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谦 张政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00)

张威白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驻藏时间最长的官员，他从1934年随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直到1942年离开西藏，前后在西藏工作了8年时间。张威白在西藏工作的时间跨越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吴忠信入藏主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坐床仪式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期间一度主持中央政府驻藏办事机构工作。因此，张威白是中央治藏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但学界对他的研究一直付之阙如，迄今没有专门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档案资料及相关当事人记述的基础上，对这位官员在驻藏期间的活动进行整理和分析。

一、张威白入藏及其在藏期间的最初活动

1933年12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希望籍此改善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1934年5月，黄慕松一行20人由成都出发前往西藏，张威白以中央政府交通部无线电台通讯工程师的名义一起随行。虽然作为和中央直接联系唯一工具的无线电台十分重要，但电台工程师张威白在随行人员之中却并不引人注目。黄慕松在《新疆概述·使藏纪程》一书中，介绍自己的随行人员时说“（随行人员）计有总参议刘朴忱，参议陈敬修、林东海，秘书李国霖，副官高长柱，医官王兆奎及无线电台、摄影两组人员，连同卫士20名”[1]。可见，张威白在当时随行人员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属于连名字都可以不用提的小人物。1934年11月黄慕松在办理完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事宜离开拉萨时，说道：“除奉令派总参议刘朴忱、参议蒋致余设立驻藏办事处外”[2]所有人员分两批返回。实际上留驻在拉萨的人员，除了刘、蒋二人外，还有张威白及另外两名卫士。可以说在整个入藏致祭期间，黄慕松对张威白基本没有留下印象。

实际上在黄慕松入藏期间张威白的工作比较繁忙。黄慕松到达拉萨后，虽然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洽谈却并不顺利，双方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由于西藏事务的微妙和重要，在很多事务上黄慕松个人也很难决断，所以在藏期间几乎每次和西藏地方政府交涉之后，黄慕松都会向中央政府汇报交涉情况进展，请求下一步的工作指示。如1934年9月黄慕松在和首席噶伦泽墨商谈中央与西藏关系后，当天即向中央密报双方商谈内容[3]。除了汇报商谈的内容之外，黄慕松还把发给西藏地方政府的函件、在拉萨礼佛等活动也事无巨细的向中央一一汇报，甚至还把他探听的一些消息也秘密向中央汇报。如1934年10月8日当黄慕松探听到西藏民众大会开会反对“五族共和，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一情况时[4]，便立刻把把这一消息向中央发电密报。由此就使得负责无线电台工作的张威白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工作时间也不固定，随时都要根据工作需要向中央发送电报，并接受中央来电。据黄慕松《新疆概述·使藏纪程》记载“（9月27日）早膳后，香加或代本来询，至中央请示悬旗之电如未发出，尚有意见奉商，当告已于今晨拍发矣”；又10月11日“午后，本蒋汪两公电，对于藏事方针多所指示”；11月25日“五时，往大昭寺朝佛后回署，晚间拟电中央报告一切”。[5]可见，张威白无论是早晨、中午都需要随时待命，以备不时之需。

1935年9月，黎丹率领的入藏巡礼求法团抵达拉萨后，他们和外界联系的电报也由张威白负责发送转接。据杨质夫《入藏日记》记载，1935年9月22日“昨天黎师拟就南京、南昌、青海电6通。今晨命余送往专使行署拍发，本团各同人均有电致家人及各方”。[6]在入藏求法团的成员欧阳无畏决定入寺出家后，他的父亲欧阳秋帆致电黎丹，称欧阳无畏“家国之责未尽，不可为僧等语”[7]，要求黎丹劝说阻止。入藏巡礼求法团在藏期间广为联络，还不时请张威白代发一些西藏其他人士的电报。如“功德林群宰来寓，谓他欲发一电与西宁，出其藏文电稿，由余译称汉文呈黎师。黎师盖章后由余送发”[8]。

张威白以电台工程师身份兼任无线电台台长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行政能力。黄慕松在藏期间，对于是否继续留在西藏这个问题上与黎丹产生了分歧，黎丹希望电请中央让黄慕松留下继续谈判，黄慕松表示反对，“黎君仍拟就电稿，交行署电台代发，由张工程师持呈余阅，余请其婉止之”。[9]虽然张威白负有发送黎丹交付的电稿任务，但他对黎丹交付的电稿并不是一味的无原则转发，对于一些很重要的敏感内容，会及时向黄慕松请示如何处理，从而避免自己在工作上出现被动。

作为专使行署和中央联系的重要工具，无线电台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从而遭到西藏地方一些人忌恨。“据闻，昨晚色拉寺僧人有欲包围专使行署劫掠电台之传讯，专使行署严加戒备，并将手提机关枪、子弹等发给兵士以便备不预云”[10]，复杂的西藏政局和强大的反对势力，使身为无线电台直接负责人的张威白面临巨大的压力。

无线电台在拉萨期间有自己独立的办公空间，张威白有时会把它提供出来，作为专使行署和入藏巡礼求法团人员集会娱乐的场所。如《杨质夫日记》记载：“晚5时后，刘林请本团同仁于无线电台晚餐。去时路逢大雨，至台则该台张台长及职员潘、赵二君亦在座，饭菜有鱼翅、海参、豆花之属，且有泡菜，颇具四川风味，甚属难得，大嚼2小时，始尽欢而散”[11]。又“6时许，同往电台，蒙台长招待备至，音乐、新闻极多”[12]。可见，张威白在藏期间善于利用工作之便，来经营人际关系。

除了发报工作之外，张威白对于专使行署在藏期间举行的其他一些活动，好像并不积极。如1933年1月28日“早饭后，约本团诸同仁赴行署习礼节，时尚稍早，电台台长张威白君尤未来，盖他亦为典礼组之一人。······10时许张威白仍不来，余与郑、王等赴电台分配工作”[13]。在大家练习致祭礼仪时张威白迟迟不到，以至于杨质夫等人不得不亲自找到无线电台给他分配工作，其对行署安排工作持敷衍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张威白主持驻藏办事机构期间的工作表现

1934年11月黄慕松离开拉萨时，安排刘朴忱为驻藏专使行署代表驻藏办公。不久，刘朴忱因病去世，中央命蒋致余接替。1937年蒋致余因和西藏地方关系恶化及个人生病原因，向蒙藏委员会请求离藏。因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意接替蒋致余的高长柱进藏，国民政府只好任命张威白为蒙藏委员会咨议，“在中央派驻西藏人员未到以前，暂行在藏负责接洽”[14]。虽然中央命令张威白接替蒋致余在西藏工作，但只是临时负责接洽。可见，在国民政府看来他并不是理想的中央驻藏代表，只是一个无奈之下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

张威白在西藏工作期间，和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特别是摄政热振活佛建立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成为西藏地方政府“非常认可”的中央驻藏代表。在张威白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强烈反对中央驻藏代表入藏，而当国民政府任命张威白临时负责时，则马上致电中央表示欢迎。在后来国民政府调张威白离藏时，西藏地方政府甚至有致电中央有挽留之意[15]。这个态度，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强烈反对中央人员入藏的背景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张威白和热振活佛之间的这种良好关系，极大地方便了中央和西藏地方的沟通。1940年刘曼卿为到西藏宣传抗日事宜，请求中央驻藏办事机构帮忙，“办事处派来之张翻译，先往摄政府，请示晋见热振呼图克图之时间。张去不久即回告余，谓摄政约即时前往。”和热振活佛会谈完后，回到寓所“布老太太表示无限欣慰，彼谓女士见藏王，座谈许多，可见藏王待女甚厚，兹后在藏工作，余等将无其他忧虑也”[16]。刘曼卿能顺利受到热振活佛热情接待，与张威白和热振之间的良好私人关系必然有关。

蒋致余在代表中央主持西藏政务期间，先后在拉萨设立了拉萨测候所、国立拉萨小学等机构。这些机构在设立之初，曾因遭到西藏地方当局的反对而困难重重。蒋致余离开西藏后，这些机构并没有被撤销，而是在张威白主持下得以继续运转。以拉萨国立小学为例，“课程悉仿内地，增藏文、藏语等科，余等每日晨起，即闻诵读之声不绝，颇足以破寂寞”[17]。虽然学校不致于兴盛，但仍学习之风不坠。对于国立拉萨小学的精神面貌，朱少逸等人也是给予了肯定的。在黄慕松一行人抵达拉萨时“复有拉萨小学学生约百人着黑色制服，列队欢迎，颇为整齐。边地观此，精神为之一振”[18]。

张威白在藏期间还任用了一些具有一定行政能力的人士从事驻藏办事机构的工作，其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华寄天的任用。华寄天曾担任过康定县的县长，来到西藏后被张威白任命为秘书，承担起中央驻藏办事机构的实际工作。华寄天在驻藏办事机构秘书任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如1940年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仪式上，西藏地方当局一再拒绝国民政府派遣中央大员主持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掣签的建议。华寄天经过分析后向中央致电指出，西藏地方当局对于青海灵童“已充分表现无掣征信之心”，建议“吴委员长莅临之后，能会同热振将青海灵儿灵异之点会呈国民政府，援九辈不掣签之例核定，尚能保存中央控制西藏之威信”[19]。华寄天的这个建议被蒙藏委员会采纳，解决了双方相持不下的僵局，使十四世达赖的坐床仪式最终能在中央的主持下顺利完成。

但总体而言，张威白主持中央驻藏工作期间，各项工作进展并不明显，基本上处于维持经营状态。以张威白一直主持的拉萨无线电台为例。1940年刘曼卿抵达拉萨后，“晚间，余偕邦达绕噶之太太同往中央驻藏办事处华侨之寓所，听取收音新闻，惜机声甚微，备聆东京近有反战运动，焚毁军火库，损失惨重云云。······余意政府驻藏办事处，应设置一完备之收音机，并以扩音器分装于要地，俾民众咸得自由聆取，并将重要新闻译成藏文，分送各机关，各贵族家中，余知藏人必乐听也”[20]。作为一个局外人士，刘曼卿对无线电提出自己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并不认可无线电台的工作。由张威白兼任校长的拉萨小学也处于惨淡经营状态之中，朱少逸在《拉萨见闻记》中说“（拉萨小学）经费支拙，设备简陋，有待补充之处尚多”[21]。除了工作上泛善可陈之外，张威白主持西藏事务期间的个人形象也不是很好。据邢肃芝《雪域求法记》载：“张本身不了解西藏的情况，也没有什么领导能力，个人生活极其腐化，好抽鸦片，好嫖，家里还专门养了厨子满足他的食欲”，抨击他“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开始将办事处经营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并千方百计讨摄政王热振的欢心，博取摄政王的信任”[22]。

1938年第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寻访组确定青海出生的拉木登珠为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事情发生之初，蒙藏委员会认为主持达赖喇嘛转世是“中央对藏的固有之权”，“亦即抚驾驭西藏之要道，自不容有所放弃”[23]，建议中央派遣大员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并指令张威白与西藏地方接洽，务必使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但张威白却没有很好地完成蒙藏委员会赋予的政治任务。西藏地方政府除了一再催促中央帮助尽快将灵童送至西藏外，闭口不谈中央派员入藏事宜，“大有不愿使中央与闻之态”[24]。为了消除西藏方面的抵触心理，蒙藏委员会指示张威白就中央派员入藏事宜向西藏地方进行说明，指出“（中央派员入藏）完全出于爱藏之诚，进谋中央与西藏间之福利，可谓于藏有百利而无一害”，希望张威白“婉为运用，切实商洽”[25]。但张威白仍然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无奈之下，吴忠信只好走向前台，亲自向热振致电称，“为昭大信、悦遐迩计”，“中央必须派员参加”[26]。在强大压力下，西藏地方政府只好同意中央派员入藏，但同时又提出可由中央驻藏官员张威白代表参加[27]。蒙藏委员会对此提议不予理会，直接以西藏地方政府同意中央派员入藏进行认定。

就在吴忠信决定取道印度前往西藏时，印英当局却突然声称必须获得西藏地方政府的正式许可后，才准许他过境印度前往西藏。此时，鉴于张威白在的种种无能表现，国民政府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转而指示蒙藏委员会就近与西藏驻京办事处秘密接洽，希望藏方能自动通知印度。两个月后，张威白致电中央称，关于藏方自动通知印度一事，“经多番运用”，热振“已饬令噶厦照办”[28]。虽然该事项并没有直接经由张威白，但他语气之中邀功取宠的意味却非常明显。对于张威白的交涉能力与交涉功劳，蒙藏委员显然并不认可。在随后的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剃发等事宜上，蒙藏委员会宁可选择刚刚到达拉萨、不熟悉西藏情况的孔庆宗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交涉，也不选择与热振摄政关系密切的张威白[29]，认为只会亦步亦趋地附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主张，而不会很好的贯彻中央的意图。

三、张威白和吴忠信、孔庆宗之间的矛盾

张威白对吴忠信入藏是非常重视的，为此，他曾和李耀南不辞辛劳，专程赶到印度加尔各答迎接。1940年1月吴忠信到达拉萨，西藏地方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官员依次向吴忠信敬献哈达，“其四品以上官吏，吴氏均以原哈达递还；五品以下者由张咨议威白代收，即以挂献者头上”[30]。此时，张威白颇为引人关注，大有代表吴忠信的架势。在抵达拉萨后，吴宗信对张威白还是比较重用的，安排他参加了不少委员会行辕在拉萨的活动。如1940年1月21日吴忠信到哲蚌寺进香，在中间休息时“复派张咨议威白及孔组长分赴个扎仓进香”[31]。

在入藏之前，吴忠信对热振活佛抱有很高期望，在呈给行政院拟定的入藏具体任务中，曾这样写自己的计划“在政治上扶持热振，使亲汉派渐握实权，加强中央与西藏之联系”[32]。但在入藏之后，吴忠信却因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不少冷遇，对热振活佛越来越失望。先是“热振本人于吴氏抵拉萨前十余日，即宣布闭关，全体僧官无一接得参加欢迎之命令者”以至于欢迎吴忠信抵藏的仪式上除贡觉仲尼外“另无僧官参加”[33]。吴忠信的行辕驻地也颇为狭小，“职员分驻两处”[34]，颇为不便。到达行辕后，热振也没有亲自前来和他相见，仅派代表前来问候。

1940年1月19日，吴忠信亲至锡德寺，和热振活佛在此相见。两人见面后“除相互寒暄外未涉其他，关于灵儿掣签事宜，则由双方派员磋商”[35]。热振颇为冷淡的态度，使吴忠信非常担心十四达赖坐床事宜能否顺利举行。在朱少逸等人向吴忠信报告热振已选定一名灵童登殿受拜的事实之后，“（吴忠信）当日下午即召见贡觉仲尼，令向热振商灵儿掣签至时期，意在试探热振之意见”[36]。1940年1月26日，热振派人送来公函，述说灵童的种种灵异，请求免于掣签。吴忠信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此事，余抵藏以来，即派张咨议威白与热振接洽，一方面勉循其既成事实，一方面仍望其具备应有程式。乃此项公函迟迟始经送到，已属可异，而函中无头无尾，形式弗具。余阅之大诧，当严词告来使云，似此毫无诚意，显系侮辱本人，余可袱被即行，万难迁就”[37]。立即指示张威白将公函送回补具首位，加盖热振印章，才同意接收。

吴忠信对热振不满，导致他对和热振关系密切的张威白也十分不满，于是张威白在吴忠信眼中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在一些重大活动中他开始逐渐被边缘化。1940年2月26日，吴忠信定于该日举行达赖供养典礼，“馈赠之厚，创民国以来之新记录”，但在这样一个重大场合“吴氏派孔组长宗庆为代表，同时参加供养典礼者有咨议张威白······等九人”参加达赖的供养典礼[38]。张威白仅作为一名成员参与其中，失去代表吴忠信的资格。1940年3月25日，吴忠信在拉萨蒙藏委员会行辕发布委任令，正式任命孔庆宗为驻藏办事处处长，张威白为驻藏办事处副处长，张威白在西藏的地位正式被孔庆宗取代。实际上，在吴忠信眼中孔庆宗也不是驻藏办事处处长的理想人选，“孔为人颇忠厚，惜不懂政治，更不懂边政耳”[39]。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孔庆宗比只知一味迎合热振的张威白更适合担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职务。

孔庆宗和张威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孔庆宗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然后又在布鲁塞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又先后任教于国内中央大学、四川大学，然后再任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的处长，就其履历而言，他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而张威白却是一位由无线电台工程师出身的官员，依靠拉拢热振活佛，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两人在谈吐气质及处事理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在入藏之前，孔庆宗是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张威白在此期间负责中央在西藏的相关事务，双方在孔庆宗到达西藏之前，就应该有一些函电方面的来往。孔庆宗到达拉萨后，两个人开始正式的接触联系。两人之间的矛盾在孔庆宗刚到达拉萨就表现了出来，比如1940年12月27日孔庆宗刚刚到达拉萨后不久，便自作主张把拉萨小学本日纪念周临时改由自己主持，“行礼如仪”[40]，而彼时拉萨小学的校长为张威白，孔庆宗在不知会张威白的情况下，甫一到达，便改变拉萨小学原有的计划，无疑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1940年3月，当孔庆宗被宣布为驻藏办事处处长时，两人之间的矛盾公开爆发。“（张威白）遂愤慨，不与合作，后经多方之调节，以孔为处长，张副之。但孔门户之见太重，一切重要公事，独断专型，概不与张闻。张遂愤而置之不问，亦不办公”[41]。

张威白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处副处长后，仍然兼任拉萨小学校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工作。1940年，张威白向教育部提出希望收回驻藏大臣衙门作为扩充拉萨小学校区之用。教育部将此事转函蒙藏委员会查复。孔庆宗在经过一番交涉后，通过吴忠信告知教育部“钦差衙门旧址目前时机未熟，实难收回”，扩充校址之事“暂请张校长另行设法为便”[42]。张威白和孔庆宗在同一个办事处办公，工作上的一些事务需要帮助协调，但他却并没有直接找孔庆宗寻求帮助，而是绕请教育部，再经过蒙藏委员会，然后再落实到孔庆宗处办理，而孔庆宗却最后将问题重新又推还给了张威白。虽然孔庆宗所述的“钦差衙门旧址目前时机未熟，实难收回”情况确是事实，但在两人隔阂不睦的情况下，这种曲折迂回的结果无疑会更加恶化两人之间的关系。

孔庆宗以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的身份兼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处处以驻藏大臣自居”，在西藏问题上态度强硬，引起西藏地方政府内部一些人的反对。他们便多方制造矛盾，阻碍孔庆宗在西藏开展工作。当这些人看到两人之间存在矛盾时，便有意识地推波助澜，把张威白作为打击孔庆宗的棋子。所以在对待两人态度上，西藏地方政府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孔庆宗多方刁难限制，而对张威白则大力进行优待。“渠又云：最近藏方所宣称，将升张威白以扎萨职衔，当系分化张之伎俩”[43]。这样孔庆宗越是在西藏举步维艰，就越是迁怒于张威白，认为是他在背后捣鬼使自己西藏的工作一再受挫，甚至还为此事专门致电国民政府驻印度总领事馆“开口即谓张威白可杀”[44]。两人的关系发展到最后变得水火不容。

由于各种原因，张威白主持拉萨小学期间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而且这种工作的疏怠还传至国民政府高层耳中。1942年4月26日，军事委员侍从室在一份报告中说，他身体虚弱，对校务不能督导[45]。为此4月30日教育部严令张威白“注意督导改进”[46]。张威白的这种工作表现，使他很难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支持。与此相反，孔庆宗的直接上级——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却非常注意维护他的权威。在离藏之前，吴忠信曾专门召集相关人员进行训话，告诫他们要“精诚团结，站在一条战线上，患难相助，疾病相扶”，“听孔处长训导”[47]。对于孔庆宗在西藏遇到的困难，吴忠信也多方予以帮助和支持。1942年当张威白和孔庆宗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孔庆宗致电蒙藏委员会强烈要求将张调离，吴忠信亲自到交通部交涉，要求将张威白调走。于是，交通部便下令将张威白调至内地任职。

虽然调走了张威白，但孔庆宗在西藏的困境却没有太大改善。不仅西藏地方政府继续对他处处掣肘，驻藏办事处内部仍然矛盾重重。1943年1月，办事处内部的戴新三、吴三立等人一起向蒙藏委员会致电密告孔庆宗称“（孔庆宗）偏狭矜骄，不懂政治，藏情恶化，多由彼造成，职等委屈求全，亦未得其谅解”[48]。在此电发出后不久，三人又致电蒙藏会称“庆公（孔庆宗）贪鄙懦弱，违法失职，且无政治才干，以致酿成中藏僵局，职等站在国家与本会立场，目睹斯状，痛心焦灼，纵可委屈求全，何敢同流合污”[49]，强烈反对孔庆宗的作法，坚决要求将孔调离西藏。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孔庆宗无力再在西藏工作，蒙藏委员只好于1944年将他也调离西藏。

四、结 语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一方面希望和中央政府保持联系，不愿和中央公开对抗，另一方面又多方抵制中央对西藏的管理，不愿意中央政府干预西藏地方事务。张威白具有一定交际能力，又负责电台工作，具有和各方面建立联系的天然优势。张威白与西藏的上层人物之间建立了比较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使他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可以接受的中央驻藏人员，并逐渐成为中央驻藏的临时最高负责人。然而张威白耽于享乐，疏于政务，个人形象亦不是很好，对西藏地方政府当政者的分离倾向采取妥协和让步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中央政府意图，使西藏地方政府的分离倾向加强，从而使中央对他的工作持负面评价，这使他在中央驻藏办事处复杂内部的斗争中，得不到上级的有力支持，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开西藏，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