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平

从2005年9月底至2009年2月中，我与舒芜先生保持着电邮联系。头两年，先生还健旺，我们几乎无日不网聊，多是我以“小文”麻烦先生，而先生则耐心作答，有时一日间来往邮件十余通，间或也有中断，或是公差外出，或是邮箱故障，或是偶染小恙；第三个年头某一日（2007年8月4日），先生忽然自诉不适，旋住院治疗月余，出院后再网聊时，先生竟称：“大文拜读，甚好。小意见也许有，但关系不大，没有力气提出了。”其后年余，网聊的节奏减慢，我不敢再频频以“小文”劳烦先生，先生则不时寄来各种“材料”以助谈资。直到某一日（2009年2月14日）收到先生寄来的一封主题为“材料”的空白邮件，去信叩问而无回复，始知情况有变。不久，其子女便来信通知：先生病重，上呼吸机……缠绵半载，竟至不起。呜呼！

有幸的是，我和舒芜先生这几年的网聊记录大都还在。

那些年，我收发邮件用的是国产软件foxmail5.0。这个软件很好用，它能够自动接收邮件，并能把来往邮件保存在本地磁盘上。它还是个绿色软件，不需安装，拷贝到任何电脑里都能运行。2018年4月，我从旧电脑（winxp系统）的硬盘里找到这个软件，连带所有文件包拷贝到新电脑（win10系统）里，竟然还能正常收发，而且所有的旧邮件几乎全都在。我和舒芜先生的网聊记录，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

感谢foxmail的设计者张小龙先生。

重温与舒芜先生网聊的起始经过，似是巧合，也似是命定。起初，我可没敢想去结交这样的名人，只是由于科研情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后来竟至一发而不可收，不能收，也不愿收。过程曲折，说来话长。

2000年，我开始涉足胡风研究。当年5月，写成一篇6万字的长文，题为《姚雪垠与胡风》，交给本省的一家大型刊物，被退稿。2001年初，改题为《是非任人评说——胡风猛批姚雪垠的前因后果》，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雪垠世界》，该书虽正式出版，却未进入市场。当年9月，我又将该文寄往“新语丝”网站，以原题《姚雪垠与胡风》全文发表。2002年，《南方周末》编辑刘小磊先生在网上读到该文，来电话索要，并称报纸篇幅所限，要求压缩至万字以内。同年底改定寄出，一审二审皆通过，终审时被总编枪毙。刘小磊先生很觉抱歉，遂推荐给《炎黄春秋》编辑吴思先生，改题为《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载于该刊2003年第1期。

那几年，胡风研究如火如荼，舆论几乎一边倒。《姚雪垠与胡风》虽不是有意逆风而上，但也无意自寻烦恼。好在学术界容忍度尚可，给了这类文章生存的机会。惊喜之余，便决定继续做下去。接下来的两年，又连续发表了如下几篇文章：《胡风与第一次文代会》，载《南方周末》2004年7月1日；《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书”》，载《文史精华》2004年第9期；《细读胡风“给党中央的信”》，载《书屋》2004年第11期；《胡风为什么提议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载《传记文学》2005年第5期。

思路打开了，文章就好写了。接下来，又写了篇《细读胡风“三十万言书”之“关于舒芜问题”——兼及“将私人信件用于公共事务”问题》，主旨是辨析“将私人信件用于公共事务”问题。那几年人们热衷于追究舒芜“交信”事，谴责其丧失了“知识分子做人的底线”，逼着要他“忏悔”。但我总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对，以“私人信件”入文，鲁迅做过，胡风做过，何必独责舒芜？更何况，“知识分子做人的底线”，历朝历代，何曾有过？文章写好后，仍寄给刘小磊先生，请他看看。几天后他来信说很喜欢，只是担心过不了总编那一关，答应尽量争取。①

等了一周，杳无音讯。无聊之余，便在网上闲逛起来。偶然进入“天涯社区”之“天涯论坛”的“闲闲书话”，读到署名“晚餐鱼”的一篇书评《揭开文化的伤疤——舒芜〈哀妇人〉阅读札记》。书评下面附有许多读者的帖子。有位读者写得很有意思：

我对舒芜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最初看到舒芜的文章，是在一本读书笔记集——《串味读书》中，《哀妇人》中收到的这几篇文章——《乱离最苦是朱颜》《男借女尸还魂》《古中国的妇女的命运》，在这本书里便已经有，当时便非常佩服他的妇女观念，后来看他《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直接导致我在学年论文里写李商隐无题诗的爱情观念，进而埋头到古代中国文学中反映的女性观念里去。可以说，我对女性主义的兴趣，最早是由他激发起来的。

但后来知道了他和胡风之间的公案，他的形象便在我心目中一落千丈。以至我知道他是方孝岳先生的儿子的时候，心里竟不知是什么滋味。

渐渐地，我在众人的口诛笔伐，各人的不能原囿中，觉得他有点可怜。中间的种种事情，我总觉得难以索解。从“奸人妻女”的说法中看出的观念，不能不说他的眼光是非常锐利的。紧挨着还有一位读者的帖子，写得更有意思，而且涉及到了我的旧文：

我就是为舒芜此书作序的周筱赟。其实对胡风的那桩公案，也不完全是你想象的那样。可以参看吴永平《细读胡风“给党中央的信”》，看来胡风也高尚不了多少。

我的邮箱showing@sohu.com

那时，我与上述第一位读者一样，对舒芜先生的感觉同样是“非常复杂”，对他的遭遇也觉得“难以索解”；而对于能“为舒芜此书作序”而且推崇拙作的周先生，当然更多点好奇，好在此人的电邮地址公开了，于是便写了几句话表示问候：

周筱赟先生：您好！

我是湖北吴永平，看到网上您与某人争鸣文章中提到我的旧文，也提及您为舒芜文所写的序。

很想读读您的这篇序，能否赐下。

祝一切好！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吴永平

2005年5月18日

大概就是在这一天，刘小磊先生来电话，称新作又被总编给毙了，其原因自不待言。又过了好几天，不意间收到了周先生的复信，措辞非常客气，如下：

吴永平先生：

前一阶段出差近十天，去郑州接高耀洁教授参加天津书市签售活动（我是她的新著《中国艾滋病调查》的策划兼责编），刚回到上海，故而迟复为歉。

数月前我确曾在某人网页上留言论及舒芜先生，提及您的大作《细读胡风“给党中央的信”》，此文真得段戴钱王之妙矣。拙文实不值一提，不过重复一些常识而已，该书早已出版，不如我寄您一册吧？能否告知详细地址？

从邵燕祥先生处得悉，您另有一文《细读胡风“三十万言书”之“关于舒芜问题”》，更是石破天惊。我早就觉得，文革后知识分子为了树立一个不畏政治强权的偶像，不免将胡风先生神化了。我已将此事告知舒芜先生。据说此文早已投给《南方周末》，却至今未发，是否又有变故？

周筱赟 敬上

2005年5月26日晚

这信里有着丰富的信息，读后不能不吃惊：一是没想到旧作竟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二是没想到新作尚未面世就已经在圈内传开；三是胡风研究真敏感，才写了几篇“细读”文章，就闹得沸沸扬扬的，竟然连邵燕祥和舒芜老先生都被惊动了。我情绪复杂地写了复信。

周先生：您好！

那天在网上逛，偶然看到您的留言，心有所感，因此写了那封信。后来我去福建开了一个会，也是刚回来不久。回来后就收到《南方周末》刘小磊先生的信，说是稿件被主编毙了。我有点纳闷，也有点郁闷。我写文章惟重史料，对人对事不抱成见，不知为何发表时总是受阻。

过了几天，尝试着将此文改写了一下，寄给《中华读书报》等几个报刊，迄今也无消息。我试着想了一下其中的原因：拙文无非是披露胡风利用私人书信早于舒芜一年，意在说明当年文化人并不把这事当作一件严重的违背法理的事，也有建议大家不必穷究舒芜先生当年作为的意思。刘小磊先生说这文章若发表，胡风研究界要闹地震，也许说得有点过头，于是总编就不敢发了。您也知道，有几个并不算胡风朋友的朋友对这样的文章是很反感的。我一直等待他们的论辩文章，但他们不肯写或不愿写，我只能寂寞地走下去了。

近年来，为胡风事确实写过几篇文章，手头也还有几篇发不出去。世事大概总是如此，好在我也有耐心。

老兄既对胡风问题有兴趣，又与舒芜先生有联系。那么，我就把文章寄给您看看吧，也请转给舒芜先生。请多批评，请多指教。请不要发在网上，毕竟这文章还没有公开发表呢！

湖北吴永平上

2005年5月27日

过了几天，周先生又来信了，仍然是那么有条有理，仍然是那么出人意表。

吴先生：

这几天检点存书，发现最后一本《哀妇人》样书也找不到了，我已经要求安徽教育出版社将我的序言稿费折算成样书寄给我，等收到后马上寄给您。

舒芜先生早已经看到两文，但不是我传给他看的，而是邵燕祥先生传给他看的。当时我和邵燕祥先生电子邮件谈其他事情时，他转发给我刘小磊邮件，其中提及您的文章，是刘请邵对文章提出意见，我就把此事告诉舒芜先生，让他等着看《南方周末》，并叮嘱他别说是我说的。不料他大概是急于看到文章，竟然发邮件向邵先生索要，并说了是从我那里听说的。这让我有点不快，这样我在邵先生面前会很尴尬，此前他曾将我的邮件转发他人也让我颇难堪。大概对于作家而言，书信是作为文章来写作、来看待，而根本不属私人文件。所以1949年前很多作家动不动就在报刊发表书信，把书信结集出版。如此来看舒芜与胡风互引私人信件就不奇怪了。

您的文章在公开发表前我不会在网上贴出来的，这点请您放心。舒芜先生的电子邮件是bikonglou@163.com，您可以直接和他联系。不过我建议您还是别和他直接联系为好，因为胡风的那些徒子徒孙对您文章自然很恼火，无法反驳就会造谣是舒芜指使，您就可以反驳说我根本和他不认识。但您一旦和他有了直接联系，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了，会给人以口实。不知您以为然否？

周筱赟 敬上

2005年6月6日凌晨

周先生不建议我与舒芜先生直接联系，我相信他完全是出于好意，当时我也没有非要与舒芜网聊什么不可的欲望。于是，我便答复如下：

周先生：您好！

您的提示极好，我不会直接与舒芜先生联系的，这样对他对我对研究都不利。这也是我一贯的研究作风。

寄书的事情请不要着急，以后有了再寄给我。其实，您的相关文章，关于女性问题的，我早已在网上读过了。非常敬重您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工作。

我现在才知道邵先生和舒先生是如何看到我的那篇文章的。小磊征求意见是正常的，因为他毕竟年纪不够大，对这事有点把握不住。这文章其实也没有写什么，只是把被人疏忽的事情点了出来，既不是有意贬损胡风，也不甚有利于舒芜，所谓客观研究是也。令人不解的是，这文章至今没有刊物愿意或敢发。

算了，我打算先把这文章搁置半年，然后再修改一下。

顺颂文安！

湖北吴永平

2005年6月6日

事情似乎就这样解决了。当时我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研究者应该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而距离产生客观性，产生真实性，产生美感……等等，诸如此类的。

我把这文章交给本院主管的刊物《江汉论坛》后，继续细读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越是细读，疑问越多。只要涉及到舒芜，不是云遮雾罩，就是“政治黑洞”：

1950年冬他来北京开会，还是想我介绍他到北京来工作，意思顶好是做理论工作。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他走了以后，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的情况。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

（1952年）在发表了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的当天下午，林默涵同志和我谈话的时候，因为林默涵同志似乎很诚恳，我当时说了一点感觉。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党内常常发现“破坏者”，有的时候甚至打进了中央领导部；当时我不大理解敌人为什么有这么巧妙，党内的同志们为什么这样没有警惕性。现在看了舒芜的做法，我在实感上才似乎懂得了破坏者是什么一回事，是通过什么空隙打进党的……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向林默涵同志点明了舒芜是“破坏者”。

调查中发现，在校生及教师对学院的总体满意度不高，说明在学院后勤服务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除了硬件条件，服务过程中客观存在教职员工尤其是后勤服务人员不够热情、一些人员服务态度差，服务技能欠佳、服务不够细致、服务效率低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服务质量低的现象。

所谓“反党”（叛徒），所谓“破坏者”（敌特），当时都是极为重大的政治罪名。记得绿原先生曾说过：要研究胡风乃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非研究舒芜不可。有这两顶政治大帽子在，怎么研究，又何必研究。有段日子，我时时为此烦扰，坐卧不安。胡风“三十万言书”中专设“舒芜问题”一节，是敦促中央对政治敌人舒芜作出处理。如果舒芜确有这些政治问题，胡风怎么说都是对的；但如果舒芜没有这些政治问题，胡风这样说又算什么？

三个月后，焦头烂额之下，只得写信给周筱赟先生，托他向舒芜先生求教，我必须弄清这个政治大前提，否则一切相关研究无从谈起。

周筱赟先生：您好！

久疏音问，近来可好！

我有一事想托您问问舒芜先生：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指责他是“叛党分子”。舒芜先生是否已有文章谈及此事，或者是否打算在回忆录中谈谈那段历史。

另外，我那篇《细读胡风“关于舒芜问题”》投稿《江汉论坛》，这是个学术刊物，大概要发在第12期。

祝愿国庆节愉快！当天，竟然直接收到了舒芜先生的回信。永平先生：

吴永平

2005年9月30日

周君转来大札，所问历史问题，我早向组织做了明确交代，组织结论与胡风所言不同。他那样随口说人家的历史问题，是不合原则的，详情非简单可尽，不可能在此奉答。乞谅，为感。

致礼！

bikonglou@163.com

2005年9月30日

我与舒芜先生的网聊就这样开始了，一直持续到先生最后一次离家住院。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聊的话题很多，主要围绕着舒芜与胡风的交往及恩怨，舒芜的人生道路及其与胡风事件的关联，偶尔涉及胡风的为人和为文。在此期间，舒芜先生整理、注释、发表了《致胡风信》（2006）和《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座谈会日记抄》（2007）等重要史料，还撰写了一些辨诬的文章。或许，这其中有我的些微劝勉之功吧；我自己则先后完成了两部著作：《舒芜胡风关系史证》②和《胡风家书疏证》③。当然，这其中浸润着先生的涓涓心血。

时光真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间，先生辞世已近十载，我亦进入耳顺之年，前尘往事，萦绕于心。谨以此数千则网聊记录，敬献于先生灵前！

2018年5月4日

注释：

①该文后载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②该书于2017年12月由台湾花木兰出版公司出版。

③该书于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