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会龙 刘慧媛

1.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2.云南大学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一、学术史回顾

基于研究论题和内容构架的设计，本文主要聚焦在“两个共同体”的理论渊源、相互关系和价值意义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并进行综述分析，以展现其对本文研究思路的贡献启发和该论题研究的必要性。关于“两个共同体”的理论渊源，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有关和平的思想理念等方面进行挖掘分析，徐艳玲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核心论述在当代的再现”；①徐艳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全球化困境下的理论突围》，《人民论坛》2017年第28期。马俊毅从“两个共同体”在价值理念上的相通性出发，阐述两者的相通性体现在“它们都包涵着中华传统文化及中国治理理念中所蕴含的共同体精神”。②马俊毅：《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11期。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思考“两个共同体”的出处，如张立文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美好的社会状态是古代中国推崇的“大同世界、天下和平”等思想的当代体现和传承。关于“两个共同体”相互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很少有深入到对于两者之间关系或者契合逻辑的研究成果，直至近两年来，国内有关学者开始关注到“两个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进而为该领域的研究创造了空间。现有研究从多种角度探讨了两者的内在关系：在讨论分析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实践方式时郝时远曾指出：“中国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是一致的”。①郝时远：《改革开放四十年民族事务的实践与讨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此外，乌小花也曾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作为先行条件，两者之间的交往交流是其常态。”②乌小花、艾易斯：《“一带一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理念、价值与实现路径》，《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在“两个共同体”内在关系可能性分析上，现有研究的一般性结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基础与理论初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域升华与最终目标；“两个共同体”是一脉相承的理念，是不同视域下价值目标统一的理念。关于“两个共同体”的价值意义方面的研究，部分学者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域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意义——在国内视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巩固民族团结基础、发展新型民族关系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三个方面；在国际视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提供保障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世界民族关系的启发等方面。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视角决定了其价值意义的发挥主要在世界视域上得以展现，张希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启迪的高度决定了其核心目标是推进全人类共同的繁荣发展。”③张希中：《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维度、内涵及价值意蕴探析》，《行政与法》2016年第2期。张岂之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过程中发挥的隐性功能可以衍生至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和维护多元的世界文化两个方面。”④张岂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还有部分学者从人类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出发，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目前变化多端的国际格局重新审视之后所提出的国家发展对策，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方面的成功经验通过该路径传播至世界各国。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该论题相关方向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国内外关于“两个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差异较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受国家领导人在多场合、多频次地提及并阐述中国特色的“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两个共同体”的议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方向，研究成果多聚集在关于两者的内涵、价值和实践等诸类议题。然而，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种族问题、民族共同体、民族主义等议题上；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多停留在其在全球治理上发挥的作用、效益及认可度上，而缺乏对其本身理论依据和内涵界定的研究。第二，现有研究成果中，将“两个共同体”结合进行对比研究的议题较为空缺。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分别对两者进行讨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成为了民族学、民族问题等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多聚焦在政治学、外交学、国际关系等学科领域，现有研究的空缺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创造了一定空间。第三，少量研究“两个共同体”内在关系、逻辑契合的成果，对于两者相互关系的阐述与总结依然模糊，缺乏明晰观点的提出。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共同体理论是“两个共同体”的学理支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理论是“两个共同体”出场的思想源泉和学理支撑。马克思共同体理论曾阐述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共同体形态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演变的过程，在演变的过程中复杂、高级的共同体形式往往是在社会生产力、物质生活水平、精神文化认同不断提高的时候出现，并且可以反映出对相对低一级共同体形态的缺漏与不足，是对其进行革新、重构、批判之后的结果。即通过批判“虚幻共同体”形式中体现出的将少数人的群体利益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这一形式的疏漏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重塑后提出社会共同体的最终形态和终极目标为“真正的共同体”——“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的历史”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即通过建立最高级的社会共同体形态来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更为具体地是实现每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和个体的自由得以实现，这样的形态被认为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最高境界。以此为指引可以总结得出：“两个共同体”的提出不仅是在当代重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核心逻辑和意旨，而且是将马克思共同体理论融入到实践过程中并给予其无限的创新空间。从“两个共同体”的价值目标我们可以清晰地分析出：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短期目标为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事业，但其最终的目标则是建构“真正的共同体”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和铸牢可以被认为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和标志。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在中国的有效实践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在世界视域中的创新与突破，同时，两者的铸牢与构建也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形态永进赓续的保障。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共同体”的精神根基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需要建立在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因而“两个共同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精神根基和价值向导。何谓“中华民族共同体”？它是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基础和文化积淀的共同体形式，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形态构建的过程中，促使民族平等、民族认同等全方面民族问题得以协商解决，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帮助、共商共建，使得团结一心、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得以铸牢。可见，这一共同体的形式和内涵跨越王朝国家的历史边界，具有多阶段、长时期的历史性特征，并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具体表现，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逻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努力挖掘中华文化与时代发展潮流的共频之处，将中国特色的治理经验和理念贡献给世界各国以顺应全球治理之需，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联合国大会第70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作为重要理论根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随后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页。强调指出，不同于西方国家推崇的霸权主义、零和博弈等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评估当代国内外形势之后，接受整体主义，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最终共享文明成果所遵循的新路径、新理念。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考虑到对本国发展的益处和私利，并且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基本责任与使命，其核心是全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两个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华民族内求和谐、外求和平理念”的传承与升华①俞祖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观念及当代价值——兼谈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第九届寒山寺文化论坛论文集》，第21—27页。，其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天下为公”“和合观念”的追求一脉相承。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同心圆理论”是“两个共同体”的时代阐释

中国共产党“同心圆理论”是以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指导、以时代阐释为基础的理论重构，是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与“两个共同体”建设紧密结合、层层落实的研究范式。同心圆模型具体呈现为中国共产党是同心圆的核心，同心圆内圈是致力于中华民族团结，聚焦于中国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现；同心圆外环是致力于全球共同发展，聚焦于世界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62页。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包括世界各国、各党派、各族人民和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形成坚实稳固的统一战线，为“两个共同体”的构筑输入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动力，以追求实现全人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两个共同体”的提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格局升华，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的概括，也是对现实发展时代的诠释。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互关系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思维

在中国人民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由梁启超先生提出，并广泛被时人所接纳、使用。长期以来，与西方传统的“一国一族”之思想不同，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与理论实践始终放在“坚持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时期的交流、发展、团结的过程中，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首先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是理论逻辑（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与现实逻辑（中国现实民族问题）相结合的产物，这一重要思想既深化丰富了我国新时期有关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相关理论，又为建构和谐美好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和基础。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稳固，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国家治理与民族治理面临着更为长期而艰巨的挑战，重点从“如何协调各民族间的关系与发展”逐渐转向了“怎样凝聚各族人民并增强对党、中华民族以及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认同”。因此，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中国特色的民族治理问题，提出并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③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0日，第1版。这是深化理解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实践而产生的伟大创新，旨在为解决我国多样化的民族问题，并开辟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民族团结、民族建设道路。由此可见，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铸牢，这一成功路径的演变无一不体现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特色治理理念之精髓，处处都是“中国智慧”的独具匠心之用。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有深厚自洽的理论思想作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铸牢有扎实有力的成果作印证，这无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贡献了智慧源泉。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不同于其他共同体模式，它承载着中国人民对和谐世界建设的理想追求，兼顾并关切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是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而不是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其目的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民族主义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也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既需要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又依照人类实践活动规律，是集物质和精神文明生产于一体的统筹布局。其逻辑起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社会再生产一般原理，①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68页。这既深化了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断，又从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的发展实践出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正是在准确把握世界形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共同体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无疑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提供了“世界思维”。

（二）“两个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协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升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致力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经验分析基础和参照样本；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新认识、再创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升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核心意旨为超越国家治理边界与局限，在全球进步、全球发展的维度上进一步对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两者关系予以重审评估，以争取实现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协调共进与双赢。2020年至今，全球共抗新冠肺炎疫情局面的出现，不仅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前瞻性，而且是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危机应对能力的又一重大考验，因此，如何有效协调国内外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不可忽视的课题。

面对新冠疫情，中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政府与人民上下一心、共克时艰，具体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始终牢记人民安全高于一切”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断，“封闭排查”“方舱医院四早模式”等中国特色经验成为了围剿病毒的强大合力，被全国各地严格遵守和执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社区工作者到解放军指挥部，从医疗志愿者到医疗专家团队，坚守在第一线人民群众形成了狙击新冠病毒的有力防线，国内各大企业和爱心人士无偿捐赠为疫情防控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这一系列举措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行动，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追求团结统一的内部动力，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了宝贵经验。

面对新冠疫情，世界各国人民风雨同舟，中国承担全球治理重任以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不仅是对世界各国的应急管理效率和治理方案储备的一次全面检验，而且深刻影响着全球治理方式的改革和治理秩序的重构。中国在保证短时间内遏制国内疫情传播势头的基础上，为世界人民防疫抗疫提供了最宝贵的援助，“向百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出30余支医疗专家组和300批抗疫援助，向2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并多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几千万美金的资金援助。”①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第1版。由此可见，中国将国家治理的重要成果、制度优势转化为了参与全球疫情抗击事业的强大动力和效能，成为了推动凝聚起全球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两个共同体”从不同维度和不同视角来分别优化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中国智慧、经验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表达、理论升华，协调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以推动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是二者的共同价值目标。

（三）“两个共同体”是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实践方略的双向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从2019年开始多次提及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②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8日，第1版。因此，从国内视域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型民族关系和中国梦得以实现的理论逻辑，并成为了指导新型民族问题解决和推动民族工作开展的基本原则；从世界视域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论的建构到实践的过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完整的思想文化根基，也为推进其实践探索创建了依据和样板。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与铸牢是中国梦实现路径中的必需模块，同理，在世界梦这一理想蓝图的实现路径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不可或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命题“起源于中国，实践于世界”，它是选择站在世界各国利益交汇点上，在保持本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上兼顾世界各国的需求和合理诉求，倡导共享、互惠、共赢，在国际道义发生争执冲突时主动维护国际公道与发挥人道主义情怀；积极推进大国特色外交，不仅在发生国际或地缘政治冲突时为弱小国家主持公道，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方面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依托多元化的政策和脚踏实地的行动来实施的，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即为一项重点工程，中国出台的这一系列相关举措，是将中国梦实现道路上的成果和种子播撒到沿线国家，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资源，双向促进，共同推进世界梦的构筑。这一系列实践与行动的支撑点是以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的“中国价值”，以及成为世界和平的引领军、国际主义的维护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的“中国政治愿景”。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实现中国梦是齐头并进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全球视角的指引。中国梦的成功实现，也可完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同时，中国梦和世界梦实现都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向互动、双向指引、协调发展。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一）“两个共同体”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中国贡献”

面对如今随处充斥着逆全球化、强权政治、恐怖主义、贸易战等复杂的国际环境，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无疑被称作是促进和平与发展的“灵丹妙药”，而“两个共同体”在思想内涵上正好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坚定的践行者与实践者，所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当代中国实践融合的重要体现。“两个共同体”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彰显着它的核心要求，并实践运用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取向和分析方法，从这一层面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当代指引。“两个共同体”的发展与构筑赋予了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新时代内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为21世纪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中国贡献”。

（二）“两个共同体”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新方向供给了“中国智慧”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初衷是为中国民族治理发展过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探索，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人类社会的宏观发展规律的整体把握后所提出的创新理论。两者的提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今日之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新思路，而且为预判和重构国家及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新的方向。它们既充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对推动世界历史进步有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习近平“两个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实施是站在全球公道和人道关怀的制高点上，以“五位一体”的深刻意旨为核心力求在国内外两个大局中做到统筹规划，并且将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紧密结合，将国家特色治理之道与世界和平共享发展紧密相连，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应对国内外和平发展、协调共进等方面的方案构想。同时，“两个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话语体系的重要成分，世界民族之林格局中的中国话语逐渐雄厚，在此平台上中国魅力、中国特色不断被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接受并试用，让“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不断为人类社会的新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以造福于人类社会。

（三）“两个共同体”为共筑中国梦与世界梦提供了“中国方案”

彼得·费迪南德曾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是中国梦，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中国梦与世界梦搭建起了关键的沟通桥梁。”①Peter Ferdinand,"Westward Ho—the China Dream and 'One Belt,One Roa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International Affairs,2016.无论是在全球新冠疫情斗争中中国展现的大国思维和人道情怀，还是面对当今频繁的地缘政治冷战、热战，中国承担的世界和平的引领者角色，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机遇是日益走向复兴的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充分证明了世界的繁荣无法离开中国的助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执政理念决定了中国梦不是独立于世界的、局限狭隘的民族梦，它还承担着引领世界发展、造福人类社会的重任，因此，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国际大环境作为保障，它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世界梦紧密相连。由此可见，“两个共同体”是促进中国梦与世界梦实现的重要力量，是中国梦同世界梦相连的重要纽带，是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为世界梦的实现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路径。

五、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国内国际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未来趋势，以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理论基点，紧随中国共产党的“同心圆理论”意旨，创造性地提出“两个共同体”的科学构想，不断丰富和创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解决当今复杂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互通共赢”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因而，我们要多层次深入挖掘“两个共同体”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从“两个共同体”出场顺序和提出背景看，“两个共同体”是中国智慧与世界思维的关系；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实践经验看，“两个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协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升华”的关系；从“两个共同体”最终归宿和目标升华看，“两个共同体是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实践方略的双向互动”的关系。在此认知基础上，充分发挥“两个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和世界关怀，以最大化地展现和发挥其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