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彦涛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中国商人团体史研究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正所谓人到半山路更陡，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商人团体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但是如何继续深入探讨俨然成为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迫切问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彭南生教授的新著《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街区里的商人社会》）是商人团体史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在检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商人团体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一次新突破。《街区里的商人社会》的出版，是作者在原生态史料基础上对中小商人团体的一次具有理论原创性的学术探讨。作者非常娴熟地拿起历史研究的“瞭望镜”和“显微镜”，对鲜有关注并具有历史独特性的马路商界联合会进行了精细的解剖和整体的认识，实现了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有机统一，有助于从理论视野、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多个层面，进一步推动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史、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深入探讨。

一、范式新拓展：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有机统一

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更趋精细的历史观是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既往的宏大叙事，由于多以抽象为主，缺少具体生动的历史内容而流于空疏，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尝试克服宏大叙事的陈腐与空疏的基础上，精细史观不断发展，并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趋势。“同那种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观不同，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①作为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产物，精细史观对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断向深、向实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重建历史细节，再现历史真相，本来也是历史研究求真求实的重要体现。

但是，更趋精细的历史研究也存在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缺乏宏大叙事的前提下，精细的历史研究单以具体的人和事件为主，只有史实的爬梳排列，缺乏广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探索。历史研究者在研究对象上一味求小、求细，甚至满足于对历史细节的精细刻画，而枉顾历史脉络的整体呈现。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越来越清晰的历史细节并没有带来历史的真像，“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②成为当前中国历史研究的真实写照。长此以往，历史研究自然越来越趋于碎片化，而把碎片的历史当成历史的真相，则不免有滑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因此，重建历史的真相，不能执泥于精细的描述，还要求研究者必须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理论关怀。

彭南生教授既往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理论深厚、视野开阔，论著颇有“大历史观”的风貌。其代表性著作《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等，都是从长程历史观、从整体性出发，考察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的历史命运。《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一书是彭教授的新作，也是他在从事近40年的历史研究后，在原生态史料和原创性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的学术探讨。这一探讨克服了精细史观的局限，实现了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有机统一。

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有机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它需要兢兢业业的史料考证，更需要非常高的理论素养。作为一个独有性选题，商联会研究很容易变成就事论事的泛泛之作。这也是商联会没有获得学界过多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作者一开始惊异于商联会的独有性，却不止步于独有性，而是始终从历史普遍性和过程性的角度审视这个团体，进而为认识商联会搭建了立体化的宏大历史背景。

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看，作者把商联会的创立、发展和组织演变放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时空中，融进国家和地方历史的大脉络中。作者娴熟地拿起历史研究的“瞭望镜”，通过商联会勾连起一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历史，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反对江浙战争、反对曹锟贿选等重大事件历历在目。同时，这一历史的宏观景象和整体面貌，不是只言片语的简单罗列，而是建立在作者搭建的极为精细的史料地基上。为此，作者运用学术研究的“显微镜”，对商联会进行了精细的解剖，具体而微地描述了商联会的创立与发展、组织体系的分分合合、组织形态的复杂面貌等内部特征，又从商联会与租界当局的斗争、商联会与中小商人的经济利益、商联会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等多个维度展现了其复杂而多样的外部面貌。

《街区里的商人社会》能够实现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有机统一，还有赖于作者在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的创新。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以原生态史学的立场，以工匠式的研究精神，综合运用瞭望镜与显微镜，把理论关怀与细节重建相结合，实现了原生态史料与原创性理解的有机统一。在问题意识上，作者进一步拓展了“中间问题”的研究意识，从商联会历史中间物的实际特点出发进行实证性研究，完整展现历史发展的过程性，从而免受域外理论束缚，达至了理论视野的从容有余。

二、原生态史学：原生态史料与原创性理解的有机统一

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统合，必须建立在原生态史料和原创性理解的基础之上。只有实现了原生态史料与原创性理解的有机统一，宏大叙事才不显得空洞，精细描述才不显得铺陈。章开沅教授最早把“原生态”概念引入史学研究，强调原生态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彭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史学研究原创性为旨归的“原生态史料——原生态历史——原创性理解或解释”③的路径依赖关系。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原生态史学研究方法。

原生态史学的第一步，就是穷尽“文本”，尽可能地占有研究对象的各种文本。原生态史料是史学研究原创性的基石。“史料学意义上的原生态是尽可能地占有研究对象的各种文本，尽可能地掌握‘文本的世界’里所包含的完整信息”。④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社会经济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很早就提出了“下层、下沉、下移”的观点，主张研究对象下层、研究视角下移、研究思维下沉。但是，这种观点需要原生态史料的支撑。商联会的选题形成，作者认为是自己的偶然发现，其实偶然中带有必然。在翻阅《申报》的“本埠新闻”版面时，“马路商界联合会”这个名词频繁跳入作者的眼帘。作者以一个历史学者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团体。但是，商联会的主体史料非常分散，除了《申报》中较为详细的记载外，档案留存无多，其他资料也都是散见于各类报刊、回忆文章中，这是一个重建难度非常大的研究对象。但是，作者依靠工匠般的研究精神，历经10多年持续关注、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前前后后录入电脑300余万字的史料，构造了一个专题数据库，完成了对商联会历史的史料重建，形成了一座学术富矿。但作者还不止步，而是广泛涉猎《民国日报》《新闻报》等其他报刊，广泛搜集亲历者的回忆材料，还包括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档案、南非法官费唐的调查报告、国共两党文件报告的记载，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李立三等的分析和回忆。也正是这些原生态史料的构建，为作者将商人团体史研究从大商人团体“下层、下沉、下移”到中小商人团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生态史学的第二步，就是还原特定的历史时空，构建原生态场景。从选题的角度来看，商联会可谓是一个孤案，一个独有性的选题。它存在时间很短，大致只有1919—1929年间的10年。尽管商联会参与了这10年间国内一些主要的政治活动，但并非绝对的主角，亦没有系统性的观点和主张。但是，历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辩证统一的。最特殊的历史现象，背后往往蕴含着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和规律。历史选题的独有性，看似来自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其实更是研究者既有学术积累和学术实践的结果。面对同样的资料、文本和史实，怎样发现问题、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展开问题、形成何种结论，其实主要取决于研究者主体的既有研究经验和学术积累，是研究者问题意识延伸、知识面拓展和学术能力更新的结果。

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作者聚精会神，拿起学术的“显微镜”，刨根问底，用精致细腻的笔触，完整还原了商联会的创立与发展、组织形态和演变，并对商联会与租界当局的斗争、与中小商人的经济利益、自身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表达等议题进行了史诗级的历史还原。作者将商联会的产生称之为“多重合力驱动的结果”⑤，其实就是言明了商联会是近代中国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共生环节。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为各类结社提供了经济社会基础，五四运动激发了上海商人的政治热情，“六三”罢市展现了商人联合的力量，公共租界当局征收房捐令的出台为租界华商组建团体联合抗争提供了“临门一脚”。不仅如此，作者还详细论述了“大上海”的商业布局和行业类聚性、商人团体的网状结构、沪埠日侨的町内会等，从纵向与横向的关系上，为商联会的出场构建了原生态的场景。原生态场景的搭建，既帮助我们理解马路商联会这一独特团体兴起背后的历史共性因素，又为从史实中展开原创性理解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原生态史学的第三步，也是更艰难的一步，就是分辨、提炼并准确运用“文本”中的信息，做出原创性的理解。作者很早就提出：“原创性的理解与解释就是在原生态场景下、在原生态史料的基础上构建出原生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并抽象出过程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共性因素。”⑥当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趋势，是因为一些研究者在占有原生态史料后，无法形成原创性理解。尤其是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把商会史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虽然在时段延续和区域扩展方面有所建树，但是，千会一面、千人一面的现象比较突出，其学术价值并不如前。彭著的商联会研究，并不是就商联会论商联会，而是超越了商会史研究的范畴，通过商联会的组织活动，系统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城市史、中国近代史。商联会成为作者勾勒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从中小商人的视角打开了理解从五四运动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中国近代史的一扇视窗。

作者没有止步于对商联会组织发展演变的历时性铺陈描述，而是娴熟地拿起学术的“瞭望镜”，始终注意把商联会放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来认识和理解。商人团体既是特定城市历史发展的“小历史”发展出的“次生文明”，也处在一种更为广大的“原生文明”的包围和作用之中，是“大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商人团体的大历史，就是考察特定时空格局下民族国家的统一文化对商人团体面貌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就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而言，离开了五四运动的大历史，就无以认识其特殊面貌，无以认识其在建构商人秩序方面的作用，无以认识它对国家功能的延伸。大历史与小历史相结合，才能够看清楚，马路商界联合会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结构化和秩序化的过程性产物。

这样，作者将瞭望镜与显微镜相结合，既看清楚了内部的毛细血管；又放大了背景，看到了更复杂的历史渊源。一部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历史，呈现为一部以中小商人为主体和视角，全面展现20世纪20年代上海乃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貌的一部整体性历史著作。商联会的细节重建，不仅没有冲淡宏大叙事的主题，反而在中小商人所迸发出的历史能量中，更加深化了对20世纪20年代上海史、中国近代商会史、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认识。这就使本论著成为原生态史料与原创性理解相统一的学术典范。

三、“中间思维”：历史研究中新与旧的有机衔接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新旧间的衔接与转换，是一个常问常新的问题。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更多强调历史发展内部矛盾的对立斗争和展现历史断裂的一面，相应地，忽略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⑦只有将历史作为一个不间断的、完整的过程加以认识，才能真正弄清历史过程背后潜在的共性因素，也才能实现原创性理解。在形成完整的历史过程认知中，“中间思维”具有超越二元对立、展现量变积累、搭建过渡桥梁的独特作用，对于完整认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结构性和统一性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研究中，“中间思维”是重要切入点，也是许多新理论、新思想涌现的窗口。

彭南生教授一直关注近代中国的“中间问题”。从曾获2000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一书开始，作者将手工业这一“不冒烟的工业”视为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经济”，用以解释近代中国手工业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在《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将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在“典型地区”和“典型行业”发生的质变理论化为“半工业化”现象，进而对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街区里的商人社会》是作者“中间思维”的进一步拓展。依靠“中间问题”意识，作者得以从历史普遍联系的实际特点出发进行实证性研究，完整展现历史发展的过程性，而免于受到域外理论对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史研究的牵连和束缚。

商联会是传统的地域意识向近代的国民意识转化的中间形态。商联会的产生，是中国传统地域意识在近代上海的独特历史空间下“在地化”为同街意识的体现。但是，商联会又绝不仅仅只是同街意识的产物，而是从产生伊始，就成为与租界当局斗争的平台，甚至自称为“练习四权运用之工具”“实现三民主义之机关”⑧，是含有半政治性的团体。也是在五四运动的胜利中，中小商人见识到了联合的力量，商人的国民意识进一步提高，马路商联会也就随之一哄而起。许多马路商联会就把国民意识作为组织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如民国路商界联合会就称“本路同人同是国民一份子，应尽匹夫之责，于是有民国路商界联合会之组织”⑨。正如作者所说，商联会的出现“是中小商人在五四运动中迸发出来的政治激情延伸的结果。以‘外争国权’为理念的五四爱国精神成为中小商人集体以及并以此自勉的工具理性，以商人联合所展现的力量为核心的五四情结成为维系马路商联会的纽带”⑩。继而，商联会的政治色彩不断加重，成为中小商人履行国民责任的一个有效载体，并以积极的姿态几乎参与了20世纪20年代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因此，脱离了与租界当局抗争的国民意识，中小商人的同街意识就无以形成；脱离了同街意识，中小商人的国民意识就丧失了具体化的载体。《街区里的商人社会》既展现了传统地域意识在近代中国向国民意识转化的必然趋向和历史进程，也深化了近代中国中小商人政治意识形成和演变的动态过程。

从历史的过程性来看，商联会具有未完成特色，是历史阶段性的影响和历史整体性上的消亡的辩证统一。在20世纪20年代政局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的缺位给中小商人国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正因为此，商联会构成了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因而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中小商人的政治活动空间立即被压缩，商联会的政治合法性随之丧失。但是，在马路商联会的独立生存发展权被国民党政权在统一商人团体的名义下取消后，中小商人已经发展起来的国民意识并不会凭空消失。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小商人群体既无法形成正确的理论主张，又缺乏立即行动的实践能力，只能产生“中间道路”的幻想，并在幻想破灭后，汇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当中。

总之，在《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一书中，无论是基于宏大叙事的整体史重建，还是基于精细描述的专门史研究，都显示出作者求真求实的学术创新、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严谨的学风。作者在工匠式的研究精神下，谋求和实现了原生态史料与原创性理解的有机统一，以“中间思维”克服了精细史观的局限，实现了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有机统一，成为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个范例。当然，学术研究无止境，一本书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如果说长时段研究重在探讨组织形式和制度建构，短时段研究则重在描画“人”的活动。作者对商联会的组织演变、主要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叙述，但是对于其中具体的商人、以及商人与商人之间、大商人与中小商人之间的关系的挖掘尚显不够。这还有待于作者进一步挖掘史料，加以补充和完善。

注释：

①马敏：《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②王学典、郭震旦：《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③④⑥彭南生：《原生态与历史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⑤⑧⑨⑩彭南生：《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54、21、75、2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