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明德

由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企划”、2021年9月公开印行的《我和舒芜先生的网聊记录》，近五十六万字，是别开生面的一部文献史料某一专项史料“全编”性质的参考书，编者吴永平以考证胡风及其“七月派”史实闻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实证研究学界。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无法完全回避“胡风事件”和“七月派”的创作，但我与“口无遮拦”的舒芜2007年2月26日对吴永平“网聊”时说的一样，总觉得多读一些胡风派各成员之间交往原始文献材料，就因其过于“琐碎”而“感到烦腻”，硬着头皮看下去，也仍是“实在烦腻”。

然而，老实地讲，围绕鲁迅的一群人的真实生存未尝不是这样、围绕周扬的一群人的真实生存也未尝不是这样……谁也没有本事如同用一个盘子，把历史像端一个苹果一样地完整呈示，碎片化现象是常态，臆造的完整观不是欺骗就是无知。把一个一个的真实碎片弄瓷实，便是研究者的使命。吴永平先生与舒芜前辈这一时期的“网聊”能全部公开，是我们这些专业学者的幸运和福气。

周红兴曾把他听过的、见过的艾青的言行如实作了不避细琐的记录，而且也公开出版了。如今读到这一类“有闻必录”的文本，真还觉得全是大功德。吴永平熟透了胡风团体内外相关的几乎所有人物、事件，甚至到了“细琐”的程度，这部“网聊”可视为“代表作”。浏览吴永平编写的这部大书，除了敬仰吴永平的专业激情，也敬仰舒芜“全祼”的赤诚心态——只要记得起来，你问什么他就正面答什么。“网聊”的双方都明白，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中国现当代文史研究者们提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有资料在，话才好说；双方都本着澄清史实的态度，对所谈及的事情尽力予以客观地述说。这个意思就是2007年3月1日吴永平和舒芜二人的“网聊”。

空泛的论说、推理和玄想，几十万的长文和巨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仍大有人在且代代有所旺盛的接替，而且已成为泡沫一般的主流——因为省力气，绕来绕去的论说并无多少内容即无需实证的史实。至少我，暂时想不出这类文字存在于该学科的必要性。个人以为，像吴永平这样，尽量多公布已得知的专业范围内的“琐碎”点滴，大益于研究。

吴永平和舒芜二人“网聊”到2008年12月，谈到了我在四川出版界打工25年时的老领导杜谷，我也以完整的网传书信交流加入了这“网聊”，有两封完整的书信被收录这部大书中。

在我一直订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读到了吴永平发表在该刊2007年第6期上的《胡风书信隐语考》一文，当时我已从四川文艺出版社调到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职，我立即把吴永平的论文复印了一份用信封装了放在与杜谷同住的一个院的川文社宿舍大门口收发室。杜谷虽然已年近九十高龄，但他思路清晰，一收到我的信和吴永平的大文，就立即读了，还马上给吴永平去信。吴永平在武汉也很快把这事写成传统纸质书信从邮局邮寄给我。吴永平的来信中强调一点：杜谷“对当年阿垅、舒芜对他的误解十分不满”。这“十分不满”的具体事情，就是胡风在书信中说杜谷是“成都流氓”。同为诗人的木斧也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他反复对我说过：胡风的文章和书信乃至口头语中尚有“不要再提那把夜壶”里的“夜壶”也是指杜谷这个人。木斧爱把自己往“胡风集团”里放，但我总认为他的年纪决定了他与“胡风集团”无法扯在一起。我当时也忘了问木斧“不要再提那把夜壶”的具体出处，此后我自己也没有查证过，希望能在胡风已有的文章或书信中找到这一说词。

无论“成都流氓”还是“夜壶”，都是非常不利于杜谷的说词。所以，杜谷在2008年12月18日一封书信中，明确地表示：“自从1946年发生阿垅妻子自杀事件以后，我因深感文坛的险恶，基本上中止了新诗的创作，对于现代文坛已经有了多年的隔膜。”这封书信，至今还保存着我这里。

稍前，杜谷已有一封信写给我，满满一页，清楚交代我询问的两个问题，是珍贵的史料，全录如下。

龚明德同志：

承你关心，让我看到吴永平先生撰写的《胡风书信隐语考》复印件，此件前此钱开富博士亦曾寄我片断，我已写《谁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一文作答。此文现已收入我写的《霜叶集》中，送上一册，以供参考，至于你推出的两个问题，谨告如下。

（一）关于我的诗集《泥土的梦》当年未能出版问题

我的诗集《泥土的梦》原是《七月诗丛》第一辑的作品，系1942年胡风向我约稿，1943年应该出版。但因其中有控诉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诗，胡风在桂林送审时被扣原稿被没收，以致未能印出。（可参见《胡风传》P478）1945年胡风编《希望》时曾在封四宣传此书，但当时手边已经没有完整的底稿，只有残稿数首（1986年由周良沛主编编入新诗钩沉出版）。到现在我的手边也还没有完整的底稿，收在我的诗集到现在还编不出来。1946年后，我与胡风集团断绝了书信往来，所以此书从未编入《七月诗丛》的第二辑。

（二）关于所谓成都流氓问题

阿垅夫人张瑞原是我二十二岁时的初恋女友，因其出身富裕人家，我不愿高攀，中途终止了恋爱关系。约以好友相待，因此她与阿垅结婚后与我保持友好往来。两年后张瑞不满阿垅关于婚姻生活的“全有”或“全无”，忧郁自杀。阿垅怀疑她是因与我有染；诬蔑我是成都“流氓”。这桩道德人品的冤案，我已写有《谁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一文予以驳斥，此文已编入我的近作《霜叶集》，送上一册以供参考。

顺道问近好

刘令蒙

2008年10月25日

这封信中提及的《谁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一文，不知道公开发表了没有。我认真读了这篇四五千字的文章，正如该文副标题所示，文章主要讲了杜谷本人“和阿垅与张瑞”。杜谷不只一次对我讲，他已把这文章寄给了吴永平，我就不转述了。

杜谷2008年10月以八十八岁高龄写这四五千字，自述他与阿垅夫妇的全部情况，肯定有它的价值。但在我看来，杜谷的格局还是小了些，真正有史料文献价值的，就是他提供的阿垅笔名“亦门”来源杜谷笔名之一“刘令门”的“令门”。如果杜谷算得上是阿垅的“情敌”，这个“亦门”就算是阿垅对于“情敌”的公开回击，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个小小部类的“笔名研究”提供一方面的史实。倘若阿垅在书信、日记或写实散文中谈及他启用笔名“亦门”，与杜谷所述一致，这个“亦门”的释说便可被认定并可以引为史实。

胡风案，或曰胡风文学团体中的未结之案宗很多很多。但是就我目及的文献研究成果，同一件事被不同的作者群体予以不同释说，要得知真实还有待今后。

不知吴永平兄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