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平

吴永平研究员的新著《我和舒芜先生的网聊记录》（以下简称《记录》）于2021年9月面世。舒芜是著名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也是建国初期震惊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吴永平则是长期致力于胡风事件研究的知名文学史专家。两位学者自2005年9月始，借助电子邮件形式，展开了多层次的交流与对话，话题围绕舒芜和胡风的交往过程、两人的历史恩怨以及胡风事件的来龙去脉等，内容广泛细致深入。最多的时候每天邮件往来达20多次，直至2009年舒芜重病辞世，两人才最后终止通信。这部由两位学人历时三年半、近50万字的网聊纪录整理而成的文稿，不经意间成了一部独特的学术通信集，展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

21世纪初，吴永平开始涉足胡风研究，先后发表《是非任人评说——胡风猛批姚雪垠的前因后果》《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书〉》《细读胡风〈给党中央的信〉》等系列文章。在研究过程中，他注意到胡风曾在致党中央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的报告》中指出舒芜的“叛党”问题。为查证胡风的这一说法，吴永平托请一位熟识的文学编辑代向舒芜询问请教此事，没想到当天就意外地收到舒芜本人的回复邮件。自此，两位学者开始了长达三年半时间的网聊笔谈。

《隔膜与猜忌——姚雪垠与胡风的世纪论争》《舒芜胡风关系史证》和《胡风家书疏证》三本著作，是吴永平在胡风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从时间上看，《记录》中的讨论呈现了《舒芜胡风关系史证》《胡风家书疏证》两书写作过程。从研究方法上看，《记录》中呈现了《舒芜胡风关系史证》《胡风家书疏证》两书的治学方法。吴永平谈到：“近年我做胡风研究，主张持独立的立场和态度，一意在原始史料上用功，注重还原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不太相信当事人事后的回忆及研究者据此而做的推演。也许拜此原则（立场、态度和方法）所赐，能有一点不同于他人的看法和观点。”他认为当时胡风研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辩诬型，或称平反型，把胡风说成马克思主义战士；二是斗士型，把胡风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吴永平认为这两种倾向都存在一些问题，只有将胡风的活动放在还原的历史文化中进行认真的考察，才能看到真实的胡风。他的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在两位学者其后的通信讨论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1945年1月，舒芜撰写的哲学论文《论主观》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此文发表后受到党内理论家的严厉批评，此事对舒芜和胡风两人后来的命运更是影响深远。一直以来，舒芜和胡风对该论文的发表初衷各执一词，学术界也因之莫衷一是，进而成为一件历史公案。在对胡风与舒芜1943至1945年间全部通信的细读分析，以及对中共南方局内部整风等历史事件的缜密考证基础上，吴永平数百次与舒芜通信甄别史料，极力还原《论主观》创作过程中的每个细节，最终明确了当年胡风清楚知道舒芜撰写《论主观》是为了声援在党内受到批判的重庆“才子集团”，并对该文及其后续诸文写作和修订给予非常具体的指导、鼓励与督促的事实。从对《论主观》的讨论出发，吴永平开始写作《舒芜胡风关系史证》一书，边写边请舒芜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给予即时评论意见。他谈到：“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为舒芜先生做翻案文章，只是想把当时文化人的关系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从个性、学养等到环境、潮流等，为那个年代衍生的‘文化—政治’人的特殊历史身份下一个注脚；此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企图，则是针砭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某种浮躁的倾向，并倡导实证主义的研究。”借助于舒芜提供的书信、日记及口头史料等帮助，吴永平以文本细读和文化社会学分析的方法，从作家关系史角度对胡风事件的产生背景进行全面清晰的历史还原，展示出相关人物关系的演变契机、过程及结果，从侧面展现出胡风事件形成的主客观因素。

两位学者关于《舒芜胡风关系史证》书稿的讨论占据了《记录》的大部分篇幅。作为胡风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舒芜的回忆与评论以碎片化形式呈现在一封封电子邮件具体问答中，其中不乏重要的口头史料。舒芜生前极少公开发表其对于胡风事件的回忆反思文章，而《记录》中的大量回忆反思文字，无疑为后人了解舒芜的真实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记录》全书共四册，数千封邮件，贯穿始终的是两位学者实证主义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