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世 定

(青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宁 810016)

文化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精神基因与价值选择，从运行机理、规范规则、力量之源等维度内化于社会一切场域之中，是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的最根本力量。一个民族如若抛弃或忽视自身的文化传统，必会在前行中迷失方向。文化进步是人类走向自由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与传播者，自成立以来就对我国乡村文化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其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不断演进与成熟，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精髓的基础上，深刻地回应了时代的强烈呼唤与乡村民众的文化需求。同时，其所形成的思想体系也科学地指导着乡村文化治理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演进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自觉品格，充分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推动着中华文明的接续传承。乡村文化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先进文化的最初起点。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形成了严谨的科学思想体系，其演进过程呈现出极强的逻辑性。

(一)战争年代重视农民革命精神塑造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承担着历史使命与民族复兴的政党，其出现就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使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将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中解脱出来是其最基本的任务。为了凝聚中华民族的磅礴之力，团结、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加入这一战斗行列极为关键。乡村是当时中国最广大的社会，乡村民众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积极地与农民群体建立起强链接，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十分重视革命精神的塑造。

毛泽东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1]这就明确了文化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认识到文化所拥有的巨大社会资本。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和主要力量，与中国共产党形成紧密的联系，其价值取向直接关系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2]，“不断地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农民，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3]。坚持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注重农民精神文化的涵养，塑造其支持、认同、参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精神，坚定地与无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理想信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体系中价值塑造与文化建设的重点，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乡村革命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农民基本上没有文化。面对这样的农民文化现状，要锻造农民的革命精神、增强其对于共产主义的认同，就必须着力于提升其基本文化素养。1940年，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多年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4]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党，在文化创造上处处致力于人民文化的繁荣与兴盛，大众文化发展是其文化治理的基本目标。因此，毛泽东认为：“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5]，方能确立农民群众为中华民族独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信念与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且在提高农民文化觉悟的同时，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改善其精神面貌。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为丢菩萨。”[2]只有这样，才能战胜“群众脑子里的敌人”[6]，建设好“为一般平民所共有”[6]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努力“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4]。可见，只有乡村群众的文化水平与精神层次提高了，无产阶级意识与共产主义信仰才能增强，他们才会更加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与价值理念，才会与中国共产党齐心协力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新中国成立后注重新农民培养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历史的终结，中国从此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发展模式。面对新社会建设的需要与新乡村发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文化治理上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将培养符合时代所需的新农民作为文化治理的重要方向。

文化具有持久的渗透性，会时刻影响个体的生活习惯与行为选择，其处处浸染着人们的精神状态与价值取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前的旧中国，由于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掌握着资源分配，控制着文化教育的权力，导致农民缺乏系统接受教育的机会与通道，其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将努力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作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在扫盲运动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在乡村“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6]，“各地可以大量发展民办小学，提前实现小学教育普及”[7]，从而有利于农民扫盲。1955年，毛泽东再次强调：“农村文化教育规划要包括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农村文化娱乐等等。”[3]实际上，将知识普及与生产技术教育相结合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时代新人的塑造，进而增强人们服务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能力。这既明确了乡村教育与乡村扫盲间的紧密关系，也说明了农民文化素养的提升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予以支撑。

改变农民的落后观念和小农意识必须借助教育手段。要增强农民科学种田的能力，就必须着力培育其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针对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的现实迫切需要，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3]，“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文化”[8]。可见，增强广大农民的主体性，使其拥有自己的特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为了能够更好地懂得农业生产，毛泽东认为农民就要懂得一些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机械、农用化学等方面的知识，依靠科学技术来提升农业生产水平。为此，他在学习《土壤学》等一系列相关农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汲取农民的增产经验，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3]，倡导广大乡村积极地进行科学种田，使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与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新一代合格公民，从而有助于持续推动中国乡村新文化建设进程。

(三)改革开放以来侧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强度不断加大，中外交往日益密切，西方国家的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进入我国，与国内社会转型中形成的一些精神文化交织在一起，涌入了广阔的乡村社会，导致形态各异、取向多元的价值观念强烈冲击着乡村民众原有的价值体系。为了构筑乡村精神文化高地，给广大农民提供优秀、健康、积极的精神文化食粮，我们党非常重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物质文明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没有乡村精神文明的发展，乡村文化治理就失去了目标与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9]因此，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既能为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文化之力，又能激发乡村民众参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热情。同时，邓小平还廓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为乡村文化治理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路径，即“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9]。面对世纪之交的乡村文化治理，江泽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形成了符合乡村实际的治理思想。他指出：“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严峻，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封建迷信活动在农村有一定的上升趋势，农民道德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倾向。”[10]为此，他强调：“越是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重视对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0]可见，只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协调配合，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形成精神面貌积极健康、生活方式科学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真正践约“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发展方针，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民精神贫困与全面发展的问题。

对于乡村文化治理中精神文明塑造的具体路径，胡锦涛立足新世纪的乡村社会实际与农民的思想状况，形成了系统的建设思路。他提出：“在农村，必须围绕提高农民素质、勤劳致富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目标，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去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11]，引导乡村民众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为了协调城乡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他要求：“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12]，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陶冶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此外，还“要积极探索适合基层特点、适应群众需要的新的文化服务方式，组织好多种形式的公益性文化活动，把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送到城乡基层”[13]，解决好乡村存在的看书难、看报难、看电影难等文化资源供给不足的一系列难题，持续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不断构建乡村文化发展的基本平台，从而有效推动乡村文化涵化乡村精神的进程。

(四)新时代旨在实现农民文化小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服务于民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核心精神。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善治，“以人民为中心”是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向度与内在要求。审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其深深地镌刻着实现农民文化小康的目标追求，助推着乡村文化治理实践快速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治理中，关于农民文化小康的重要性，习近平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14]只有这样，精神文化才能为乡村社会全面进步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与道德滋养。2017年12月，他在徐州考察时强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这就明晰了文化小康与乡村振兴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间的内在关系，指明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向度。同时，他将“乡村文明”置于“中华文明史主体”的位序，认为乡土文化与耕读文明承载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乡村文化孕育了伟大、持久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文化不断得以发展、壮大、繁荣的母体。面向未来，不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达到何种程度，乡村文化依然是乡村社会与农民群众前行的精神力量之源。

由于乡村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复杂的结构，对于农民文化小康的建设内容，习近平指出，要把精神文明建设贯彻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全过程、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向善的浓厚氛围；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14]。这一指向的客体是全体人民，其中就包括了广大农民群众，充分显示出乡村文化小康中的文明观念、文明公民、文明形象以及“人的现代化”建设。

文化是一种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表征。在农民文化小康建设路径上，习近平立足乡村实际，从多个维度予以创新性运思。首先，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明确农民文化小康的重点。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基础”[15]。其次，借助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夯实农民文化小康基础。他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4]。最后，强化文明家风建设，增强农民文化小康的示范效应。“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14]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以家范、家训、家言、家规、家诫、家学为载体的家风体系，是社会个体立身立言立德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瑰宝，更是一个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当下，很多乡村地区依然留存着良好的家风，而正是千万个家庭的好家风涵养了广大乡村社会的好风气，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中文明乡风的塑造与农民文化小康建设提供了示范。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演进的主要特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指导下，基于乡村社会实际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先进文化建设为方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由于这一理论历经百年历史的锤炼，经受了乡村文化治理实践的洗礼，孕育出了极具辨识度的特质，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科学性。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演进结构的整体性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生成，一方面源于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现实实践，另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其演进在结构上表现出完整性。

第一，建设乡村精神文化。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生存的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16]这一上层建筑指的是精神文化，它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现实的物质力量。精神文化是一个国家主流价值的体现，也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只有重视精神文化建设，整个国家与民族才会具有持久的内驱力。江泽民强调：“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17]。面对乡村社会中留存的一些颓废、愚昧、迷信、庸俗的落后文化，他提出了先进精神文化的路径，即“通过完善政策和制度，加强教育和管理，移风易俗，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努力防止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们的侵蚀”[17]。为了促进乡村社会建设，培育良好的精神文化，习近平重点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性作用：社会生活上，从舆论宣传、教育引导、文化熏陶、制度保障入手；日常生活上，从小、从细、从实；行为准则上，完善与践行乡规民约；社会氛围上，利用各种场合与时机，建构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生成的氛围。

第二，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从结构上看，农民是乡村人口的主体；从层级上看，农民是乡村社会的基础；从功能上看，农民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承载。因此，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提升农民文化素养是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目标与归宿。邓小平指出：“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18]，“今后要进一步提倡科学种田，还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18]。只有农民科学文化素养提升了，乡村文化治理才能实现人的现代化，国力增强与经济发展才会有坚实的人才基础。新世纪后，在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中农民文化素养的提升更加凸显。胡锦涛强调：“加强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建设，国家今后每年新增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19]；“广泛开展卫生科普知识宣传，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移风易俗，革除陈规陋习，倡导良好卫生习惯”[19]；“加强同保障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使农民群众增强法制观念、增强依法行使权利能力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19]。构建农民现代知识体系和健康生活方式，全面提高农民的现代文化素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关键，也是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演进方向的时代性

文化治理与其所处时代紧密关联，深刻反映着时代需要，全面体现着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是在遵从乡村文化内在发展规律基础上，旨在解决乡村所面临的一系列文化建设，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与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为了较好回应乡村文化治理中的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思想层面始终关切乡村现实、倾听农民呼声，逐渐形成了富有乡村特色的文化治理理论，在演进方向上呈现出极强的时代性。

第一，关注美丽乡村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使命。纵览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演进，美丽乡村建设理念的生成，准确地研判了世界文化发展大势，深刻地分析了我国乡村社会的具体情况与战略任务，科学地解决了人与发展、环境、资源间的各种关系，有效地引导了农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养成。胡锦涛提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19]良好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是社会财富持续累积与人们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的前提。在乡村文化发展中，乡村民众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是文化治理的重点，美丽乡村建设高度契合了这一现实需要。因此，胡锦涛强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19]乡村经济发展只有建立在自然承受力基础之上，才能具有可持续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新诉求，美丽乡村建设的思想内涵得以进一步拓展。习近平指出：“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14]；“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殖，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14]。这就需要不断强化农民群众关于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认知，进而丰富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新内涵。

第二，关注乡村网络文化建设。信息化时代，网络结构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在生产、消费以及传播上呈现出颠覆性的变革。据统计，截至2021年6月底，我国乡村中有2.97亿网民[20]。随着网络的发展与5G时代的到来，乡村网民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乡村社会的信息化深刻影响着乡村文化类型的生成与乡村文化样式的呈现，塑造乡村健康的网络文化成了乡村文化治理时代化的关键。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14]可见，乡村网络文化治理就是要增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21]。当前，农民群众与网络间形成了一种强链接，网络文化已经介入乡村文化之中。为此，习近平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14]。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网络文化建设，通过发挥其滋养人心、滋养社会的功用，为乡村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营造出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最大化地培育文明乡风新氛围。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演进内容的实践性

文化是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蕴含于具体的生产生活中，如果脱离人的生存环境谈文化治理，就会毫无意义。乡村文化治理是在一系列制度体系下构建起来的乡村文化发展的运行机制，其为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提供有效供给，并形成积极、健康、先进的乡村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回顾其百年来的乡村文化治理，着力推动乡村文化繁荣是其最根本任务，在思想上强化文化治理的实践性成为其最显著的特质。同时，这些也充分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中注重现实的基本品格，回应了乡村民众迫切的时代要求，构建起俗与雅、传统与现代的乡村文化新格局。

第一，乡村文化治理的生活化。生活化思想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与生活细节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谋求某一目标的实现。从结果看，由于实现过程的渐进性与累积性，决定了效果的持久性。对于乡村建设与文化发展，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乡村文化治理的生活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立足国家发展，尊重农民的文化传统，是推动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条件。关于培育农民文明的生活方式，江泽民指出：“农村卫生工作对于深化农村改革，对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对于加强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提升乡村卫生服务水平，促进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文明的生活方式，可以实现乡村现代性与日常性的有机融合，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乡村健康精神文化氛围的营造与农民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第二，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化。公共化思想就是目标实施过程中的大众性与普惠性，追求的是多数民众利益的最大化。乡村文化治理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向度就是乡村公共文化的供给。只有乡村公共文化得以不断发展，才能建立起农民间紧密的交往关系与文化纽带，巩固乡村公共文化的基础，消解乡村私性文化对公共文化的冲击。乡村教育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的主体与载体，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运用中将其置于重要位置。胡锦涛提出：“着力促进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加强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13]教育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也是公共文化发展的前提。习近平强调：“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14]可见，乡村教育的发展，是提升农民群众尤其是乡村青少年文化素养的重要通道与基本方式，也是乡村公共文化供给最普遍的途径，更是乡村文化治理取得成功的实践要求。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演进的基本经验

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运行机制，也是乡村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基本手段。因此，作为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审视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及其演进，其中所内蕴的基本逻辑与形成的重要特质，为今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全面发展与科学演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谋求人类全面解放与人自身全面发展的理论体系，其实现了科学性与实践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成功地应对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新境界。坚持何种理论进行思想创新是一个基础性命题，从大历史的维度看，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具有动力的革命性、追求的进步性、方向的先进性，因此在其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有了科学的理论支持，尤其是对乡村文化治理的地位、作用、目标、方向、战略、格局、动力、思路、路径的系统思考，更是有效地回应了急速嬗变的乡村文化建设。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4]这就揭示了精神文化是物质基础的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必然要受制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尽管如此，文化却仍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反作用。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5]这就借助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揭示了文化中蕴藏着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是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元素。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文化观的精髓，结合乡村社会实际，形成了乡村文化建设新思想。他认为：“在电气化这种现代化最髙技术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之间的悬殊现象，提髙农村的文化水平。”[26]为了全面提高乡村文化发展水平，在乡村文化治理途径上，列宁从乡村教育发展、政府部门参与、城市先进文化反哺等方面展开了系统的论述，不断丰富了文化治理思想的内涵。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开始系统地输入中国，而这一思想也逐渐被大多数中国先进人士所接受。管窥百年历史，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形成与演进，为乡村文化治理中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文化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等的生成与演化提供了理论指引。

指导思想是党的精神旗帜，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演进，不论是在哪个时期、哪个阶段，当时面临怎样的历史任务，都始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与核心要义，牢牢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精髓，找到了符合乡村社会现实与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文化道路，最终推进了乡村文化治理实践，促进了乡村文化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农民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发展，乡村文化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要持续推动乡村文化繁荣，进行理论创新是乡村文化治理思想演进的必然要求与现实需要。百年历史告诉我们，理论创新必须要有科学的指导，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新发展只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才能构建起具有科学性的理论体系，并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思想的正面交锋中形成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文化形态，从而助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治理的新发展。

(二)立足于中国乡村现实需要的实践指向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实践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是在长期的乡村文化建设与治理实践中，面对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历史任务，以乡村文化的发展进步、广大农民精神素养的塑造为主要目标导向的，目的是解决乡村社会文化的发展问题。因此，实践性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能够传承、创新并不断完善的重要根源，也是将乡村文化从愚昧落后变为文明先进的现实依据。

文化具有延续性。恩格斯指出：“历史思想家在每一个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27]精神文化虽然源于物质生产与客观环境，但形成后却是按照文化固有的规律与逻辑开始运行的。乡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镌刻着乡村自身的痕迹，表征着乡村社会的精神状态，而乡村文化治理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在乡村文化治理中，教育工作者承担着乡村文化供给的神圣使命。列宁指出：“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28]在文盲充斥的国家无法建设社会主义，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借助乡村教育的发展来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水平，可以丰富乡村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基础，并充分尊重乡村文化繁荣的内在规律。

由于乡村文化蕴涵的成分较为多元，囊括着不同的文化元素与价值观念，这就决定了乡村文化具有复杂性，为文化治理实践的推进带来诸多难度。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面对复杂的乡村社会现实与文化建设实践，始终围绕乡村文化发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仅就乡村宗教问题来说，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发展年代，抑或是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乡村现实形成了系统的乡村宗教治理思想，正确地引导了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宜，为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习近平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14]这就是要求在尊重宗教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宗教与乡村文化治理的关系。当下的乡村社会，文化发展遭遇着城市文化冲击、文化发展堕距以及多元价值观渗透等不同因素的制约。回顾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演进经验，分析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历史告诉我们必须立足乡村文化实际，才能形成与时俱进的、符合乡村民众需要的理论创新，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文明建设提供科学指引，为乡村民众的全面发展贡献文化之力，并最大化地使农民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力量。

(三)植根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本色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元素，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实根基。乡村文化是千年农业发展与中华文明流变的精神之源，也是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色与稳定质素，其表征着乡村社会的历史传统、价值取向、理想追求与精神风貌，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本质的文化品格。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29]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坚定的文化自信，因此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将乡村文化置于重要地位成为其乡村文化治理思想演进的一个重要宝贵经验。

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给予人的社会生活一种向善、合理的价值解释，尤其是其所内蕴的理念、规则、秩序、价值观促进了民间治理传统与现代治理的融合，增强了文化治理的活力。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地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7]人类的物质生产如此，人类的精神生产亦然，乡村文化的发展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传承，只有乡村文化不断繁荣，一个国家在文化上才能留存更多的民族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又注重中国实际，其关于农民大众文化的阐述体现出乡村文化治理的民族性。此外，邓小平也强调，乡村社会中“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30]，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可见，在提升广大农民政治意识与思想觉悟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演进中将民族性置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位序，筑牢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延续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精神命脉与思想智慧。

连续的时间性与持续的影响力是传统的本质属性。民族性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土壤，文化治理与其自身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紧密相关。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安排，文化振兴的内在要求为乡村文化治理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立足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演进的广阔视野，历史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乡村文化治理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方能行稳致远。不论乡村社会如何现代化，保持文化的乡村性就是留存了文化的民族性。这说明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推进，需要从乡村视角来审视乡村文化的发展，而不是以城市的视角来对乡村文化进行改造，用现代化的模式与标准评判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基本载体，涵养着乡村民众的集体记忆，只有遵从民族性的治理原则，乡村文化才能真正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质，坚守好文化固有的主体性，也才能给乡村民众以适当的精神滋养，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风化俗的功能。

(四)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方向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环境，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成为民众最迫切的愿望，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了这一目标不懈奋斗。历经时代的锤炼，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此有了坚强领导，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对人的引导与塑造，在乡村文化治理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思想明确了党对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从而强有力地保证了乡村文化前进的政治方向与价值选择。

基层党组织既是党的组织系统的细胞与基础，又是党的组织系统的构成与关键。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乡村文化发展较为滞后，为了促进城市先进文化反哺农民的精神生活，列宁提出：“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应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呢？”[31]这就强化了党组织对乡村文化治理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基层党组织是文化建设的基层单位。乡村要发展，关键在支部。改革开放后，针对乡村基层党组织日常文化功能缺失，江泽民指出有些农村封建迷信抬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组织不起作用，为此他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10]胡锦涛从夯实基层党组织人才的角度指出：“从实现跨世纪发展目标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强后备队伍建设，抓紧培育选拔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优秀年轻干部和专门人才。”[11]习近平则指出：“领导干部、公众人物、先进模范要为全社会做好表率、起好示范作用，引导和推动全体人民树立文明观念、争当文明公民、展示文明形象。”[14]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下，结合乡村实际，逐渐完善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文化治理的思想体系，为乡村文化的持续发展构建起组织保障，绘就了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基本图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制度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微观视角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基层党组织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基础。因此，乡村文化治理就需要乡村党组织发挥好全面领导的功能与基层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增强文化组织力，引导乡村文化的塑造与文明乡风的养成，从而确保乡村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先进性，使其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最终为广大乡村民众提供符合时代发展与自身需要的文化产品。

总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基因，也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更是一个社会的智识之源。在文化的结构层次与传承谱系中，乡村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主体，涵盖了民俗艺术、农耕文化、传统美德等文化样式，富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回顾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思想的演进逻辑，考察其内蕴的价值要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历史赋予的智慧，从而更加明确乡村文化前进的方向，为新时代乡村文化的振兴与繁荣提供镜鉴，确保乡村社会发展的文化供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乡村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