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德 王 硕

1.烟台大学 民族研究所，山东烟台 264005；2.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20

南朝诸政权中，南齐存在时间最短，灭亡速度最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动乱不安的政治局面，南齐的民族关系却较为平稳，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动荡，这与南齐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有着直接关系。本文拟对南齐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实践活动及显著特点进行初步梳理与探讨。

一、齐高帝、齐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

齐高帝萧道成，东海郡兰陵县（今山东临沂市）人，为南齐开国皇帝。齐武帝萧赜为萧道成长子，南齐第二位皇帝。总体来看，齐高帝和齐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一脉相承，主要包括“共伐魏虏”①《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1023 页。与“柔远能迩”②《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8 页；《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55 页。两大思想观点。

（一）“共伐魏虏”

早在南北朝初期，南朝就积极联合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对付北魏，并将这一策略当做处理与北朝关系的重要手段。如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 年），卢水胡盖吴起兵十余万反于杏城③卢水胡盖吴起兵时间，《魏书·世祖纪》记载为太平真君六年（445 年），而《宋书·索虏传》记载为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此从《魏书》。，宋文帝派遣使者前往联络，并“使雍、梁遣军界上，以相援接。”①《宋书》卷95《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2341 页。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时，也曾叱责刘宋“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②《宋书》卷95《索虏传》，第2346 页。最迟在宋顺帝升明二年（478 年），即南齐建立前一年，萧道成也产生了联合柔然对付北魏的想法。据《南齐书·芮芮虏传》载：“升明二年，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轨使芮芮，克期共伐魏虏。”③《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第1023 页。

萧道成的“共伐魏虏”思想，基本延续了历代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外交关系所采用的“远交近攻”策略，也是刘宋联合卢水胡、柔然、吐谷浑等势力夹击北魏战略的延伸，但这一思想的具体形成，则与南齐当时紧张的内外关系局势有着直接联系。

南齐初建时，政权并不稳固。在南齐内部，因萧道成是阴谋篡位夺取政权，来路不正，从而遭到多人反对。荆州刺史沈攸之、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等人密谋起兵时，朝廷“殿内宿卫主帅，无不协同”④《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第12 页。，可见当时心存宋室、反抗萧氏的势力十分强大。南齐的外部形势也很严峻。刘宋灭亡后，北魏趁机扶持宋文帝第九子刘昶，封其为丹阳王，许诺他“以克复旧业，世胙江南，称藩于魏”⑤《资治通鉴》卷135《齐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高帝建元元年十一月癸丑”条，第4233 页。，同时派遣梁郡公元嘉、陇西公元琛、河东公薛虎子三路人马南侵，威胁南齐边境。所以，对刚刚建立政权的萧道成来说，与柔然合力夹击北魏既可以将南齐军民的注意力由政治斗争转移到外部战争，以消弭内患，也能为南齐赢得安稳发展的外部环境。

此外，自永嘉之乱后，北伐收复中原继而统一天下，是东晋、南朝政治家普遍的理想追求，如东晋丞相王导就曾想“戮力王室，克复神州”⑥《晋书》卷65《王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1747 页。，晋成帝时主政的庾亮也有“开复中原之谋”⑦《晋书》卷73《庾亮传》，第1923 页。，谢安在淝水之战后“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⑧《晋书》卷79《谢安传》，第2075 页。。刘裕为了统一天下，更是多次北伐后秦、南燕等政权，其子刘义隆在位时也想“修复旧境”⑨《宋书》卷95《索虏传》，第2331—2332 页。。东晋以来渴望“一统”的政治思潮与历代追求“一统”的思维惯性自然会对萧道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在称帝时的诏书中就明确表示：“朕以寡昧，属值艰季，推肆勤之诚，藉乐治之数，贤能悉心，士民致力，用获拯溺龛暴，一匡天下。”⑩《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2 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南齐初年复杂的政治局面、紧张的民族关系形势以及“一统”的思想潮流，共同促进了萧道成“共伐魏虏”思想的形成。

已在蒙古高原上崛起的柔然对“共伐魏虏”的提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早在延兴三年（473 年），柔然为夺取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曾发兵“寇敦煌”⑪⑪ 《魏书》卷7《高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139 页。，结果为北魏镇将乐洛生击退。在此关头，南齐遣使邀约夹击北魏，予成可汗立即出动三十万骑兵南下。因北魏防守得当，据守不战，予成可汗“于燕然山下纵猎而归”①《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第1023 页。，没有取得实质性战果。

萧道成也在南方集结力量积极备战，他一方面“欲发王公已下无官者为军”②《南齐书》卷23《褚渊传》，第429 页。，另一方面派遣徐州刺史崔文仲进取淮北，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建元二年（480 年），北魏“步骑号二十万”③《资治通鉴》卷135《齐纪一》，“高帝建元二年二月丁卯”条，第4236 页。主动出击，南齐上下乱作一团，百姓“皆惊散奔走”④《南齐书》卷26《王敬则传》，481 页。，幸赖豫州刺史垣崇祖、右将军周盤龙等人借助地势，采取水攻策略，魏军“人马溺死数千人，众皆退走。”⑤《南齐书》卷25《垣崇祖传》，第462 页。

此战过后，柔然对“共伐魏虏”依旧保持很大的热忱。建元二年（480 年）、三年（481 年），予成可汗“频遣使贡献貂皮杂物。与上书欲伐魏虏”⑥《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第1023 页。，柔然国相邢基祇罗回更是致书萧道成，称“虽吴汉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振霜戈于并、代，鸣和铃于秦、赵，扫殄凶丑，枭剪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踪齐、鲁。”⑦《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第1024—1025 页。柔然为了维持与南齐的合作关系以对付北魏，不仅以收复中原旧境相诱，甚至还打出了“光复中华”的旗号，而萧道成却一改之前积极北伐的态度，对柔然的邀约十分冷淡，没再继续出兵北魏。建元四年（482 年），萧道成在临终前还特意嘱托辅政大臣司徒褚渊、左仆射王俭说：“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远能迩，缉和内外，当令太子敦穆亲戚，委任贤才，崇尚节俭，弘宣简惠，则天下之理尽矣。”⑧《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8 页。

可见，以攻打淮北失败为标志，萧道成思想发生了逆转，他的头脑冷静了下来，处理民族关系的思维方式开始转换，由激进走向和缓，由战争转为和好。萧道成民族关系思想之所以会在短暂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有三点原因：

其一，在综合实力上，由于刘宋多次北伐失败以及北魏屡次南侵，南朝“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⑨《宋书》卷95《索虏传》，第2359 页。，战线也由黄河拉至淮水，北强南弱的局面已经形成。南齐初建时，军国政务百废待兴，力量十分弱小，当时“连年虏动，军国虚乏”⑩朱铭盤撰：《南朝齐会要·食货·垦田屯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451 页。，出征淮北的“诸戍士卒多褴缕”⑪⑪ 《南齐书》卷49《王奂传》，第849 页。⑫ 《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第4 页。，后勤保障严重不足，基本不具备发动进攻战争的能力。

其二，萧道成与北魏交锋所产生的恐惧心理。萧道成早年常与北魏正面交战，大都失利，如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宋魏大战时，萧道成率军支援宁朔将军臧质，结果“为虏所攻围，甚危急”⑫⑪ 《南齐书》卷49《王奂传》，第849 页。⑫ 《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第4 页。；元嘉二十九年（452 年），萧道成击败武兴戎与兰皋戎后趁势攻入关中，但随即被北魏军驱赶，萧道成“军力疲少，又闻文帝崩，乃烧城还南郑。”⑬⑪ 《南齐书》卷49《王奂传》，第849 页。⑫ 《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第4 页。这些战争经历使萧道成对北魏实力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建元年间的这次惨痛教训又加深了他对北魏的忌惮。而且，作为一个“沈深有大量，宽严清俭，喜怒无色”①《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8 页。的政治家，萧道成有着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他显然不会意气用事，非要与北魏闹到鱼死网破的地步。

第三，萧道成虽有“一匡天下”的想法，但他更想“身率天下，移变风俗”②《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9 页。，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他曾多次表示，“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③《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9 页。。所以，相较于其他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放弃收复中原对萧道成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心理负担或心理落差。

（二）“柔远能迩”

“柔远能迩”在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占有一定地位，《尚书·舜典》就提到“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诗经·民劳》也说：“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汉书》 认为，“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时举傅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迩，燀耀威灵，龙荒幕朔，莫不来庭。”④《汉书》卷100《序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4238 页。“柔远”即怀柔远方，“能迩”主要是指安抚邻国与之和睦相处。可见，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以柔和的方式，怀柔远方，优抚近地，从而使民族关系达到一种比较安定的状态。

虽然齐高帝没有机会亲自将“柔远能迩”的思想落实到实践中，但他临终前的这个遗愿却为后世所继承，齐武帝在永明七年（489 年）就重申：“春颁秋敛，万邦所以惟怀，柔远能迩，兆民所以允殖。”⑤《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55 页。因此，“柔远能迩”是齐武帝和齐高帝共同的思想成果。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柔远能迩”呢？其实，萧道成在遗诏中已做出了解释，那就是“缉和内外”，即与“内”、“外”都和平共处。所谓“外”主要指北魏以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内”则指南齐境内诸“蛮”、“僚”、“傒”等族。

对于如何处理与北魏以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齐高帝已定下了“和”的基调，齐武帝基本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进。

首先，稳固边防，改善民生，不给北魏以可乘之机。国家要想获得长久的和平，前提是自身有足够的力量，尤其要在边防上下足功夫，让敌人无法从外部攻破。萧道成就深知这一点，当北魏退兵时，他就指出，“虏经破散后，当无复犯关理。但国家边防，自应过存备豫。”⑥《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第489 页。齐武帝在位期间更是以“富国为先”⑦《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62 页。，多次减免百姓赋税，并着重恢复淮北各地经济，如永明六年（488 年）他就下诏称：“北兖、北徐、豫、司、青、冀八州，边接疆场，民多悬罄，原永明以前所逋租调。”次年，他又补充说：“雍州频岁戎役，兼水旱为弊，原四年以前逋租。”⑧《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55 页。经过数年努力，到永明末年，南齐“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⑨《南齐书》卷53《良政·序》，第913 页。，一扫立国初年的颓势，经济获得极大发展，边防力量得以巩固，为实现和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其次，册封周边诸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睦邻友好。南齐周边除了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之外，西北还与氐族建立的武兴国以及宕昌羌、邓至羌接壤，这些少数民族多聚居在地势险要之处，具备一定的军事力量，在南北之间摇摆不定，“提挈于魏，时通江左”①《南史》卷79《夷貊传下》，第1977 页。，成为南北朝争相拉拢的对象。齐武帝比较重视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搞好关系，即位当年（483 年）二月，他就接连“以征虏将军杨炅为沙州刺史。辛丑，以陇西公宕昌王梁弥机为河、凉二州刺史，东羌王像舒彭为西凉州刺史。”②《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47 页。永明四年（486 年），又“以武都王杨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永明六年（488 年）又封“宕昌王梁弥承为河、凉二州刺史”③《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51、54 页。。宕昌王梁弥承受封后，还遣使向南齐求取“军仪及伎杂书”④《南齐书》卷59《宕昌羌传》，第1033 页。，齐武帝向其赠送了《五经集注》《论语》各一部。一系列册封以及后续的交往交流活动密切了南齐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筑牢了与邻国和睦的根基。

最后，积极通使，巩固与发展和平局面。建元二年（480 年），齐魏战争告一段落后，北魏荆州刺史李崇主动将南齐俘虏放归，南齐“亦还其生口二百许人”，于是“二境交和，无复烽燧之警”⑤《资治通鉴》卷135《齐纪一》，“高帝建元四年九月丁巳”条，第4250 页。，由此拉开了双方和平交往的序幕。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双方都积极派遣使者。齐武帝先后派遣骁骑将军刘缵、前军将军张谟、司徒参军萧琛、范云以及“有将命之才”⑥《南齐书》卷53《良政·裴昭明传》，第919 页。的裴昭明等人出使北魏，北魏也派遣员外散骑常侍李彪、房景高、宋弁等人赴南齐。清人赵翼就指出，当时“南北通好，尝藉使命增国之光，必妙选行人，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赡者，以充聘使。”⑦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劄记校正》卷14《魏齐周隋书并北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314 页。李彪第一次出使南齐，齐武帝就“为之置燕设乐”，李彪后来多次出使，南齐都“甚重之”。李彪返回北魏时，齐武帝“亲送至琅邪城，命群臣赋诗以宠之。”⑧《资治通鉴》卷137《齐纪三》，“武帝永明九年三月甲戌”条，第4309 页。可见，齐武帝对北魏使者相当重视，将此视为与北魏结好的重要渠道。

南齐境内诸“蛮”“僚”各族居住地分散，大小强弱不一，对待南齐的态度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⑨《南齐书》卷58《蛮传》，第1007 页。再如广州“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⑩《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第262 页。。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接受南齐册封，也有的“与虏通”或者是直接起兵“寇掠郡县”⑪⑪ 《南齐书》卷58《蛮传》，第1008 页。⑫ 《南齐书》卷58《蛮传》，第1007 页。。要想让数量众多、情况复杂的少数民族都表示服从，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齐武帝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存名以训殊俗”⑫⑪ 《南齐书》卷58《蛮传》，第1008 页。⑫ 《南齐书》卷58《蛮传》，第1007 页。，即按照少数民族的聚居范围划分“左郡左县”，任命当地酋豪为官，在不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基础上，让他们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事务。如永明六年（488 年），齐武帝就一次性以田驷路、田驴王、田何代分别为北遂安左郡、宜人左郡、新平左郡太守，他们三人“皆郢州蛮也”①《南齐书》卷58《蛮传》，第1009 页。。另外，有些少数民族会因为语言、服饰或生活习俗与汉族不同而受到地方官员的歧视，如傒族人胡谐之就被当时梁州刺史范柏年嘲笑为“傒狗”②参见《南史》卷47《胡谐之传》，第1177 页；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132 页。，但齐武帝对他很宽容，不仅沒有嘲讽胡谐之及其家人，相反倒派宫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即使宫人“顿成傒语”，齐武帝也并不介意，只是一笑了之，并依旧对他非常信赖和重用，最后使其官至“度支尚书，领卫尉”③《南史》卷47《胡谐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1176—1177 页。，成为朝廷重臣。可见，齐武帝对少数民族成员没有太多成见，比较注重吸纳他们进入国家政治管理体系当中。

总体来看，齐高帝、齐武帝“柔远能迩”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实践成效也非常显著。自建元三年（481 年）到永明十年（492 年）长达十余年时间里，南齐与北魏基本没有爆发正面冲突，双方交流来往不断，一度出现了“北怀戎款，南献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宁和”④《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63 页。的良好局面。此外，在“柔远能迩”思想的指引下，南齐许多官员都自觉将“恩”“德”等理念运用到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当中，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如征虏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认为，对少数民族应该“怀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边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宝，实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⑤《南齐书》卷28《刘善明传》，第526 页。征虏将军、临川王镇西长史、领南蛮校尉、南郡内史王奂上任时，希望能“使边民乐业，有司修务，本府旧州，日就殷阜”⑥《南齐书》卷49《王奂传》，第848 页。。豫章王萧嶷治理荆州时，考虑当地“邻接蛮、蜑”，他下令属官“皆缓服”⑦《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第408 页。，即穿上宽袍大袖的官服而不穿戎装，拉近与少数民族的距离，使少数民族消除戒备之心。刘悛担任武陵内史期间“善于流俗”，率领当地各族百姓兴修水利工程，年过百岁的蛮王田僮亲自前来拜见，在他离任时，出现了“吏民送者数千人，悛人人执手，系以涕泣，百姓感之，赠送甚厚”⑧《南齐书》卷37《刘悛传》，第650 页。的感人场面。

不过，当南齐境内一些少数民族起兵反抗的时候，齐武帝也会毫不留情地出兵镇压。如永明四年（486 年），湘州蛮起兵，刺史吕安国“有疾不能讨”，齐武帝立即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代其为湘州刺史，出兵“讨平之”⑨《资治通鉴》卷136《齐纪二》，“武帝永明四年四月丁亥”条，第4272 页。。次年，荒人桓天生自称是东晋桓玄后裔，“与雍、司二州蛮相扇动，据南阳故城，请兵于魏，将入寇”⑩《资治通鉴》卷136《齐纪二》，“武帝永明五年正月”条，第4274 页。，齐武帝命令新吴侯萧景先“宜时剿荡”⑪⑪ 《南齐书》卷38《萧景先传》，第662 页。⑫ 《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第489 页。。在讨平“蛮僚”过程中，一些官员也会滥用武力，恣意妄为，如益州刺史陈显达因“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獠，前后刺史不能制”，他派人去征收赋税，僚帅又抗命不从。陈显达“分部将吏，声将出猎，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⑫⑪ 《南齐书》卷38《萧景先传》，第662 页。⑫ 《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第489 页。以武力镇压的方式处理民族关系，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山夷震服”⑬⑪ 《南齐书》卷38《萧景先传》，第662 页。⑫ 《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第489 页。的效果，但一些残忍的屠杀性做法，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无法弥合的裂痕，长远来看并不可取。

二、南齐大臣的民族关系思想

南齐时期的一些大臣在思考民族关系形势以及处理具体民族关系事务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颇具时代特色的思想观点。其中，孔稚珪等人的“通和”思想、王融的“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思想以及顾欢“舍华效夷，义将安取”的理论观点，既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也丰富了南北朝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内涵。

（一）孔稚珪等人的“通和”思想

自永明末到南齐灭亡的十年时间里，南齐与北魏多次大打出手，双方互有征伐，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常态。永明十一年（493 年），南齐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增，齐武帝“于石头造露车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北魏孝文帝得知消息后，也“大会公卿于经武殿，以议南伐”①《资治通鉴》卷138《齐纪四》，“明帝永明十一年正月”条，第4326 页。，南北关系开始紧张。建武元年（494 年），齐明帝萧鸾废掉郁林王萧昭业、海陵王萧昭文，引发政局动荡，孝文帝以此为契机，先派遣征南将军薛真度、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徐州刺史拓跋衍、平南将军刘藻五路大军南下，次年又率军亲征，双方在钟离、寿阳、义阳等地展开拉锯战。建武四年（497 年），孝文帝再次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二十万兵马进攻南齐。永元元年（499 年），孝文帝病重，南齐趁机反击，齐东昏侯萧宝卷派遣“太尉陈显达督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欲复雍州诸郡”②《资治通鉴》卷142《齐纪八》，“东昏侯永元元年正月戊寅”条，第4433 页。。孝文帝强撑病体，率军击退陈显达等人。永元二年（500 年），北魏大将军李丑、杨大眼攻下寿阳，南齐冠军将军、骠骑司马陈伯之等人反攻失利，以至“淮南遂入于魏”③《资治通鉴》卷143《齐纪九》，“东昏侯永元二年八月乙酉”条，第4470 页。。

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双方的和战关系，可以明显看出，北魏为了消灭南齐，摆出了很大阵势，孝文帝不但集结了数十万军队，更是多次御驾亲征，但战争始终维持在淮河一线，没有继续扩大的势头。这一局面的出现，既与北魏方面“鼎迁草创，庶事甫尔”④《魏书》卷40《陆俟传附陆睿传》，第912 页。以及高车各部“相率北叛”⑤《北史》卷98《高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3273 页。有关，也与南齐方面宗室残杀、政局不稳有关。此外，南齐的一些大臣，如孔稚珪、崔庆远、张欣泰等人在战争期间积极与北魏“通和”，他们的思想动向和做法也影响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走向。

会稽山阴人孔稚珪，在齐高帝时因文采出众担任记室参军一职，之后一路平步青云，先后担任尚书左丞、廷尉、御史中丞等官职。齐明帝建武初年，时任冠军将军、平西长史、南郡太守的孔稚珪痛感于“虏连岁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伤”⑥《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8 页。，上表请求与北魏通和。

孔稚珪认为，自古以来对付少数民族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则铁马风驰，奋威沙漠；二则轻车出使，通驿虏庭”⑦《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8 页。。孔稚珪更倾向于后者，希望齐明帝能够派遣使者与北魏讲和。他认真总结了“通和”的四条理由：一是鲜卑人的习性。他认为，鲜卑人是“戎狄兽性，本非人伦”，而且“蚁聚蚕攒，穷诛不尽，马足毛群，难与竞逐”，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肆天下之忿，捐苍生之命，发雷电之怒，争虫鸟之气。”①《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8 页。二是历代经验教训。在他看来，汉宣帝爱惜民命，采取“抚纳安静”的政策，民族关系非常稳定，汉武帝“连兵积岁”，“大事匈奴”，结果导致“国储空悬，户口减半”②《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9 页。。宋文帝元嘉初年，南北双方本来相安无事，只因刘义隆“复挑强敌”，结果导致“连城覆徙，虏马饮江，青、徐之际，草木为人耳”。到了南齐建元初年，北魏又来侵扰，齐武帝选择“复结通和”，这才有“十余年间，边候且息”③《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9 页。的局面。三是遣使通和是以小博大的良策。孔稚珪认为，如果使者能发挥作用，当然是“为不世之福”，退一步说，即便北魏“不从命”，也只不过“如战失一队耳”④《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39 页。。当然，孔稚珪也没有天真到认为在战争状态下，单凭一队使者就能圆满解决所有问题，他的建议是先派遣大军，广张声势，“据险要以夺其魂，断粮道以折其胆，多设疑兵，使精悉而计乱，固列金汤，使神茹而虑屈”，然后再“发衷诏，驰轻驿，辩辞重币，陈列吉凶”⑤《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40 页。。在他看来，“北虏顽而爱奇，贪而好货，畏我之威，喜我之赂，畏威喜赂，愿和必矣。”⑥《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40 页。最后，孔稚珪非常激动地表示，如果齐明帝能够采纳他的计策，那么“何忧玉门之下，而无款塞之胡哉？”⑦《南齐书》卷48《孔稚珪传》，第840 页。

建武二年（495 年）二月，孝文帝率军攻至寿阳，驻守城池的丰城公萧遥昌派遣参军崔庆远、朱选之出使，主动与北魏讲和。崔庆远劝诫孝文帝元宏“和亲则二国交欢，苍生再赖；不和则二国交怨，苍生涂炭”，希望双方能够“宪章圣人，不失旧好。”⑧《南齐书》卷45《宗室·始安王萧道生传附萧遥昌传》，第793 页。同年三月，北魏主力为萧坦之击败，部分军队留在邵阳洲筑城据守，豫州刺史崔慧景“虑为大患”，准备强行进攻将其消灭。领军长史、谘议参军张欣泰则认为，“虏所以筑城者，外示姱大，实惧我蹑其后耳”，建议“说之以彼此各愿罢兵”⑨《南齐书》卷51《张欣泰传》，第883 页。。之后，张欣泰亲至北魏军营讲和。魏军请求“输马五百匹，假道以归”⑩《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明帝建武二年三月”条，第4380 页。，崔慧景“欲断路攻之”，张欣泰再次劝说“归师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轻也。胜之既不足为武，败则徒丧前功。不如许之。”崔慧景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听虏过。”⑪⑪ 《南齐书》卷51《张欣泰传》，第883 页。⑫ 《南齐书》卷45《宗室·始安王萧道生传附萧遥昌传》，第793 页。

综上可见，在南齐后期，朝廷内外出现了一大批积极主张与北魏“通和”的官员，他们或在中央劝告皇帝不要轻易出兵，或在战争中多方寻找机会与北魏沟通，希望不要将冲突扩大。虽然单凭这些人的努力，不可能完全消除战争阴霾，但他们的举动在促进双方走向和平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崔庆远出使北魏后，孝文帝元宏笑称“朕来为复游行盐境，北去洛都，率尔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坞，卿勿以为虑。”⑫⑪ 《南齐书》卷51《张欣泰传》，第883 页。⑫ 《南齐书》卷45《宗室·始安王萧道生传附萧遥昌传》，第793 页。

（二）王融“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思想

王融字元长，琅琊临沂人，出身琅琊王氏，是王导的六世孙。其祖父王僧达，官至南朝宋中书令，其父王道琰，官至庐陵内史。王融是高门大族后裔，“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①《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7 页。，与萧衍、沈约、谢朓等人号称“竟陵八友”，在政坛和文坛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王融一生多数时间是在中央做官，先后担任秘书丞、中书郎、主客郎等官职，主要任务是接待北魏使者，负责各项招待事宜。这一工作经历，让王融有更多机会直观深入地了解北魏政局的动态以及社会风气的变化，也能直接参与到涉及双方核心利益问题的讨论，这为其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王融担任主客郎期间，正值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北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孝文帝改革的诸多措施中，政治制度与礼仪文化方面的变革处于核心地位，但推行起来却十分不易，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顶层设计中缺乏标准的典章制度作为参照，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魏孝文帝之欲用夏变夷久矣……然当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晋残余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略取青齐时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刘芳、蒋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刘昶之伦，可以略窥自典午南迁以后江左文物制度。然究属依稀恍忽，皆从间接得来，仍无居直接中心及知南朝最近发展之人物与资料可以依据。”②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15 页。因此，孝文帝不但秘密派遣蒋少游到南齐“观京师宫殿楷式”③《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90 页。，而且多次遣使向南齐“求书”，希望以此作为其汉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及参考。南齐多数大臣不愿让鲜卑人掌握正宗的文化典籍，更怕北魏汉化改革成功，所以他们主张“不与”④《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8 页。。王融的意见则恰恰相反，认为应“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⑤《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9 页。

王融上书指出，北魏虽然统一了北方，但是中原地区的广大百姓“婚葬之晨，犹巾祼为礼”，仍然保持汉族的文化传统，北魏一开始“禁令苛刻，动加诛轘”，但这种做法没有起到丝毫作用，民族关系十分紧张。也正因如此，孝文帝才“曲从物情”选择变革，但北方存留的典章古籍“历年将绝，隐蔽无闻”⑥《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8 页。，北魏没有办法，只能“稽颡郊门，问礼求乐。”⑦《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9 页。可见，王融对北魏的社会矛盾以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动机都有着非常清晰的了解，也正是基于这种理智的认识，王融大胆预测北魏的汉化改革必定会失败，而赠送文化典籍正是推动其走向失败的关键一步。

王融的整体思路是，由于孝文帝元宏“抑退旧苗，扶任种戚”，倚重汉族官僚，北魏内部的汉族大臣或汉化官员已经牢牢掌握政权，“师保则后族冯晋国，总录则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则丘颓、苟仁端，执政则目凌、钳耳。至于东都羽仪，西京簪带，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书，李思冲饰虏清官，游明根泛居显职”，如果南齐答应赠书，让“经典远被，诗史北流”，这些人“必欲遵尚”，进而将汉化改革推行更深一层。如此一来，势必会遭到鲜卑旧部的疯狂反扑，到时“风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举而兼吞，卞庄之势必也。”①《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19 页。

王融的这一招可谓毒辣，体现了他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应当说，王融对北魏汉化改革结果的预料颇有先见之明，因为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动机是好的，但由于其制度设计不太科学，而且又想急于求成，脱离了当时的国情和鲜卑族的族情，在多数鲜卑贵族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必须进行汉化的情况下，通过强制性手段大力推行，很难收到理想效果。即使取得一定的效果，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②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264—265 页。正因如此，王融的思想得到了重视，齐武帝特地下诏说“吾意不异卿。今所启，比相见更委悉。”③《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20 页。

（三）范云“抚以恩德”思想

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范汪的第六代孙。其父范抗，曾任郢府参军。范云八岁时与刘宋豫州刺史殷琰相遇，席间“风姿应对，傍若无人”，赋诗“操笔便就”④《梁书》卷13《范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229 页。，在座者无不惊叹。范云起家任郢州西曹书佐，转任法曹行参军。齐高帝时，范云因能诵读碑文，得到竟陵王萧子良的赏识，后得到齐高帝的信任，升迁为尚书殿中郎，并被授予通直散骑侍郎、领本州大中正等职。长期以来，范云为官四平八稳，既无为人特别称道之处，也没有令人诟病之过失。范云出任零陵内史和始兴内史，迎来了其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后步步高升，出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任零陵内史时，范云“在任洁己，省烦苛，去游费，百姓安之。”⑤《梁书》卷13《范云传》，第230 页。

范云出任始兴内史时其“抚以恩德”思想及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起初始兴郡内抓获外来的奴婢，皆交由作坊将其卖出，所得银两归于官府。范云一到，“乃先听百姓志之，若百日无主，依判送台。”⑥《南史》卷57《范云传》，第1418 页。同时，他将郡相承后堂的劳工全部遣送回家，使民众脱离差役。除此之外，郡中还有诸多豪滑大族，一旦郡守不能善待他们，他们或将其杀死，或将其赶走。边郡更是蛮俚聚居之地，盗贼猖盛，以往诸任内史都是身佩兵刃以自卫，唯有范云“抚以恩德，罢亭候”，使得“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⑦《梁书》卷13《范云传》，第230 页。范云的这些举措，不仅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于永元元年（499 年）六月升迁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⑧《南齐书》卷7《东昏侯纪》，第57 页；《南史》卷57《范云传》，第1418 页。，而且也得到了“百姓悦之”⑨《南史》卷57《范云传》，第1417 页。的充分认可和普遍赞誉。

（四）顾欢“舍华效夷，义将安取”的理论观点

顾欢的这一理论观点虽然并非就民族关系而阐发，但也能体现他对民族关系的认识。

顾欢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曾师从豫章雷次宗学习儒学、玄学，后在天台山聚徒讲学，名气很大，被萧道成征为扬州主簿，但很快隐居山林，晚年“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⑩《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0 页。顾欢对宗教文化很有研究，他所提出的“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⑪⑪ 《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1 页。等观点，引起了佛道两家空前的大辩论，在中国宗教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此外，顾欢在其所著《夷夏论》一文中，通过对佛道思想的探讨，间接阐述了他对“胡俗”与“汉法”的一些看法。

顾欢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是坚决反对“以夷变夏”。在他看来，佛法教人向善的道理本是可贵的，但佛教是“西戎之法”，一些宗教礼仪是源自胡人的文化习俗，与中原传统文化有着天壤之别，“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①《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1 页。顾欢坚定的认为，华夏传统礼仪是“继善之教”，而胡人那些习俗是“毁恶之学。”②《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1 页。在此认识基础上，顾欢坚决反对“以夷变夏”，认为“舍华效夷，义将安取？”③《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2 页。在顾欢眼里，丢弃华夏传统文化，学习胡人的习俗，是“不义”的事情，是不符合华夏传统伦理规范的行为。顾欢对“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的行为十分看不惯，极力主张“国有旧风，法不可变。”④《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第934 页。

此外，顾欢“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说，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民族”一词的最早记载⑤参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辩》，《民族研究》2004 年第6 期。，其以礼仪和文化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多民族交往速度加快、各族文化交流程度加深的历史状况。

三、南齐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

通过以上初步梳理，可以看出南齐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方针。尽管南齐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看待民族关系的角度不尽一致，民族关系思想的侧重点也各有区别，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大都与儒家学说息息相关。如齐高帝、齐武帝的“柔远能迩”思想就直接出自《尚书》和《诗经》。王融是世家子弟，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儒家思想的浸润，其“修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思想的目的虽是为了削弱北魏，但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于儒家学说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⑥杨伯峻译注：《论语·季氏》，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170 页。的观念。孔稚珪等人的“通和”思想，则完全继承了《论语·学而》中“礼之用，和为贵”的理念。顾欢“舍华效夷，义将安取”的理论观点也与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⑦左丘明著，杜预注：《左传·定公十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964 页。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见，他们的思想观点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以儒家思想道德观念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行动指南。

二是以妥协让步为重要准则。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往往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有助于协调人际关系、外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如晋文公“退避三舍”不与楚国相争，韩信曾忍受胯下之辱，西汉初期的几代统治者也是多次对匈奴做出妥协。南齐时期，在综合国力明显不敌北魏的情况下，妥协让步依旧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条重要准则。萧道成从“共伐魏虏”变成“柔远能迩”，既是一种与北魏妥协的策略，也是一种自我妥协的体现，目的是换取恢复国力的时间。再如永泰元年（498 年），齐明帝命陈显达收复沔北五郡，在出征时他就强调说，“兴师扰众，非政所先，用戢远图，权缓北略，冀戎夷知义，怀我好音”，只因北魏“专事侵掠”①《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第491 页。，他实在是迫不得已才出兵讨伐。可见，妥协让步的思维贯穿南齐始终，这种思维和做法既能有效避免争执，也能提前给冲突双方留下转折的余地。

三是以和平和好为基本目标。南齐君臣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基本达成了以和为贵的共识，形成了比较良好的民族关系思想氛围。齐武帝晚年总结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时，就曾说“朕思念旧民，永言攸济，故选将开边，劳来安集，加以纳款通和，布德修礼。歌皇华而遣使，赋膏雨而怀宾。所以关洛动南望之怀，獯夷遽北归之念。”②严可均辑：《全齐文》卷12《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115 页。再如崔庆远等人在战争时期也想与北魏孝文帝“和亲”。可见，期望和睦、谋求和好、推动和平，是南齐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也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在这种思想潮流的推动下，南齐不但有效协调了境内的民族关系，而且与北魏的矛盾也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化解，更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如南梁武帝北伐失败后，也是及时调整思想路线，主动与东魏“求通交好”，从而形成了“十余年间，南境宁息”③《魏书》卷98《岛夷萧衍传》，第2179 页。的和平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