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堂 姜雨薇

列斐伏尔在其1970年出版的著作《都市革命》中预言“我们的社会已经完全被都市化，它在目前是潜在的，但在未来却是现实的”①。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已经抵达了列斐伏尔笔下的“都市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席卷乡村，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辗转至城市，城市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仅带动了经济发展，而且催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然而，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堪重负，在新时期面临着诸多挑战，城市问题也成为一种世界性问题。

在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城市与语言文字一样，是人类文明的表征之一。武汉作为特大城市，地处长江中游，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文明的孕育都离不开水的滋养。长江流至武汉，在区域内形成了不同于上游和下游文化圈的荆楚文化圈，荆楚文化包孕在长江文化之中，长江文化的现代化演进与武汉的城市文明发展是相伴相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的存在方式和文明进程，以长江为代表的水资源和水文化，自古以来在武汉的城市发展史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诸如依水而兴的航运、靠水而设的码头、因水而成的三镇格局等等。

在新时期，滨江区域作为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紧密相连的风光带，是展示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的魅力窗口。滨江区域不仅是天然的亲水空间和市民休闲空间，更是演绎城市历史、呈现城市精神、维系城市文脉、再现城市记忆的文化空间。在高速运转的现代化进程中，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市是“可复制”的商品，城市形象也易陷入“千城一面”的发展困境。滨江区作为城市独特的文化空间也面临着城市记忆失温、城市文脉断裂、文化内涵单质化、景观同质化以及氛围商业化等挑战。

在此我们需要引入更多元的研究尺度，人文地理学对于“地方”及“地方感”的论述，为我们探讨滨江文化空间的重要意义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本文认为，城市滨江空间的物质属性和文化属性，共同维系着人与地、人与江、人与城之间的情感联结。然而研究发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武汉滨江空间面临着“地方感”的消逝和如何重塑滨江空间的社会文化问题。回溯人类文明史和武汉城市发展史，长江所代表的水文明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滨江区作为江与城之间的连结体，探讨滨江文化空间必然离不开对长江文化的追溯和剖析。由此，文章将进一步论述长江与武汉、长江文化与武汉城市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阐明二者如何互塑，梳理其中恣意生长的多元城市文化和空间中遗留的历史文化遗产。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由信息技术所主导的互联网时代，将滨江文化空间置于数字化城市中，思考在新时代应当如何建构新的滨江文化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城市滨江空间“地方感”的消逝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人有诸多复杂的情感难以自渡，常常需要依赖一定的文化空间进行情感的缓冲和释放。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仰赖一些支持我们、养育我们并使我们感到亲切的地方，如家、亲属、四邻、社区或故乡。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地方感”（sense of place）体现的是人在情感维度上与地方之间的深切连结，是经过文化与社会特征改造的特殊人地关系②。“地方”暗示着“家”的存在，是给人以呵护、温暖和依恋的特殊场所，一座城市的整体也可以视为一个地方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是与世界相区别的概念。步入21世纪，全球化和城市化是时代的底色，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和环境问题威胁着地方的存在以及人与地之间的情感关系，地方的内核被不断消解，地方感及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以城市为主导的“都市革命”使城市本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建筑，人来人往的陌生人社会，现代人城市生活的时间节律紊乱，空间也变得支离破碎。道路、立交桥、快速路和隧道构成了城市的重要风景，在城市所推崇的“快速流动”之中，行人的驻足和停留越发寥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城市路上并无风景”④

城市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人口的快速流动、交通系统的急速运输，生活节奏的高速运转，故“快”和“速度”是城市生活的关键词。一方面，城市发展的短期经济收益取代长期的社会文化价值，局域的财政发展取代整体的文化发展。经济增长成为评判城市发展强弱的压倒性指标；另一方面，在追求国际化的道路上，外来文化的侵入，导致本土文化的失语，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主体性被迫让渡给西方文化。由此，我们的城市发展常常不得不以牺牲优秀传统文化、献祭共同体精神为代价。在诸如旧城改造、老城拆迁、传统村庄改建等规划实践中，我们看到，城市在奋力奔赴现代化同时，也消弭了某些特定空间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在当下，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是主导城市空间实践的全球性话语，在这种具有支配性的话语霸权和叙事逻辑中，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居民主体存有的失落、精神世界的失落、人的异化以及城市“地方感”的消逝。

在后工业化时代，依靠水运的滨江工业因为污染环境而被迫迁往城市的非中心地段。随着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铁路、航运、公路等交通网络全面覆盖，水运的重要性便随之下降。诸多码头、货运仓库、轮渡、工业厂房被迫停用并废弃，皆面临着行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压力，城市滨水区曾经作为商业贸易重地和水运枢纽的功能性效应在现代化背景下逐渐削弱。但在新时代，滨水区的文化功能又彰显出独特价值，在快生活的氛围中，携带地方性的滨江空间则是闹市中的安静一隅，天然的亲水空间是慢生活的象征。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使得城市居民更注重休闲生活和游憩时光，都市人分外渴望能拥有一片短暂停留、随时“充电”的自然之地。城市滨水区以其独特的亲水性、感性的自然空间很好地平衡了都市社会千篇一律的理性格局，其带有地方性的深刻烙印，是了解武汉城市物质文明，理解当地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情感中介。

二、“江”之于“江城”：长江文明与武汉城市文化的互塑

长江自唐古拉山奔流而下，从湍急的雪域高原一路蜿蜒游走至平坦的江汉平原，在武汉穿城而过，将其一分为三。在武汉市民的生活“词典”中，“过江”是如同“过早”⑤般稀松平常的事儿。在“两江四岸”穿梭游走是开启武汉城市生活的动态密码，人在城中走，江从脚下过，江水一直都流淌在武汉的城市血液中。滨江区是城市中自然因素最为密集的地方之一，水与陆地在此金风玉露般相逢，水岸线为城市增添了诸多自然之趣。

河海之滨和江河流域是孕育人类最初文明形态的摇篮。世界上的人类文明大都发祥于江河之地。“中华文化是由南北二元耦合而成，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二元耦合的态势虽因时而异，但二元耦合的结构却始终存在”⑥，故黄河与长江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长江流域覆盖面积广，地理环境复杂多变，几番沧海桑田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圈，主要以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为主体。概而言之，长江文化是指“长江流域地区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与集聚，是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⑦。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富庶的江汉平原，是楚国早、中期的腹心地带。长江与汉水在此交汇，江水浩浩汤汤穿城而过，形成了武汉三镇隔江鼎立的城市格局。武汉地区较早的城市文明可追溯到商代早期的盘龙城遗址，长江流域丰饶的沃土和发达的水系吸引先民们在此繁衍生息。因为坐拥长江中游宽阔的河段和星罗棋布的湖泊，水运成为重要的媒介使武汉与外界充分互联，武汉成为内陆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航运中心。明清时期，汉口凭借长江天然的“黄金水道”发展航运，水运带来了“吴商蜀客”并促成了多元文化交流，商贾云集的汉口一跃成为四大名镇之一，依托长江而形成的码头城市和码头文化也一直氤氲至今。“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诗仙李白的千古绝句传诵至今，成就武汉“江城”之美誉。

从国家政策层面考察，2016年“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对象被提上日程，武汉作为中游城市群的“龙头”城市，在新时代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实现区域经济和文化的联动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这也是从国家层面确立了长江与武汉未来发展唇齿相依的关系。近年来关于武汉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有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长江，诸如“长江文化主轴”“历史之城暨长江文明之心”“长江文明枢纽”“长江文化之都”“世界滨水文化名城”等相关规划和设想渐次浮出水面。由此可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长江文化都是武汉重要的城市文脉，勾连着一座城的过去和未来。

“江”与“城”须臾不可分离，长江与武汉是相伴相生的，长江与武汉城市的发展休戚与共、唇齿相依。一方面，武汉城市形态的起源和发展、城市边界、城市文脉都与长江休戚与共；另一方面，长江文明作为时空交织的文化复合体也孕育了流域内独特的风土人情。

三、“相伴相生”：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关系

空间理论进入学术界研究视野，得益于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触发的“空间转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空间与物理学、数学、哲学、建筑学、地理学等学科“联姻”而被视为是物理意义上静止的“容器”和实践展演的背景与场所。列斐伏尔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和消费活动的产物和生产过程，将空间作为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切入点”⑧，确立了空间作为研究视角的主体地位。文化空间作为一项专有名词被广泛使用，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论述。在非遗领域，文化空间指代存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或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一段时间。文化空间指涉在特定场所，人类周期性的行为、聚会和演绎，是一种具有岁时传统的独特文化形式⑨。随着时间推移，文化空间的概念发生了“转义”，其内涵与外延已经超出了人类学、民俗学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范畴。

列斐伏尔敏锐地洞悉到我们社会的生产已不再停留于马克思所论述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⑩。下文将承袭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思想，从文化空间的角度来解释社会与历史，以此构建“武汉城市滨江文化空间—历史—社会”的三元辩证法。此外，进一步探讨长江文化与武汉滨江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和互塑过程。

（一）长江是武汉滨江空间的自然肌理

水是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类文明生长的必备条件，长江孕育并滋养了长江文明。长江干流全长6300余公里，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逊河，位居世界第三。

若以鸟瞰视角观之，长江全域的纬度大约围绕北纬30度上下起伏。在地球上这一孕育文明的北纬30度附近，并列诞生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华四大文明。文明的诞生并非偶然之事，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天然温床。“充沛的淡水资源和丰富的热能”——长江流域兼具文明发展的两大必备条件。我国疆域广阔，经度跨越面积大，长江流经的地域，地理形态复杂多变。高低起伏、多元变化的地理形势，青藏高原和西部横断山脉成为天然的屏障，造就长江流域内降水充沛。

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如今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诗经》中也留下了许多关于汉水的诗篇，诸如“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在《诗经》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窥见汉水的波澜壮阔和烟波浩渺，“江淮河汉”之称将汉水与长江黄河并列，足可见其地位，汉水流域也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尚书·禹贡》记载了“江汉朝宗于海”，意指长江与汉水如诸侯朝见天子般奔流入海，描绘出了长江与汉水波涛汹涌、百川入海的大气景象。明嘉靖年间编纂的《汉阳府治》也将“江汉朝宗”列为汉阳十景之一。长江与汉水的交汇不仅成就了“江汉朝宗”的磅礴之景，也造就了武汉“两江四岸”的独特城市格局。武汉的城市命运与水紧密相连，盘龙城遗址留下先民逐水而居的历史印记，再到如今的码头城市和码头文化，江城之所以谓之江城，正是江水、江民、江事和江情共同构筑江城。

长江横贯东西，支流广阔，水系发达，素有“黄金水道”美誉。中下游地区降水量更为丰富，便于发展航运和水能，众多支流也满足地方的农业灌溉和生产。但让人喜忧参半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发达水系也会反噬人类的生命和生存环境，历史上的长江流域是洪涝灾害频繁光顾的地区。每年夏季的汛期，洪水肆虐，整个云梦泽江湖难辨、水天相连、陆地行舟。东晋永和年间兴建的荆江大堤固若金汤，为保护荆北平原的防洪安全而建，是江汉平原乃至长江流域兴建最早的堤防。元明清时期汉水中下游地区的百姓也深受洪涝灾害之苦，大水决堤倒灌，家园一片汪洋。如今武汉的诸多地名还可窥见人与水之间的斗智斗勇，清朝光绪年间，有张之洞主持兴建后湖长堤抵御水患，而今武汉人称之为“张公堤”。纵览武汉的城市发展史，也是一部与洪涝灾害抗衡的抗争史。时至今日，武汉人民仍然在探索如何与长江汉水和谐共处。武汉的城市抗洪史也形塑了武汉“勇立潮头，不畏艰险；海纳百川，砥砺前行”的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

（二）长江文明是滨江文化空间的核心象征

文化是由社会成员共享的意义系统，是社会认同的基础。文化空间的目的在于展示出这种区别性文化。文化空间的关键意旨为“具有核心象征”。核心象征由“集中体现价值的符号组成，承载着核心价值，并被文化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所认同”，是集体意识的基础，是文化空间的文化属性的外在表现。

人类依水而居，城市傍水而兴。河海湖泊是现代化城市得天独厚的重要资源，长江与汉水作为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和行政区划将武汉一分为三，三镇分庭抗礼，共饮长江水。天然的水运交通，商贾云集，人头攒动，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驻足又漂离。回溯历史，以汉口为中心的码头与商埠文化，无疑是武汉滨江文化空间实践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的天宝巷码头是武汉可考的最早的码头，随着商业的兴旺发达，长江沿岸也渐次兴起诸多码头，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描绘了“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热闹景象。1861年汉口被迫开埠，西方人的租界立于长江沿岸，外商来汉办厂，从事商业贸易，洋行、洋码头日益兴盛。汉口的开埠促使武汉从“内陆型封闭式的传统市镇”逐渐向“开放式的国际化贸易中心”迈进，沿江空间逐渐成为武汉繁荣的城市中心。作为大商埠与大码头，“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南来北往的九州商贾使武汉成为一个以码头空间为中心的文化大熔炉。

与大多数滨水城市的命运相似，武汉滨水码头万商云集的繁荣盛市是以牺牲滨水环境和自然景观为代价。随着城市铁路、航空、公路运输业的发达，昔日百舸争流的繁华闹市不再。废弃的港口、码头、货栈、厂房充斥在滨江两岸，水运繁华随风而逝，剩下杂乱的滩涂裸露于江边。步入21世纪，曾经承担着经济功能和商业贸易的滨水空间也面临着转型和升级。人们逐渐意识到滨水空间对于城市的特殊意义，水资源和水岸线作为稀缺资源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城市滨水区域和水岸线作为城市风光带，被赋予了举足轻重的文化意义。复兴滨水区生态景观，打造滨水文化空间成为许多城市的重要规划，“长江大保护”作为国家战略也被提上日程。

城市滨水空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起源、繁荣、衰退、复兴四个阶段。文化空间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时空集合体，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武汉滨江文化空间是以码头文化、商埠文化、荆楚文化、革命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作为核心象征，具体表现出开放包容、多元荟萃、敢为人先、变革趋新的整体文化性格。

（三）滨江文化空间是对长江文明的再现

滨江文化空间是对城市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集中再现。漫长的城市发展史、城市文明初显时的微光、敢为人先的革命事迹、江汉揽胜的无限风光、历史悠久的荆楚文化，滨江沿岸汇集了诸多长江文明的印记。当下，汉口江滩作为武汉滨江核心区域独领风骚，汉口江滩与沿江大道相临，与龙王庙、江汉关、租界历史建筑群、江汉路步行街相接，与黄鹤楼遥相呼应。汉口江滩是武汉城市中心独具风貌的文化空间，集中展示了武汉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意象。当然，城市文化是多元共生的，除此之外，武昌江滩郁郁葱葱的城市绿带是市民休闲娱乐的一大去处。夜幕降临之时，站在江边可以一览“天堑变通途”的大桥之姿。

汉阳江滩与晴川阁相依偎，营造芳草萋萋的鹦鹉洲文化，江边还建有大禹神话园等雕塑文化景观。汉阳地区的历史记忆融于江滩之上，集中展现了汉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比之下，青山江滩与硚口江滩的文化建设则稍显逊色。纵览武汉江滩的带状图景，呈现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文化空间的断裂等问题。

以江上轮渡为例，天然的水域资源给予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貌，夜游长江为成为地域性的特色旅游活动。水上夜游空间一方面是城市发展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是城市居民、外来游客与自然亲密接触、感受城市风物的窗口。每当夜幕降临，江面上缓缓驶过霓虹闪烁的游轮，在每一个观者的凝视中，城市完成了对长江和长江文化的叙事。伴随着两江四岸恢弘的灯光秀，凝视者建立起了基于视觉冲击的城市初体验。在城市化进程中，灯光秀和夜间经济是展示现代化都市“肌肉”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基于感官刺激的城市体验是难以长久维系的，灯光建构的是关于城市现代化文明的宏大叙事，变幻莫测的光影和流光溢彩的水际线是城市繁荣的注脚和表征。值得反思的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借用灯光来展示城市形象，仅仅注重声光的绚烂而缺少文化内涵和鲜明的主题，运用华丽的元素进行堆砌，易造成视觉审美的疲劳，滨江文化空间难免陷入同质化的窠臼。

作为城市名片的滨江文化空间，是展示现代化和城市化成果的巨型舞台，灯光秀夜夜浮现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在被资本和商业裹挟的滨江四岸，高楼林立的建筑物是商业和资本的象征，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城市居民被迫迁往城市边缘区域，他们将故土赎卖给资本家使其建成繁华的商业体，滨江文化空间成为集中展示资本和现代化发展的橱窗。在此试图追问的是，当城市居住者步入滨江区域时，个体的“地方”与家园何在？当下滨江文化空间是展示城市经济效益的舞台，在当下的诸多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叙事中，我们很难看到城市与个体之间的情感连结。滨江空间是被改造、被开发的“容器”和“物体”，城市的发展是与“地方感”背道而驰的过程。一方面，滨水区域常常是商业中心和交通运输的集散地；另一方面，也是一座城市最具人间烟火和生活气息的文化空间。但在当下的城市叙事中，我们很难准确捕捉到城市的精神与文化。

四、武汉滨江文化空间的建构路径

“一些地点的存在对其社会成员来说，具有特殊而强大的意义，就像苏联的红场。”滨江区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单位，其背后也蕴含着深层意义与价值。

其并非卫星地图或城市规划中的一个“地点”（point），而是属于每一个城市居民的“地方”（place）。在段义孚看来，“恋地情结”是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武汉滨江空间是以长江文明为核心象征，并辅以多元文化的时空复合体。武汉早期城市文明发源于长江之畔，近代以来对外贸易的繁荣兴盛同样依托于长江汉水，历史的车轮在滨江四岸遗留下了诸多文化遗迹。下文将进一步探讨在新时代应如何建构武汉的滨江文化空间。

（一）提炼滨江核心文化符号，打造多元文化时空

当前的城市发展面临着主题文化打造和多元文化生态维护之间的“两难”选择，城市易陷入审美“同质化”与文化生态单一化的窠臼。城市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历史博物馆和公共的艺术展览，具有储存、传承国家与族群记忆的功能，城市文化空间是由物理实体、精神空间、社会文化共同构成的综合性场域。滨江空间是武汉城市空间的核心公共空间之一，武汉的城市发展映射在滨江区的发展之中。滨江区作为江与城之间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融合的中介体，是展示城市主题文化和多元文化生态的“名片”。

长江流域内的地势形态高低不一，自然环境复杂多变，历史发展进程也有所不同，由此便形成了异彩纷呈的特色文化区。武汉地处中游荆楚文化区，荆楚文化的具体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炎帝神农文化、楚国历史文化、秦汉三国文化、清江巴土文化、名山古寺文化、长江三峡文化、江城武汉文化、现代革命文化”。武汉文化是包蕴于荆楚文化之中，荆楚文化又包蕴于长江文化之中。从文化内涵与外沿大小的视角观之，武汉滨江文化空间依次蕴含着长江文化、荆楚文化和武汉城市文化。既然如此，滨江空间是一个复合多变的文化综合体，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文化脉络中抽取出独特性的象征物和文化符号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议题。

从物理空间的物质实体出发，武汉滨江空间的核心象征应有：江汉路及中山大道历史文化街区、江汉关、长江大桥、黄鹤楼、晴川阁、古琴台等物质文化符号；还有码头文化、商埠文化、工业文化、革命文化、渡江文化等精神文化符号。滨水区按照与水的远近距离，可分为亲水、临水、近水、远水区域，在滨江空间临水和近水区域应以上述文化符号和文化景观作为主体。除此之外，在滨江文化空间的外延区还应包含其他文化因素。

江汉路及中山大道历史文化街区沿江而建，西洋建筑林立，独具异域特色，是值得保护的历史文化建筑。伴随着汉口开埠，江汉关也屹立于江边，开埠设关对武汉的现代化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武汉与外界互通互联，走向开放的象征。长江大桥作为建国以后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于地方和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它是武汉滨江区跨江空间重要的历史标志性建筑物，它改变了武汉人民的城市移动方式和存在方式，是武汉市民集体记忆中荣光闪烁的篇章。黄鹤楼立于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名胜之地，李白与崔颢在此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篇，江城美誉一朝天下闻。

这些物质文化符号都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内涵丰富，且皆与长江和长江文化紧密相连。文化空间是由核心象征、符号系统、主体、集体记忆共同交织而成，把握了这些核心象征，即可以准确的把握武汉的城市文化。这些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存在和再建构，是为了告知后人是行走在历史中、徜徉在优秀文化中，延续着城市文脉的传承者。

（二）唤醒城市集体记忆，重塑人与江的“地方依恋”

“城市是存放人们集体记忆的场所”，记忆的魅力在于使城市从瞬间化为永恒，从有限扩展为无限。在一座城市的历史中，记忆和重新记忆的活动从未停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城市记忆并非是某种已知存在的事物，城市记忆既体现纵向时间的内容，也包含横向社会空间的内容。其中，承载城市记忆的中介包括语言、文字、声响、建筑、物质文化活动、虚拟媒介等等。

武汉的城市化进程映射在滨江区的发展之中，滨江区的日新月异也彰显出出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在武汉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中沉淀的城市记忆，始终绕不开对长江文明的传承与传播。从历时的角度回溯，建于商代早期的盘龙城遗址是武汉城市文明之“根”，先民在此繁衍生息，自此开启武汉的城市文明。三国以降，武汉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贾往来、舳舻千里、人口聚居的通都大邑。汉口开埠，“楚中第一繁盛地”声名鹊起，武汉有着美伦美奂的滨江水岸线和清晰连贯的长江文明传承发展脉络。关于武汉的城市记忆是对“大江大湖”的自然环境及长江文明为核心所具有的美学特征认同后产生的集体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的城市记忆是由不同群体共同书写的鲜活生命史，生活史的叙事不仅包括城市中的重大事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人间烟火”；不仅由官方进行宏大叙事，也由市井居民参与城市记忆的“编撰”和“注疏”。建国初期，“万里长江第一桥”坐落江水之上，自此改变了城市格局和滨江文化景观。长江大桥作为长江水道上的标志性建筑物见证了武汉的荣辱兴衰，它既是历史的丰碑也是人民的文化遗产。“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大桥的落成是由官方和本土、主流和非主流媒体共同书写的城市记忆。因此，大桥作为滨江文化空间重要的文化意象是武汉城市记忆的载体，它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它为我们的生活留下了记忆，它作为媒介，保存、传递、延续着城市历史与文化。

除了依托长江而发展的工业文明，武汉在历史发展中也留下了诸如革命文化、渡江文化这样的特色文化记忆。盛夏七月的江城是市民与江水亲密接触、“物我两忘”的好时节，《诗经》曾描述先民在长江汉水游憩的往事，近代张之洞“自强新军”也曾组织过游泳和渡江的训练，1934年，武汉首届渡江活动在“强身救国”的口号下开始。1956年毛泽东同志视察武汉，三次畅游长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代伟人身体力行，搏击江水、畅游其中，毛主席与武汉和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此，渡江成为了武汉人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的公共活动；横渡长江被赋予“伟大气魄和伟大革命实践”“征服风浪、开辟革命通道”的政治意义。时至今日，一年一度的渡江节作为武汉的民俗活动，其含义早已发生了转变，但顽强拼搏、不畏艰难仍然是其核心意涵。渡江作为一种仪式性的活动超越时空，自上而下的书写城市的记忆。这些由城市和人民共同孕育的集体记忆，是值得被珍视、被保存并再度示人的。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我们总幻想“生活在别处”，希望短暂的跳脱日复一日的庸常，奔赴灵魂可以诗意栖息的远方。殊不知，滨江文化空间既是个体向往的“远方”，也是社会成员栖息的“地方”。由此，唤醒社会成员的城市记忆，重塑人与地、人与江之间的地方依恋显得尤为重要。

（三）建构“可沟通的”虚拟滨江文化空间

繁华的城市是诸多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生活方式，然而城市却未能完美践行“让生活更美好”的诺言，“城市病”也给城市生活涂上了浓重的阴影。如何才是更美好的城市，如何才是更丰富的滨江文化空间是值得思考的议题。在当前可见的城市评价体系中，有“经济发展水平”“综合竞争力”“智慧城市”“数字城市”“魅力城市”等多重评价标准，然而这些框架却未能完整的为城市的当下和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以滨江空间为例，它是市民休闲游憩的一方亲水天地，在当前肉眼可见的滨江环境中，过多的商业因素和消费主义侵占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我们倡导建构“可沟通的”滨江文化空间，这并非是在既有的评价体系中增添一个新的维度，而是尝试以一种更为综合、包容的方式理解城市并重塑城市。

在当下，我们的生活日益被移动电子设备侵占，在信息技术主导的互联网社会中，万物互联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以二维码为例，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手机扫码，在后疫情时代，健康码和通行码是我们出入各处、获得人身自由的凭证；在博物馆、旅游景区，扫描二维码购票消费、获取景点信息随处可见。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了极大改变，滨江空间的建构也不再停留于物理空间，更在于虚拟文化空间。正如英国传播学家麦奎尔所言：“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体验经由建筑结构和都市领地、社会实践和媒体反馈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构造而崛起。”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化时代，城市是开放的，但是数字化网络和移动电子设备的操作过程却不那么清晰，老年群体、农民工群体等弱势群体是数字技术时代的“难民”。

“可沟通城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人文关怀，期冀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共享技术带给我们的便捷。电子信息技术是辅助我们了解长江文明、协助我们超越时空界限对滨江空间进行多感官体验的重要中介。具体而言，滨江文化空间的“可沟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可沟通性”意味着连接，即滨江区内的各文化要素之间是广泛关联，两江四岸不同行政区划的江滩公园和文化景观应形成一个互通互动的空间网络。借助信息技术或电子设备我们可以更好的与物质空间产生互动和交流。其次，“可沟通性”意味着流动，无论是物质实体、信息技术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江、人与空间的“交流”过程中交换、共享，从而形成空间的再生产，迸发新的空间活力。第三，“可沟通性”意味着平等，文化空间网络中的各个文化要素具有同等影响力，各个社会成员和社会主体都可以平等的共享空间，诸如儿童、老人、青年等不同的年龄群体、趣缘群体都可以平等的共享自然的馈赠，由此实现人与物的情感连结。最后，“可沟通性”还意味着融通，即各种矛盾价值的悖论式统一。由于城市网络的高度复杂性，一些价值诉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例如，滨江空间一方面作为城市名片，需要招商引资，充分展示城市的现代化魅力和经济实力，城市的生产犹如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大量复制；另一方面，滨江文化空间也是属于市民的精神空间，资本与权力对于空间意义的争夺，势必会导致市民休憩空间的消逝。

面对新媒介技术突飞猛进与网络社会崛起，滨江虚拟文化空间的建构应给予不同社会群体足够的存在空间，对于审美观念和趣缘群体都施以充分的尊重，促成异质人群之间的聚合和社会交往。滨江区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也应相互嵌入，产生互动。街道、广场、桥梁、纪念碑支撑的城市实体空间与大众媒介建构的虚拟空间并非截然相对，城市“地点”提供的场所感承载了个人对空间的依恋、特定人群的集体记忆，倾注着公共或私人的情感，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而虚拟空间不仅没有取消反而促进了实体空间的交往。在信息化时代，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建构虚拟滨江文化空间，实现线上与线下的互动与交流将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潜在方向。

注释：

①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

②Tuan Yi Fu,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NJ:Prentice-Hall,1974.

③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④卞冬磊：《路上无风景：城市“移动空间”中的交流》，《传播与社会学刊》2019年第47期。

⑤湖北地区对于“吃早饭”一种俗称，尤以武汉、黄石、荆州、宜昌、襄阳一带较为突出。“过早”一词最早出现在清代道光年间的《汉口竹枝词》中。

⑥刘玉堂：《关于长江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月13日。

⑦徐吉军：《论长江文化区的划分》，《浙江学刊》1994年第6期。

⑧ 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1991,p.26.

⑨向云驹：《论“文化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⑩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