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立龙 刘雪晴 董子立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一、引 言

1970 年代以来，金融化逐渐被视作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科技革命催生产业变革，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生产力飞速发展，加之科技与金融日益融合，经济社会发展愈加显露出“金融化”趋向。但也应看到，技术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特别是新技术涌现对服务业与金融业的强力助推作用，也可能挤压实业投资①张成思、张步昙：《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经济研究》2016 年第12 期。，带来虚拟资本爆炸性增长、经济活动重心转移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反过来阻碍技术创新。那么，科技革命是否构成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影响因素？这一影响的典型表现和理论逻辑是什么，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是否相同？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亟需从历史、逻辑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进行系统分析。

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研究资本主义金融化及其形成。学界对金融化概念的界定，大致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金融宏观地位上升的视角②杨玲、胡连生：《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及其社会矛盾的加深与激化》，《理论探讨》2017 年第4 期。，金融部门转型的视角，企业微观治理的视角③Foster J. B.,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2007, 58（11）,pp.1-12.，资本积累模式的视角①蔡万焕：《危机后资本主义金融化模式是否结束》，《当代经济研究》2011 年第8 期；张成思、张步昙：《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经济研究》2016 年第12 期。，资本间关系以及新自由主义重构的视角②Palley T. I ., "Financializati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7, 26（9）,pp.9-15.。关于金融化形成的解释，则有劳资关系变革的视角③尹兴、董金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6 年第12 期。以及基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视角④张敏：《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美国经济金融化问题分析》，《学术交流》2010 年第1 期。，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金融拜物教方面寻求原因⑤李瑞德：《资本拜物教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当代经济研究》2015 年第7 期。。但是较少有学者从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层面来探究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技术动因或工具支撑。而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对包括金融化在内的任何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的认识和分析，绝不能脱离特定的生产方式背景。由此，我们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出发，审视金融化形成与演化背后的技术动因。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技术与科学的萌发，到科技革命的产生及其驱动的工业革命或产业变革，再到现代经济金融体系形成与不断完善，人们对生产力、科技、产业及经济结构、经济与金融的耦合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科技革命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带动产业变革和就业结构调整；科技革命与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运用，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市场经济在更广阔领域与空间发展，为金融化及其全球蔓延准备了物质技术支撑。⑥羌建新：《金融全球化、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国际金融安全——基于信息科技革命的视角》，《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6 期。随着信息时代到来，信息科技革命影响到人类思维与行为模式，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市场经济运行技术形态。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科学技术对经济流通尤其是金融运转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金融交易网络化、服务一体化、对象精准化、操作简易化，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和价值评估的成本”⑦欧阳彬：《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金融化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5 期。，甚至重新塑造了金融业务、服务乃至整个金融行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使货币形态转向数字化、货币流通日趋网络化，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推动了虚拟货币的不断创新和转型⑧羌建新：《人类走向数字货币时代》，《世界知识》2020 年第15 期。。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黏合，而是以类似化学反应的方式推动着金融的发展与深化。借助科技革命的力量，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便利，其运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被不断扩展至极限，甚至使一些承接西方发达国家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

二、科技革命影响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理论逻辑

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并非一种短暂的社会经济现象，而是由多重经济关系交织形成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存在着深刻的生产方式根基与经济结构演化机理。审视与剖析金融化发展演进的技术动因与科技形态，有助于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虚拟外表下的结构症结与运行本质。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命题，但其关于货币、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和信用制度等的论述为我们探究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提供了基本原理乃至分析框架。在金融形式变迁层面，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货币及金融工具虚拟化趋势构成资本主义金融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资本运行与演进层面，马克思阐释了资本的形成本质及循环周期规律，通过分析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说明了资本的运动规律，描绘与阐释了借贷资本与金融资本形成与演化中的各种技术形态。

1.货币及金融工具变迁中的技术因素

货币是从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一般等价物，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基本职能。马克思指出，货币流通过程本身蕴藏着货币职能转变的可能性，故“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因而“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伴随经济社会与商品交换的规模化、便捷化发展，货币职能及其形式不断深化，这一发展过程背后有着“商品、劳务与设备等的技术支撑”。①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48、152 页。此外，货币形式的转变又会导致市场交易方式的变革，表现为交易链条缩短、交易成本降低、金融分工更加发达，从而市场交易中的商品和商品化的有形、无形产品日益丰富，扩大了货币的交易对象和作用范围，促进了货币化的发展。②陈享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下的金融化现象解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 年第2 期。因而，“历史地看，每一次技术革命的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而货币形态的沿革也同样折射出技术变迁的印迹。从这一意义上说，货币功能效应存在着技术条件的约束”③曾康霖：《金融经济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106 页。。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因而，科技进步在提高社会生产力、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催生出信用制度和一种新兴金融工具——信用货币，“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④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685、164 页。作为一种替代货币的金融工具，信用货币起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进一步带动股份资本的形成以及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流通，从而体现出货币职能的深化和职能演变。

进入21 世纪以来，基于加密技术与区块链技术发展，加密货币应运而生。在大幅缩减交易成本的同时，加密货币呈现“高效私密”交易特征，推动经济金融化与虚拟化的发展。“据Coin Gecko 数据显示，全球加密货币市值估测达到9710 万亿美元，其中比特币市值占比为22.4%，以太坊市值占比为12%。”⑤Coin Gecko：《按市值计算的加密货币价格》， 2022 年 6 月 16 日，https://www.coingecko.com/.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加密货币“从复杂且低效的基础技术开始，以规避与中间商即传统银行的利益冲突为目的”，实质是“一种骗局，并迅速成为许多诈骗者的首选支付方式”。⑥The New York Times, "From the Big Short to the Big Scam", 2022-06-07,https://www.akilligundem.com/from-thebig-short-to-the-big-scam/.

2.信贷资本与金融资本形成与演化的技术动因

科技进步是推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技术动因与支撑。伴随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一方面，社会资本在单个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通过积聚和集中两种途径汇集到少数资本家手中，“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①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724 页。。因而资本积累可以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规模扩大，又会引起技术构成的进一步变革，最终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利润率下降并产生相对过剩资本。在伴有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和资本过剩。为满足价值增殖的目的，这些过剩资本必然会从利润率降低的生产性投资转向金融领域，大多数的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的资本家手中并形成财富垄断，而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只拥有极少数的财富总量，由此导致工人日益贫困化，其消费能力逐渐衰减。膨胀式的产品生产与狭小的市场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导致实体经济增长停滞。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资本在竞争或者危机中被挤出生产领域，开始在金融业继续寻求增殖机会②赵磊、肖斌：《经济金融化何以可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13 年第3 期。，“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货币贷放者、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③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77—578 页。。

在信用杠杆作用下，资本集中规模逐渐扩大，过剩资本从职能资本运动中游离出来，形成生息资本。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对货币资本家而言，生息资本增殖就是“钱生钱”的游戏，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似乎不通过任何生产活动就能产出利润，“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做媒介而赚到钱”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68 页。。实际上，金融利润是金融资本家向产业资本家让渡货币资本支配权而分享的产业利润，金融部门不创造利润但参与价值的实现过程。⑤文书洋、牟爽、刘锡良：《中国金融业利润过高了吗——基于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的分析与实证证据》，《经济学家》2020 年第 6 期。货币资本积累即金融利润的形成过程包括以下三步：首先货币资本家或金融资本家将手中的金融资本借贷给产业资本家并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次，产业资本经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三种形式的变化，再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扩大的货币资本形式复归；最后，产业资本家将部分利润以利息的形式偿还给金融资本家，即金融资本以利息形式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完成金融资本的积累。⑥朱东波、任力：《“金融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2017 年第12 期。在这一过程中，信用的作用体现在“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⑦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440、497—498 页。。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具有了高利贷资本的性质。这种脱离产业资本形式而独立完成的资本循环过程，意味着货币资本在流通领域开启独立运行模式。此时，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工具与交易机制更加复杂，金融虚拟化趋势出现。现代金融业正是以虚拟性的资本为基础，进行“钱生钱”的金融活动，迎合了剥削者的“暴发户”本质。①赵磊、肖斌：《经济金融化何以可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13 年第3 期。信用货币是生息资本的高级形式，这种货币是以虚拟化的票据和数字符号化的货币流通为基础。从本质上来看，虚拟资本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与以货币或货币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的货币资本积累相比，虚拟资本积累是以非货币金融资产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它推动了资本的虚拟化发展，尤其各种金融创新衍生工具使虚拟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二）佩蕾丝“技术-经济”范式下的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解析

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研究欧派克石油危机原因和后果时，意识到技术创新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迁，这一观点集中于其《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中。佩蕾丝提出了一个关于技术革命、金融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动态关系的解释框架，并将金融化融入到技术创新的经济长波理论中，为揭示科技革命与金融化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佩蕾丝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整个经济中得以传播的过程”就是一次发展的巨潮，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形成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最佳惯性模式，它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所构成。”这些原则形成具有普及性的“常识”并渗透到社会实践中，通过形成“包容排斥机制”使整体经济生产率提高。一般而言，每次发展巨潮大约要持续45—60 年。佩蕾丝将这一过程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导入期的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展开期的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导入期是新旧范式斗争的时期，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技术会遭遇旧范式的抵抗，并在金融资本地推动下，与科技革命相关的核心产业和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于是，金融资本扩张并趋于膨胀，导致以衰退为标志的转折点出现。泡沫破灭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而此时“高歌凯旋的新范式以其现代化的力量重新组织和塑造了整个经济结构，这种力量已经变成了标准的最佳惯性方式，充分发挥了它的财富生产潜力”②卡萝塔·佩蕾丝（Perez C.）：《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芳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5、21、44 页。。

正如佩蕾丝所说，“技术革命中要求最严苛的试验基地正是金融世界本身，……在每一种范式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组织的创新当中，有一些加速了货物的运输和信息的传输。这些创新通常又可以接着作为变革之源服务于货币、银行和金融部门”。因而，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传播都倾向于刺激金融领域创新，推动金融资本获取超越生产资本的支配权，加速金融化进程。“大爆炸宣告着技术革命的到来，具有革命性的新兴企业家们很快超越了所有现有部门的利润创造潜力，金融资本向他们蜂拥而来，只要有必要随时准备开发出适当的新金融工具。”因此，市场中存在着大量寻找盈利机会的“闲置货币”，它们具有与生俱来的流动性但无法被技术革命全部吸收。但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以钱生钱”的目的，于是，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断裂从此开始。狂热阶段是金融资本从自身起飞的喧嚣阶段，也是一个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阶段。依靠技术革命的支持和运用，金融资本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以钱生钱”的任务：一是通过建立贷款“倒金字塔”来控制正在运转的企业，二是对房地产、黄金和贵金属、期货市场、艺术、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操作工具进行投机。“随着可用资金数量的增长，名义价值的增值是自我强化的，其结果被概括为资产膨胀。”特别是狂热阶段末期，金融资本家们沉迷于赌场经济的狂热迷乱气氛中，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愈发严重。“一方是金融体系内竞逐高额回报的大量金钱，另一方是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中财富创造的总体速度。作为其结果的资产价格膨胀产生了没有保证的资本收益，这种收益完全脱离了它们所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利润和股息。”于是，任何事物的实际价值概念都被抛弃，资产膨胀不可控制，在账面财富与真实财富之间、技术革命核心产品的现有需求规模和潜在供给规模之间、社会上被排斥的群体和那些收获了泡沫果实的人们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因而“金融化”局面形成。但这种金融泡沫的幻觉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在浪潮转折点的十字路口，经济崩溃为狂热阶段画上了句号，它使金融资本不情愿地回到了现实，并开启重新确立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恰当联系的清算与接受时期。一旦适当的条件被创造出来，协同阶段就开始了。在这一阶段，生产资本被重新明确为财富的创造者，而金融资本则是其促进者，“金融资本充分发挥了它的中介作用，其作风的浮华和冒险程度当然小于在赌场经济中，但却以更稳定的方式赚取高额利润”。①卡萝塔·佩蕾丝（Perez C.）：《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芳萌等译，第104—105、82、112、120 页。

到了成熟阶段，许多主流范式中的核心产业都呈现出枯竭的迹象，但高度模式化的旧产业仍有条件尝试未经验证的技术和拓展市场，这种尝试越是成功越使其积累更多，从而闲置资金增多，金融资本又开始泛滥并寻找其他出路。“金融资本开始支持在边缘部门的投资，向远方的新客户销售，并将生产转移到更廉价的地方。”②卡萝塔·佩蕾丝（Perez C.）：《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芳萌等译，第146、91 页。同时，拥有好项目的借款者越来越少，金融资本贷款的标准逐渐降低，贷款被拨付给越来越弱的债务人，伴随的风险贴水也就越来越高。因此，这时金融资本所表现的行动将为将来的债务危机和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出现播下种子。

佩蕾丝指出，自18 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经历了五个不同的阶段，伴随出现了五次技术革命，相应形成了五次发展巨潮：1771 年英国产业革命，1829 年蒸汽和铁路革命，1875 年钢铁、电力、重工业革命，1908 年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革命，1972 年信息和远程通讯革命。每次发展的巨潮，“都出现了由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对新型基础设施过度投资的狂潮，大量的货币倾泻到这种过程中，最后在泡沫破灭后，大量堆积的纸面财富被消灭了”③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 年第2 期。。

三、历次科技革命影响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历史演进

回顾资本主义经济史，可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货币化阶段、经济证券化阶段、经济虚拟化阶段和经济数字化阶段，由此构成了经济金融化的萌芽、初级、中级和高级形式，“货币化和证券化是金融化的先导和基础，当货币化和证券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虚拟化趋势才随非货币类金融工具的迅速扩张而趋于强劲”①韩璟：《经济金融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硕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10 年，第10 页。，成为金融全面渗透于现代经济的主要形式。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革命一般划分为四次，即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互联网和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以新兴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基于此，我们梳理与审视历次科技革命影响或驱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货币化

1760 年代，英国率先通过蒸汽动力实现机械化生产，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工业生产方式诞生，人类的生产水平进入到蒸汽动力时代。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变革推动了英国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并利用高生产年率控制以自然条件为优势的农业市场，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垂直型”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垄断了国际贸易。②田云华、周燕萍、邹浩、王凌峰：《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际贸易》2020 年第2 期。随后，蒸汽机技术很快越过了国界，在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广泛生产和应用，蒸汽机的发明为国际交通运输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787 年，美国发明家菲奇制造了第一艘轮船，但由于其航行速度较慢而没有实用价值。1807 年，富尔顿在美国建造了“克莱蒙号”用于在哈德逊河上连接纽约和奥尔巴，其航速远快于一般帆船，它标志着蒸汽动力船取代帆船的新时代到来。1829 年，英国工程师史蒂芬森第一次将铁路运营的各项要素整合起来，并在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上试验成功，随后这一技术广泛传播，纽约的工程师兼实业家彼得·库珀制造出美国第一台名为“拇指汤姆”的机车。由此，轮船的出现使人类征服了海洋，火车的诞生使人类征服了陆地，国内和国际间贸易日渐繁荣。工业革命前农业仍是美国的主导产业和财富来源，但到1770 年代，纽约已经成为一个在英国控制下商业繁荣的港口。贸易尤其是国际间贸易的快速发展对货币产生了强烈的需求，社会经济生活对货币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货币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包括商品交换领域，还涉及非商品交换领域，因而呈现出经济货币化趋势。这种货币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交易货币化，即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量比重上升，而物物交换比重减少；二是收入货币化，即居民收入分配中货币收入比重上升，而实物分配比重下降；三是资产货币化，即居民持有的货币性金融资产比重上升，而实物性资产比重下降。

货币是金融的原始形态，也是金融的基础核心元素，因而建立在货币基础性地位之上的经济货币化是经济金融化的初级形态。蒸汽机的发明催生出第一次科技革命，从而引发了交通运输领域的重大变革，使国际贸易规模逐渐扩大。贸易往来增加了货币需求，使货币的使用范围扩大，交易、收入和资产方面均呈现出货币化趋势，因而，经济金融化的初级形态即经济货币化趋势形成。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证券化

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以自然科学为先导，以电力为主要标志，包括无线电、内燃技术、冶金和化学等方面的技术革新。1831 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明了电磁感应，整个电磁学的发展过程既是电磁理论的完善过程，也是电技术开发及应用过程。“1886 年美国的斯坦德莱建立了美国最早的交流发电厂，把交流电首次用于商业照明”③郑积源编：《科学技术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252 页。，这意味着以电作为新形式的能源被逐渐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电气技术的兴起既引起了动力革命，也激起了通讯革命。随后，莫尔斯发明出电报机和电码，贝尔发明出电话，康拉德建立了第一家商业无线电广播台，电报、电话和无线电使信息传递更加便捷，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工业化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革新是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1886 年奥托发明出内燃机，并在同年应用于汽车生产，随后又成为了飞机的理想能源。内燃机的应用促进了冶炼工业的发展，1875 年，安德鲁·卡内基成立了第一家使用酸性转炉炼钢的美国钢铁厂，钢铁时代由此开启。“在1860 年，美国所需的钢铁还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短短几十年后，美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过超过了全欧洲钢铁产量的总和。仅卡内基钢铁公司一家钢铁产量就超过了英国全国的产量。”钢铁产量的快速提升带动了铁路行业的发展，“美国的铁路总里程也从南北战争结束时3.5 万英里增长到1890 年时的16.4 万英里”，进而为许多重工业产品如钢轨、铜线、机车等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并形成规模经济效应。①约翰·S.戈登：《伟大的博弈》，祁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 251、252 页。这一飞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催生出垄断制，即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依靠先进技术设备的优势进而控制市场，使生产和资本更加集中，并产生巨额的资金需求。1817 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在此之后工业发展的巨额资金需求逐渐从银行间接融资的制约条件中解脱出来，转向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领域。1878 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尚未有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公司，但到了1900 年，工业股票已经成为华尔街股票的主力。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金融机构日益丰富，金融工具日益多样化，证券市场交易成为主导性的金融交易方式，因而经济证券化是一个走向成熟的金融发展形态，是经济金融化的初级形式。以自然科学为先导，电力、内燃机和化工技术的应用与革新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实现，而且带动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垄断引起的巨额资金需求与银行间接融资的制约条件产生矛盾，从而滋生出新的融资方式即证券市场交易，使更多的个人货币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国民经过经济中的证券化资产比重提高，经济呈现出证券化趋势。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

信息技术是在十九世纪末物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无线电报、三极管、雷达和电视等的发明到半导体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再到电子计算机、微波技术、自动化技术的出现，电子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1946 年2 月，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 宣告制成，其计算速度比当时最快的机电式计算机要快一千倍，标志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代——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随后，计算机技术经历了五代的衍化发展。1972 年，英特尔微处理器作为最早和最简单的芯片上的计算机宣告问世，这种微处理器大大降低了计算机的生产成本，它标志着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的诞生。硅谷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使科技创新实现了爆发式增长，这反过来也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造富运动。“1980 年，随苹果电脑公司成功上市并公开募集资金13 亿美元，风险投资机构蜂拥而至，竞相在硅谷设立办公室。”“没有一个行业像证券业这样迅速而密集地应用计算机了。在微处理器问世10 年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就彻底改头换面了。”②约翰·S.戈登：《伟大的博弈》，祁斌译，第 499、496 页。进入1980年代的华尔街，计算机和通信卫星技术使人类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实现了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使美国获得不受限制印刷美元纸币的特权，从而金融衍生工具兴起把金融推向了高度虚拟化阶段。在这一阶段，金融市场面临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和高通货膨胀的新环境，为了规避通货膨胀、利率和汇率等风险，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方式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虚拟性更强的金融工具，并通过网络技术提供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结算等金融相关业务，金融创新不断深化①安强身：《民间资本异化与后疫情时代的本质回归》，《东方论坛》2022 年第2 期。，现代金融理论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与运行机制获得转变，推动了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业发展。

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金融衍生工具为核心的经济虚拟化是经济金融化的中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依托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虚拟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金融市场逐渐成熟并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经济金融化步入稳定阶段。

（四）第四次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数字化

1990 年代，克林顿政府开始重视并大力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从而引领世界进入到经济数字化时代。1998 年1 月，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首次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同年7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报告，揭开了美国经济数字化的大幕。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反映美国信息技术革命引致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提法。“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②中国网信网：《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6 年9 月29 日，http://www.cac.gov.cn/2016-09/29/c_1119648520.htm.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生产和消费逐渐由工业化转向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效率实现再次飞跃，网络、信息、数据和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其价值创造占比持续增加，从而经济形态呈现出知识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在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中，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明确指出数字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了全球的生产和生活。③俞裕兰、杨靛青：《数字经济背景下离岸软件外包双边匹配推荐模型——基于考虑心理因素的多时点目标决策》，《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 年第3 期。据统计，2016 年，美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11 万亿美元，增速高达6.8%；占GDP 比重为59.2%，增速达1.6%。④康伟、姜宝：《数字经济的内涵、挑战及对策分析》，《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 年第5 期。新兴技术的出现和普及不仅为工业部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为资本市场带来了变革。正如《商业周刊》所说，数字经济不仅是技术革命，也是金融革命，它使当今世界的经济变化超出多数人的意识。对传统银行而言，“银行业不得不置身于市场机制中，在这种机制下一家银行只有致力于利用与客户的关系创在价值。银行通过获得与用户相关的信息，深入分析，集成化，并从每位客户的利益出发最终实现信息的价值”⑤[美]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等：《数字经济蓝图电子商务的勃兴》，陈劲、何丹译，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99 页。。银行业逐渐向数字化、虚拟化发展，为家庭资产向资本市场转移提供了便利条件。《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2019 年美国参与全球性金融资产的家庭比率高达43%。⑥徐文娣、李聪、邵雯玉：《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 年第2 期。1990 年代以来，虚拟货币、衍生性金融产品、风险投资基金等新兴金融工具在美国相继出现，通过金融交易杠杆化使企业融资更加便利，进而资本市场规模扩大，资本流动性大大增强；而资本市场扩大又刺激了投资，导致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的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增强。从纳斯达克指数来看，1990 年10 月该指数处于低位，在320 点左右；而2000 年3 月10 日，已创造历史最高纪录，达5132 点。资本市场的繁荣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其中，正如克里普纳所说：“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是我们已生活在金融世界。”①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常盛、李春红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 年第6 期。为应对2007—2008 年间的经济大衰退，美国政府为大银行提供了补贴，但最终的财政赤字压力承担者是工薪阶层，而金融业采取降低利率等措施，但仍能通过抵押房贷、信用卡贷款、助学贷款等为自身谋利。因而，投资理财观念成为人们日常思维的重要内容，家庭愈发成为一个金融决策单位，从而导致人们日常生活的金融化。

四、当前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演化的趋势特征

伴随技术更新迭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总体呈现加速发展趋势，并逐渐渗透至社会经济活动的多个层面，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传统银行业逐渐向数字化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创新，资本市场规模扩大、流动性增强，金融因素甚至是金融资本日益渗透到每个家庭内部，经济金融化已成为一种全域性常态化现象。

现代金融垄断资本凭借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与核心力量，像毛细血管一样向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全面扩张和深度渗透，迫使每一个人不断地接受、遵循和采纳金融化的活动方式、行为规则、思维理念，并将其作为一种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熟视无睹的存在方式。每个人的日常消费、日常交往与日常观念都深深地打上了金融的烙印，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感叹：我们已完全生活在金融世界。一方面，从基本生活资料到其他社会物质条件，其在被实际消费前，很大程度上都已被金融垄断资本所掌控，甚至转化为全球期货交易市场中的标的物，被牢牢地吸附在金融垄断资本价值增殖的链条上。②鲁春义：《经济金融化的理论机制及其实践——基于资本积累理论的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21 年第8 期。另一方面，基于技术特性，互联网金融具有更强的客户“触达”能力③张正平、黄帆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东方论坛》2022 年第3 期。，家庭作为日常交往活动的基本单位，愈发成为一个从事跨行业、跨时期、跨区域投资理财的金融决策单元。“也就是说，家庭通常持有了全部金融市场的一个截断面，它们的财富与整个市场紧密联系而不是仅仅和某一个特定公司相联系。”④欧阳彬：《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金融化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5 期。此外，“信息技术发展为组织结构扁平化提供了技术支持，组织的内在秩序、规则与结构开始重构”⑤许清清、路兰、刘鹏程：《复杂网络视角下劳动自组织的演化路径与政府机制设计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8 年第10 期。。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与技术更新加持下，企业逐渐重视市值与股利的相关决策，股东价值在企业目标中占据了决定性位置。企业的金融化转向，不仅改变了公司的价值导向、员工阶层的福利，也塑造着企业的投资和创新行为。基于美国现实经验的研究表明，企业的金融化转向使得创新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出现失衡，政府并没有直接从技术创新成功中获得相应的税收或知识产权收益，而金融行动者却利用自身的有利位置，通过金融市场攫取了与其贡献不相称的超额回报。⑥李国武：《公司金融化、风险-收益配置与技术创新——美国经验的启示和反思》，《金融与社会》2020 年第1 期。

科技革命催生产变革。科技与金融日益融合促使金融业地位显著提升，也导致实体经济衰退并呈现产业空心化趋势。一方面，“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改造最显著和最深刻的领域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模式，以及商业模式，特别是金融模式”①栾文莲：《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形成的原因分析》，《党政研究》2017 年第1 期。、云计算及大数据处理技术的空前发展，孕育出加密货币，实现了数字金融交易的时空延展，更加紧密地将各个时期、空间以多种嵌套形式链接起来，不仅能实现当前剩余价值与未来各期剩余价值之间的配置，同时也便利了各种风险在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转移。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及运行框架下，基于资本的趋利性，西方跨国公司将中低端制造业向成本更低廉的亚非拉国家转移，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和产能下降趋势、产业体系日渐单一、工业及制造业规模日益萎缩、工业增加值占GDP 总量百分比逐年下降等结构性矛盾。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而疫情下欧美国家普遍出现的医疗物资短缺，凸显了制造业和实体产业空心化的矛盾和不良影响，推动人们反思过度金融化的利弊得失。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纵深发展，新的经济运行形态应运而生，马克思所言的资本力求超越一切空间限制的“资本脱域性”因信息技术赋能变得更强但更隐蔽，更具统治力的数字资本产生并形成了对金融和实体经济运行的巨大操纵力。借助于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态，新兴的大型互联网平台资本，融合了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形态，将资本扩张与增殖的力量渗透到涵盖生产与生活、金融与实体的各个领域，并呈现出更强大的操控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信息技术革命，“隐蔽性地”强化了资本输出和对新兴国家的掠夺。②刘鹏程：《经济全球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47、48 页。当前，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在金融体系下更加猖獗，通过让全世界为其金融危机买单的模式，美国率先复苏并开启“美国制造”回归之路，加大对其他国家甚至盟国的经济掠夺。③姬旭辉、叶青：《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发展阶段、危机演变与疫情冲击》，《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 年第3 期。

五、结 语

本文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技术视角。长期以来，学界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分析，往往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制度根基出发，探讨金融化的制度本质及经济效应，却较少涉及生产力和技术层面的因素分析，从而忽略了金融化的技术动因及科技架构，这可能阻碍对资本主义金融化历史演变规律及趋势特征的认识，也不利于找到金融化应对的技术支撑及“工具箱”。

为此，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演进和时代特征三个层面，探究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形成与演化的影响，有如下几点发现。第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根源于资本逐利的天性，是资本不断发掘新的技术与金融手段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当资本与实业部门形成良性互动时，资本逐利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而当资本脱离实体产业甚至形成虚拟经济空转时，资本逐利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形成甚至带来金融危机。第二，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提供了技术动因和支撑。科技创新强化了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与演进的重要催化因素。第三，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不同的科技革命形态下具有不同的特征。特别是1970 年代末以来，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呈现“过度金融化”的特征。第四，过度放松金融监管会加剧金融化的不良经济后果。1970 年代末以来的泡沫经济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 年代到2000 年代之初的互联网狂热与技术泡沫破灭，第二个阶段是2003—2007 年的信用泡沫破灭。①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 年第2 期。其中，第二阶段正是由于在第一阶段泡沫破灭后未及时加强金融监管、放任自由市场所导致的。

经济金融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演进的典型特征，根本上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基本矛盾，但审视其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与运行形态，决不能忽视生产力结构及其科技形态的支撑性作用。研究资本主义金融化背后的技术动因，剖析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乃至虚拟化的具体影响，既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防范资本主义过度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入”，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能的过度金融化风险应对，提供科学的技术分析范式与有效的对策工具箱。当前我国亟需警惕“科技金融技术滥用”和“金融衍生工具创新过度”对国民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助推效应，积极探索构建基于信息、数字及智能技术形态的金融化监测评估及风险管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