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红婧

(安徽外国语学院 西方语言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0)

引言

中国典籍卷帙浩瀚、历史悠久，承载着最核心、最深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价值观。典籍外译是文化推介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根本所在。然而，中国典籍译介出现严重逆差。统计数据表明，从1900年到2010年的110年间，中国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籍近10万种，但是西方翻译中国的书籍种类还不到1 500 种(王宏，2012：1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也一直孜孜不倦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最大努力，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1951年创刊的文学翻译杂志 《中国文学》于2000年底停刊；1981年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支持的翻译项目“熊猫丛书”因中国文学出版社的停刊而转让。1995年，由新闻出版总署立项、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组织出版的《大中华文库》，精选了我国从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100多种典籍著作，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地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然而，如此备受瞩目的《大中华文库》却被很多学者诟病，说它“自娱自乐”，翻译完之后也没有实质效果。中国典籍英译作品的“外冷内热”现象值得我们关注。目前，已有中国典籍译介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对中国特定典籍种类或个案以及其具体历史阶段的译介传播情况及特点的介绍，如柯欣(2020)探讨了明朝时期中华典籍在朝鲜半岛的译介与传播；李伟(2018)结合赵长江教授《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的内容进行评论，认为该书开创了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译出史断代史体例书写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