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小 植

(北京语言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3)

对外文化教材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在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及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对外文化教材具有其他传播手段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原因在于：首先，与普通受众相比，通过教材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学习者往往对中国抱有较强的好感和浓厚的兴趣，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意愿强烈，因此容易取得较佳的传播效果。其次，与电视、报纸等媒介形式相比，教材内容往往会被学习者多次阅读，会给学习者留下深刻印象，教材对学习者的影响往往更加深远。最后，从传播形式上看，对外文化教材可以避免由国家媒体对“中国形象”直接传播而引发外国民众的抵触情绪。

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既是一种文化传播，也是一种话语传播，对外文化教材以展示文化内容的方式通过“中国式话语”来塑造“中国形象”，因而对外文化教材的话语策略和文化内容都影响着“中国形象”的建构。在当下世界多元文化交互激荡的语境下，通过对外文化教材塑造“中国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行动无疑是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实践形式。在对外文化教材中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要尽量选择“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话语资源，讲清中国文化的本质精神和中国文化的演进历程，使外国学习者能够通过文化教材准确把握、正确理解、积极认同中国文化。具体而言，对外文化教材塑造“中国形象”可以遵循以下四个维度。

一、塑造热爱和平、亲仁善邻的“中国形象”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和平，主张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在中国古代，“和”即“和美”“和谐”“和睦”。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强调多样包容的人际关系，历朝历代对“和”的不断追求，使中国逐渐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和合文化，其对于当代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家庭和睦、夫妻和顺、朋友和乐就是当代中国对于和合精神的传承以及和合精神在当代的表现。

对内仁政爱民，对外以德服人，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政治理想。《尚书·尧典》云：“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同样体现了中国“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曾引用过墨子的观点，指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必须坚持同舟共济、互信互利的理念，摈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观念”[1]。可见，墨家“兼爱”的和谐平等观、“非攻”的和平共处国际观是当代中国人和平理念的精神资源。“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继承和弘扬墨子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对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2]经过几千年的实践与深化，“以和为贵”的政治原则与“兼爱非攻”的思想交融，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所谓“亲仁善邻”，就是指亲近仁义、与邻国友好相处。中国有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与邻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与不同国家和平相处、与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外交原则。“协和万邦”是指在社会和睦的基础上协调各个邦国的利益，引申到今天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最终达成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亲仁善邻”是中华民族的处事原则和外交理念，也是中国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珍惜和平的民族，然而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一方面，“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3]；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在国际舆论界弥漫着“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在这种时代语境下，中国所要塑造的新时代的大国形象，并非是要取代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是要加大向世界宣传中国力度的同时，树立和平发展的中国姿态。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因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4]可谓用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打破了国外“中国威胁”的舆论，坚定地告诉世界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始终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命题和国家方略，中国对外交往中所秉持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永远不称霸”“合作共赢”等政策主张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热爱和平的文化基因印记。

“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中国的“和合文化”理应是对外文化教材的编写重点，教材既应系统梳理中国“和”思想不断深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也应讲清楚在“和”思想影响下中国当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例如，可以把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编入文化教材。郑和下西洋奉行的外交准则是“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5]，因此，彼时永乐皇帝统治的朝廷与远近各国都相安无事，可谓和顺万邦。永乐皇帝所提倡的“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准则与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对外文化教材中呈现这样的内容有助于塑造热爱和平、亲仁善邻的“中国形象”。同时，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都是适合编入教材的文化内容，这些文化内容同样有助于塑造热爱和平、亲仁善邻的“中国形象”。对外文化教材需要让外国学习者了解中国今天的和平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延续，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但一直在和平中发展，“国强必霸”逻辑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以前没有、未来也不会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和合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世界和平是中国人民的期望和理想。

二、塑造开放包容、宽厚、平和的“中国形象”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孕育出不同特质的文化，文化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文化冲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比较与借鉴可以促进人们反思自身的文化特点，完善自身的文化，同时也有助于降解文化冲突，孕育多元共存的文化观念。“不同文化在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都是主体性存在，不同文化主体休戚与共，人类的未来命运处于相互构成的境遇中。所以，必须深刻认识到，只有包容互惠、开放创新，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才能在不同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增进共识，进而创造新文化、塑造新文明。”[6]对外文化教材的使用者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学习者，在通过教材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摒弃自傲或自卑的心态，对中国文化有自信，对他国文化有包容；要尊重文化差异、坚持对话观念，观照外国学习者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偏好，异中求同、同中存异。

对外文化教材可以以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事件及其衍生创造的文化成果作为教材内容，塑造开放包容、宽厚、平和的“中国形象”。敦煌莫高窟和敦煌飞天就是适合编入对外文化教材的内容。 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了，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7]

敦煌莫高窟是多种文化交融后产生的艺术瑰宝，是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明证。敦煌的飞天壁画不是单一文化作用下的艺术形象，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作用下产生的艺术形象，是中国开放包容文化理念所孕育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另外，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也是具有象征性意味的中国文化符号，适合编入对外文化教材。400多年前，中国瓷器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以瓷器为代表的中国器物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使中国之美广为流传，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外销到了世界各地，成为第一种全球化的产品。16世纪开始，欧洲人开始了制造瓷器的尝试，与此同时，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景德镇，探寻制作瓷器的秘方。而在18世纪之前，只有中国可以制造和生产出瓷器。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每个国家在陶瓷上也都出现了自己的风格，越来越个性化”[8]。可见，瓷器既有艺术价值，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器物符号，可以作为开放包容“中国形象”的代表性器物。

从汉代起开辟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通过丝绸之路，张骞把海外的胡萝卜等植物种子带回了中国，把中国的丝绸等带到了海外。新时期，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所开启的既是贸易之路、友谊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和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中国对外交流愿望和开放心态的集中体现，昭示了一个开放包容、宽厚平和的“中国形象”，适合在对外文化教材中着重体现。

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9]2017年1月19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以宏阔的气度和胸怀展示了中国生机勃勃、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象，树立了开放包容、宽厚平和的“中国形象”，这些内容都适合编入对外文化教材之中。

不仅器物文化、历史经验和当下政策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包容力，在对外文化教材中，也可以选取开宗明义阐释中国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内容以加深外国学习者对于中国文化内含的理解。杨义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源》一文中，把中国文化的特征概括为文化根本的深厚性、文化哲学的包容性、文化血脉的充沛性和文化景观的丰美性，并把中国形象概括为“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的“快乐中国”[10]，让学习者了解到中国之所以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而长久存在，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强大的包容力。此文适合作为对外文化教材的选篇。

三、塑造格调高雅、气韵闲逸的“中国形象”

1827年1月31日，歌德同爱克曼谈话时指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11]可见，歌德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格调高雅、气韵闲逸的，对外文化教材同样应该塑造和强化这种“中国形象”，选取名家名篇，用优美智性的中文讲述中国文化。

中国的书法文化和绘画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独特的中国气韵和美感，能够让外国学习者感受到一个格调高雅、气韵悠闲的中国。对外文化教材在讲述中国的书法文化、绘画文化时，不能满足于介绍文房四宝为何物、中国书法的书体种类、中国画的流派等文化知识，还应该阐明中国书法、中国画的审美范式和深层的文化意蕴。例如，讲述中国的书法文化，需要阐明何为中国书法的线之美、力之美、节奏之美、构型之美、动势之美、平衡之美、气韵之美等问题，以帮助外国学习者领悟中国书法艺术的真谛。也就是说，对外文化教材不应仅呈现中国文化的“皮毛”，还需触及中国文化的“神情”；不能仅满足于向外国学习者展示文房四宝、书法作品等可观可感的书法文化之“形”，还需加强对中国文化魅力和感召力的阐发，帮助外国学习者把握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而中国画也与西方绘画有诸多相异之处，例如，中国画不追慕自然的形态，而是把表现物象的精神作为作画的目的，追求“以形写神”；中国画最高的审美标准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12]等等。因此，对外文化教材可以通过设置问题的方式引导外国学习者进行文化对比，在讲述文化差异的同时有意识地培养外国学习者用跨文化的视角看待中国文化，并在文化比较中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毋庸置疑，中国古诗词也是中国格调高雅、气韵闲逸的文化特征的集中体现。例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一诗就篇幅短小，非常适合外国学习者学习。53岁的李白第一次游览宣城的敬亭山时，触景生情，写下此诗。全诗仅用20个字，就营造出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寂静、悠闲的艺术境界。在现当代诗歌中，也不乏体现格调高雅、气韵闲逸的“中国形象”的优秀作品，比如，卞之琳的《断章》就是其中一例。对外文化教材可以把该诗以及李健吾、余光中等学者对该诗的解读一并呈现，以帮助外国学习者体会该诗的魅力。

在对外文化教材中塑造格调高雅、气韵闲逸的“中国形象”，不应选择生硬死板的文化内容，而是应该从文化的审美性和趣味性的角度出发选择文化内容，帮助外国学习者体会中国文化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内核。

四、塑造与时俱进、富有活力的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吐故纳新能力，能够在坚守优良传统的同时创新变革，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同构融合的新文化系统，产生新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因此，对外文化教材需要展示悠悠古韵，更需要展示勃勃生机；需要反映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更需要展示传统与现代交融交汇的当代中国新风貌、展示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新精神、展示富有活力朝气的中国新面貌。在对外文化教材素材选择上，可以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作为切入点，展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繁荣昌盛，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这些新面貌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传承与发展，共同构成了富强民主、友爱文明、健康向上的新时代民族国家形象，而对外文化教材就是需要塑造这种与时俱进、富有活力的“中国形象”。

中国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共享单车是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的标识性元素，既与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是中国的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表征，能展现当代中国城市生活的活力；探月工程、“墨子号”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5G通信技术能昭示当代中国智慧、科技活力和发展潜力，对外文化教材可以把这些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符号作为传达当代“中国形象”的载体，与长城、故宫等历史文化符号一起形成同构力量。例如，在对外文化教材中，可以向外国学习者介绍5G智慧故宫，这个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成功融合的新故宫是与时俱进、富有活力“中国形象”的典型代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的成功举办，都彰显了独特的大国风采和与时俱进的大国风貌，对外文化教材可以通过呈现这些内容塑造与时俱进、富有活力的“中国形象”。除了社会生活、科技文化之外，中国的制度文化也带有与时俱进的特征，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等内容都应在对外文化教材中有所体现，并应设置练习题引导外国学习者与其本国的制度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开阔学习者的视野，加深其对中国制度文化的理解。

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在时代更迭中不断焕发新的活力的崛起之国。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浩博精深的传统文化，也有生机勃勃、开放多元的当代文化。对外文化教材既要呈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呈现当代文化内容和当代文化符号，帮助外国学习者了解一个立体全面的中国，一个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与时俱进、富有活力的中国。

结 语

如果把中国文化比作一个大花园，对外文化教材当然无法将花园中的每一朵花都呈现给外国学习者，因此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精选和提取，将中国精神融入文化介绍中，汇成中国故事的多元图谱，使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的话语元素，深入挖掘中国文化世界价值，以文化为底蕴，塑造热爱和平、亲仁善邻的“中国形象”，开放包容、宽厚平和的“中国形象”，格调高雅、气韵闲逸的“中国形象”，与时俱进、富有活力的“中国形象”，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一条进入中国文化大花园的路径，提供“窥得门径”的方法，帮助外国学习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引导外国学习者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的美感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