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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因生命的敏感而发出孤独的声音

2022-01-07楼河

滇池 2022年1期
关键词:意象诗人诗歌

楼河 1979年生,江西南城人。诗人,兼事小说与评论,曾获“《诗建设》新锐诗人奖”。

普蓝依的诗歌,其主题与形式多样,但共有某种一致性甚至同一个核心,这种一致性表现为诗的抒情特征,而其中核心则是超越于现实经验的诗的感知。也就是说,在普蓝依的诗歌中,抒情虽然具有一种心灵疗愈的作用,但在这种疗愈背后,存在了一个诗神,它给予诗人面对现实世界的勇气,并帮助她在生活中打开无限的通感,拓展并升华了诗的主题,诗歌因此显得敏感、生动而内在。换言之,尽管现实中的诗人可能是孤独的,但诗神赋予了她更高的爱的能力,因此她依然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与人世及世界的友爱与亲密,拥有了充沛的诗歌灵感。

尽管我并不了解诗人的具体生活,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彝族诗人,民族文化与地域空间的边缘性依然在诗人的作品中发生了作用。普蓝依的诗在温柔中带有一种野性,譬如在《永恒的事》这首诗里,她说:“我们不再记录日子和时刻/不去搬山,追云朵……”这种姿态就是惊人的。“追逐云朵”的意象也许同样会在其他女诗人的作品中出现,但“搬山”这个动作却令人震惊,尽管两者的词语结构和语义具有相似性,但它们在文学中的效果却完全不同,“追云朵”是个已经被诗化的意象,和“看星星月亮”这样的表达几乎没有区别,是一种浪漫心境的呈现,而“搬山”这个词却尚未被纳入诗意的序列中,属于诗人的独创,在它的新意中显现了人与世界(或说自然)的紧密联系。换句话说,“搬山”这个词带来的陌生化感受不仅唤来了诗意的独特性,同时透露了人在世界中的原初状态。如果我们进一步引申,甚至可以说这种原初性就是诗神赋予诗人的一种性质,即:诗在目的上就是为了恢复人与世界的亲密。诗是生命与世界的血肉相连,这种激情在普蓝依的诗歌中有充分体现,它是在诗人作为彝族人的生活环境中获得启发的。也就是说,彝族人在高山中的生活状态与现代性的城市生活存在的差别,不仅丰富了作者的诗歌素材和主题,同时强化了她的诗歌意识,使她更加重视人与世界的亲密关系。

这种亲密关系具有本质性,与功利化的现实生活是相悖的,又在另一个意义上加剧了诗人的孤独,而这种孤独实际上是诗的一种边缘视角。也就是说,普蓝依诗歌中的孤独不仅是个人的孤独,也是诗的孤独。

孤独与亲密构成了普蓝依诗歌中主要的情感特征。作为一种普遍性,它可以理解为人在世界中的两种基本状态:孤独是生活的现实,而亲密则是生活中的追求。但对于敏锐的诗人来说,对这两种状态的感受具有自觉性,因而对孤独的体会更加彻底,对亲密的追寻则更加坚决。如此,情感在诗歌中表现出了一种拉锯感,以及激烈色彩。《中年书》和《彎曲》都显著地体现了这点:

花一整天时间,看蚂蚁来回忙碌

每当它们寻到一粒米饭,或是暮色中空手而归

我都想挨个摸摸它们的脸

面对渺小,我应该像面对自己

坚持充满柔情

——《中年书》

直到现在,看向远处金黄的田野

我又想把一群兽类般躬身

挥镰驯服稻谷的人,从烈日下扶起来

让他们直立着身子

在大地上签署自己的名字

——《弯曲》

在这两首引诗中,我们还能读到诗人的另一种意图,即:情感的激烈与拉锯感(矛盾性),是在对世界的观察和对自我的解释中熨平的。换句话说,充满强度与矛盾性的情感体验,最终指引了一种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并因此解决情感困境。在《中年书》里,作者面临的问题是日常工作的无意义感,以及生活中自我本真性的丢失,诗人为此深感沮丧,而说服她走出悲伤情绪的,来自于对蚂蚁(微小生物)与“离城几公里”“高于我的肉身”的山峦的亲近。在《弯曲》里,“我”长久地承受委曲于现实的压力,但舒展自我的意愿始终没变,诗人最后是在对稻穗与割稻人的观察中重新理解了自己,释放了压力。在这两首诗中,我们或许能通过诗人的情感转变,读到这样一种人与世界建构关系的过程:世界通过显现某种象征,让我们通过诗的比喻重新理解了自己,与此同时,我们又在这种理解中深化了我们与世界的亲密关系,治疗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焦虑。如此,作为读者,我们又一次在普蓝依的诗歌中读到了诗神的身影。诗神代表了世界与人的友谊,是我们对至善的信念。因而在我看来,普蓝依的诗是以美学为表象、至善为本质的作品。

当我认为美学是普蓝依诗歌中的表象时,并不指形式是诗的次要部分,表里合一是任何作品得以完成的基础。美学作为表象的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事实:普蓝依的诗作始终坚持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原则,因而她的每首诗几乎都有具备了在内容上升华的目的。诗扎根于大地但面向了天空,这或许也是普蓝依诗歌的另一种特征。这种特征意味着,我们不能将普蓝依的诗理解为简单的抒情诗,它们并非个人情绪表达的工具,而是试图以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思索去疗愈个人创伤或满足自我情感需求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普蓝依的诗既是个人化的,也是普遍化的。也就是说,她的诗可能基于自我的一个情绪触动,但却会把自我放置在世界的广泛性中进行观看、沉思,由此引出人与世界建立关联的机遇,并在关联的过程中疗愈了自我,也疗愈了他者。所以,普蓝依的诗既有情感化的女性诗歌之特点,同时也有宽广、雄壮的意志品格,诗人没有屈从社会对女性柔弱的认定,而是用一种倔强的姿态伸张了人的自主意识,尤其强调了诗人的特殊价值。《与高处》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典型作品:

惟有飞翔的鹰

让我们以仰头的方式接近微观

翅膀虽打得迟缓,终能

将颠簸在胸中的词,煽向喉结

而被带向天空的人,越像

新生的婴儿一样活着

想到明日,我们满怀冒险之心朝向低矮之物

移开鹰,天空也给出了最干净的样子

这可能是首元诗——关于诗的诗,对鹰的代入性描述与诗歌写作过程具有相似性,其中第二节——“翅膀虽打得迟缓,终能/将颠簸在胸中的词,煽向喉结”——更表现了这点。但在这个元诗的意图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诗人独特的志趣,她比喻写作是次飞翔,被朝向天空的希冀所牵引,在冒险中追求着自我超越,境界是十分高迈的。

在具体的阅读中,我们其实还能发现《与高处》是首意蕴微妙的诗,这种微妙可能是种修辞手法,也可能是种世界观念,就前者而言,诗人似乎希望用一种矛盾性来增强诗的情感张力,而就世界观念来说,又似乎想要表达一种自我超越但不脱离现实世界的精神意志。第一节——“惟有飞翔的鹰/让我们以仰头的方式接近微观”——便至少包含了两层矛盾:“飞翔的鹰”产生的是高空视野,但却在“接近微观”;而如果要“接近微观”(地面上的事物),则应该是低头而非“仰头”的姿势。这种矛盾制造了思维上的暂停,迫使我们停下来思考作者的意图,进而赋予诗歌以深刻性。第二节虽然没有强烈的矛盾感,但体现出了中国传统诗歌对炼字的讲究,其中的关键字词——“煽”,让“颠簸在胸中的词”变成一团火焰滚动的形象,由此引入了诗对语言的思考:诗是火焰一样的生命冲动,具有内在性,但渴望通过肉身完全释放。如果这是首元诗,那么它也是一首关于诗人的自我认识的诗,诗人应该是个怎样的人,在第三节进行了描述:“而被带向天空的人,越像/新生的婴儿一样活着”。如果说第一节中的“飞翔的鹰”还是比喻下的视角,那么这一节中的“被带向天空的人”则接近于自我陈述,对诗的信念更进了一层。很明显,作者认为诗人拥有与非诗人完全不同的位置和能力——处于高处、点燃语言,但她同时认为这种优势朝向了一种更大的责任:诗人是为了保留人类赤子之心的一群人——“像新生的婴儿一样活着”。如此,作者既认可了诗人的超越能力——“满怀冒险之心”的飞翔,同时也认可了他们来自凡人或大地的事实,因而“朝向低矮之物”同样构成了诗人的义务。

尽管普蓝依的许多诗都采用了类似的矛盾修辞,但我认为她的作品依然体现了抒情诗的直接性和单纯性,因为她的矛盾修辞中始终有一种与美和善相关的确定性,它们不断消除了诗对世界的怀疑和歧义。诗的抒情特质也许就是诗的一种原始语调,如此,情感诉求便是诗的本真性之一。直接与单纯的情感体验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种顿悟的形式,而非归纳或演绎的方法。因而在我看来,普蓝依的抒情诗试图构建的,是人与世界本来具有的原初、真切的关系,而在方法上则采取了直接的形式。

作为抒情诗人的普蓝依在作品中抗拒了诗的复杂和迂回。我们因此又能观察到这样一个特点,她的诗不会围绕着某个具体的事件进行叙述,也不会针对某个场景、人物进行刻画,然后在这种叙述与刻画中逐步透露出对世界的理解。对普蓝依而言,事件或场景既不是诗的目的,也不是诗的中心,只是诗的一个引子,引申出对某种情绪体验的观看和对世界的理解。甚至可以说,普蓝依的诗是没有事件只有场景的,而场景在她的作品中也常常化约为意象,取消了具体性与客观性。这可能是许多抒情诗的一般作法。所谓意象,在定义上是主观情思溶解在客观事物中的形象,因而,如果我们认为普蓝依的诗是意象化的,大致具有两个意思:一方面指她的诗是注重个人感受的作品,情绪强烈的同时,主观偏好也很明显;另一方面则是认为她的诗注重意象的经营和意境的营造,具有唯美色彩。

但当我们认为意象以比喻深化了诗之思的蕴涵,那么从相反的角度也可以认为,是诗之思烘托了意象的美学强度。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不能预设作为善的思想一定是诗的重心,在某些情况下,作为表象的美学更可能扮演了诗歌重心的角色,譬如《一人行》这首诗:

黄昏去向林间的人

从不会空手而归,

要么抱回一小捆柴火

要么抱回来一屋子黑暗

二者,都能把世界放大

让人很轻易地看见

生命中的美丽和悲伤

诗歌中,“柴火”所隐藏的光明与“黑暗”组成两个相对的意象,对应了最后一句诗中的“美丽和悲伤”,在结构上是整饬的。但我们又会发现,这种“美丽与悲伤”并没有被展开论述,没有充分呈现出一种对称性,因为无论是“抱回一小捆柴火”还是“抱回来一屋子黑暗”,都指向了“黄昏去向林间的人/从不会空手而归”这个意象,它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温柔的,如此,最后的“悲伤”是作为一种情绪的温柔,与“美丽”具有相同而非相反的性质。也就是说,这是首温柔的诗,更是首美丽的诗,而不是关于黑暗与悲伤的诗。它是一种人世之美,可能与人世之善有关,但并没有从否定(恶)的维度对善进行论证,因而保留了抒情诗的单纯质地。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还可以这么理解这首诗作:它在阅读层面产生的情感普遍性,来自于作者与读者共有的经验和感受力的一般性。“黄昏去向林间的人”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从某种生活经历中萃取的一般经验,是所有人都可能拥有的对美感的记忆,由此,对他“不会空手而归”的想象也便具有了一般性,是所有人對世界善意的期望。这是一个巨大的前提,即:诗的出发点是在共性中发生的,还是差异中产生的。对普蓝依来说,更大的可能性是前者。

诗对世界的认识是一种顿悟,这不无禅意。在普蓝依一些具有即兴色彩的短制中,充满禅意的顿悟便像露珠一样不时闪现在诗的语言里。在这些诗作里,时间被分割成刹那,空间随之静止,诗意展现为落花般的片段之姿。譬如《飞来寺遇日落》与《向雨》这两首诗:

落日站在山顶上时

也会选择站在我们的眼窝边

默诵经文。

当橘红色的声音

刮过头皮,被剃度的人

塌陷的眼睛中

一些水渍也选择缓缓西沉

——《飞来寺遇日落》

下雨有什么不好

至少,在我避雨那一会儿

屋檐下的麻雀

把我当成了双目微闭的神

——《向雨》

作为一种思维结构,顿悟与《诗经》中的“兴”是接近的,观念在外部的刺激下内在地生成,但其中的转化并不依赖逻辑的推论,而更基于某种相似性或相关性,因此表现的更加神秘。宗教上的顿悟,目的在于破执,但普蓝依诗歌中可能具有的顿悟更像是一种修辞,使诗对世界的理解变得更加直接,并且独特,同时也让诗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在这个意义上,顿悟式的诗歌更依赖于诗人主观的感受力,以及外部世界创造的机遇,而不是更加依赖于作者本身的写作能力。这种诗歌方式可能更加接近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提出的“光韵”概念,因为它更具有本真性、独特性,甚至一种神圣感。在《飞来寺遇日落》这首诗里,“落日站在山顶上时/也会选择站在我们的眼窝边”是偶然的,而此刻寺庙里的诵经声传来,也是偶然的。而在《向雨》中,“我”“雨”和“麻雀”同时出现在“屋檐”下也是偶然的,因而制造了一次独一无二的体验。

偶然性意味着,诗超越了诗人的控制,是世界赐予的机遇或启示,是实在界对象征界绽开的一段裂缝。换言之,在顿悟中,存在着我们对真实的某种理解,引向了自我主体性的把握。但真实是诗的目的吗?这至少在普蓝依的诗歌中是令人犹疑的。主观的诗歌对世界的认识具有预设性,普蓝依的诗显然也具有这种特征。因而,假如顿悟在她的写作中存在,其目的也不在于抵达一种真实的世界认识,而是为了让作者的主观认识在这种“真实”的感受中变得更有说服性。作为一个抒情诗人,普蓝依在写作中动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和语言能力,以增强诗歌中的力量感,包括意境的纯化、节奏的阻滞、情感的抑制和观念的矛盾化处理,等等。这些手段很大程度上是种对比策略,目的在于突出最后的高音,所以有些诗作即使是沉郁的,情感的浓度依然十分强烈。譬如《永恒的事》这首诗,“我”在姿态上是卑微的,只是为了“做你的好邻居”,但在意愿上却十分坚决,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付出全部力量和任何代价;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是值得的,“我”甚至用世界法则(真理)解释了这种感情,从而使个人化的爱情具有了一种终极价值。诗提升并纯化了个人感情,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的是诗而非爱情对诗人生命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 胡兴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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