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立 涛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东汉末年碑文较为兴盛，《文心雕龙·诔碑》篇载：“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①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4页。蔡邕擅作碑文，他曾对卢植说过：“吾为碑铭多矣。”②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27页。其碑文的艺术成就也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莫大推崇。《后汉书·文苑传下》载：“（黄射）尝与（祢）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黄）射爱其辞，还恨不缮写。”③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下》，第2657页。《文选》始列“碑文”一体，且收蔡邕《郭有道碑文》《陈太丘碑文》。严可均辑《全后汉文》收录蔡邕碑文40余篇，其他无主名的汉末碑文尚有多篇，基本为墓碑文。另据《后汉书》各传主的传记，与蔡邕同时及前后的其他文人，如桓麟、马融、边韶、崔寔、张升、高彪、张超、卢植等人，都撰写过碑文。

除史传、散文集、碑文集中载录的汉末碑文外，历史上出土并保存至今的汉碑也为数不少。历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汉碑的形制、书法艺术及其史料价值，近年来对其文学意义的研究也渐趋增多，但以探究蔡邕个人碑文特色者居多④如刘跃进：《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王银忠：《蔡邕碑文文学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赵德波：《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系管窥》，《齐鲁学刊》2010年第6期。，或者是对东汉碑文的文学特征作出整体性关照⑤如任群英：《东汉碑铭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何如月：《汉碑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而专门针对东汉末年特定背景下墓碑文文学性成长的分析，则相对缺乏。其实，东汉末年碑文的兴盛除碑文艺术本身的发展外，还与当时诸如士人清议活动、党锢之祸等政治因素密切相关。故本文欲结合这个时段的社会背景，从行文语言、情感表达、布局谋篇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当时墓碑文所取得的文学成就。

一、墓碑文行文语言的用典与修辞

从行文语言上看，汉末墓碑文多引经据典，多用修辞手法。在汉代以儒学立国的政治体制下，士大夫群体熟识儒家及相关领域的经典和先贤事迹，故在朝堂奏议或个人行文中，援引经义、隶事用典现象普遍存在，在其各类文体著作中，亦能找到诸多引经据典的例子。东汉末年，当碑文成为众多文人儒士的创作体裁后，引事运典自然也会被带入碑文的创作中。受汉末清议活动的影响，多数墓碑文是从人物品评的角度撰写的①胡宝国说，东汉时期碑刻的大量涌现，“是由当时的人物品评风气造成的”“人物品评通常又被称为‘清议’。”详见胡宝国：《杂传与人物品评》，《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5—146页。何如月也说：“碑文也是一种书写于碑载体之上的盖棺定论和人物品评，它不仅体现出汉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亦反映了当时朝野清议的内容标准。”详见何如月：《汉碑文学研究》，第256页。，因此隶释运典也多是对逝去碑主的多方形容和品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形容碑主品行正直，会以“羔羊”作比，如《郎中王政碑》“有羔羊之絜，无申棠之欲”②《 郎中王政碑》与下文示例中提及的《冀州刺史王纯碑》《沛相杨统碑》《严 碑》《从事武梁碑》《山阳太守祝睦碑》《繁阳令杨君碑》《司隶从事郭究碑》《堂邑令费凤碑》《平舆令薛君碑》《冀州从事郭君碑》等，皆引自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八至卷一〇五，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93—1055页，不再另行出注。；《武斑碑》“孝深《凯风》，志絜《羔羊》”③除《武斑碑》外，下文示例中提及的《夏承碑》《娄寿碑》《刘熊碑》《鲁峻碑》《孔彪碑》《郑固碑》《校官碑》《衡方碑》《尹宙碑》，皆引自高文：《汉碑集释（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7—456页，不再另行出注。；《夏承碑》“《羔羊》在公，四府归高”；等等。此典出自《诗·召南·羔羊》，其序曰：“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8页。

褒扬以德化民的地方官吏时，会借“甘棠”为喻，如《冀州刺史王纯碑》“圣朝嘉君，旋拜徐州，流化甘棠”；《沛相杨统碑》“甘棠遗爱，东征企皇。念彼恭人，惄焉永伤”；《严碑》“所在若神，宣布政声，□□甘棠”；等等。此典出自《诗·召南·甘棠》，其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玄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第287页。

颂安贫乐道的思想，则以居“衡门”来指代，如《从事武梁碑》“安衡门之陋，乐朝闻之义”；《山阳太守祝睦碑》：“君惟老氏，名遂身退，色斯翻翔，纡精衡门”；《繁阳令杨君碑》“处靖衡门，童冠如云，故乃名问俞高，休声益著”；等等。此典出自《诗·陈风·衡门》，毛传曰：“衡门，横木为门，言浅陋也。”郑玄笺云：“贤者不以衡门之浅陋则不游息于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国小则不兴治致政化。”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七，第377页。

赞碑主天资聪敏，会以“岐嶷”一词来形容，如蔡邕《东留太守胡硕碑》①《东留太守胡硕碑》与下文述及的蔡邕其他碑文：《陈寔碑》《太傅胡广碑》《处士圈典碑》《琅邪王傅蔡朗碑》《太尉李咸碑》《汝南周勰碑》《太尉乔玄碑》《范丹碑》《太尉杨赐碑》《司空房桢碑》《荆州刺史度尚碑》，皆引自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七十五至七十九，第759—787页，不再另行出注。“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娄寿碑》“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刘熊碑》“诞生照明，岐嶷逾绝”；等等。此典出自《诗·大雅·生民》，其诗曰：“诞实匍匐，克岐克嶷。”毛传曰：“岐，知意也。嶷，识也。”郑玄笺云：“能匍匐，则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识别也。”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七，第530页。

除以上较为常见的典故外，汉末墓碑文品赞碑主时化用《诗经》篇名或辞句为典的例子还有一些。《鲁峻碑》中“悲《蓼莪》之不报，痛昊天之靡嘉”一句，借用《诗·小雅·蓼莪》诗意③《蓼莪》序曰：“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诗中有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郑玄笺云：“哀哀者，恨不得终养父母，报其生长己之苦。”（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三，第459页。）可见，此诗用以赞颂怀有报孝父母之心的士人。，以称颂碑主对父母的孝心。《夏承碑》中“高山景行，慕前贤列”一句，化用《诗·小雅·车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④郑玄笺云：“庶几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四，第482页。，以喻碑主心存慕德行善之高识。

《诗经》之外的其他典籍文辞，在汉末墓碑文中化用为典的情况也很多。《山阳太守祝睦后碑》中“色斯举矣，复身衡门”⑤参见洪适：《隶释·隶续》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4页。及蔡邕《陈寔碑》中“以所执不协所属，色斯举矣”，直接化用《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⑥何晏注“色斯举矣”曰：“马（融）曰：‘见颜色不善则去之。’”邢昺正义曰：“此言孔子审去就也。谓孔子所处，见颜色不善，则于斯举动而去之。”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6页。，以指代退世归隐、洁身自爱的操守。蔡邕《太傅胡广碑》“生荣死哀，流统罔极”，《武斑碑》“生荣死哀，是为万年”及《司隶从事郭究碑》“生荣死哀，弈贵遗称”，借用《论语·子张》“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以评论碑主生前身后功勋荣誉之卓著。⑦何晏曰：“孔曰：‘言孔子为政，其立教则无不立，道之则莫不兴行，安之则远者来至，动之则莫不和睦，故能生则荣显，死则哀痛。’”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九，第2533页。《娄寿碑》“下学上达，有朋自远”，出《论语·学而》中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语，以称颂碑主人格魅力之大。《堂邑令费凤碑》“有耻且格，牧守旌功”，引用《论语·为政》中“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⑧邢昺正义曰：“民或未从化，则制礼以齐整，使民知有礼则安，失礼则耻。如此则民有愧耻而不犯礼，且能自修而归正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二，第2461页。，以称颂碑主的克己修身、明德守礼。《孔彪碑》“丑类已殚，路不拾遗”，合用《左传·文公十八年》“丑类恶物，顽嚣不友”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国无盗贼，道不拾遗”句意，以赞颂碑主为政之美。又，《孔彪碑》“云行雨施，□□大和”，直接化用《易·乾》卦《彖》辞“云行雨施，品物流行”⑨孔颖达正义曰：“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者，此二句释‘亨’之德也，言乾能用天之德，使云气流行，雨泽施布，故品类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无所壅蔽，是其‘亨’也。”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页。，以赞碑主广施恩惠之德。蔡邕《处士圈典碑》“童蒙来求，彪之用文”，引用《易·蒙》卦辞“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⑩王弼注曰：“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一，第20页。，以喻碑主学行修身对求学者吸引之大。《司隶从事郭究碑》“昭德塞违，克纪克纲”，直接借用《左传·桓公二年》 中“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①孔颖达正义曰：“昭德，谓昭明善德，使德益章闻也。塞违，谓闭塞违邪使违命止息也。”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41页。，以夸饰碑主昭明善德之举。《金乡长侯成碑》“安贫乐道，忽于时荣”②参见洪适：《隶释·隶续》卷八，第92页。，化用《论语·学而》“未若贫而乐”和《文子·上仁》“圣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③王利器：《文子疏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57页。等语，以形容碑文坚守道德准则的节操。

除化用古代典籍文辞或文意为典外，古代的先贤良士，亦是汉末墓碑文品论碑主时借以为典的对象。以儒学才士蔡邕的作品为例，《琅邪王傅蔡朗碑》“云龙感应，养徒三千”，借“孔门弟子三千”来影衬碑主处居讲学的成绩；《东留太守胡硕碑》“孝于二亲，养色宁意，蒸蒸雍雍，虽曾、闵、颜、莱，无以尚也”，以严守孝道的孔门弟子曾参、闵子骞、颜渊和道家人物老莱子来比赞碑主的孝行；《太傅胡广碑》“劳思万机，身勤心苦，虽老莱子婴儿其服，方叔克壮其猷，公旦纳于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礼，曷以尚兹”，以西周贤臣周公旦、方叔及春秋时期老莱子、正考父这些先贤来比衬碑主的美德。而《太尉李咸碑》用典尤多。“夙夜严栗，孝配大舜”“操迈伯夷，德追孔父”“协德魏绛，和戎绥边”“虽元凯翼虞，周、召辅姬，未之或逾”，以舜帝比配碑主孝行，以伯夷比配碑主操守，以孔子比配碑主德行，以魏绛比配碑主戍边之功，以“八元八凯”和周公、召公比配碑主的辅佐之德。另外，蔡邕《郭有道碑文》《陈太丘碑文》《太尉刘宽碑》《司空房桢碑》《荆州刺史度尚碑》等文中，都有取用前人为典的情形。当然，“以前人为典”在蔡邕之外的其他无主名碑文中亦多有存在。如《郑固碑》“穷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学，襄冉季之政事”，以孔门名徒子游、子夏和冉有、季路比拟碑主在文学、政治上的成就。《荆州刺史度尚碑》（阙名）“深入则轻冠军，附士渥于李广”④此碑作者失考，非同于蔡邕同名的《荆州刺史度尚碑》。参见洪适：《隶释·隶续》卷七，第84—85页。，以西汉名将霍去病和李广比附碑主军事上的功绩。《鲁峻碑》“视事四年，比纵豹、产”“有黄霸、召信臣在颖南之歌”，以春秋战国时期子产、西门豹及西汉黄霸、邵信臣这些贤臣，来映衬碑主治理地方的美政。《校官碑》“履菰竹之廉，蹈公仪之絜”，以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和春秋时期鲁人公仪休，来比拟碑主的廉洁，等等。

汉末墓碑文的撰作者多为儒学文士，他们有着较为深厚的学识与素养，因而在称颂碑主之外，碑文语言本身亦多引事运典。如《巴郡太守张纳碑》“杼柚其空，溯流转漕”⑤参见洪适：《隶释·隶续》卷五，第62页。，直接化用《诗·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杼柚其空”⑥郑玄笺云：“小也、大也，谓赋敛之多少也。小亦于东，大亦于东，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谭无他货，维丝麻耳，今尽杼柚不作也。”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三，第460页。与之相似的还有《竹邑侯相张寿碑》：“征役赋弥年，萌于□戈，杼轴罄殚。”详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一〇一，第1017页。，以形容社会生产遭受破坏；而“腾前付冀，道回且艰”一句，则从《诗·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引申而来，喻为人理事之艰难。《太尉杨震碑》“鸿渐衡门，群英云集”⑦参见洪适：《隶释·隶续》卷十二，第136页。，从《周易·渐》卦爻辞⑧《渐》卦爻辞：“初六，鸿渐于干；六二，鸿渐于盘；九三，鸿渐于陆；六四，鸿渐于木；九五，鸿渐于陵；上九，鸿渐于陆。”其《彖》曰：“渐，之进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王弼注曰：“以渐进得位也”“鸿，水鸟也。适进之义，始于下而升者也，故以鸿为喻之。”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五，第63页。发展而来，以指代仕途升迁。《平舆令薛君碑》“不慭遗君，奄忽薨徂”，从《诗·小雅·十月之交》“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①陆德明注“慭”曰：“《尔雅》云：‘愿也，强也，且也。’”郑玄笺云：“慭者，心不欲自强之辞也。言尽将旧在位之人与之皆去，无留卫王。”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二，第447页。一句演化而来，以表达哀悼之意。《荆州刺史度尚碑》（阙名）“恩信并宣，令行禁止”，出自《管子·立政》“令则行，禁则止……政之所期也”②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0页。，指代政令亨通。蔡邕《汝南周勰碑》“厥初生民，天赐之性”，从《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借用而来，以描摹伟人之语加诸碑主之身，以凸显其人格的伟大。

由上可见，汉末墓碑文隶事用典不仅使用频繁，而且方式多样，不管是以之品赞碑主，还是用其作为行文语言，皆恰到好处。

当然，汉末墓碑文众多，这些典故并非零散地偶见于各篇碑文中，一篇墓碑文多处用典的现象也是常见的，如上文提到的蔡邕《太尉李咸碑》即是如此。又如《衡方碑》中，“安贫乐道”出自《论语·学而》和《文子·上仁》，已见上文。“履该颜原，兼修季由”，此句所涉人物为孔门弟子颜渊、原宪、季路。“长发其祥”，出《诗·商颂·长发》。“少以文塞，敦庞允元”，化用《尚书·舜典》“惇德允元”句意。“遵尹铎之导”，尹铎为春秋时期人物，赵简子曾使其治晋阳③参见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九》，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48页。。“化速邮置”，化用《孟子·公孙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将继南仲、邵虎之轨”中，南仲为周文王时的武臣，邵虎为周宣王时平淮夷的武臣。“感背人之《凯风》，悼《蓼仪》之劬劳”句，借用《诗·邶风·凯风》和《诗·小雅·蓼莪》文意④《诗·邶风·凯风》：“凯风自南”，毛传曰：“南风谓之凯风。”郑玄笺云：“以凯风喻宽仁之母。”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二，第301页。《蓼仪》：即《蓼莪》，已见上文。。“寻李广之在边，恢魏绛之和戎”中，魏绛和李广分别为春秋时期和西汉时期的著名武将。“归来洙泗”中，洙泗为鲁国曲阜的洙水和泗水，本指代孔子于此间删诗定礼、聚众讲学⑤《礼记·檀弓上》载：“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郑玄注曰：“洙、泗，鲁水名。” 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82页。。“恩降《乾》《太》，威肃《剥》《坤》”，借用《易》乾卦、泰卦、剥卦、坤卦涵义。“有单襄穆典谟之风”中，“单襄穆”指单襄公和单穆公，典谟指《尚书·皋陶谟》。“《雅》《颂》兴而清庙肃，《中庸》起而祖宗□”，分别借用《诗经》和《中庸》题旨。“诸子缀《论》，《斯干》作歌”中，《论》指《论语》，《斯干》借用《诗·小雅·斯干》文意。“不忝前人”，借用《国语·周语上》“奕世载德，不忝前人”。“揽英接秀，踵迹晏平”中，晏平指晏婴。“显显令闻”，从《诗·大雅·假乐》“显显令德”演化而来。“剋长剋君，不虞不阳。维明维允”，分别借用《诗·大雅·皇矣》 《诗·鲁颂·泮水》《尚书·舜典》中文句。“能哲能惠，克亮天功”，分别化用《尚书·皋陶谟》“能哲而惠”和《尚书·舜典》“惟时亮天功”。“兢兢业业，素丝《羔羊》”，借用《尚书·皋陶谟》文辞和《诗·召南·羔羊》寓意。“訚訚侃侃，颙颙昂昂”，化用《论语·乡党》“侃侃如也，訚訚如也”和《诗·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謇謇王臣，群公宪章”，化用《易·蹇》卦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和《礼记·中庸》“宪章文武”。“乐旨君子，□□无疆”，又化用《诗·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万寿无疆”。可见，《衡方碑》中隶事用典现象何其繁多！其实这些典故只是从碑文表面上看到的比较明显的例子，《衡方碑》文辞中隐性的用典还有不少。但只是这些已足以让我们感觉，此篇碑文文辞句句有来历、句句有深意。从一篇碑文多处用典的情形中可以看出，汉末碑文作者在运事用典方面的娴熟程度及在碑文语言上的研磨之功。故后人评曰：“汉碑雅驯，词句皆有所本……经子成语，触目皆是。”①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3页。

此外，汉末墓碑文因品赞碑主之需，还大量运用了比喻、对比、衬托等修辞手法。如蔡邕《太尉乔玄碑》用比喻句“拔贤如旋流，讨恶如霆击”“如渊之浚，如岳之嵩。威壮虓虎，文繁雕龙”，来形容碑主的高风亮节。《郭有道碑文》借隐士洪涯、巢父、许由之事比衬郭泰名节：“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01页。《琅邪王傅蔡朗碑》用对比手法描述碑主功绩：“虽安国之辅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又如《刘熊碑》比喻碑主仁义曰：“仁恩如冬日，威猛烈炎夏。”《司隶从事郭究碑》以前贤对比碑主政绩曰：“虽赵武之佐晋，宋甫之疠色，操筹撰功，君其越诸。”《鲁峻碑》以前贤衬托碑主政绩曰：“有黄霸、召信臣在颖南之歌。”其实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与碑文中化用古代典籍文辞、文意或取用古之先贤之事之语为典的现象是同步的，多数典故的运用即是以比喻、对比、衬托等方式出现的。这在为碑主品评润色添彩的同时，其修辞效果又使得碑文语言含蓄隽永、耐人寻味，从而为汉末墓碑文增添了较强的文学意味。刘师培评价蔡邕碑文时曰：“涵咏《诗》《书》之音节，而摹拟其音调，不讲平仄而自然和雅。”③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0页。此评语亦适用于汉末同类碑文中。

二、墓碑文的充沛情感与气势之美

从情感表达方面来看，汉末多数墓碑文文辞不仅辞采华美、哀婉动人，而且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渲染力。尤其是碑主的友朋、同僚或门生故吏撰作的那些述德性碑文，在为逝者抒发孝道与哀情的同时，读之又能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时士林间的诚挚义深。这是因为，汉末碑文撰作者皆是深受儒家伦理纲常熏陶过的士人，他们研习儒家经典，熟谙交结之礼，且都曾心怀通经入仕的梦想，这在无意间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当汉末政局变故、仕途受阻，尤其是同道之人因反对宦官弄权而遭受党锢迫害或政治打压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同病相怜、同忧相救之感油然而生，他们彼此荐引、声援同类，期盼社会正常秩序能够重建。当这种情感倾注于为同类所作的碑文时，文辞自然感情饱满、深挚，读之则觉跌沓起伏、情真意切。如蔡邕《范丹碑》中充满了对碑主固守节操的敬意和对碑主遭受党锢迫害的惋惜与同情：

见嫉时政，用受禁锢。君罹其罪，闭门静居，九族中表，莫见其面。晚节禁宽，困于屡空，而性多检括，不治产业……禁既蠲除，太尉张公、司徒崔公前后四辟，皆不就。仕不为禄，故不牵于位；谋不苟合，故特立于时，是则君之所以立节明行，亦其所以后时失途也。

又如蔡邕《陈太丘碑文》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十八，第802页。，把碑主遭受党锢的不幸、淡泊名利的心态，碑主的对话、临终遗命及时人对碑主的赞语皆引入碑文中。其中还不厌其烦地描述群官百僚以各种方式寄托哀情、表达敬慕的场景，如对大将军的谥词、太守的诔文全文刊录，对会葬人员、人数及各方吊唁之行悉数铺陈。这些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汉末同道士人间的惺惺相惜及对社会贤良的眷恋。正如《文心雕龙·诔碑》篇赞辞中曰：“铭德慕行，文采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①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15页。也只有在汉末时局动荡、贤士反受其害的特殊背景下，才会出现这样主观色彩鲜明和情感表现突出的墓碑文。

此外，语句上趋向骈偶，也为汉末墓碑文的情感表达增添了一股贯气通神的力度美和气势美。众所周知，从东汉末年始散文创作趋向骈俪。而墓碑文作为汉末散文之一，无疑也会受到骈俪化倾向的影响，再加上墓碑文作者亦是参与其他散文创作的文人儒士，因而碑文文辞趋向骈偶似不可避免。如《冀州刺史王纯碑》：“穷则乐善，达则□人，进则延宾分禄，退则却扫闭门。”《沛相杨统碑》：“德以化圻民，威以怀殊俗，慕义者不肃而成，帅服者变衽而属，疆易不争，障塞无事，功显不伐，委而退焉。”《尹宙碑》：“立朝正色，进思尽忠，举衡以处事，清身以厉时，高位不以为荣，卑官不以为耻，含纯履轨，秉心惟常。”这些碑文文辞往往错落有致、声律铿锵，表现出明显的骈俪化色彩。

整体上看，受文体自身性质和时代因素的影响，汉末骈偶性碑文既要尽孝表哀，又要为碑主品评论赞，以褒贤举善为目的，因此碑文文辞往往兼具抑扬顿挫与声情并茂之美。像蔡邕《琅邪王傅蔡朗碑》述及碑主才识时曰：“知机达要，通含神契，既讨三五之术，又采《二南》之业。”《太傅胡广碑》述及碑主政绩曰：“公乃布恺悌，宣柔嘉，通神化，道灵和，扬惠风以养贞，激清流以荡邪，取忠肃于不言，消奸宄于爪牙。是以君子勤礼，小人知耻，鞠推息于官曹，刑戮废于朝市，余货委于路衢，余种栖于畎亩。”《太尉杨赐碑》述及碑主人格风尚曰：“其教人善诱，则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则訚訚焉罔不释也。迄用有成，缉熙光明。”《司空房桢碑》述及碑主德行时曰：“治身，则伯夷之洁也；俭啬，则季文之约也；尽忠，则史鱼之直也；刚平，则山甫之励也。总兹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丝发，树私恩，不为也。讨无礼，当强暴，弗避也。”《荆州刺史度尚碑》述及碑主道德与秉性曰：“事亲以孝，则行侔于曾、闵；结交以信，则契明于黄石。温温然弘裕虚引，落落然高风起世。信荆山之良宝，灵川之明珠也。”这些骈俪句式长短错落，声律和谐，使得对碑主的赞颂效果更加含蓄、深刻，读之又觉情韵四溢，能强烈地感知作者在其中倾注的深挚情感。《文心雕龙·丽辞》篇在述及包括蔡邕作品在内的丽辞体创作时曰：“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而《文心雕龙·诔碑》篇在述及蔡邕的碑文时又曰：“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88、214页。蔡邕被看作汉末骈文大家，是与包括这些墓碑文在内的骈俪化创作分不开的。其《郭有道碑文》常被看成是中国古代骈文史上初期的作品，被收入各种骈文选集中③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二十四、任继愈《骈文类纂》卷三十二、谭家健《历代骈文名篇注析》等，均有收录。。拿其序文部分来看：

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时缨緌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十八，第800页。

其行文方式虽看似未有章法，时而四字句，时而六字句，其间穿插三字句、七字句等，但往往两两对照、前呼后应，读之又觉错落有致，舒缓有节。而其铭文部分虽为整齐的四言，但亦音韵和谐、情感真挚。刘师培评价蔡邕碑文时曰：“汉文气味，最为难学，只能浸润自得，未可模拟而致。至于蔡中郎所为碑铭，序文以气举词，变调多方；铭词气韵光彩，章节和雅。”②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119页。能使碑文艺术达到如此境界者，非一般文学儒士刻意模拟即可使然，惟有在汉末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那些心怀天下并自觉承担起褒贤举善以化导世风为任的清流士人，才能造就出这样的以气运词的佳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骈俪化墓碑文文学成就的取得，除得益于汉末文人儒士本身的艺术才华外，关键还在于其间蕴含着清流士人敦风化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也是汉末碑文文辞间流动着充沛情感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墓碑文布局谋篇上的写实与追虚

从布局谋篇上看，汉末多数墓碑文具有“写实追虚”的特点。《文心雕龙·诔碑》篇曰：“写实追虚，碑诔以立。”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15页。因丧葬需要而产生的墓碑文，本为一种实录性较强的文体，但同时它又侧重于对碑主一生的褒评，故在铭记实录之外，衔实以佩华，极力铺张碑主的功德也是墓碑文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在东汉末年，因清议活动之需，多数墓碑文以褒德扬善、敦风化俗为撰作目的，所以，在实录逝者名讳、籍贯、生平仕宦、离世日期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竭力盛赞碑主的天资才性、品行才识、道德节操、政绩功勋等，从而使得墓碑文虚实相间、韵味深远。如前所述，多数墓碑文在颂赞碑主人格风范时采用历史典故来比拟、衬托，夸饰性的文辞屡见不鲜。这种现实与理想的交错、华辞与朴语的交叠，是墓碑文“写实追虚”的主要表现。

另外，墓碑文还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开篇即对逝者的先祖、家世进行追述。这样行文的目的当然也是凸显碑主人格的伟大。但是非常多的墓碑文将上限追述到远古时期，甚至着意向古代帝王身上靠拢，就显得虚华不实。举例来看，如《衡方碑》“肇先盖尧之苗，本姓□□则有伊尹，在殷之世，号称阿衡，因而氏焉”；《冀州从事郭君碑》“其先出高辛，兴自于周”；《尹宙碑》“其先出自有殷。乃迄于周，世作师尹，赫赫之盛，因以为氏”；《安平相孙根碑》“厥先出自有殷，玄商之系，子汤之苗”④洪适撰：《隶释·隶续》卷十，第115页。；《北军中侯郭仲奇碑》“其先盖周之胄绪”⑤洪适撰：《隶释·隶续》卷九，第99页。；从其中多用“盖”字来看，所述碑主先祖及家世亦多为推测之词。又如蔡邕《郭有道碑文》谓郭泰：“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而《后汉书·郭泰传》涉及郭泰家世时只曰：“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①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第2225页。蔡邕《陈寔碑》谓陈寔：“其先出自有虞氏，中叶当周之盛德。有妫满者，武王配以大姬，而封诸太昊之墟，是为陈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国氏焉。”而《后汉书·陈寔传》只载其为“颍川许人也。出于单微。”②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二《陈寔传》，第2065页。以此来看，汉末墓碑文对碑主的家世及其先祖的强调，多有虚构或夸大成分。

随着墓碑文在东汉末年的强势发展，以及碑文文辞中虚化成分与夸饰成分的增大，导致汉末魏晋时期的碑文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弊端，一些无德无名之徒受时俗浸染，亦倾慕于碑文纪功述德之功能，故其亲属逝后亦大造功德碑，从而对后人造成贻误。这种现象当然也会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甚至进而攻击碑文一体的弊端。曹魏桓范在《世要论·铭诔》篇中即批评道：“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③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十七，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9页。后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为据，上表陈述曰：“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④沈约：《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9页。桓范与裴松之所言之弊俗，也是汉世之后禁碑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有乖事实的碑文确实存在着德薄者位厚、名与实相违的现象，并导致浮夸相尚、贻误后人的弊端，对这类碑文予以禁止有其合理性，诚如裴松之所言：“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

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汉末因敦风化俗的需要，清流士人在墓碑文中略带夸饰性的推贤达善之举，是他们主观向善的愿望导致的。在汉末士人清议活动中，名士对人物的品评一度出现“每所称述，多过其才”的现象，庞统对此解释道：“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⑤陈寿撰：《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953页。在人物品评风气下而产生的墓碑文，其与名士清议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诸如蔡邕作碑文“每有愧色”、碑文中有虚构或夸张的成分，抑或汉末竞相造作述德性碑文现象的发生，除墓碑文继承了铭文“称美而不称恶”⑥蔡邕《铭论》和《文心雕龙·诔碑》篇都认为“碑”起源于“铭”，只是“以石代金”而已。而《礼记·祭统》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九，第1606页。的传统外，也是汉末儒学名士欲以此感召人心向善、扭转汉末弊俗的表现。这与他们识鉴、奖掖士人的心理是一样的，应与后来那些盲目拔高、偏离事实较远的墓碑文有所区别。从另一方面看，这些看似不实或稍有夸大性的碑文文辞，却正是文学色彩的凸显之处，它们作为汉末墓碑文的重要构成部分，直接丰富了碑刻文化的内涵，这从反方面证明了汉碑文学的兴盛。也正是由于此，汉末墓碑文才会被收入后世各种文学典籍之中，并为众多的文人学士所推崇和仿作。

综上所述可见，东汉末年墓碑文的社会职能因政治需要而得以扩展，故文人儒士在写作手法方面用力颇多，从而使这种实用性较强的文体，在行文语言上可读性强，在情感表达上极富感染力，甚至在布局谋篇上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汉末墓碑文这些文学成就的取得，对后世碑文艺术的发展影响甚大，晋代之后碑文独立成体，历代撰作碑文者皆以汉末碑文为宗，收录各代优秀碑文作品的文集亦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