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

(吕梁教育学院， 山西 吕梁 033000)

蔡邕是东汉末期的文苑巨擘，多才多艺，精通经学、史学、音乐、文学、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为人所敬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蔡邕推崇备至，《时序》篇云：“自安和以下……王马张蔡，磊落鸿儒”[1]，其中“蔡”即指蔡邕。在《铭箴》《颂赞》《杂文》《诔碑》等篇中也对蔡邕多种文体的创作进行评论，其中最为看重其在碑文方面的成就，“才锋所断，莫高蔡邕”(《文心雕龙·诔碑》)，认为自东汉以来，在碑文创作上，蔡邕为第一巨匠，是东汉末期乃至后世碑文创作当仁不让之楷模。《文心雕龙·诔碑》中称扬的碑文大家举凡三人：蔡邕、孔融、孙绰，刘勰称孔融为“有慕伯喈”，称孙绰为“辞多枝杂”，二人皆在蔡邕之下。本文主要分析《文心雕龙·诔碑》中蔡邕碑文的特征，以及刘勰推重蔡邕碑文的原因。

一、蔡邕碑文的特征

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总的评论蔡邕碑文为“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概括而来，刘勰认为蔡邕碑文具有叙事该要、缀采雅泽、巧义卓立三方面的特点。

(一)叙事该要

东汉中叶，碑文体式基本形成，桓、灵之际出现碑文创作高潮。东汉末年，蔡邕继承东汉中期碑文的基本体式，创作郁郁乎碑文，促使碑文体制趋于固定和完备，并形成了包蕴浓厚儒家文化的蔡氏矩矱，千百年来为人所效仿，“碑刻之文至伯喈别成规矩，遂为千秋效法”[2]。蔡邕碑文叙事该要，即全面而扼要，大体构成名讳、籍贯、家世、品性、行迹履历、享年的固定行文模式。如《陈寔碑》[3]开篇即介绍了碑主陈寔讳寔，字仲弓，籍贯为颖川许人，接着赞扬其仁厚、谦虚有礼、不“汲汲于功名，戚戚于富贵”而出处自由、高洁的操守和品行。随后又大致讲述了其行迹履历和为官政绩：在闻喜当县令半年，太丘一年，教化一方，政绩突出。即至七十高龄，朝廷屡召不至而归隐丘山，闲心静居。又如《郭泰碑》，篇首是对其讳、字、籍贯的简单介绍，接着考述其祖先,“其先出自有周，……，即其後也”，继而称赞其品德为孝友温恭、仁笃慈惠、气量宏深。随后交代其生平主要事迹，最后写明立碑缘由并为其创作了铭辞。

碑文作为一种实用礼文，哀祭悼念碑主，歌颂碑主之功绩为其主要文体特征。因此，碑文创作须在有限的篇幅内详略得当、全面而重点突出地记叙主要生平事迹。而蔡邕则为碑文这种文体提供了典型范例，其“叙事也该而要”的特征成为后世碑文创作孜孜以求的标杆。

(二)缀采雅泽

东汉初年，碑文大体呈现出古朴质实的特点，语言简单粗鄙。到了东汉末期，因汉人重丧厚葬，砥砺孝行，刊石立碑蔚然成风，碑文创作也臻于充实华美。蔡邕资于自身深厚的学养，其碑文典雅润泽，使碑文作为哀祭文体庄重典雅的特性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为其于碑文中大量用典及语趋骈丽化的倾向。

首先，蔡邕碑文大量用典。蔡邕从小熟读儒家经书，其于碑文创作中也将经书中的各类典事信手拈来。如《朱穆坟前方石碑》“谓督不忘，夙夜在公”，语出《诗经·召南·采蘩》[4]，肯定了碑主朱穆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又如《玄文先生李休碑》中即化用《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的语典以赞赏碑主李休重义轻利，不为利来、不为利往的处事原则。碑文创作引经据典、熔铸经诰,有助于增强碑文语言的文采和表达力，蔡邕碑文之大量用典，使其碑文含蓄典雅、辞藻润泽，文学性大大增强。

其次，蔡邕碑文体现出语趋骈丽化的特征。其中偶句甚广，对仗工整，如《汝南周勰碑》“沉静微密，沦于无内……是以实繁于华，德盈乎誉”，与一般汉碑的四字句简单堆砌相比，灵动自然。另外，与齐梁骈文之工整的四六句相比，蔡邕碑文之对偶句式多样，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参差错落，全文气脉贯通，语意连贯而变化迭出，避免了六朝骈文之固定僵硬、晦涩难懂。这在《太傅胡广碑》和《汝南周勰碑》中都有体现。

(三)巧义卓立

蔡邕在撰写碑文时往往匠心独运，于其碑文字里行间可窥见蔡邕作为创作者的巧妙用意，这首先表现在蔡邕根据不同的碑主身份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不同侧重的描写。其所撰碑主有隐士、神仙人物、处士、官吏，也有幼童，然而蔡邕却可以抓住人物主要特征，从不同角度为其撰写碑文。如《处士圈典碑》中碑主圈典是一名处士，蔡邕并未像多数汉碑般去追述其先祖和具体事迹，而将着眼点放在圈典的超凡脱俗的品行和对富贵功名的蔑视。又如《童幼胡根碑》，碑主胡根只有七岁，按礼是不应刊石立碑的。然而蔡邕在创作碑文时能够巧妙地避重就轻，碑主胡根年幼而无功德可纪，便主要书写胡根的早慧和家人对其早夭的痛心。于不同角度、不同手法间，蔡邕碑文之巧妙用意层出而卓立。

蔡邕碑文之巧义卓立还表现在对碑文实与虚、质与文的巧妙平衡上。其碑文能够在辞藻华赡的情况下，基本不乖离史实，大体遵循“实录”原则。如《太尉乔玄碑》“公性质直，不惮强御”，《后汉书》中谓“玄性刚急，无大礼”[5]碑文与史书大体一致，都道出了桥玄质直、刚急的特点。又如《陈寔碑》“先生曰：‘绝望已久，饰巾待期而已。’”与《后汉书》对陈寔的记载字句基本相同。因此，蔡邕在著述碑文时巧妙地处理了碑文之文与质的矛盾，使碑文在华美的语言中呈现丰富而真实的内容，其创作之用意不言而喻。

二、刘勰《文心雕龙·诔碑》推崇蔡邕的原因

刘勰以前对碑文的批评主要着眼于碑文内容的政治教化性，教化作用是衡量碑文的重要标准。“铭诔尚实”[6]，主张碑文在内容上需具有质实的特点。刘勰突破了之前政教论碑文观的窠臼，关注到碑文自身的文体特性，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予碑文新的规定，而蔡邕之作正符合刘勰的碑文理论，是刘勰碑文观的理想代表。

(一)刘勰的碑文创作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篇中对自汉以来的碑文大家进行点评后，提出了“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的创作原则，刘勰在碑文创作上体现出重叙事的特点[7]。

“资乎史才”，是对碑文创作主体提出的要求，刘勰认为碑文创作者应具有史才，而史才着重体现为作家叙述事理的才能，即作家的叙事能力。刘勰对碑文作家史学才能的重视主要因其认为碑文应具有“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的体制特征。“其序则传”即碑文的序文部分实具有为碑主生平作传的特点，故在创作上应符合史传文学的写法。而善于叙事乃史传文学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碑文作家应具备良好的叙事能力，即对碑主事迹适当剪裁，全面而扼要地展现碑主生平事迹的能力。纵观蔡邕的为政经历，其主要职位即为史官，负责“校书东观”，显示出极高的史学素养和叙事才能，这在其碑文中也有所体现。如《陈寔碑》中蔡邕即自言其“具实录之记”的选材标准，体现出他对史实的尊重以及撰写碑文时对碑文真实性的追求。在叙事上，蔡邕的《陈寔碑》和《郭泰碑》都受到刘勰“词无择言”的赞赏，即刘勰认为蔡邕的这两篇碑文措辞准确，谋篇布局合理，为碑中佳作。《文心雕龙·诔碑》篇中刘勰评价孔融《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两篇碑文为“辨给足采”，即明辨巧捷、文采丰赡，这也是从叙事角度进行的考量，“亦其亚也”即刘勰认为孔融碑文对碑主事迹的剪裁较之于蔡邕稍逊一筹。刘勰评价孙绰的《温峤碑》《王导碑》《郗监碑》《庾亮碑》等碑“辞多枝杂”，即文辞繁多、段落复杂，只有《桓彝碑》辨析裁断最为合理，这也是刘勰从叙事角度出发对孙绰碑文做出的评价。由此可见，刘勰认为叙事成败是碑文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这和他宗经文学观中的“体约而不芜”具有内在一致性。而蔡邕“叙事也该而要”的特点正达到了刘勰论碑的理想标准。

(二)刘勰的碑文美学标准

在对碑文美学标准的体认上，刘勰基于陆机“碑披文以相质”的碑文观，针对碑文自身的文体特性，提出了碑文“清雅”的美学标准[8]。这主要体现在模范经诰和遣词炼字两方面。

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指出碑文应具有“标序圣德”“昭纪鸿懿”的体制特点，即需对碑主生平才德与功美进行赞颂。碑文在内容上对碑主美好品德和嘉言懿行的旌表奠定了碑文风格上典雅雍穆的特点。在具体行文上，刘勰主张模范经诰，即以经典为本，这亦体现了刘勰宗经的文学观。蔡邕《太尉杨赐碑》也正因此受到刘勰的赞赏。“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文心雕龙·诔碑》)， “骨鲠”即骨干，指《太尉杨赐碑》的骨干来源于《尚书》中《尧典》《尹训》二篇，雍容雅致，古奥庄重，切中刘勰尚雅的碑文美学理想。

刘勰不仅重视碑文内容的质实，简明扼要，同时追求语言上的清润典雅。在用词炼句上，蔡邕清雅的文辞亦受到刘勰的肯定。“清词转而不穷”(《文心雕龙·诔碑》)，清润的文辞婉转变化而没有穷尽，可见刘勰认为蔡邕的碑文语言具备“清”的特点，“周胡众碑，莫非清允”，并赞赏了蔡邕的《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众多碑文文辞清润，清晰恰当。另外，蔡邕碑文中大量用典和语趋骈俪化的倾向，使其碑文更添“雅”性，“缀采也雅而泽”，文辞雅正润泽，符合刘勰对碑文语言“雅”的崇奉。蔡邕碑文语言之清雅有助于碑文更好地完成其颂赞功德、旌表勋业的文体使命，使其成为后世碑文创作不可逾越的巅峰。

刘勰论碑看重碑文叙事的成败，蔡邕碑文叙事全面而扼要，对碑主生平事迹剪裁得当，谋篇布局合理，满足刘勰注重碑文叙事的创作论。刘勰提倡“清雅”的碑文美学风貌，蔡邕碑文的清润雅致达到刘勰的美学理想。蔡邕与刘勰碑文创作论与美学标准上的一致性成为刘勰推举蔡邕碑文的主要原因。

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激赏蔡邕之碑文，认为其碑文具有叙事该要、缀采雅泽、巧义卓立三方面的特点。蔡邕碑文符合刘勰重叙事的创作论与清雅的美学标准是受到刘勰称扬的原因。蔡邕碑文被后世奉为正宗，成为历代碑文创作的典范之作，影响深远。

注释：

[1]本文所引《文心雕龙》的内容皆出自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一书.

[2]本文所引蔡邕碑文皆出自清代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