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发强 乡村教师，中国作协会员，发表中短篇小说60余篇。

从树桠村委会到黄泥埂有十六公里。沿村委会背后的斜坡往上一直到榨房沟，这段六公里的蛇形水泥路虽然窄，倒也勉强能走，可从榨房沟到山顶的黄泥埂就变成了土路，又陡又烂又滑，刘姐去那里搞人口普查骑的是摩托车，刚上土路她就跌了一大跤，把左脚的踝关节扭伤了，肿得像个气球。我在单位的党政办搞文秘工作，那段时间虽然手里的活儿特别多，但领导说我年轻，又会开车，因此安排我去接替刘姐。

一到黄泥埂，我就怵了。黄泥埂是个自然村，一共三个村民小组，村上提供的建筑物列表上的住户只有九十余户，可去了之后一问，才知道远远不止，除了集中安置点有三十八户，另外还有一百多户，他们分散居住在安置点背后的山坳里、山梁上，虽说也有一条公路拐上去，但早已被大车压坏了，两道沟三道褶，沟里满是积水，普通的车轮陷进去根本没法出来，我只好把车停在安置点的坝子里，走路上去。可惜路不熟，我走了许多冤枉路。山梁上那些人家东一户西一户，有的明明已看见房子了，可就是找不到通往那里的路。好不容易找到了，还没到门口，却常有狗一声不响地冲过来，把人吓得半死。

我在黄泥埂转了一个星期，受了很多奔波之苦，却也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比如当我敲开黄福叼家的门，说明来意后，黄福叼问我：“人口普查要补助多少钱？”我说我是单位临时抽出来的，领导没有跟我谈钱。他说：“我是问你们要给我们多少钱。”我只好解释，说接受普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谈钱。他说：“不发钱，我就不让你普查我。”到刘德贵家时，他老婆抱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门口朝我张望。问她家里有几口人，她说了半天，可我越听越糊涂。叫她把户口簿拿出来，她却突然骂起了她的儿媳，我才明白她儿媳把孩子扔给她后就悄悄跑了，半年了还杳无音信。她问我人口普查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普一遍，我告诉她，只要是中国人我们都普。她说：“你们普到我儿媳妇，叫她赶快回来。”我到集中安置点时，五六个老头正在阳光下围着一把红色的塑料凳喝酒，全都醉醺醺的了。他们一看见我，便把手中的酒碗塞到我手里，非要我喝。一个老头说：“我们黄泥埂已经连续下了一个多月毛雨了，你一来，就把太阳带来了。”在这种恭维下，明知开车不能喝酒，我还是勉为其难接过碗，假装喝了一大口。另一个戴着天蓝色帽子的矮小老头拉着我的双手，眯着眼睛亲切地问我：“小伙子，结婚了吗？”我摇摇头，说女朋友都还没呢。他抓住我的一只手不放，把我拉进一道门，让我看墙上他孙女的照片。他得意地问我：“漂亮不？”照片里的女孩八九岁样子，脏兮兮的。我说：“嗯，很漂亮。”他说：“现在已经十六岁了。”他醉眼迷蒙地望着我，眼中满含深意。我猜测着老头的用意，因为在黄泥埂这地方，女孩子十六七岁嫁人的情况很常见。我问他：“你孙女在读初中还是高中？”他盯着我，眼睛越来越小，脸上的笑容绽开了：“死了，跟她爹去浙江，被车轧死在了那边。”我心头涌起一股寒意，问他：“死了多久了？”他说：“三年。”我想，既然已经死了三年，就跟我无关了，普查小区一年内死亡的人口才需要登记。

我看见玉米地里的一棵花楸树的树桠上躺着一个人。第一天我就看见了，第二天也看见了。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戴着卫衣的帽子，因为离我有点远，所以看上去就是一团黑影。我想起《树上的男爵》里的柯希莫，脑中一阵恍惚。我朝他喊：“喂，你家在哪儿？我是搞人口普查的，可不可以带我去你们家？”但他一动不动，更不扭头看我，仿佛他是那棵树上长出的一股树桠。

我只好暂时不管他了。我顺着那条满是泥浆的小路过去，来到白云村民小组的胡社长家。虽然很久以前社长就已经改为村民小组长了，但我们还是习惯称呼社长。胡社长是个女的，之前我给她打过电话。村干部们都说黄泥埂的电话很难打，因为那里很多地方都没有手机信号。可是我拨胡社长的号码，居然一下就通了。在电话里，胡社长告诉我她正打算去山上栽花椒秧。

胡社长四十多岁，是五年前从外乡镇改嫁过来的。她的户口并不在黄泥埂，她拿给我登记的户口簿上的人都是现任丈夫家的。但她丈夫已经去嘉兴打工了，带着她前夫的两个儿子。而现任丈夫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东莞读技校，一个在家闲着。或许是因为我耽误了她栽花椒秧的缘故，她对我的到来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欢迎。我告诉他我是第一次到黄泥埂，请她带我去串户，她说：“不去了，我已经通知过那些人了，叫他们带户口本来我家。”

果然不多会儿，就有人带着户口簿来了。我便在院子里安了张桌子，一边问情况一边填表。要填的内容五花八门，他们又常常答非所问词不达意，因此一天下来，只登记了二十来户。

次日清晨，我又早早去了。出发时打胡社长的电话，电话里提示号码无法接通，我便直接去了她家。我进她家院子时，她提了把锄头正要出门。看见我，脸立马拉长了。我赶紧跟她汇报情况。我说昨天我才登记了二十余户，余下的工作量还很大。那些不来这里登记的，我必须上门去登记，但我找不到路，所以还是需要请她帮我带路。

她没好气地把锄头往墙边一扔，说：“不来的就不要登记了。他们势利得很，要是喊领钱的话，早把这院子挤满了。”

我说：“这不行，该登记的都得登记。”

她说：“我已经通知了一些，看他们会不会来。”

没过多久，果然陆续有人来了。有的没拿户口簿，可又说不清楚情况，只好折回去拿。东一户西一户，到下午三点多，我又登记了十四五户人家。没人来了，我翻开建筑物列表册，請胡社长介绍那些还没普查到的人家的大体情况，她一一介绍着，但情绪很不耐烦：

“这家人都在外面打工，房子只剩一堆石头了。这家已经出去十多年了，没人知道是死是活。这个老头跟这个是一家人，分成了两个户头，其实就是想得到一个安居工程的名额。这家人现在在山上栽花椒，去他家你鬼影子都见不到一个。这个孤寡老头不识好歹，去县里的养老院住了几个月，跑回来了，前几天村上的又把他送去了市里的养老院……”

我一一用笔标注好，叫她把他们的电话号码给我，没在家的我打电话核实。有好几户人家的号码她都没有。她说，这里信号不好，而且居家的大多是老人，就算有手机也不会用。

“王学高家呢，在不在？”我指着列表上的一个名字问她。

“就在那边路旁的变压器旁那儿，你来的时候就是从那儿过来的。”

“我去看看。”

“你自己去，顺路的。我还要去栽几棵花椒。”

她又告诉了我另外几户人家的位置，都是在路邊。我知道她是不会带我去了，我想，路在嘴上，我就不信找不到路。我决定先去王学高家，因为他家离胡社长家最近，又在大路边。我顺着来路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张望。庄稼地里的花楸树上，那个黑衣人依旧躺在上面。再过去，我看见了一座变压器，它夹在两根灰白的电杆之间。路两旁有两幢一模一样的平房，都只有一层，凭经验判断，应该是政府出资建的安居工程房。我不知道王学高家在哪边，想问，却看不见一个人。我想，这里一共只有两户人家，不是上边就是下边，而且所有人家都要普查，便信步朝上边那户人家走去。房门锁着，门边钉了一块蓝色金属牌，是农村住房安全认定牌，上面显示，房子的等级是A级，但户主的名字不是王学高，而是叫王学祥。我立马改道，朝大路下边的那幢房子走去。同样，这户人家的房门也紧锁着，门边除了有一块农村住房安全认定牌，还贴了一张建档立卡贫困户明白卡。令我意外的是，牌子上和明白卡上的户主名字竟然都不是王学高，而是已经普查过的刘国香。怎么回事，难道王学高家不在这里？我有点纳闷，发现前面五六百米处有几户人家，便过去问情况。

一共是三幢差不多大的平房，看样子，应该也都属于安居工程。路坎上那户人家的门口，一个背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在磨镰刀。我向她打听王学高家在哪儿。

“王学高？”她茫然地问我。她吐字僵硬，仿佛舌头有什么问题。

我点点头，说社长告诉我王学高家在变压器那里，可是我去看了，不是。

她指了指路坎下，说：“那儿。”

那两幢房子之间有一条巷子。我刚钻进巷子，一个腰上系着一根草绳的小老头从下面上来了。

“我是镇上的人口普查员，”我问他，“王学高家在哪里？”

“我认得你，你昨天就来了。”他说，“在那边呢。”

我跟着他回到上面的路上，他指着变压器的方向：“那里。”

“刚才我去过了，”我说，“没看见人。”

“我们黄泥埂很多人都不在家。”

“上边还是下边？”

“上边。”

“门上有名字，可是写的好像不是王学高呢。”

“怎么会？就是王学高家。”

我疑心自己刚才看错了，决定再去落实一遍。我小跑过去，爬上一道小坡，站在那幢房子门前，仔细分辨那张蓝色金属牌上的字。虽然是手写体，但“王学祥”三字依旧清晰可辨。我站在王学祥家门口远眺，没看见刚才那个腰上系着草绳的老头，想必他已经回家了。我想起那个背娃的女人，她说王学高在她家下面，可是那个老头却说在这边，难道那老头就是王学高？

我决定再去问问那个背娃的女人。她已经没在门口磨刀了，但她家的房门敞开着，我想，她就算不在家，也不会走太远。门口有一道石梯，我拾级而上，站在她家大门口，朝敞开的门内张望。一个老头正坐在屋里的木凳上抽兰花烟，烟雾在里面弥漫，飘到门口，钻进我的鼻子。兰花烟的气味很怪很呛人，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我看见老头的头发花白且凌乱。

“老伯，你知道王学高家在哪里吗？”我扶着门方问他。他烟斗上的火星子一闪一闪的。

“王学高？”他把烟杆从嘴上拿下来。

“对，就是王学高，他家在哪里？”

“王学高已经死了。”

“死了？不可能吧？我怎么没听人说起呢？刚才你们家那个背娃的姐姐还说王学高家在你们家坎下呢。”

“她弄不明白，她是缅甸嫁过来的。”然后他又说：“坎下是王学刚家。”

“那王学高是什么时候死的？”

“谁记得！怕有好几个月了吧。”

我释然了。之前我只问王学高家在哪里，并没有问他有没有死。既然现在知道他已经死了，而且才死几个月，那么我只需填报一份死亡人口清单就行了。

“老伯，你再仔细想想，王学高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

“这个我说不来，反正已经死了很久了。要是你不问，我都记不得这个人了。”

我原本打算问社长，但是没有手机信号，折回去又麻烦，我想，等会儿回家时我要经过村委会，去村上也能查到。辖区内有人死亡，村上不可能没有记录。

我在村上只遇到驻村第一书记刘书记，但他说全村人口的出生死亡情况他也不清楚，现在他负责的是人口普查这一块。我便给他反映工作中的一些困难。我说，要是能在公安部门拿到住户的户籍资料就好了，那样就不容易漏户了，因为我发现村上提供的建筑物列表上的住户只有九十多户，可据我初步了解，实际户数远不止这个数。

“你没得到户籍资料吗？只要落了户的，上面基本都有。”他说。

“难道有吗？”我有点惊喜，又有点愤怒。别的普查员在人口普查前参加了业务培训，可是我作为替补，他们不仅没培训我，连材料都没有给全，这不是增加我的工作难度吗？

刘书记从电脑上把我黄泥埂三个村民小组居民的户籍资料打印了出来。我初步数了数，竟然有一百六十户。我把名单上的近七百个名字浏览了一遍，又特意查了一遍白云村民小组的名单，没找到王学高的名字，很显然，王学高死了后，他的身份信息也被公安系统注销了。

第三天，我继续跑黄泥埂。天突然阴下来了，黄泥埂被大雾充斥着，雾中伴着若有若无的细雨。这样的天气不适合在地里干活，村民大多会窝在家里，因此，我决定多走几户人家。我把车停在安置点，又去了胡社长家。果然，不仅她在，她的继子也在家。我把我比对出来的还没有普查到的名单给她看，她看完后，一一做了说明，跟之前那些没登记的一样，在家的很少，要么早就已经户在人不在了，要么整户都打工去了，要么在镇上带孩子读书，还有几户，搬去了全市最大的扶贫安置点，而家里有人的，也大多是老人。原本我觉得今天下雨，胡社长应该会带我去入户，没想到我还没开口，她就先把我的嘴巴封住了，说：“今天我要铡牛草，你要入户的话，只有自己去了。”我只好一个人去。我走了几户，果然跟她说的差不多。留守老人们大多没有手机，也记不住家人的号码，家人在外面打工，却大多说不清楚他们在哪儿，其他信息更是说不明白。我走了一些冤枉路，比如有的人家我去了两次，而有的人家的信息早就登记过了。不过也并非毫无作用，我通过他们打听到一些别的居民的信息。

“还记得不，王学高是什么时候死的？”我问一个叫王学周的中年人。从名字上看，他跟王学高是堂兄弟，我想，他对王学高的情况说不定了解得会更准确些。

“王学高？怕有大半年了吧。”

“他家户头口上还有人吗？”

“没有，他是个独人。”

“他死的时候年纪多大？”

“跟我同年的，属兔。”

我在心里飞快地计算着王学高的年龄。我猜测他可能是四十三岁。

“什么病啊，死得这么年轻？”

他的脸立马冷峻了：“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王学祥！”

我在脑中搜索王学祥这个名字，很快有答案了。就是变压器旁边往上那家住户。

“王学祥是他什么人？”

“不知道，你自己问他！”

他忽然就生气了。他站起来，气冲冲地出了门。我跟着他出了门，可他看也没看我，径自下了屋檐下的石阶。他推开路坎下一间小房子的门，佝腰钻进去了，看得出来，那里是厕所。我听见唰唰唰的声音，知道他是在撒尿，可那声音停了很久他还没出来，我猜他是故意躲我，只好隔空跟他说话：“大哥，你忙，我先走了。”他没有应我。

下午三点多，我回到胡社长家。我跟她谈起王学高，我想彻底了解王学高的情况。对于一年内死亡的人口，除了要了解他的名字，还需要填报他的另外一些信息，比如身份证号码、具体死亡月份、婚否等等。现在，这些信息我都模棱两可。

“王学高到底是几月份死的？”我问她。

“谁说王学高死了？”她乜了我一眼。

“难道他没有死？”我吃惊了。

“谁说他死了？！”她又重复了一句。她似乎有点生气。

“我去过好几户人家，他们都说王学高死了。”我说。

“笑话！”她冷冷说道。

我彻底糊涂了。难道王学高真的没有死？

“你是社长，王学高有没有死你会不清楚？”

“我怎么不清楚？我再告诉你：王学高没有死！”

“那谁死了？你们社又不大，一年内死的人，你应该有数吧，你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每一个我都需要填表上报。”

“就死过两个人，除了前几天死的刘继军，就只有王学祥了。”

王学祥？我愕然了。刚才我问起王学高的死因的时候，那个叫王学周的人还叫我问王学祥呢。我对胡社长说了这件事，她不怀好意地冷笑道。

“他是叫你去见鬼吧。”她说。

我觉得自己真的见到鬼了。我理了一下思绪，然后问她：“你说王学高没死，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他家四个人，他先出门打工，后来是她女儿，再后来儿子也走了，再后来，他老婆也跟他出了门。”

“可是我听说他是独户，又哪来的老婆儿女？”

“他们是在嚼牙巴，死的王学祥才是独户！”

“那么王学高家的房子在哪儿？”

“变压器那里呀，昨天我告诉过你了。”

“可是那门上写的是王学祥。”

“王学祥是王学高的哥哥，他们怕是写错了。”

我愈加疑惑了。我问她：“你有王学高的号码吗？”

“以前存过，但一直没打过。我们家跟那家人没有半点联系。”

她翻了会儿手机，找出了一个号码。我赶紧拨了那个号码。我想只要电话一通，王学高是死是活，立马就见分晓。

可是手机没有信号。

我说：“没信号。”

她说：“我们这里的信号不稳，经常没有。”

她的儿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突然扭头，神秘地说：“我带你去找信号，那里的信号特别好。”

我向他表示感谢，并请他带路。他关掉电视机，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连帽卫衣，一条满是破洞的牛仔裤。有点风，一出门他就把帽子戴上了，可是风从裤子的那些破洞里钻进裤管，他的腿便像充了气一样。我也感觉有点冷了，抬头看看，村庄雾蒙蒙的，看不到远方。我跟着他穿过门口的庄稼地。庄稼地上已经被踩出了一條路来，地里的玉米早已收割了，只剩密密麻麻的枯草茬。一群打雷雀在田野里起起落落，很快就消失在了雾里。

我跟他说话。

“怎么不出去打工？”

“去过一次，弄不到钱，回来了。”

“你弟弟呢，什么时候毕业？”

“说不好玩，不想读了，要回来。”

我们在一棵花楸树下站住了。那是一棵巨大的花楸树，一个人根本抱不完。树干上，从下往上，隔尺把远就绑了一根横木，一级一级的，梯子一样，大约绑了六七米高，显然是用来攀爬的。

“就是这棵花楸树上。整个白云社，只有这棵树上的信号最好。”他说。

“你干的？”我指着梯子问他。

他得意地点点头。

我突然想起来了：“前两天我看见这树上有人，莫非是你？”

“是我。”

“你是不是读过关于柯希莫的故事？”

“谁是柯希莫？”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你在上面打电话吗？”

“打王者。你喜欢玩吗？”

“玩过，但玩得不好。”

他仰头看了看树上，说：“其实上面的信号也不是很好，只能说有信号，还经常断。不过我听嬢嬢说，我们黄泥埂也要建手机基站了。”

“哪个嬢嬢？”

“就是……我后妈。”

“为什么喊嬢嬢不喊妈呢？”

他没说话。我顺着树梯，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树上湿漉漉的，有点滑。爬得高了，我便感到晕眩。终于爬到树桠那儿了。有一根树桠的分叉处比较平，两边就用一些尼龙绳缠了起来，做成了个吊床的样子，我猜小伙子就是坐在这里玩游戏的。

我也坐了上去。树上有水，吊床上的水更多，我的屁股很快就湿了。

手机上果然有四格信号。我开始拨那个号码。号码归属地显示为浙江杭州。电话响了一声，对方就接了。

“你是找王学高还是找王学祥？”他劈头问我。他说的是普通话，但夹着浓厚的外地口音，我猜测是浙江口音。

“你好，我找王学高。”

“你找他借钱还是还钱？”

“不是，我是人口普查员。你是王学高吗？”

“人口普查？不对吧，你是一所什么中学的老师，你叫他儿子回学校读书，因为他儿子辍学了。”

“辍学？”

“是啊，辍学。不对，他儿子应该已经回学校了，这次应该是你儿子或者女儿结婚，你请他喝喜酒，我有没有猜对？”

“哥你真会开玩笑，我老婆都没有呢，哪来儿子女儿？”

“那就是他哥把他老婆睡了，这次我猜对了吧？”

“对不起，你是没听明白我说什么吧？请问你是王学高吗？我是人口普查员，我看你的号码归属地是浙江杭州，请问你是在杭州的哪个区？普查表格上需要填写这个内容。”

“我操！你云南搞人口普查关我杭州什么事？”

“哦对不起，意思是你不是王学高？”

“老子他妈的也是从你们的电话里才知道什么王学什么的。你们烦不烦呀？隔段时间就骚扰一次，我一个云南人都不认识，更不认识什么王学高王学祥，哥，我都被你们骚扰得神经衰弱了，求你们放过我吧！”

“你真不认识王学高？”

“谁说老子不认识？”

“那你可以告诉我他在哪里吗？”

“狗日的死了。”

他把电话挂了，我再拨，电话里的声音变成了忙音。很显然，他把我拉黑了。

我坐在树杈上茫然四顾，大雾笼罩着黄泥埂，所有的房子都看不见了，空气中的湿气扑面而来，我心里湿漉漉的。我看了一眼树下的青年，他举着手机，前后左右晃动着。他肯定是在找信号。我朝他喊：“这上面的信号好得很！”

他仰头说：“电话打完了吗？”

我说：“完了。”

他说：“你下来，我上去。”

我刚从树上下来，他就抓住树梯，顺着树干爬上去了。风再次灌进他的裤管，他一边爬一边说：“日他妈，有点冷。”

那天我与那个浙江口音的男人通完电話，心情沮丧极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王学高，不知道王学高有没有死。我想我得弄清楚这个情况，否则关于王学高的信息我就填不了。我又走了几户人家。差不多每到一户，我都会问起王学高的情况。但答案依旧扑朔迷离。绝大多数人告诉我王学高已经死了，还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坟墓的位置。那座坟在一个塆子里，周围用石头垒了起来，坟上的黄土里尚未有荒草生长过的痕迹。坟前没有墓碑，因此我无法确定它是不是王学高的坟。

但也有人像胡社长一样告诉我，王学祥没有死，死的人是王学高。我想到我背包里装着普查区居民的户籍资料，于是把资料上的所有名字再次逐个核实了一遍，但最新的发现是，上面不仅没有王学高，也没有王学祥。

我的心情糟糕透了。关于王学高或王学祥的生与死，所有人似乎都知道，但所有人又似乎都跟我一样糊里糊涂。

我一定要找到王学祥或王学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人已经死了，但另一人还活在这世上。无论是死是活，都需要填报他们的相关信息。不漏户不漏人，这是人口普查最起码的要求。那天在一户村民家里，我遇到了一个六十八岁的姓王的老人。户口本上显示，他的下一辈是“学”字辈。一攀谈，他竟然是王学高和王学祥的堂叔。我向他打听两人的情况，他们中到底是谁死了，老人说：“我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

“这件事我也只知道个大概。当年王学祥要结婚，因为年纪不够，办不了结婚证，而他哥哥王学高二十五六了还没讨上媳妇，他就跟他哥哥换了身份信息，用王学高这个名字办了证。这样一来，王学祥就变成了王学高，王学高却变成了王学祥。起初大家还明白谁是谁，但到后来就搞混了，估计连他俩兄弟自己都糊涂了。”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却又不是十分明白。

“那活着的是哥哥还是弟弟？”

“应该是弟弟吧。”

“他在哪里？”

“在青山隧道打钻。就是对面那个青山。”

“打钻？”

“他是专门打钻的，以前在浙江打工就是打钻，后来回来了也打钻。”

“你有没有他的电话号码？”

“没有，他基本不回来，也不跟这边联系。他在隧道打钻的事，我也是听我大儿子说的。”

“你大儿子在哪里？”

“上海打工去了，才去十来天。”

“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没有，我们黄泥埂很多人都不用手机，说是没信号。”

我摸出手机看了看，果然没信号。看看时间，四点四十分了。我临时做了个决定，我要去对面的青山隧道的工地找人。按照老人的说法，那个人原本叫王学祥，后来变成了王学高。我不确定老人说的是不是事实，我需要去印证。它事关我的工作，但似乎又不全是。青山并不远，就在对面山上，我去过一次，一个同事的老家就在那边，从树桠村委会下去，过桥，顺河走一段，再爬一道坡，拐几个弯就到了，比从村上来黄泥埂还近。而且，那条便道也比来黄泥埂的路好走。

傍晚六点，我驱车来到青山隧道门口。苍茫的暮色覆盖山野，工地上晃着星星点点的灯光。这里在修一条市县高速公路，而青山隧道全长超过六公里，是整个工程中最长的隧道。隧道已经延伸进去很远了，隧道门口，大型挖掘机、工程车、铲车忙忙碌碌，各种噪音相互交织。距隧道口不远，是两排两层的钢架简易宿舍，蓝色的屋顶上蒙着厚厚的灰尘。

我把车停在宿舍门口的空地上，站在楼下的楼梯口伫立了几秒钟，决定先上楼瞧瞧。刚上楼，就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从一道敞开的门里钻出来。暗淡的电灯光下，她的脸上仿佛蒙着一层灰。门口墙边的桌上放着一只电磁炉，炉子上的锅里正冒着热气，我闻到了鸡肉的香气。

我向她打听王学高。

“大嫂，你知道王学高住哪儿吗？”

她迷茫地望著我，目光浑浊。她指了指那道敞开的门，刚才她就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一阵窃喜，想不到自己竟然一来就找到王学高的住处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等她说话，我便抬腿进了屋。门有点低，我猫腰进去，发现那是一间狭窄的屋子，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个凳子，一个简易衣柜，还有一些杂物。

“你坐。”她茫然地望着我。

“我是镇上的人口普查员，这是王学高家吗？”我说。

他迟疑了一会儿说：“是。”

“那王学高呢？”

“还在里面，就快下班了。”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老婆。”

“你们家的户口簿在吗？”

她在简易衣柜里找了一阵，拿出了一本户口簿。她把户口簿递给我。

我大致翻了翻，上面有四个名字，户主是王学高，然后是妻子和一儿一女。

“这上面写的是王学高，其实应该是王学祥。”她给我解释。

我想到了那个死去的叫王学高的人，现在，他的名字以一个活人的身份呈现在我面前。我心里有点乱。我拿出笔记本，开始询问相关问题。女人告诉我，她女儿只读过小学，出门四五年了，从没跟他们联系过，所以不知死活。儿子只读过两个月初中，学校喊了多次，他以死威胁，就是不去学校，现在十六岁了，在县城的一家理发店当学徒。说是学理发，听人说其实天天蹲在网吧里。

“你们搞人口普查，可不可以把户口本上的王学高改成王学祥？”她问我。

“不能，”我说，“我们只负责登记。”

然后我问她：“你哥的户口以前是不是在你家户口簿上的？”

“不是，是两个户口，他人死了，户口就注销了。”她说。

“他是怎么死的？”我忍不住好奇，问道。

“这些也要填吗？”她的眼神似乎有点慌乱，她扭头看门外，“派出所的已经查过了。”

“不是，”我说，“他死了多久了？我需要登这个。”

“一年多了。”

“真的有一年多了？”

“去年九月初十死的。”

她说的应该是农历。我打开手机日历查了查，去年的农历九月初十是阳历的十月二十六号，距今已超过一年了。既然这样，就不用管了，我只负责登记一年内的死亡情况。我想，早知道死了一年多，就用不着费那么多劲了。我开始照着户口簿，逐一登记户籍人口信息。但我随即停笔了。我发现他们的户口登记地并不在我普查的小区，而是另一个镇的另一个村。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拿到的户籍资料上没有他们家的信息了。

“你们的户口不在黄泥埂？”

“我们结婚的时候原本是他去我家上门的，户口也就办在了我娘家那边，后来我们虽然搬回黄泥埂了，但户口一直没迁。”

我把本子和笔收好，放进背包，起身出了门。我对她说：“我以为你们的户口在黄泥埂，所以来找你们。既然人和户口都不在，王学祥的死亡日期也超过了一年，就不用登记了。”

“死的是王学高，不是王学祥。”当我走到楼梯口，正要下去的时候，她突然冲着我说。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