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广东，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文化变革、艺术变革的重要地区之一。“西学东渐”除了列强的逐步引进，国人也开始主动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人文科学和教育体系。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愈演愈烈，传统的制度和思想都受到极大的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寻觅改变中国的绘画观念，而20世纪日本的现代美术对中国影响是非常巨大，也成了中国人了解西方的重要途径。

高剑父二十世纪初曾多次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在日本“名和静昆虫研究所”对昆虫进行科学的研究。当时日本受到西方考古学、博物学的影响，开始尝试用科学的方法去对“物”作从新的认识，而“博物图画”就是具体而真实记录动植物从生到死整个过程的一门学科。高剑父希望通过对“博物图画”的研究，寻求一种与“居派”绘画不谋而合的绘画语言。

关键词：高剑父，博物图画，写生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第一章：从传统绘画阶段到“博物图画”阶段

第一节：“居派”繪画学习与其他古画临摹阶段

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专制社会的逐渐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得到不断发展，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基础的城市，开始构造出现代新型的城市空间，活跃的商业活动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文化之间的交流，随着城市商业文化越来越丰富，现代型的美术形态也随之出现，城市商业文化中出现了一批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著名近代岭南画家居廉，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商业化的城市里。

居廉，是著名画家居巢的堂弟，善画花鸟、草虫及人物，尤以写生见长。居廉在绘画风格上追求用笔简洁，敷色清淡，常以工笔中兼写意，在绘画技法上，继承了堂兄居巢的传统绘画技艺，在花鸟画中创造性地运用“撞水法”和“撞粉法”，还结合了水彩的画法，以其独特的绘画手法及色彩明丽的造型表现岭南一带独有的花卉和草虫，其与居巢不同的是，居廉的绘画题材主要是花鸟蔬果，极具岭南特色，摆脱了文人画的清高和孤傲之气。高剑父在《居古泉的画法》中对居廉的绘画描述到，其师居廉不管是花卉、草虫、鸟兽、山水、人物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笔下的昆虫工写结合，细腻生动传神，独有千古，所涉及的题材种类繁多，如蝴蝶、螳螂、甲虫、蝗虫、蜻蜓、蝉、蚕等等，只要眼之所见，笔便能到。居廉对昆虫近乎西学的科学观察方法，无疑对高剑父理性精神的追求有很大的启发，所以他笔下的昆虫都显得特别生动、活脱、野趣盎然。他把昆虫转瞬即逝的动态捕捉到，并生动传神地描绘下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鲜活的图画。

高剑父于1893年，14岁开始拜师居廉，在广州珠江南岸隔山乡的“十香园”学习，对草虫兴趣的研究也得之于乃师居廉的启蒙。在跟从居廉习画的十年之久，高剑父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模式，正如传统中国画授徒的方式一样，从临摹开始。临摹是学习的必经之路，是继承和发展中国画的最直接的方法，是获取技法技巧的重要手段。在早年高剑父的临摹训练中，可以看到他对“居派”的临摹占了很大的比重。高剑父潜心临摹居廉的花卉精品，保留下来的临摹品有《花卉草虫图钩稿》、《枝头小鸟钩稿》，设色绘画《花卉草虫》、《紫藤黑蜂》，此外，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新编的《高剑父画稿》中就有高剑父早年的白描画稿，在这些画稿中，大部分都是临摹居廉的花鸟画，有蝴蝶、蝉、螳螂、蜗牛等小的昆虫画;有大白菜、萝卜、石榴等蔬果，以及荷花、水仙、蔷薇等花卉。从以上的临摹可以看出年轻时的高剑父已经对“居派”绘画有相当的领悟，能够熟练地运用中国传统的毛笔。

第二节，“博物图画”研究学习阶段

高剑父二十世纪初多次赴日本留学学习美术，本文选取的是高剑父留学日本时在“名和静（靖）昆虫研究所研究”对昆虫的研究，由于一种由来已久的偏见，加之中国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向日本学习在国人看来是一种忘祖、自甘堕落的行为。所以，早年高剑父在留学日本的作品被家保留下来的非常少，本人寻找这段时间的相关资料也变得非常有限。仅有下文资料能见证高剑父在这段时间留学日本：

“少时其希望，只欲为昆虫专家，于愿已足，后东渡美浓国，入名和静昆虫研究所毕业，于此留学，中国之高一人而已”

从文献记载中得知，高剑父对观察研究昆虫尤为感兴趣，当然这种兴趣得之于居廉的启蒙。在高剑父大量的画稿中也发现，各个时期以“昆虫”为题材的临摹或者写生画稿。早期高奇峰署名主编的《真相画报》中，就印证了高剑父的这种兴趣。《真相画报》专栏开篇《题画诗说图· 昆虫》中 高剑父就是其撰稿人，专栏中选了十六张摄影照片，并且照片上详细记录下蝉虫从出生到羽化到成虫的整个过程，能清楚地看到蝉虫每个生命过程的形态。

文献提到“后渡浓国，入名和静昆虫研究所毕业”，可知高剑父留学日本时，进入了“名和静昆虫研究所”继续对昆虫进行研究。“名和靖”是日本近代杰出的昆虫学家和昆虫普及教育的先驱，于明治二十九年四月创办了“名和静昆虫研究所”，“名和静昆虫研究所”是一所专门研究昆虫的形态和生态的一所研究所，位于日本岐阜市，即今天岐阜县。这个具有科学研究性质又兼顾博物馆性能的私立学术机构，拥有日本最丰富的昆虫研究资料。按照名和静的科学理念，昆虫学不仅要成为博物学研究的重要学科，还应该通过教育的方式让一般民众所认识，从而起到能防治害虫和益虫受到保护的作用，促进农作物的生长，推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样昆虫学研究才起到应有的价值。日本的昆虫学不仅对国家发展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同时对工艺美术的应用也有直接的影响。

高剑父在“名和静昆虫研究所”对昆虫的生物图谱与生物标本进行临摹、写生，开始接触“博物图画”。日本的“博物图画”并非博物学，博物学是对大自然宏观关擦和分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包含意义上的天文、地质、生物学、气象学和人类科学等，而“博物图画”是近代西方以矿物植物、动物和昆虫为研究对象的博物学著作中的插图，表现上忠于现实，不加修饰地把动植物表现出来，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高度的写实性，可以说是博物学中的一个分支。从所周知，高剑父在留日前，师从居廉，在居廉门下已经对草虫花卉有一定的了解，对传统的绘画知识结构，审美趣味和艺术取向已经形成，居廉绘画上的平民性、世俗性，尤其是他对事物“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忠于现实”的写生技法，恰好与“博物图画”这种按照其生命过程循序渐进，逼真的再现物像的科学图谱是相似的，因此这种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写实性的博物图画学科引起了高剑父的共鸣。

在应用昆虫学与美术结合的关系中，强调写生是“名和静”及追随着的重要环节，在他们看来“写生是美术的一大要素”、“美术的精髓是写生”，强调写生的重要性，他们所谓的写生也就是通过科学的观察方法，对物的描摹，用逼真生动的方法来表达自然。通过科学的写生来纠正早已出现在漆器、陶器上的“四脚螽蜞”、“八脚螳螂”。我们知道以前没有科学常识的工意匠，单凭感觉或所谓的观察写生绘画出来的昆虫美术图案，存在着很多问题，对这问题的认识，他们想试图寻求更真实可靠的图像传播方式，让人们对昆虫有从新的认识。因此，他们的做法是：首先是通过印刷图片或连续的摄影照片，类似于“动画”的视觉效果，真实地记录昆虫从卵到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整个过程;其次，制作嵌装式昆虫标本，使在生活中即将消纵即逝的昆虫制作成标本，以固态的形式长期供人观察。对高剑父而言，这种科学的方法正是鼓励他走出画室到大自然中观察事物。

写生，对艺术家来说是深化自然和表现源自于自然的客观感受，在高剑父东渡期间的写生手冊中，看到其用铅笔一丝不苟地钩摹出昆虫的标本图谱，科学的还原动植物的生命变化形态，比起“文人画”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得”的画法更具有说服力。当然，博物学不等于美学，在这个问题上，在近代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梁启超曾提出过“美术与科学”的观念，在他认为“美术是情感的产物，科学是理性的产物”、“美术的任务自然是表情”、“美术的关键是观察自然，而科学的关键更是要观察自然”、“自然之美，寓于自然之真，求美过程中必须是先求真。”

第二章：“博物图画”对高剑父绘画的影响

第一节：南亚之行与“博物图画”

1930年10月，高剑父从广州出发，进行为期两年的南亚之行，此次远行经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到印度，并攀登了喜马拉雅山。这次的南亚之行可以说是高剑父艺术视野在继日本“博物图画”科学观学习后的一次延伸，虽说外声称是宣传中国文化，但在其写生稿中可以看出高剑父锲而不舍地追求新知才是这次远行最大的收获，在那里，他不放过任何描绘昆虫的机会。在这次的远行中，同样有不少关于昆虫的写生，与日本“博物图画”写生稿上小心翼翼地试图对对象在线条圈定的“形”中，以淡彩敷色的变化把握对象的时空特征不同的是       东南亚的写生稿只是简单地记录下其产地、外形和颜色。

攀登喜马拉雅山写生无疑是高剑父有生以来的一次壮举，在喜马拉雅山见到了闻所未闻的奇花异草，在喜马拉雅山的写生稿中还详细记载各种植物所处的海拔高度，从一千二百尺到一万三千尺不等，我们知道自然界的植物植被按生长的海拔呈带状分布，而这些都被高剑父详细的记录下来。在喜马拉雅山写生的大部分画稿都是铅笔速写，不难发现高剑父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后，对铅笔的运用更加的得心应手了，线条灵活生动、轻重得宜。这恰恰也是“博物图画”对高剑父持久不衰的影响。通过两年的南亚之行高剑父完成了大量的动植物、风景和有关民族风俗的写生稿，还考察了佛教艺术遗存。1931年到1932年，高剑父在印度等地除了写生外，还对佛教的艺术遗存进行考察和临摹，可惜这些临摹稿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在这次的考察中主要是对人物造像的临摹，保留下来的有《狮子国其兰利雅寺壁画》，画面人像半裸体，躯体宽厚，光洁，面相圆润、祥和、优美、高贵，人物体态优美，从画中的人物造像中，可看出高剑父对佛教艺术精神的领悟。

第二节：“新文人画”的提出与“博物图画”

高剑父在《我的现代绘画观》“古代与现代之分野”中提到“旧国画之好处，是注重笔墨与气韵，实以用笔为重，用墨、用笔次之，而新国画保留以上古代遗留下来有价值的条件，而加以补充着现代的科学方法，如”投影”、“透视”、“光影法”、“远近法”、“空气层”而形成一种健全、合理的新国画。”这种既有笔墨之气韵又有西画之科学技法，正是高剑父提出的“折衷思想”。“精神气韵”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特性，而“科学技法”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精神气韵”。高剑父对西方绘画的领悟和掌握主要是在日本留学期间，这段时期的留学在其艺术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38年，为了躲避战火，59岁的高剑父移居澳门，在没有战争清净的这段时间，他为自己的后半生制定了一个《十五年计划》：

一、宋院画的现代研究（即新宋院）。以宋院画为基础，而参以世界画法之长，加以透视、光学、空气、阴影等科学方法，以现代事物为对象，而成一现代的中国画。

二、作画一年。期间以抗战遭难社会状态及国内外之旅行写生为题材。

三、佛画二年。将印度、锡兰、所摹之佛像与壁画及喜马拉雅山、不丹、锡金、尼泊尔、金边、缅甸之佛迹写生稿演为巨制。

四、基督像一年。赴耶路撒冷一年画基督像及基督事迹。

五、整理著述一年。整理劫余旧著之《喜马拉雅山的研究》、《佛国记》、《印、波、埃艺术》、《艺术的起源》、《印度与喜马拉雅山之动植物图谱》。

六、宣传国画二年。赴欧美各国宣传我国艺术及考察各国现代艺术。

七、办艺术研究院三年。三年后则送与政府或国内大学。

八、新文人画，即现代化之文人画，重笔墨之写意，然以现代之事物或感想为题材，其中深入研究创造“新宋院画与新文人画”，传达善、美，合共五年。

可见，高剑父这个绘画雄心勃勃，极其宏大，包括对宋院画、文人画的从新理解，以及东西方艺术的考察研究，从高氏的《十五年计划》中，可知高剑父对绘画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绘画上大胆吸收西方的科学方法，主张改革创新和博纳东西方艺术的精华。首先，《十五年计划》中第一点提到的新宋院画要以中国传统绘画宋画为基础，然后加以科学的方法，而成新国画，文中特别强调“加以透视、光学、空气、阴影等科学方法”，这与他留学日本接受西方科学的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而在日本对“博物图画”的研究则是高剑父在科学态度上最大的转变，当然，高剑父对中国传统绘画还是有很深得眷恋，并能清楚地看到东西方文化艺术的长处和短处。

“西方艺术，从实中求理，则注重科学、物质，未免过于智巧，迹近机械化;东方艺术，以处处取神，则重精神情感，须与自然而同化。

基于这种对中国传统绘画特有的情怀和的西方科学的绘画的理解，提出了他著名的“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高剑父新文人画的内涵是”重笔墨之写意，然以现代之事物或感想为题材，去“传达善、美”。高剑父不像以往把“真、善、美”放在一起，而是把“真”去掉，前调“善于美”，也就是说他不是再现客观物像之写实艺术，而是前调写意性，表现艺术性，如何准确理解高剑父所说的“真、善、美”？高剑父《佛教革命刍议》有提到：“盖吾人之生命，必须与宇宙相感应，宇宙之具有永久价值者，曰：真、善、美”。‘真’以养知，此科学家之最高理想，乃万物一体，是为至真;‘美’以养意，此宗教家之最高精神，乃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为至善。今吾人欲人生之完满，人格之完备，必须向此三者不断进展，使个人之生命与众生之生命及宇宙之精神融合为一。”虽然说高剑父把最终的写意艺术作为最终的艺术追求，但是我们不可以忽视在高剑父整个的艺术最求路上到“真”的探索，不管是学习居廉的没骨花鸟，还是留学日本对“博物图画”探究，到后来提出的新国画，整个绘画路线是从写实到写意的。高剑父以传统为起点，经过西画科学的绘画方法的探究，再回归到重笔墨之写意的中国画（即其提出的新文人画），可知，高劍父在传达“善”与“美”的过程中必须先求“真”。

在高剑父的“正反合”过程中，日本留学对“博物图画”的研究是很重要不可缺的一个环节，一直高扬“美术革命”，反复强调“写生”的艺术理念也是从这发生转变，而纵观高剑父的整个艺术发展历程：居廉没骨写生花鸟画---日本的“博物图画”研究----南亚之行的写生----考察欧洲各国的现代艺术---新文人画，是符合中国画的变化规律的。那就是先具备骨肉，再到形象生动，最后达到物相、心神合一。

结论

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科学的绘画理念结合是近代绘画发展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一生不余遗力地提出革新中国画，提倡学习西方的写实绘画与中国传统中国画结合，向代表“科学”与“先进”的西方写实绘画学习，主张“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提出了著名的“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新思想。他作为最早一批留学日本的艺术家，最早一批中西融合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其学习过程是值得我的重视和思考的。

作者简介：姓名：黄蓉蓉（1988.12～），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广东省茂名市），职称：助教 ，学历：（2014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画山水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