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祥

近年来，作家的日记、书信已成出版市场的宠儿，对于其研究也成为了学术热点。《舒新城日记》《王伯祥日记》《宋云彬日记》《当代作家书简》等纷纷出版，其研究日记、书信的论著更是不少。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统的纸质书信已成绝响，代之以电子邮件、QQ、微信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电子邮件无疑是纸质书信的升级版，它的时效性更高，从而大大拉进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距离。《我和舒芜先生的网聊记录》（以下简称《网聊》）无疑是e时代问世的一本新形式的“书信集”。

吴永平先生自2000年开始涉足胡风研究，陆续写出《是非任人评说——胡风猛批姚雪垠的前因后果》（原题《姚雪垠与胡风》）、《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书〉》、《细读胡风〈给党中央的信〉》、《细读胡风〈关于舒芜问题〉》等文稿，这些文章曾在《南方周末》《书屋》《传记文学》《江汉论坛》等报刊上发表，在学术界逐渐产生影响，作为胡风事件中的当事人之一的舒芜也关注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舒芜先生的邮件地址，从此与舒芜先生有了长达三年多（2005年9月至2009年2月）的网聊，即我们常说的电子邮件往来。因为电子邮件远比纸质书信快捷，两人联系就更频密，“头两年，先生还健旺，我们几乎无日不网聊……有时一日间来往邮件十余通，间或也有中断，或是公差外出，或是邮箱故障，或是偶染小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邮件往来多达数千封，汇集出版的就是这多达56万字的《网聊》，真是叹为观止！

胡风派成员之一、诗人绿原曾说过：“要研究胡风乃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非研究舒芜不可。”在胡风案中，舒芜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人，他们的相识、相交以及分道扬镳等过程与胡风派从文学向文化的转向，以及1955年的灭顶之灾确实有割不断的关系。但舒芜与胡风从何时交往？交往初期他们又是如何协作撰写文章？后来舒芜又是如何“揭竿而起”？在胡风案中舒芜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如此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系统的梳理，而对于舒芜的公开自辨，学术界也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在长时期的胡风派研究中，同情赞成支持胡风者居多，而对舒芜持理解之同情者更少。在这样的舆论场中，舒芜的自辨略显无力，最后只好以缄口不言，长时期保持沉默。

人与人的认识及交往，不仅要有机缘，更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是如此。正如吴永平所说：“近年我做胡风研究，主张持独立的立场和态度，一意在原始史料上用功，注重还原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不大相信当事人事后的回忆及研究者据此而作的推演。”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胡风研究确实有不同于他人的看法和观点，正如二人网聊之初，舒芜就对吴永平的研究颇有好感：“自从拜读大作，对先生的深入细致的研究非常钦佩，早想求教，希望以后经常赐教。”应该说，正是吴永平建立于史料基础上的胡风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故舒芜才愿与他在网络上结缘，才愿意向他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他们的交往（网聊）一直到舒芜去世为止。

这近56万言的网聊主要聊些什么内容呢？该书《弁言》中有对这三年多网聊内容的主要概括：“在这三年多时间里，我们聊的话题很多，主要围绕着舒芜与胡风的交往及恩怨，舒芜的人生道路及其胡风事件的关联，偶尔涉及胡风的为人和为文。”全部网聊的内容自然很多，自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政治、历史、学术界、思想界等均有涉及，但主线却是舒芜与胡风的交往历史，在主线之外旁及到的是舒芜的人生道路（包括解放前后）、胡风事件与舒芜的关联、胡风派及其成员的情况等，均在二人的网聊中有所涉及。从巨量的邮件往来中，舒芜大多因吴永平之请回忆自己所亲历的人和事，并敞开心扉，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当舒芜得知吴永平这一时期在写作《舒芜胡风关系史证》和《胡风家书疏证》时，他颇支持：“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完全是科学态度，没有任何偏见的，吾兄乃第一人。对于这样的研究者，尽量提供资料，是我的责任。我愿意尽力帮助这样的研究者完成这个课题。”在课题研究中，对胡风等人的文章内容及背景、胡风派成员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有太多的疑问，舒芜无疑是最好的请教对象，但此时的舒芜毕竟已经80多岁，记忆力、精力衰退，两人就在网聊中互相激发，互相提醒，使大量的历史事实得以证实，这也为吴永平撰写《胡风家书疏证》《舒芜胡风关系史证》两本著作打下了扎实的的史料基础。

如果说《胡风家书疏证》是要做到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那《舒芜胡风关系史证》却是要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为舒芜辨诬。从《我和舒芜先生的网聊记录》中可以看到，在该书写作过程中，舒芜全程参与：吴永平每写完一节就发给舒芜，请其提意见；舒芜阅后回复，谈及读后的意见、如何修改等。这些邮件往来是《网聊》的主体部分。因此，《网聊》也可看作是《舒芜胡风关系史证》的“前文本”。从“前文本”到最后公开出版的“定本”的过程中，舒芜和永平先生两人有大量的网聊，从中可以看出舒芜为人的坦荡。或者说正是因为舒芜的坚持，在《舒芜胡风关系史证》写作过程中，吴永平的研究态度也更趋客观，对舒芜和胡风等人的评价更符合历史事实。

不得不承认，舒芜参与《舒芜胡风关系史证》写作过程，极容易给人以口实。早在他们相识之初，舒芜就曾说：“我想好了，我与先生本不相识，就保持不相识关系也可以避免瓜田李下之嫌……现在有幸通信了，那么就在瓜李中通下去吧。”但细读这近56万言的文字记录，却可以看到舒芜作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并没有夸大美化自己，也没有丑化胡风，反而时时要求研究者要实事求是，万不可拔高自己，丑化他人。

在笔者看来，舒芜与吴永平的认识确实是一种机缘巧合，这种巧合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胡风派及其众多成员确实遭受了不尽的苦难，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孤苦伶仃，有的精神崩溃，等等，相反舒芜则是“岁月静好”，故胡风派成员及其研究者对舒芜的指责更多是基于一种不平的情感而不是历史事实。而且他们人多势大，又占据舆论的要津。而舒芜为自己辨诬的文章反而遭到讥讽和奚落，众多胡风派及其研究者对舒芜的众口铄金，导致舆论的一边倒，故晚年的舒芜应该说是寂寞的，郁积于心。在他晚年与至交友朋的书信交谈中时有流露，他需要倾诉对象，特别是能理解他的人，与吴永平的结缘无疑是舒芜晚年的一缕阳光，他们之间少了顾忌，可以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知音。

鲁迅曾说过：“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介的注释。”大量事实证明，日记和书信确实更能体现作者的本真。因为这些不是为了发表的文字，作者没有了顾忌，可以畅所欲言。这本《网聊》尽管是舒芜和吴永平先生两人之间往来电子邮件的汇集，但无疑可见晚年舒芜对待自身历史以及胡风派诸人的态度。作为曾经的胡风派一员，并与胡风及其成员有长时间的交往。在胡风派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事件中，舒芜自身也处在风暴的中心。但历史既已如此，直面历史，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舒芜之所以与吴永平能有如此长时间的网聊，并极力促成《舒芜胡风关系史证》一书的写作及出版，实际上也是想向历史及后来人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交代。

《网聊》的问世无疑对《舒芜胡风关系史证》的写作过程有了详细的披露，为读者解开了许多历史谜底，对进一步认识舒芜及胡风派等都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当然它可能又会授人以柄，但吴永平先生不惧瓜田李下之虑，愿意让他们的网聊记录公开出版，这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