假恶丑，提高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预防化解能力。

其次，构建工作机制，规避网络舆情伦理失范风险。要完善公开公正透明的网络舆情沟通机制，确保网络舆情可管可控，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要建立高效运转的网络舆情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发布舆情信息动态，通过主动设置正面议题，把握网络舆情引导主动权；要建立常态化的网络舆情评估分析机制，评估网络舆情风险，消除网络不实信息和不当言论。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大学生正当权益。高校管理层应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消除其愤恨不满、牢骚满腹的根源，防止他们将现实生活中的不满转移到网络空间；要全面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需求，做好思想引导和心理干预工作，解决大学生情绪偏激、消极厌世、自我封闭、自私冷漠等问题，引导大学生培养积极情绪和正向思维，减少刻薄的中伤和恶意的谩骂，积极净化网络生态，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利失控型高校网络舆情发生的几率。

第四，贯彻依法治校，营造良好的网络秩序。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者要以身作则和引导大学生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和安全上网。健全网络法律法规，加强高校网络管理制度建设，及时删除人身攻击、道德绑架之类的网络信息，必要时采取网络禁言或注销注册账号的措施，并严肃处理造成恶劣影响的网络道德绑架者。

（五）自我规制：增强大学生网络道德自律意识

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19 页。面对网络技术的冲击和挑战，道德自律是破解良方。“网络空间是与物理空间不同的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网络与现实社会不同的场景和特性决定了把传统伦理道德的运行机制直接搬到网络空间中是行不通的，网络空间需要构建适合网络特性的新伦理秩序，而这种构造，核心的问题是网络行为道德伦理主体的建构。”①严耕：《网络伦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 5 页。因此，每个网络道德伦理主体要基于理性，关照网络“公共善”和共同体利益，养成网络自律的良好习惯和美德。

一方面，增强大学生自我规约的能力，推动网络他律向自律的转换。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网络舆情面前，有效规制网络舆情失范现象，不能寄希望于关闭网站、删除网贴、禁止上网等强制性策略，而应倡导“慎独”的理念，敦促大学生严格约束自己，培养良好的网络人格，拥有健全的网络心理，开展正确的网络行为。唯有如此，外在的网络他律规范才能真正转化为内在的自律操守，形成稳定的网络人格特质和行为反应模式。

另一方面，号召大学生自发制定网络自律公约，加强自我管控的意识和能力。康德指出，道德的本质是“人为自己立法。”②[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104 页。可依据或参考《文明上网自律公约》，倡导制定诸如《校园文明上网公约》、《大学生网络行为规范》等校园规范性文件。要建立大学生互联网道德档案，充分发挥良心“道德法庭”的作用，对自身的不当行为进行道德审判，矫正网络舆情表达的失范现象。要努力做到“慎独”，自我约束，洁身自好，遵纪守法，大力弘扬社会正气，切实维护网络道德秩序。

（六）社区营造：推进自媒体和网络社区伦理建设

随着高校网络社区的快速发展，网络社区逐渐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间。“只有在管理和自我约束下，才能够形成融合了不同文化追求却有共同道德伦理规范的网络社区。”③裘伟廷：《虚拟世界呼唤网络伦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1 期。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者自上而下与大学生群体自下而上相结合，共同致力于自媒体和网络社区伦理建设，是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精神的体现。当前，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已呈现出多中心共同参与的特点，管理者和大学生要相互合作、共同配合，不断增强开放性、民主性和渗透性，推动自媒体和网络社区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

其一，重视自媒体伦理建设，矫正自媒体网络行为。自媒体为所有人发表意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受限制的空间。要围绕网络技术、信息传播、社会伦理和法律法规等对大学生开展自媒体伦理教育，重塑自媒体发布者的网络价值观，引导大学生牢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要教导大学生恪守伦理底线，不随波逐流，不迷信网络信息，走出失之于盲从，失之于浮躁，失之于肤浅，失之于迷惘的道德困境。

其二，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拓展网络社区伦理建设资源。要对“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把以“礼”为核心的道德意识发扬光大，增强高校网络文化社区参与者的责任观念和契约意识，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网络参与态度和行为。要借鉴传统“礼法合流”“德法共治”“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等思想，把网络立法管制同网络媒介主体自律相结合，让诚实守信遍布网络社区的各个角落，引导网民自觉维护网络社区的整体利益。

其三，要学习西方网络文化社区伦理建设的经验，规范网络信息发布与大学生个人或社团使用信息的合法性。由于扁平化、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是网络社群的重要特征①庞正、周恒：《场域抑或主体：网络社群的理论定位》，《社会科学战线》2017 年第12 期。，这些特征也让参与网络社群的社会个体获得了不同于社会实体组织结构的文化—心理体验。②于春洋、于亚旭：《全球化叙事中的社会个体身份认同》，《东方论坛》2020 年第5 期。要顺应网络文化和网民心理变化趋势，建构网络社区伦理规则，大力宣传公平、正义、责任、宽容等传统美德，引导大学生以理性态度参与网络生活，增强其伦理判断和抉择能力。

综上所述，从类型学角度考察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主要表现为价值迷茫型、诚信缺失型、权利失控型、道德绑架型等若干类型。在高校网络舆情日益复杂的当下，对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辨证施治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解决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和权利冲突，以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发展，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二是创新高校网络舆情伦理规制手段，将市场规范、技术规范、法律规范、行政规范、文化规范等创造性转化并运用到网络舆情管理之中，做好网络舆情的指导和协调工作。三是实现网络舆情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促进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现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予强调的是，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每一类型高校网络舆情伦理失范发生的独特机理，推动研究兼顾学理层面的反思和实践层面的考察，并归纳和探索分类施治的精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