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46)

或许多少年之后，我们会发现，流行于2020年的全球规模的新冠疫情会成为全球政治科学和哲学的分水岭。这不仅是因为戴口罩、健康码、隔离、核酸检测、打疫苗等疫情防控措施已经逐渐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面对疫情紧急状态的常规反应，更重要的是，这种常规的反应并不纯粹发生在个体层面上，例如，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数据已经不再只是检测机构和地方管理部门面对个体的一种实时措施，而是他们将这些信息变成了一个海量级的数据库，在后台不停地提取、演算、分析和决策。这种状况显然已经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政治科学和哲学研究的范围，因此，疫情以及其他突发事件必然会对传统政治研究带来影响。当然，在主流政治和哲学研究中，大致有两种明显对立的立场。一方以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韩裔德国籍学者韩炳哲为代表，他们承袭了20世纪70年代的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批判运动，但他们显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代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之上。阿甘本曾说：“随着所谓的新冠疫情，事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美国政治分析家所称的‘安全国家’——它是为了应对恐怖主义而建立的——现在已经让位于一种基于健康的治理模式，我们称之为‘生物安全’。重要的是要明白，生物安全在其有效性和普遍性方面都超过了我们迄今所知的各种治理形势。正如我们在意大利看到的那样——不仅仅是在这里——一旦宣布对健康的威胁，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对他们的自由进行限制，而这在过去是绝对不会接受的。”[1]阿甘本显然认为，防疫之下的生命政治都是负面的、消极的，这种态度当然与他之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关。当然，这次阿甘本的确误判了形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的这个态度引来了美国新锐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本雅明·H.布拉顿(Benjamin H. Bratton)的批评。布拉顿说：“阿甘本的问题在于，他错误地认为疫情是一个类似于国家实施普遍的集中营条件的骗局，其基础是将人降级为被剥夺了神性的单纯的生物性动物，这使他和相关的政治哲学方法受到怀疑。阿甘本呼吁‘拒绝现代性，拥抱传统’的基础是对物种的生物现实的政治神学敌意，这使他与全球反口罩、反隔离、反科学的民粹主义运动如出一辙，这些运动在许多西方国家的蔓延恰恰延长了危机。”[2]118为此，布拉顿提出要对阿甘本等人的否定性的生命政治学进行批判，面对疫情和未来治理，为了一个更富有数字和生命科技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一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学，这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学，将人类的命运与大数据技术、行星规模的计算、云科技以及生命科技的突飞猛进联系起来，而这些技术的实现的最终目的不是将人类作为生物性生命，而是作为一种全球治理能力的生命政治学。

这样，我们需要进入到布拉顿的著作——尤其是从他在2015年出版的《堆栈：论软件和主权》一书开始，直到2021年出版的《真实的复仇》，为我们描绘出代表着行星规模计算下的全球治理能力——进而理解他是如何提出利用数字算法实现进步，以及如何解释人类命运和肯定性的生命政治的。

一、从大地的法到云法：数字地缘政治学的形成

1968年，本雅明·H.布拉顿出生于洛杉矶，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获得了技术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早年，他主要研究的思想家是法国的技术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他多次承认，维利里奥的速度政治学和技术哲学对他的思想影响极大，他曾将维利里奥的《速度与政治》一书翻译成英文。2009年之后，他开始任教于加利福利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主要讲授视觉艺术和技术哲学。2016年之后，他加盟了斯特雷卡研究所(Strelka Institute)，在这里，布拉顿开始大量地进行关于数字技术、媒体和设计等方面的研究。迄今为止，布拉顿已经出版了4部较具分量的著作，尤其是201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堆栈：论软件和主权》(TheStack:OnSoftwareandSovereignty)(以下简称《堆栈》)，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而此后，他又先后出版了《新常态》(TheNewNormal)、《防止未来的奢华宪治的有争议的计划》(DisputePlantoPreventFutureLuxuryConstitution)，以及2021年出版的新书《真实的复仇》(TheRevengeoftheReal)。尤其是在最后一本书中，他用自己关于数字技术和行星计算、平台与堆栈的研究，对以阿甘本为代表的传统的左翼知识分子进行批判，让他再次成为全球学术界瞩目的焦点。

布拉顿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批判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阿甘本不了解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不了解在数据平台堆栈结构下的云和行星计算对于人类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阿甘本之类的传统知识分子仍然蜷缩在前数字时代的浪漫化的理性之中，试图用蘸着墨水的笔来对抗已经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系统，这种行为对于布拉顿来说，与用长矛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无异。在布拉顿看来，阿甘本等传统左翼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不存在问题，存在问题的是他们手中批判的武器，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对武器的批判”，当一批保守的知识分子不愿意了解这个时代的基础动力学和运行机制时，他们的批判往往会变成无关紧要的隔靴搔痒。马克思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从纯粹的哲学批判走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马克思才会认真阅读尤尔的《工厂哲学》、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运动的真正状态，只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才能找到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从中探析走出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道路。同样，布拉顿也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新的机制来理解这个全新的世界”[3]3，也就是说，唯有对今天全球资本主义下的大数据技术、行星计算技术、智能技术、控制技术和生产模式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才能找到具体可行的道路，去超越当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而这就是《堆栈》一书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

在《堆栈》一书的开篇，布拉顿并没有直接介绍什么是平台、什么是堆栈、什么是行星规模的计算，而是直接转向了另一个问题：云法(the nomos of the cloud)。熟悉政治思想史的人肯定会很快发现，布拉顿这里的“法”使用的是古希腊语nomos，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law。这一方面是向柏拉图晚年最后一部主要著作《法篇》(Nomos)致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意义上与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大地的法》(DerNomosderErde)形成互文关系。为什么布拉顿要从施米特开始？因为在施米特看来，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新地理学，相对于比较封闭的封建牧领政治，需要在大地上奠定一个新的法律，这个新的法律就是“大地的法”。大地的法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大地领土的极度扩张；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种统治和管辖权的变化，人们不再将罗马或者耶路撒冷看成世界的中心，而是“将大地的划分和建构秩序的必要性提上日程。出于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我将其命名为‘全球性的划界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类空间意识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一个特别的阶段，并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与近代的开场而开始根植。这种思维方式，随着地图绘制和地球科学本身发展，也一步步向前发展。从‘全球’(global)这个词语看来，这种思维已经覆盖了全部地球，包括地表和地下，其无所不包的特点已经凸现，海洋和陆地此时被放在同等的价值上”[4]57。施米特的意思是说，在以往的历史中，都是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的地方性地域，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全球观，而这种全球观一定是随着地理大发现，让欧洲人看到了大批新的领土、新的航道、新的管辖权的出现，由此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思维，这种对全球的管辖在欧洲步入近代社会之后迅速成为了一种大地的法的意识，这种意识不仅要求为全球的管辖范围绘制地图，而且也将用以定位的经纬坐标系纳入到政治管辖的架构之下，让新领土从一个欧洲人视野之外的蛮荒之地，变成真正可以让欧洲人殖民、居住、生产和控制的领地。所以，有学者指出：“这个大地(Erde)，不是随便某块土地，而是有其界限和规则的人类共同生活的场域，换言之，必须有为大地(包括海洋和天空)立法的能力，才能统摄所谓的大地的本质内涵。”[5]

我们或许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布拉顿对卡尔·施米特的《大地的法》感兴趣的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大地的法意味着：对于人类来说，一片可以用于居住、生活、生产的领地，是乘一艘船看到的一片土地，那片土地自然就成为人类的土地。成为人类的土地，尤其是成为政治上可以管辖的土地，意味着需要一种“大地的法”。由于地理大发现史无前例地将空前规模的海洋和土地纳入人类的视野中来，所以，在施米特看来：“大地，此前从未真正以球体的形态登场过，它不只被神秘化，而且很少成为科学研究的事实对象和施以实际测量的空间。然而，全新的、此前不可想象的问题出现了：在新的国际法空间秩序之下，整个地球即将以全新的形态呈现。”[4]57这里的关键词与其说是“球体形态的大地”，不如说是出现了此前社会不曾想象过的大地形态，航海和地图测绘冲破了原先彼此分离的人类对大地的认识，第一次将全球地图测绘的经纬度作为认识世界的基础，而地图测绘不仅仅是一种在航海六分仪技术推动下的地理学技术，也是一种“大地的法”，是对前所未有的领土世界的测量和纳入统治的工具。这种策略，直接为后来的威斯特伐利亚公约体系提供了基础，布拉顿明确地指出：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这种特别扁平的政治图表形式化了，并为其随后在全世界的正常化和部分普遍化设定了一些条件。这一设计的影响不仅延伸到政治空间如何被正式表达和实施，还包括如何认识“政治”作为人类行动和道德的独特领域的内容。威斯特伐利亚几十年后，伊曼纽尔·康德对其布局的含义进行了拓展，并赋予其更深的哲学影响力。他将“全球主义”阐述为那些以地壳表面为其所在地的人的政体，以及作为有土地的国家单位及其公民的道德和法律的联盟。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的正式制度并没有将所有关于法律、土地和身份的冲突一劳永逸地解决在这个全球性的、自我封闭的法律架构中，而是将这些冲突的合法工具的地位赋予了国家(同样重要的是，对这种合法性的例外状态也是如此)[3]6。

布拉顿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数字化的今天，我们也面对了在之前的历史和社会中从未开辟过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不是通过地理大发现而是通过数字化的云来实现的。通过数据技术，我们突然发现，有一片陌生领域是我们的政治治理尚未完全涉足的，比如说，当国外的一个商业应用程序在中国的客户基础上形成的相关数据，如客户的购买习惯、经常去的地方、叫车的行为轨迹，等等，还有自动驾驶汽车扫描城市道路状态的数据，这些数据究竟是归应用程序所在的公司管辖，还是应该由产生这些数据的国家来管辖。在2021年6月10日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之前，对于此类数据由谁管辖、谁拥有这些数据的所有权等问题，实际上没有法律上的正式解答，这样就沦为了施米特描述的“占有”原则，即“谁先占有”，谁就拥有对这些数据的主权。这导致了在现代国家之后，产生了一片强制占有和先占先得的蛮荒之地，这片蛮荒之地，被布拉顿称为“云的领域”。

为了保障云的领域不陷入这种“先占先得”的状态，布拉顿提出，必须像施米特提出大地的法一样，提出一种“云法”的概念，即数据的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国度，现在这片国度也需要纳入到政治统治的范围内，即需要为这种云的国度建立秩序。布拉顿说：“为了确定云法可能是或不可能是什么，有必要反驳对全球信息网络的非凡空间性的错误认识，追踪其持续的占领、定居和理论构成。我们将观察技术上必要而政治上有限的普遍性，通过云法，平台可以凝聚政治整体，为此，我们将更仔细地观察这个整体空间(grossraum)，以及这个空间提出和可能提出的类型(以及从它的外部决定它的内部是多么困难)。”[3]31我们甚至可以类比地推理，当卡尔·施米特认为在大地的法的宪治之下的土地变成了人类民族国家的领土时，那么对于数据形成的云的国度而言，也不是没有规则的，云法的形成意味着云的国度成为人类管辖的国度，这个国度可以被称为“领云”(cloud domain)，而数据的结构不是混乱无序的排列，而是按照云法的形式管辖和排列，这是布拉顿理解行星规模的计算和数据平台堆栈的基础。政治学本身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施米特的大地的法下的地缘政治学，变成了布拉顿的云法下的云端数字地缘政治学，而在新的数字时代，这种云端的数字地缘政治学才是理解在云法基础上各种政治权力结构和分配的参照系。

二、平台与堆栈

既然数据的云端也是被法管辖和制约的，那么这种数据和算法下的权力结构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对于这个问题，布拉顿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平台，另一个是堆栈。对于平台，左翼加速主义的代表人物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就曾经指出了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从原来的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演化为平台资本主义。斯尔尼塞克指出：“最终出现的新业务模式，是一种强大的企业新形式——平台。平台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产生，并成为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日益增长的数据量。现在，这种模式已经扩大到整个经济体系。”[6]相对于21世纪初提出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布拉顿和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更能体现当下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可以这样来理解，自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以来，数据就成为连接整个互联世界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样，在传统资本主义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三要素中，数据—流量成为了引导资本主义发展的第四生产要素。(1)对于数据—流量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四个生产要素的具体的理论分析，可以参见蓝江：《数据——流量、平台与数字生态：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2期。但是，随之引来的批评声音指出，数据作为一种原材料，并不会天然地成为资本，也就是说，存在着被资本占有和利用的数据，也存在着被废弃和搁置的剩余数据，于是，简单地认为占有越多的数据就意味着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资本的说法，仍然有些片面。那么，更准确的说法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只有那些被某种机构和体制所采集、分析、生产并消费的数据，才能成为影响物质生产、金融投资、货物服务贸易的有效信息和数据。这些有效信息和数据恰恰是通过具有某种协议和规范的平台生产出来的。所以，对于数字资本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机构是能够生产出更多有效数据的机构，而这些机构就是平台。

相对于斯尔尼塞克对于平台的界定，布拉顿给出了更一般化的定义。布拉顿分析了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关于手的分析，塞尔认为，“人的手之所以不同于螃蟹的爪子，是因为手可以将一切物体转化为自己适用的界面”[7]。以小孩子为例，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看到了许多的遥控设备，有开电视的遥控、开顶灯的遥控，也有开空调的遥控，他或许对这些遥控器上的按钮感兴趣，产生了一个可以通过掌控按钮以支配世界中的各种物体的想法。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物并没有向这个小孩子敞开，而是它们都化身为不同遥控器上的按钮，任由小孩子来支配。所以，当小孩子建立了按钮和各种电器的联系的时候，他就面对着一个塞尔所说的“自己适用的界面”。布拉顿借此分析指出：“一个塑料按钮本身，若与所有电器断开，它就没有平台性能力。只有当嵌入到一些输入和输出的系统中时，通常涉及波或线，他很快就知道，这个东西才会变得具有界面性。但是，他的发现当然只限于特定的机械和计算界面与局部的、可观察的控制论循环。我们可以说，任何有效的工具都有一些‘平台’的能力，它以特定的方式转换、编码或传递一些世界性的动态信息。”[8]5布拉顿强调的是，平台不一定仅仅出现在数字时代，在前数字时代里，已经存在着平台的身影。当小孩子玩弄遥控器的按钮时，他已经将他自己的世界通过按钮建立成为一个输入输出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小孩子的手、按钮以及各种电波和电线构成的，小孩子可以在一个局部空间中对其进行有效控制，这样各种信息就可以在小孩子的手和按钮中完成一整套转换、编码和传递信息的功能。

在这个基础上，布拉顿在《堆栈》中给出了平台的定义：“平台的工作技术定义可能包括提到一个基于标准的技术经济系统，它同时通过远程协调分配接口，并通过同样的协调集中其综合控制……我所说的平台逻辑首先是指平台的抽象系统逻辑(它们的绘图学、经济学、地理学和交互的认识论)，其次是指一些系统和社会进程根据可能为其服务和支持的平台的需要来改造自己的趋势，无论是在参与该平台之前还是在参与的结果中，平台提供了一个衔接点，并诱导过程符合它。”[3]42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平台是一整套基于同样的技术标准的体系，所有外在于平台的物体、形式、信号、事件，必须转译成为平台对应的抽象系统逻辑即“绘图学、经济学、地理学和交互的认识论”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可以想象，在某网购平台建立之前，各个卖家是彼此独立的，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标准和用户系统，除了货币支付体系之外，他们不需要接入任何的协议和标准。但是，当一些网购平台以第三方平台的面貌出现时，之前所有独立的商家都不得不接入到平台所设定的规范和协议内容之中，这就是布拉顿所说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衔接点，并诱导过程符合它”。一旦加入平台，就意味着原先属于各种商户和卖家的独立消失了，也意味着其变成了平台的用户系统的一部分。如果说在现代社会中主要的场所是城市，城市面对的对象是公民或市民，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要场所就是平台，而平台面对的对象是用户。换言之，平台就是数字时代的城市，而用户则是数字时代的公民系统。与城市对市民的治理相对应的，则是当下平台对用户的治理。当阿甘本看到城市被分成了有资格的市民和无资格的赤裸生命时，他洞悉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的奥秘。而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平台所面对的是用户，平台并不关心在一个用户名的背后，是真正的人还是一个非人的人工智能，而人与非人的关联也在平台界面上实现了。有时候，在网购平台客服上与人们互动的，不是真实的业务员，而是一个动态的、能够智能对话的机器人，在游戏平台上，跟人们结伴打游戏的也可能是一个非人智能，但对于平台来说，在这个用户名背后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一问题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在平台上拥有一定的等级和资格。平台治理的模式，必然会带来全新的赤裸生命，也势必让生命政治成为平台下的数字—生命政治。

另外，布拉顿看到，今天的平台公司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他指出，“平台是与国家和市场并列的第三种制度形式”[3]44，这也意味着以民族国家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哲学和治理正在遭受着第三种权力的挑战。事实上，人们看到当微软、苹果、脸书(现在已经更名为“元宇宙”)、推特、谷歌等平台公司成为世界顶尖级公司的同时，也意识到其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这种权力正是平台上的数据权力——一种从未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权力，其垄断了平台，也就垄断了和国家、经济部门相关联的权力系统，其制造了新的规范形式，掌握了大量的用户信息资源，同时通过这些资源开始对市场和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布拉顿在这里进一步给出了“堆栈”的概念：在数字平台上，数据的存在样态是堆栈，它以一种协议的方式(TCP/IP协议或iOS协议)实现了数据在整个系统中的存储、交换与调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所有的堆栈都是平台，但不是所有的平台都是堆栈，而人们今天在数字时代所关注的平台，并不仅仅是人们在智能手机和电脑中看到的图标，更是在各个系统之间形成的协议和操作的关联。所以，布拉顿指出：

堆栈是一种平台，也恰好是通过垂直的可操作层来结构的，既有硬的也有软的，既有全局的也有局部的。它的属性是通用的、可扩展的和柔韧的；它提供模块化的重组，但只在其合成平面的约束范围内。它是一个自动生成的参数化地形，但它恰恰是通过最初将技术细分为平面层，然后通过内部接口和协议对这些技术进行专制的整合和合理化来增长的。对于任何平台来说，这种整合与其说是由中央计划的法律规定推动的，不如说是由自由放养的用户对自我行为进行的算法传导。我们讨论的堆栈是一个巨大的软件/硬件结构，一个由纵横交错的海洋、分层的混凝土和光纤、城市金属和肉体的手指、抽象的身份和超额认购的国家主权的坚固皮肤构成的原生态基础设施。它是一台真正包围地球的机器，它不仅刺穿并扭曲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领土模式，而且还以自己的形象产生了新的空间[3]52。

换言之，人们在手机和电脑界面上感受到的只是一些表层，真正决定各种数据运行和控制的是堆栈。举例来说，人们在电脑上点开一个购物的应用程序，下单并付款，然后第二天这个货物就出现在其家门口。这个过程实际上掩盖了真实的数据交换、仓储分类、物流运输的过程，让人们看不到背后巨大的数据运转。表面上，人们以为仅仅是其自己的个体与手机上的应用图标发生点对点的联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人们的行为被转移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堆栈之中，这个堆栈完成了人们需要的数据交换和控制，实现了人们希望的结果。而屏幕上的图标和送到家门口的货物的便捷性，已经掩盖了所有的一切，平台也不需要让人们看到这个全部过程。但是在各种购物活动中，这一切活动都被神秘化，那么隐藏在背后的巨大的数据堆栈并不是普通人所关注的目标，但是它的确是各种数字平台得以良序运行的基础。人们的应用程序的真相是，“应用程序之所以是应用程序，是因为它在类似于云的设备的软件/硬件的‘堆栈’的层中运行。但是，由于大多数真正的信息处理是在堆栈中进行的，而不是在你手中的手机和电脑里完成处理的，你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实际上更像是真正的应用程序的接口，它位于一个数据中心，隐藏在一个匿名的棚子或山里。作为一个接口，应用程序将单一的远程设备连接到数据的海洋，并将这些数据带到用户的直接利益上。此外，鉴于应用程序可以将用户与他的环境和环境中的事物联系起来(看、写、字幕、捕捉、分类、链接、听等)，应用程序也是用户和他的栖息地之间的一个界面。它根据一个特定的程序，在用户和环境(因此也包括云和环境)之间构造并激活一个程序化的中介”[8]3。由此可见，在数字时代，人们不再是单纯的个体，人们通过手指触摸屏幕上的应用程序，已经将自己的数据交付到一个更宏大的数字平台的堆栈结构中了，这个堆栈结构就是未来数字化社会的运算和治理的基础，也是布拉顿所提出的肯定性的生命政治。

三、行星计算能力与肯定性的生命政治

布拉顿为什么需要提出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因为自福柯以来，尤其以阿甘本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生命政治学研究对国家治理和技术发展都带有明显的否定性批判，这就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批判一样。不过，在2020年出现全球范围的新冠疫情之后，以阿甘本为代表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各个国家的疫情管控和防疫政策表达了明显的不满，甚至在报纸上和互联网空间中不停地撰写文章，抨击利用数字技术和监控技术来穿透人们的隐私和个人世界、让人们戴上口罩。而西方国家和政府在防疫上难以令人满意的表现，也与这些传统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批判有关，他们采用了相对宽松的防疫政策，不能追溯感染者的任何数据，甚至在疫苗的推广上也面对着各种障碍，无法实现新冠疫苗最大比例接种。这让本来就饱经新冠疫情折磨的西方各国政府感到茫然失措，相对于这些西方国家，布拉顿看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在防疫上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中国在核酸检测、数据追踪、对感染源阻断和隔离、接种疫苗等方面，表现出一个成熟的现代政府所具有的特征。

这或许就是促使布拉顿在2021年撰写《真实的复仇》的原因，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和西方各国在新冠疫情防控上出现了明显的对比，例如，该书认为新冠疫情将会为未来政治学提供一个显著的“比较治理”的案例。布拉顿指出：“不同的司法模式、政治架构和政治文化如何应对这一疫情时是一种试金石，是评估这些系统和激活它们的文化的有效性和逻辑性的一种方式。而我们看到了极其不同的结果。那些认真对待形势和数据的国家，那些拥有值得信赖和有能力的政府的国家，那些直接和有效地使用技术的国家，以及那些已经拥有公平和全面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国家表现良好。而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国家则不然。”[2]21这里，布拉顿提出了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紧急状态和事件，不能用一种否定性的批判语调将数据化治理的成果一笔勾销，而是需要看到其在这些数据和计算能力之下能够为人们带来什么东西。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布拉顿坚信，在大数据支撑下的堆栈，会形成一种行星计算(planetary computation)的能力，人们已经不能在涣散的代议制政府和喋喋不休的争吵中来面对疫情的挑战，而是需要通过紧急行动，形成快速计算和分析，最大限度地将疫情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这种损害不可能是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国家的问题，从一开始，这种行星计算的能力就需要数据平台的堆栈，需要通过堆栈进行行星规模的计算，需要一种全球能力，来联合各个国家的治理的力量，共同对抗生态问题、气候变迁问题、疫情问题以及全球未来的各种新的挑战。如果人们要实现这种全球能力，就需要对略显过时的否定性的生命政治的理论体系加以批判，让其重新认识数据堆栈和行星规模计算所带来的肯定性价值，所以，布拉顿强调说：

真实的复仇是认识到地球现实的管理不应该由仪式化的议会和受限制的私人利益拼凑而成。归根结底，它不仅包括后疫情的近期情况，还包括对过去和长期未来的回应。这不是一个全球全知或全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能力的问题。这是对一种生命政治治理的呼吁，这种治理要求在基础设施上训练行星规模的计算和建模能力，以补救和纠正一个受伤的物种及其受伤的栖息地[2]143。

那么，否定性的生命政治究竟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布拉顿提醒我们的是，堆栈不是一种像奥威尔笔下的小说《1984》描绘的看不见的老大哥用无所不在的监控技术来剥夺人们的自由。在这里，布拉顿认为，从福柯开始，可能人们就错误地理解了监控的含义，甚至可以说，“监控不是一个合适的词汇”[2]51。在疫情期间，面对着那些数据追踪、核酸检测数据，以及健康码和行程码的广泛使用，很容易让一些人文学者联想到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监控的指控：“所有这一切多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监控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9]福柯的意思是说，一旦社会按照整个监狱的监控和规训模式来管理，所有人的肉体就都毫无例外地成为这种监控和规训体制的产品，人成为了受规训的个体，不再是可以在自由状态下活动的人，而是成为巨大的资本主义监控机制下的规范性个体。然而，人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和福柯所提出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福柯看到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体被生产为从属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受规训的个体，个体从身体上就严重依附于资本主义的监控体制，从而让自己变成了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主体或劳动力。但是，布拉顿谈到的问题是，在新冠疫情之下，采集人们的数据和实现隔离政策是为了让人们在整体上去面对疫情带来的威胁，从而保障更多的人可以安全地生活在数据堆栈和行星规模的计算的保护层之下。布拉顿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将疫情防控措施等同于资本主义下的监控和规训是不合适的，他认为传统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很容易在这里滑入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即监控与反监控的斗争，监控代表专制，而反监控代表自由，监控代表资本家和权威的合谋，而反监控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权力。布拉顿认为，这些传统知识分子的话语显然出现了时代错误，也出现了对福柯监控话语的误用，他指出，“西方的反监控话语是非常西方的话语”，这些“反监控”的话语正在日益沦落为呆板的陈词滥调，“对‘监控’批判的形式化变得诘屈聱牙且令人垂头丧气。胡乱拼凑的专栏文章讨论着‘技术正在对我们做什么’，这些文章同时又是诗意的和歇斯底里的，痴迷的和无知的，激进的和反动的，呼唤对当代数字采集加上十分乏味且难以置信的道德约束。这些人与其说是在权衡利弊的结果，不如说是在确保个体不会与遥远的罪恶同流合污，其依据是关于数据采集和后续使用之间的连续伤害，自然代表着一种不证自明的低劣想法”[2]59。

其次，这些否定性的生命政治学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寄希望于一种错误的个体化，因为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话语中，事先预设了个体与集体、私人与公共、自由与治理之间的矛盾。而传统左翼知识分子在很多时候不加批判地挪用了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区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祖博夫，她的新作《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就将个体作为抵抗政府和监控资本主义的武器，“我们抵抗强迫性合流的流畅运转。奥威尔的勇气鼓励我们起身反抗那不懈贬低一切人类经验的夺取浪潮。阻力、勇气与方向是我们共同起草合成声明所需的资源，声明数位未来应该存有人性，要求数位资本主义应成为一股涵纳的理论，必须对服务对象负有义务”[10]。显然，祖博夫已经将不容任何侵犯的个体的价值摆在了最高的地位，这是一种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自由主义框架下构造出来的抽象个体幻象的另一个缩影，在这个意义上，布拉顿坚决批判道：“祖博夫的方法更加积极地强化了这种误解：通过颂扬个人主义的神话，并强化对感知和建模的恐惧。”[2]68这种抽象的个体化，让祖博夫等人的批判看不到在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整体威胁下的安全问题，或许正是为了捍卫这种羸弱的抽象个体，一些传统知识分子选择了对整体性防疫和数据技术的拒绝，从而宁可接受任由病毒肆虐的结果，并为这种病毒肆虐贴上捍卫个体自由价值的“美丽标签”。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布拉顿很明白在面对全球重大危机的时候，个体的价值虽然不能是虚幻的，也不能说个体的隐私可以被随便侵入，但将抽象个体的地位摆在过高的位置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全球性灾难面前，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对所有的危险进行即时的侦测，需要通过传感器、中继器和终端设备来建立起强大的感知层，随时可以获悉疫情动态和变化，布拉顿说：

当一个城市建立了一个能够快速处理样本的医疗检测设施，使样本所代表的人知道他们是否健康时，这就是感知层(the sensing layer)。当检测试剂盒无法使用，而诊所使用核磁共振检测病人的肺部损伤，以此来告诉他/她很可能确实有病毒，这也是感知层。当所有这些都可以提供给任何可能是脆弱的人时，这也是感知层。当那些最易受合并症影响的人被识别和保护，当报告协议是透明的、准确的和值得信赖的，这就是感知层。当任何或所有这些都失败或被破坏时，这就是一个被破坏的感知层，而这个社会则处于黑暗之中[2]43。

感知层是为进一步建立具有行星规模计算的建模系统服务的，而这些行星规模的计算，最终实现的是保护生命(不纯粹是保护个体)，只有在保障生命安全的情形下，那些个体才会具有价值。所以，布拉顿坚决否定了阿甘本、祖博夫等人的否定性生命政治的理论，转而求助于并依赖于数据平台和堆栈，依赖于行星规模计算的治理技术的肯定性生命政治。尽管福柯当年将生命政治界定为直接作用于“生物性生命”的政治，这种政治在他那里具有负面的含义，但今天，我们需要通过数据的堆栈，通过行星规模的计算，通过数据建模的模拟，最终实现保障生物性生命的价值，这就是肯定性的生命政治，是一种具有正面含义的生命政治，也是埃斯波西托和让-吕克·南希在对阿甘本进行批评的时候所提出的生命政治的新的含义。布拉顿进一步将这种生命政治的概念纳入数据平台的堆栈，以及行星规模计算的全球能力之中，最终实现的是对人类的生物性生命保障和进化，只有实现了对生命的保障，那些传统知识分子口中的“自由个体”才能具有政治性的价值。我们可以用布拉顿自己的话来作为结语：“后疫情的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这种分布将包括从不同的观点形成模型抽象的正式能力，并相应地激活或削减它们。这种建模和模拟的智能功能是否必须是集中的，就像是在我们的大脑中一样，也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重要的是，它们必须能够在相关事件和现象的规模上采取行动，而不是说这样做的手段本身必须是一个行星规模的奇点。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2]16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