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焰

赵焰 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异瞳》《彼岸》《无常》，中短篇小说集《与眼镜蛇同行》，历史传记《晚清民国四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晚清之后是民国》），文化散文集《思想徽州》《行走新安江》《千年徽州梦》《风掠过淮河长江》，电影随笔集《人性边缘的忧伤》，散文集《此生彼爱野狐禅》等30多种。

吃为文化，更为信仰

最早人类，茹毛饮血，食物是不用火烧的。起初有烹饪，最大的目的，是把食物烧出香味，让香味缥缈地升上天宇，让神灵闻得到，以起到祭祀的作用。远古的“燎祭”，指的就是送味道上天，《诗经》和《礼记》中也有这类的描写。屈原的《梦辞·招魂》，开场白是无数佳肴名称和做法，意在历数人间烹调美味，诱亡魂归来。高雅的文学经典，还是一本食谱。祭礼过后，人们觉得烧过的食物不吃掉，未免暴殓天物，开始吃烹饪的食物，这才发现，用火烧过的食物好吃多了，便有意识烹饪各种食物，也就有了吃文化。

中国吃文化的特点：总体上是风味多样，国土幅员辽阔，带来了饮食上的巨大差异。其次是四季有别，注重时令：春天最好吃的，是各式各样的野菜和蔬菜。夏天里，各式各样的鱼虾，是饮食的上品。秋风起时，江南一带最流行吃的，是河湖里美味的大闸蟹;其他地区，开始流行各种荤素搭配的火锅。至于冬天，吃的主角变成了琳琅满目的咸货、甜食，还有各种各样的汤煲。受传统医学养生观念影响，中国吃文化，讲究食医结合、药膳同功。吃是名义上的，实质上是养生和调理。中国人聪明，想着的是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达到祛百病延年寿的效果。

人类最初，应是食肉动物，只是在肉食不足的情況下，才慢慢学会以植物性食料来填充。中国传统饮食结构，以植物性食料为主，主食是五谷，辅食是蔬菜，外加少量肉食。形成这一习俗的主要原因，还是农耕文化。不过在不同阶层中，食物的配置比例不尽相同，古代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相对食肉较多，被称之“肉食者”。唐宋之前，中国的烹饪并不特别讲究，饮食也比较单调，肉类大多为烤着吃。宋朝相对富庶，文人和商人在吃上面用心，烹饪由此发达。孔子的理想状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就是粮食越精致越好，肉类切得越细越好，到了宋朝时基本实现。宋朝相对富庶，世俗生活，是历朝历代中最为发达的，吃的穿的用的，从质量和精细度上，明显上了一个档次。相关文化和习俗，也开始兴盛起来。

明朝之后，礼教严酷，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各方面限制颇多，倒是在吃上面，没有什么禁忌，何以解忧，唯有吃喝。晚明之后，东南经济发展，世俗化现象严重，吃喝蔚然成风。满清入关，渔猎游牧民族像下山的东北虎一样，张着血盆大口胡吃乱咬，不仅吃得多，吃满汉全席，而且还特别敢吃，一个个吃得体阔腰圆虎背熊腰肠肥脑满。像李鸿章那样“鹤立鸡群”身材的，在清朝官场上，是少之又少。

中国人的农耕生产方式，国土的跨度，烹任方式上佐以油料的爆炒方式，使得中国人与蔬菜的关系，更为紧密。中国饮食结构中，蔬菜的比重和种类，应是最多的。

饮食方式上，中国人先是聚食制，而后分餐制，再后聚食制。聚食制的起源很早，从许多地下文化遗存的发掘中可见：氏族公社时在火上烧饭，就食者围火聚食。周朝变成分餐，主要原因有两个：食物不足，必须要分;讲究礼仪，必须要分。就这样，分餐制一直传承到宋朝，各人面前一张方桌，吃餐时各人一份，各吃各的;敬酒，或站起来敬，或在原地坐着敬。就这样一直到了唐朝，唐朝胡风苍劲，北方民族和西部民族吃东西喜欢围在一块，也带动汉族人开始聚食制了。宋朝市井文化发达，教坊酒楼、勾栏瓦舍等公共饮食空间出现，促进了聚食制的发展。此后一直到明，既有分餐制，也有聚食制：官家吃饭，是分餐制;家庭吃饭，是聚食制。女性地位低不许上桌，孩童不守规矩不许上桌，都在一旁吃着分餐。清朝，满人有部落习惯，一直是聚食制，汉人受满人影响，不论官家也好，民间也好，都围在方桌或者圆桌吃饭，又算是恢复了聚食制。

食具方面，中国饮食最大特点是使用筷子。筷子一阳一阴，极简又极高妙，吃蔬菜、米饭极其方便，合乎农耕社会的饮食特点。筷子起初吃肉不太方便，不方便怎么办？就把筷子放在一边，用手抓着吃。后来刀工火工发达，烹饪进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筷子吃肉食，也变得方便了。

中国烹饪特别，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讲究鲜，重视鲜，会用“鲜”——中国菜的烹饪，是唯一讲究高汤的。高汤是什么？就是用猪骨、火腿、老母鸡、菌菇等熬出来的汤。将高汤当佐料，放入各种各样的菜，起到提鲜作用。中国菜，少不了高汤，也少不了鲜。外国菜，很少有这样做的。

中国味道的“鲜”，跟中国文化的“仙”，有异曲同工之妙——“鲜”与“仙”，都是模糊概念，都是超乎寻常，虚渺飘曳，捉摸不定。西方文化，没有“仙”的概念，也难有对“鲜”捕捉。

世界各国家之人，中国人似乎最敢吃，也最会吃。汉代《淮南子》，就有越人吃蟒蛇的记载。《汉书》还记载，汉代君臣曾分食猫头鹰。唐代《岭表录异》说广东人吃鹦鹉、猫头鹰;闽浙地区爱吃青蛙蛤蟆，江西人冬天吃红糟烧穿山甲。宋人周去非简要的概括道：岭南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至于果子狸，唐代就出现在宰相的宴席上，到清代几乎是公认的美食，《随园食单》《红楼梦》中有，徽菜中也有“红烧果子狸”。古人为什么热衷吃果子狸，主要是油多味美。尤其是雪天里的果子狸，皮脂淳厚，又肥又腻，一口咬下去，油滋滋往外直冒。中国古人，一直喜欢肥腻的食物，果子狸肥而腻，口感好，吃起来过瘾，自然受到欢迎。不过这一特性，显然已不符合现代饮食的要求。

中国人还吃“四大美味”：燕窝、鲍鱼、海参、鱼翅。当其他地区的人尚不知晓得“四美”为何方神圣时，中国人早已奉为“珍馐”，堂堂地进入美食行列了。吃鲍鱼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朝，史书记载王莽就是一个“鲍鱼控”，每当心情不好之时，就要喝酒吃鲍以排遣情绪。曹植写文章悼念曹操，曾提到曹操生前喜食鲍鱼，后人论证曹孟德精力如此旺盛，应跟长期食用鲍鱼有关。

鱼翅燕窝的记载要迟一点，鱼翅曾出现在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鲨鱼）背上有鬏，腹下有翅，味并肥美，南人珍之。”《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五回写蔡京官邸的管家招待西门庆：“都是珍馐美味，燕窝、鱼翅绝好下饭。只是没有龙肝凤髓”。说明当时吃燕窝、鱼翅已比较普遍。史书中还发现了明熹宗的常用食谱，其中有一道用鱼翅、燕窝、鲜虾、蛤蜊等十几种原料烩成的“一品锅”，很像是后来的“李鸿章大杂烩”。明朝海外走私严重，皇帝启用海鲜大补，实属正常不过的事。

燕窝在中国古代典籍记载较多。比较统一的说法是郑和下西洋，将东南亚烹食燕窝的方法带进了中国。之后，燕窝开始大量进口中国。万历年间，上等燕窝一百斤税银为一两，中等货七钱，下等货二钱。民间曾有诗云：“海燕无家苦，争衔白小鱼。却供人采食，未卜尔安居。味入金齑羹，巢营玉垒虚。大官求这物，早献上林书。”诗中的大官，指的是掌管御食的光禄寺卿。从这首诗中，能看出宫中对燕窝的需求很大。清朝时从乾隆皇帝到慈禧太后，每日早朝前都须服用一盏燕窝粥。燕窝煲粥，成了富贵人家的代名词。

相比燕窝、鱼翅，海参上餐桌似乎较迟，清代《本草从新》记载，海参有“补肾益精，壮阳疗痿”的功效。

明清之后，“四大美味”已成为上层社会的风气，清代官场筵宴的最高规格“满汉全席”，“四大美味”是其中必备的混搭。宫廷之中甚至还有全鲍宴，以鲜鲍和干鲍做各种各样的菜肴。当时沿海各地方官来京，大都以鲍鱼为贡品：一品官员进贡一头鲍，二品官员进贡二头鲍……直至七品官员进贡七头鲍。“一头鲍”不是数量是重量，是说一斤鲍鱼只能是一头，这就是巨鲍了！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宫廷厨师还专门摸索出了一整套鲍鱼烹饪要求和方法：烧制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入口要软糯，齿颌要留香;一般备炭火瓦罐，用小火煨制近二十小时，配以鱼翅或者刺参……如此这般，真可谓锦上添花，追求极致了。

“四大美味”好吃吗？当然好吃，尤其是鲍鱼、海参和鱼翅，口感和嚼头尤其好。有人说美食就是“滋味”，“滋”是质感，“味”是味道，对于老饕客来说，食材的质感更重于味道。鲍鱼就是这样：鲜鲍有鲜鲍的味，干鲍有干鲍的味，鲜鲍鲜而细，干鲍绵，软硬适中，咬起来有些弹性，喉咙眼散发着特殊的香味。鲍鱼和鱼翅烹饪时需加入云腿、老鸡、赤肉文火慢煨，使之吸味调和，真正变得有“滋”有“味”，芳香十足。

张大千当年曾对北平谭家菜“红烧鲍脯”有评价：“滑软鲜嫩，吃鲍鱼边里如啖蜂窝豆腐，吃鲍鱼圆心，嫩似熔浆，晶莹凝脂，色同琥珀。”这一个比喻，除了“晶莹凝脂，色同琥珀”比较准确外，其他的，都可以说是“隔山打牛”，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味道，基本上都是隔靴搔痒。

“四大美味”除了稀罕之外，形状也是直接吸引国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年前我没吃过鲍鱼，对于鲍鱼没有直观概念，有一天无事看电视中一个鲍鱼养殖的节目——这就是鲍鱼啊？我一下子恍然大悟。“燕鲍参翅”成为“四大美味”的原因有很多种，不过最根本的是其不可言传的会意;海参也是，是无味之料，之所以让人钟情，是它的口感，还有就是形状。医者，癔也，如此臆度猜测之下，“燕鲍参翅”在东土大受欢迎，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如果“认死理”进行“科学分析”的话，“燕鲍参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什么特殊味道：燕窝是金丝燕的唾液分泌物和着泥巴、羽毛等粘成的巢穴，若撇开冰糖、银耳、莲子等佐物，这丝块状的鸟类口腔分泌物恐怕味同嚼蜡;鲍鱼原本是海洋里的普通贝类，吃起来稀松平常，营养等同一枚鸡蛋，只是韧劲和口感稍好;海参分子结构与营养成分也泛泛，与一般的海产品相差不大;翅则是鲨鱼的鳍，只是钙成分略多一罢了……科学往往就是这样寡趣，不过以现代科学“九牛一毛”对世界的了解，如此结论似乎匆忙武断，实在有商榷空间。

中国人的吃，到了后来，越来越“剑走偏锋”。农耕民族在其他方面不敢冒险，在吃上面，无所畏惧，富有冒险精神。尤其是南方的中国人，受楚文化和道家影响，思想奇崛，有探索精神，喜欢吃别人不敢吃的东西——先是把目光伸向熊掌、驼峰、犴鼻（驼鹿鼻子）、蛇胆，再把舌头卷向猩猩的嘴唇、獾狗的脚掌、肥燕的尾巴、怪兽述荡的脚腕、大象的鼻子等，很多人还吃娃娃鱼、穿山甲、猴脑、蝎子、蝗虫、竹蛆虫等等，吃得浑身是胆。吃的目的，既是大胆猎奇，品堂稀罕的味道，也是希望吃出个长生不老。这两种追求，骨子里都有“征服”二字！

吃是口腹之欲，又不只是口腹之欲，还夹杂着其他的欲望。吃文化，涉及到生理、心理和社会。人在婴儿期，什么都想往嘴巴里塞，并不是要吃，而是想经过嘴来体验，因为嘴巴最敏感。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把一个东西咬在嘴里，吞进肚子里，都能给人以安全感和幸福感。

明清之后，中国人如此热衷吃，胡吃海喝一气，还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如果吃得肚大腰圆，就觉得心安理得了。

《西游记》中，每一个妖怪都想吃唐僧肉，不是因为唐僧肉好吃，让人长生不老，而是其他妖魔都想吃，于是便想豁出命来比拼一番。吃了唐僧肉哪会长生不老呢，只是以讹传讹罢了，以致于那些一心想吃唐僧肉的妖魔，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过度重视吃，是一种沉迷，也是一种反弹——因饥渴和不足引起的反弹。中国人重视吃，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的创造力，在诸多领域难以实现，在开拓吃的范畴上，无道德是非约束和羁绊，可以大胆尝试。也说明中国的资源紧缺，食物匮乏。中国的鲥鱼，一直被认为是“河鲜”的至品，张爱玲说：“人生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把“鲥鱼多刺”等同于《红楼梦》未完，可以想象鲥鱼多名贵了。据说在美国，鲥鱼在河里无人去捕捉，随便弄一个钓钩去河里钓鱼，竟可以轻松钓上个百把斤。中国人把鲥鱼捧得那样高，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太少，物以稀为贵。中国歷朝历代江河里的鱼为什么那么少？还是因为穷，捕鱼的、钓鱼的人太多了，鱼自然就少了。

“民以食为天”，说明吃的重要，还说明什么？说明穷。中国历史上经常有战乱和饥荒，经常性的吃不上东西，使得中国人对于食物，有一种特别饥渴的占有欲。只有吃到肚子里才是属于自己的，也是最安全的。中国每闹一次饥荒，就能发现一些新的能吃的东西，味道好的，归于叫食材;味道不好的，能治病的，归以药材。

夏丏尊在《谈吃》中戏言：“中国人是饿鬼投胎来的”，言下之意，是吃不够，不够吃。话虽刻薄，却入木三分。

中国人见面，互相问候，说“吃了吗？”——对于吃的过分关心，其实也是因为贫穷。

中国人什么都吃，对人类学家而言，现象不难解释——中国是农业地区，相比游牧民族，肉食摄入量偏低，身体里需要，不得不借助各式稀奇古怪的野生动物补充动物蛋白和脂肪，野生动物种类越多的地区，就越容易成为现代人眼中的“异食癖”地区。看似不正常的事情，细细分析起来，其实有不正常中的正常。

吃，有时候还不仅仅是吃，有更大的文化内容。中国人的吃，有很多，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和世故。很多重要的事情，日常中如冰块一样磕磕绊绊，只要放在饭桌上，推杯换盏的热烈中，往往能轻松化去了。《红楼梦》中，大富大贵的贾府，不断上演着一场接一场的宴席，不完全是吃的学问，那里面涵盖了多少人情世故啊！李安拍《饮食男女》，父女三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饮食，就是吃。亲情也好，关系也好，以饮食为紧密连接的。李安这一部电影意在告诉世界：吃，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中国人，就是饮食男女。

中国吃文化发达，五花八门，五光十色。对应的排泄系统，却单薄寡淡，无心问津。中国古代，不仅没有抽水马桶，连像模像样的厕所都难找到。为什么会这样？大有深意。“顾头不顾尾”的后面，还是观念、文化和存在状态。

中国吃文化，如果以“理”判断，有扭曲的成分——正确的吃，简单、干净、健康、营养就行了，而不是剑走偏锋，在量、奇、稀上发力。过度重视吃，讲究吃，有“慧根”不够之嫌疑——以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是“力比多”沉潜，“升华”不够。慧根好，一般都很善良，不钟情于物，也不拘泥于事，更不坠于男女之情，不落纤尘，难有痴癖，灵智为上。英国人的吃，非常简单，堪称“黑暗料理”，可是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异常发达。这一点，不知能不能作为佐证？

吃，到底是不是抵达幸福的路径？很难说。幸福，有感官生理的成分，也有精神属性。幸福，一定是虚实结合的。

不要以为外国人都认为中国吃文化博大精深。其实只要深入了解一下，这样的言论“水分”不少——有不少外国人认为中国菜不好吃，食材太乱，味道乱串，吃得一头雾水;还有外国人认为中国菜只有一个味道，就是味精的滋味。这也没有办法，现在中国厨子已懒得像古代厨师那样熬高汤了，他们最简便的方法就是：要是汤不够鲜的话，会抓一把味精丢进去。

玉是洁净的精神

中华文明就像贾宝玉衔玉而生——当中华文明破晓而出，升腾起第一缕曙光，天边还是蒙蒙亮的时候，玉，就存在那里了，散发着淡雅的光芒，映照着对神性的向往。玉是什么？玉是美石。汉字中，“玉”就是“王”，“王”就是“玉”。“玉”之所以为“王”，是因为它超越了石头，集天地之灵气，成为石头中的“王”。

学界公认，世界上三个地区有喜欢玉石的传统，除中国之外，还有中美洲（主要是墨西哥）和新西兰，其中以中国最为源远流长。古希腊也有玉石，不过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玉石传统。中国早期玉文化的高妙，我是从巢湖凌家滩出土的文物中看出的——我没想到距今近万年的人类氏族公社，竟然有那么多的玉石器：玉人、玉虎、玉龙、玉璜、玉璧、玉龟背与腹甲、玉猪、玉勺、玉管、三角形玉片、玉钺、玉斧、玉鹰等等。雕刻繁华精细，饰纹有兽面纹、人面纹、鸟纹等;抛光技术运用得十分熟稔，有的玉器甚至呈现玻璃般的光泽。

那么多种类繁多的玉，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玉作为王权的象征，古代王者的一切，都与玉有关：以玉为档，以玉为饰，以玉为礼，以玉为兵，以玉为葬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将玉作为祭礼的神器，也作为权力的象征。

祭祀怎么祭？《周礼》中有说法：“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壁、琮、圭、璋、琥、璜，都是玉的种类——壁，内圆外圆;琮，外方内圆;圭，长条形，上尖下方;璋，形状如圭，两头带尖;琥，弧形，雕成虎形;璜，弧形，一般雕成龙形或鱼形。古代的方位顺序是“天地东南西北”，用六种有色玉器代表，说明当时祭祀很严格很讲究。

除去上方的天和下方的地，玉器的摆放，也很讲究——“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什么意思？不是指左边的方位代表青龙，右边的方位代表白虎，而是指玉品的摆放，得左边放青色的，雕刻成龙形的玉;右边放白色的，雕刻成白虎形状的玉……古人礼六合八荒，不仅在玉的形状上很讲究，在玉的颜色上也很讲究。这还是因为阴阳五行的原故。

不仅仅是凌家滩，七八千年前左右的氏族公社遗址，都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玉器——位于辽河的红山文化如此，位于黄河中上游的龙山文化如此，位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也是如此……人类莽荒初立，按理只注重实物器用，却如此沉耽审美，并且还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一致，为什么？

丹麦古人类学家汤普森以人类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把人生活的时代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说法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来，可是对于中华文明来说，这样的划分显然简单粗暴。就中华文明而言，在石器和青铜时代之间，应该存有一个玉器时代，中国的文明的走向应该是：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样的说法，看起来很大胆，不过却符合实际，中国各氏族公社出土的大量玉器，说明了这一点。

玉石天长地久，具有时间上的长远性，可以象征祖先，也象征源远流长;

玉有光芒，如天、地、日、月、虹;

玉集天地之精华，具有灵性，胜过金银，也胜过宝石——在玉面前，金银过于俗气，宝石过于俗艳。

玉有潔净的精神，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中国文化早期直觉的成分很重，玉文化，即可作为代表。玉作为天地之美物，对中国文化有滋养，人在同玉的肌肤之亲中，从玉的温度和质感中，体悟到把矛盾的东西统一起来，是一种智慧和修养，比如，玉是石头，却看起来如肉脂一样柔软;玉有光芒，却不刺眼而悦目。人把自己对玉的感觉人性化、神性化、神圣化，就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化。

玉有启迪性。早期礼乐政治，有玉的光泽。中国人以玉为神权、政权、军权的象征物，奠定原始国家的形态，也就决定了礼乐政治的风格。君子文化，也有玉的通感。《礼记》转述孔子的话，说玉有“十一德”：“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悠长，其终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傍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十一德”：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可以说是儒家道德规范大全。

与孔子同时代的管仲称玉有“九德”，大同小异，暂且不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化繁为简，把玉归纳为“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这一个五德，被后人简化为“仁义礼智信”，自然属性和道德提倡完美地融合起来。

不管是“十一德”、“九德”，还是“五德”，中国人以玉拟人，是因为玉有象征性和启迪性，可以赋予意义，可以类比及人。

玉有色泽，天然生成，从内部渗到外部，此所谓“润”。玉之色泽，与钻石之类不一样，钻石之光，是暴发之光，不像玉，是天然单纯之光。中国士大夫最喜欢这种自内而外的色泽，认为君子就应该这样具有内在修养。君子之德，首当其冲为“温润”。“温润”是什么？想象玉的剔透光华就明白了。中国文化讲究通感，玉和人之间，“温润”即成通感。

玉是君子文化的图腾。和氏璧的故事，为什么一直流传？怀美玉不被欣赏，是中国君子的共同困顿。

玉文化的发达，意味着中国审美文化的发达。中国人喜欢玉，西方人不喜欢玉，喜欢钻石，这已能表明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区别：中国人喜欢玉，偏重于美感，注重的是感觉，是人与物的感应和交融。西方人喜欢钻石、红宝石、绿宝石等，偏重于理性，注重成分、质地、结构以及市场价值。西方人把宝石当商品，多从晶体结构、内部构造、物质组成方面去判断，是一种纯理性纯商业的文化需求。西方的钻石和宝石，有确切的市场价格，多少钱一克拉，是固定的。中国的玉呢，“黄金有价玉无价”，主要看你喜欢的程度：你不喜欢，它就不值钱;你喜欢，就价值连城。

中国文化有“玉性”，就是喜欢一切跟玉的习性相一致的东西。中国的瓷，也是玉文化的延伸。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瓷？因为瓷是“土中之玉”，也是人工之玉，有幻变的意义，有光泽，有洁净的精神。中国瓷器，尤其是宋瓷造型简洁、流畅，没什么装饰，也不强调色彩，一般都是单色釉，沉静而简淡。宋瓷不仅看起来雅致，还象征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操守，跟当代艺术提倡的简约雅贵不谋而合。中国人情感丰沛，喜欢寄性和移情，人情和物件之间情感一互动，就很快难舍难分了。

玉无价，中国的瓷器也无价。

玉不仅有着洁净的精神，而且可以鉴赏玩味。中国人喜欢赏玩的艺术，可以赏玩的东西，都是安全的，也是可以掌握的。中国人不喜欢苦痛，也不喜欢悲剧性的、控制不住的、会导引进入未知领域的东西。喜欢一切尽在掌握，即使是模糊，也是深谙“三昧”的模糊。

除了瓷器之外，中国的很多好东西，其实都有“玉性”——君子，是“人中之玉”;丝绸，是“衣中之玉”;砚台，是“石中之玉”;宣纸，是“纸中之玉”。

中国的诗词文章，都有“玉性”，闪烁着灵光。好的诗或词，就像美玉一样，润滑、流畅、清冷，有光泽度。没有“玉性”，诗词会成“老干部体”。

文章也是。中国文化有“锦绣文章”的说法，这是形容文章像绸缎一样华美。绸缎的属性，其实是从玉当中延伸出来的——先秦散文，如璞玉般大气质朴，重本色，露瑕疵，一派浑然天成。汉赋骈文，韵散兼行，精雕细琢，多打磨，重技巧，重音声，华丽、整齐、凝炼。魏晋文章，重回新玉般质朴，清丽脱俗，天朗气清。唐宋大家文章，质朴大气，如老坑掘出之玉。明代小品，如赏玩小件玉器，重性灵，重情趣……玉须有精，方可存活——可是中国文章，较内在而言，更注重外在——四六骈体，若无情怀，易走死板，只留形式无精神;明清小品，若无真情，又无真性和真识，易太滑太活太假，流于轻薄和矫情……至于八股，装模作样，尽是功利，也是套路，无润泽，无生气，无弹性，如石头般死板，根本不是活玉。

以玉喻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还是重一个“通感”。通感好的，说不明确，全然懂了;通感不好，说的太明，反而不通。

中国文化推崇“玉性”——凡与“玉”相连的，都是秀外慧中：纤纤美女为玉女，倜傥男儿为玉郎;男才女貌为一对璧人。玉容、玉面、玉貌、玉手、玉体、玉肩等，都是好词;相关好词还有“亭亭玉立”、“玉树临风”等。“玉人”的比喻尤好，玉不只是漂亮，还有光泽;真正好看的人也是这样，不仅漂亮，而且有一股气韵，散发着玉一般的光芒。好看的女子，往往是你看不清她到底长什么样，可就知道她漂亮，让你看不透也看不够。

不仅人采玉气，神仙也采玉气，天上的皇帝叫玉皇大帝，天上的皇宫叫玉虚仙境、琼楼玉宇，美好的胜境，都离不开一个“玉”字。皎洁的月亮中有一团黑影，古人不知其奧秘，臆想出“月中何有，玉兔捣药”的故事。这只兔，不是一般的兔，而是玉兔。玉兔是什么样的？想不出，不过肯定比人间的兔子晶莹透亮。

玉表达的是富庶、堂皇、洁净，还有一丝神秘。玉还是权力和和平的象征：“金科玉律”指不可变更的法律;“化干戈为玉帛”指从战争走向和平;玉还会用来比喻贞操和节义，纯白素雅的花，常常冠之以“玉”字，如白玉兰、玉茗花（白山茶）等。一个珍爱自己的人，同样用玉来比喻她，说她“守身如玉”。

围绕着玉，还有很多晶莹的故事：“和氏之璧”，不只是一块玉受冷落的故事，表达的是人坚韧不拔的情怀;“完璧归赵”何尝只是蔺相如出使秦国的故事，颂扬的是“舍生取义”的君子精神。

顾随说：“中国文学、艺术、道德、哲学——最高境界是玉润珠圆。”这一个标准，是通感，也是天道。天以玉示人，作为标杆，择之而立，转为内在的精神。

“玉润珠圆”，是就美感而言，可在事物的性质上，并非如此——世界的荒诞性，就不是“玉润珠圆”;康德所说世界“二律背反”的本质，肯定也不是“玉润珠圆”。

“玉润珠圆”，更接近于理想，而不是本质。

中华文明的整体情怀，民众的思维方式，等等，似乎都与玉的特性，与玉文化，有很大的相似和关联：它一直具有仪式性，也具有某种模糊性和写意性——重想法，轻严谨;重实践，轻理论;重观念，少方法;重直觉，轻精确;重审美，轻实用……反正，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在美玉之中，窥见幢幢的影子。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