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北江

当中国、民族、边疆、民族国家、内亚、疆域、认同等这些关键词闪现时，我们首先考虑到的便是这些概念的渊源、演化及界定等问题。事实上，这些词并非是某种意义上的“固定化”概念，反而是随着人们观念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形成的综合性词汇，当然不排除外来借鉴因素，抑或本来就是一个“舶来品”。但对这些概念如何定位，如何阐释，则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绕不开的话题之一。

一

自上世纪初，学界关于“民族国家”诸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中国”历史的演变有其内在的“特殊性”，并非同西方国家一样由帝国或民族国家演化而来，这不得不促使不同学科背景下的学者，对历史时期的“中国”概念及围绕其而引发的系列问题展开反思，如中国、亚洲、世界与历史中国观的形成问题，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国别史以及区域史等问题。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它，如何去回应西方关于“中国”的问题呢？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的副标题“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很清楚地表明该书论述的性质。该书主要通过思想史与学术史两个历史维度去正视上述诸问题，同时也做出相应的回应。纵观全书，葛兆光先生“论战”的理论对象主要源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所谓庞大的很多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想象构成的一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①。其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说，我们不要用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从民族国家里救出来②。其三，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而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③。其四，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认为中国在这800年（750—1550）来的变化应该考虑的是四个问题：各区域的内部发展；各区域之间的移民；政府的组织、地方政府的组织；精英分子、社会和政治行为的转变④。其五，日本、韩国强调亚洲史、东亚史，弱化中国与中国史，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历史单位”；1996年以后“新清史”诞生，形成一股大潮。看起来似乎只是国外中国学界各种理论、学派、观点的争鸣，但实际上掩藏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中国”“中国史”这些概念，面临被消解、结构的困境，学术争鸣的后面又藏着政治的背景。甚至台湾学者所提出的“同心圆”理论⑤。

在回应这些问题的同时，葛兆光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性的问题，如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真的有一个“同一性”的中国吗？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亚洲何时成为一个可以相互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他者”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当亚洲成为一个“历史”时，它会不会在强化和凸现东亚这一空间的连带性和同一性的时候，有意无意间淡化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差异性呢？从中国历史研究者立场看，如果过于强调“从亚洲出发思考”，会不会在“亚洲”中淡化了“中国”呢？……焦点围绕“中国”，究竟何为“中国”？“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呢？层层“周边”的观念是怎样变化的？该书从三大方面，即“在历史中理解中国”“交错的亚洲、东亚与中国”和“理解亚洲与中国历史的方法”来进一步理清对“中国”相关问题的理解。

二

有关历史“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是随着种族文化认同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国人对古代“中国”“天下”“民族”“民众”的认识与现代意义上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差异。有关“中国”及“天下”观的认识，国人意识形态发源较早，与现代意义上的观念相比，大抵转型于鸦片战争之后。不得不承认，我们对古人所认识的有关历史的书写，主要是围绕他们固有的“天下观”而展开，这一记录主要体现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历史记载上。正因为有了这种“狭隘”的认识，所以西方学者更不能以当世或后现代主义理论去诠释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古人的世界观是比较薄弱的，他们的历史认识与书写更多的是基于民族经验与文化层面上的操作，并非形成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体系，进而把它来作为历史书写的理论支撑点，因此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是在不断变化中认识的。

就历史“中国”的划分阶段及特征而言，梁启超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上世史—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世界之中国。如若将这三个阶段再具体详论，第一阶段即从黄帝至秦之统一，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的时代。第二阶段即秦至清乾隆末，是中国民族与亚洲民族交往频繁，中央集权制度日趋完善，君主专制全盛的时代，是有朝贡制度的“中国之中国”。第三阶段即乾隆末至今，是中国民族同全亚洲民族与西方交涉竞争的时代，是明代中叶以后，西学东渐，以及之后以“西方”为尺度来看中国的时代。⑥葛兆光则以“中国的自我认识”为中心，对应地将中古史亦分为三阶段：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一面镜子的时代、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⑦复杂的中国文化是历史上各种文化互相杂糅的结果，我们确实不能把自己的观念仍旧停留在汉唐时期，“只有文化的输出，没有文化的输入，只有华夏文化而没有蛮夷之风”⑧。“中国文化体系”或“国际体系”的一个明显变化主要是在17世纪之后，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与形成，朝鲜、韩国、日本等国逐渐脱离中国原始“天下”体系。

为了明晰对“中国”概念的重新理解，书中也切入地图。首先具有代表性的是《舆地图》，即中国汉族人自己画的舆地图，这里面就关系到长城因素；其次是佛教的世界地图，中国处于“南瞻部洲”众多国家里面的其中之一；再次是李朝王朝（朝鲜）的《天下图》，朝鲜人眼中的中国；最后不得不提到《大明混一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以及蒙元时代的世界新知识等。

在阐释“中国”问题基础上，又进一步反思中国“民族国家”形成问题。在阐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即国民国家是如何被界定的。日本学者西川长夫认为，国民国家与传统帝国存有一定的差别，“国家”至少包含五个方面的特征：明确的国境存在；国家主权意识；国民概念与意识形态支配；国家机构和制度；国际关系。⑨反观历史中国，“具有边界即有着明确领土、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自从宋代以后，由于逐渐强大的异族国家的挤压，已经渐渐形成”⑩。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与“主体性”并不一定就与西方所谓的“近代性”有关。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散的。中国本身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它并非如西方国家一样，经历过由民族国家到帝国的转变过程，而恰恰呈现出一种相反的态势，“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同时，葛兆光也提出有关“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首先，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从历史层面来看，“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某一“王朝”。不必以现在中国的政治边界来反观历史上的中国，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现代中国。其次，在文化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再次，在政治意义上，“中国”不仅等同于单一“王朝”，也常指某一家某一姓的“政府”。

然而，针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出现与建立，葛兆光认为“后现代历史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路和依据”，只适合欧洲近代历史，而不适合中国。进而带出的是把历史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出来，但他强调的是“在历史中去理解民族国家”，“在中国历史中去理解历史中国”。同时，也反对杜赞奇把“民族国家历史”视为“虚假的同一性”的观点。书中一直强调，“始终延续的中国却并不是在近代才重构的新的民族国家”。在这里，如果反问，中国真的可以被视为一个“始终延续的民族国家”吗？“民族”与“民族国家”从来就不是“历史中国”内生的概念。相反，“在历史中去理解民族国家”，这种基调也正是杜赞奇所反对的，即把“民族国家”，这个欧洲概念普遍化、自然化、目的论化，“历史中国”却恰恰给普遍主义作了注脚。历史“中国”的叙述，到底从哪里去书写，如何去认识，从什么维度去把握等等，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探究，即“从亚洲到民族”还是“从亚洲、民族到历史”抑或“从语言到历史”。

三

“中国”意识真正凸显于宋代，当然这并非专指单一的宋政权，而是以宋为核心的同期时代。唐宋变革的内容之一，便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虽然这一理论的提出源于近代日本学者，但有关“中国”的叙述早在古代中国就已经存在，较为典型的如宋代石介、欧阳修等人。宋人“中国”“民族”意识的凸显是与传统的“夷夏观”“天下观”分不开的，这一观念的转变是内外因素共同促使的：一是受到“他者”外界政治军事的刺激；二是成熟的科举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三是寻求政权正统性以及御敌受挫后的解嘲。古人对“中国”概念的诠释更多的是偏向于文化或区位层面，而往往忽视对疆界的认识。“国家”概念上升到政治地理层面，宋代较为明显，即有了明确的国界意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也“至少在宋代起，已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宋代作为一个“近世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主要是考虑到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二十四史”之《宋史》首次出现《外国传》和《蛮夷传》，对“他者”（The Others）有了明确的分类记述。在周秦汉唐时代，虽然有匈奴、鲜卑、突厥等诸多“非汉民族”政权，但在他们心中“外国”或者“敌国”概念并非十分清晰，意识也并不强烈。另外，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内外区别，或者“国际化”的认识，也是在唐宋时代，政府层面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设立部分对外机构，如市舶司（务）等。

第二，随着周边政权力量(辽、西夏、金、蒙古)的崛起，宋政府在不同政权间设法进行“划界”。具有代表性的如宋辽“澶渊之盟”，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夏之间，大致以兰州—会州—定边军—麟州为界（西夏贞观十一年，公元1111年）。虽然这些疆界是一种盟约式的，是以不同族群为核心的政权划界，但此时无疑已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疆界”模式。划分领土边界意味着这个政权已经是一个有限制的国家而非无边的帝国了，所以“中国”内部的各族政权也不能用帝国来解释。历史上王朝的统一与分裂，是后世学者以今天中国版图为出发点，来重审各民族为主体政权的疆域嬗变而做出的历史判断。古人对国家的统一与分裂认识，偏重于本民族所建政权是否承袭和发展了前朝的疆域，以及是否在前朝疆土上进行了拓展和完善，显然这一认识是比较单纯的。宋政府虽然强调了“盟约式”疆界，但对国家是否完成了更大疆域的统一似乎并不太在意。如在强调秦始皇一统天下时，并没有过多书写疆域面积的盈缩变化，反而是重点关注攻取六国的过程与进程。宋兴代周后，“宋挥玉斧”，以大渡河为界与大理政权划分疆界，即大渡河以南“非我所有”。要知，大理于唐而言，实属其领土之一。就北宋政权本身而言，也只继承了后周的疆土，与汉唐疆土相差甚远，宋政府的领土扩张（拓边）行为，也仅仅是迫于辽、西夏政权的政治军事压力而做出的反应。也正因为王朝国家对天下统一与分裂的浅显意识，方才促使各族政权的边疆意识形态更加强烈。

第三，海关界限逐渐明确。宋代于广州、宁波、泉州等地都建立市舶司，规限商品货物的进出，使得宋与海外诸国交易界线的确立。

“中国”意识的凸显以同时代的宋朝为主导，原因有两点：一是宋朝为华夏农耕文明的代表，一是宋朝有着完善的科举体系和士大夫群体。如若简单认为“中国”意识的凸显仅仅归于北宋，那么与北宋同时期的女真所建立的“异族政权”又岂在文献中被称为“中国”？“天下主义”被“民族主义”代替掉了？这显然成为一种悖论。对于宋代的“近世”，书中还引用诗歌例证，反映出“民族主义”特征，如范仲淹、欧阳修、柳永、苏轼、黄庭坚等。如果往前再查视，“永嘉南渡”，为何不作一历史渊源？

“国家不等于祖国，政府不等于国家。”“中国”最早是指“天下”之中心，大体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京师）。“中国”与“汉族”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如韩愈所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就是一个地理、文化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确实是没有多大关系。古代中国连绵延续的“文化民族”情结，使其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擦肩而过。历史上的中国是个动态的“中国”，王朝的分合与各政权间的边疆移动，导致不同政权的“国家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果非得要探讨历史“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只能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汉民族为主体政权的文化认同，和以中原区域为核心的“中央政权”为出发点，进而诠释中国的“文明共同体”。从这一层面讲，中国的国家认识是一个由内向外，从上而下的空间观和世界观。

注释：

①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译，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9年版。

②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③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④ M.H.Robert: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82,42,pp.365-442.

⑤如吕春盛、杜正胜、黄秀政、郑钦仁、廖瑞铭等学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杜正胜，他认为新的历史认识要从以中国为中心转为以台湾为主体，要逐渐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属”的认识方式。提出论述“中国”的新论述，即第一圈是本土的乡土史，第二圈是台湾史，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是世界史。以台湾为中心，以同心圆式逐渐扩大，试图瓦解传统中国的叙述。（参见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

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国史叙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1—12页。

⑧葛兆光口述、盛韵整理：《从历史看中国、亚洲、认同以及疆域——关于〈宅兹中国〉的一次谈话》，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2月27日。

⑨西川长夫：《国民国家论から见た“战后”》，见《国民国家论の射程》，东京柏书房1998年版，第256—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