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俊士

（宁波博物馆，浙江 宁波 315100）

江浙行中书省是元代在江南设置的一个行政区域。因为下辖的浙江、福建两地均是唐宋以来的主要产茶区，江浙行省也一跃成为元代最重要的茶叶产地，茶叶的种植和生产远远超过其他行省。但是因元朝国祚短促，资料有限，而且区划调整频繁，有关元代的茶文化研究一直比较少见。元史专家陈高华较早对元代的茶文化做过专门论述，其中提到了元代各地的名茶种类，成为学界争相转引的主要资料来源[1]。此后学界的研究基本都是关于元代的茶法、茶政和饮茶习俗，对于元代的产茶区尚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讨，有关江浙行省一地的茶叶生产情况研究更是付之阙如。本文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江浙行省的设置出发，对元代江浙行省内的茶叶生产和名茶种类作一全面论述，以补充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元代江浙行省的设置

元代江浙行省的设置是伴随元朝对南宋的征服逐步建立起来的。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元军攻破南宋的都城临安之后，旋即在临安设两浙大都督府，镇抚南宋故地。同年六月罢两浙大都督府，改立临安行省[2]183。同年十月，元朝又在扬州设立江淮行省，统辖两淮、两浙地区。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江淮行省治所移至杭州，而在扬州设立淮东宣慰司，隶属于江淮行省[2]206。此后，江淮行省的治所在扬州和杭州之间多次迁徙，一直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才最后稳定下来。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增设河南江北行省，“以河南、江北系要冲之地，又新入版图，宜于汴梁立省以控治之，遂署其地，统有河南十二路、七府”[2]2306。河南江北行省设立后不久，元朝又把江淮行省的扬州、泰州、天长、滁州等江北州县割隶给河南江北行省。江淮行省因失去了两淮之地，也改称江浙行省，治所为杭州[2]353。

除了江北州县的划出和行省名称、治所的反复之外，江浙行省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福建的并入。有元一代，福建行省多次设置又多次被罢，“或置于福州，或置于泉州，或并入江西，或并入江浙，废置不一”[3]，甚至出现了两省、三省并峙的局面。至元十五年（1278）六月，为精简江南冗官，江西行省被并入福建行省。同年七月，福建行省省治被迁往赣州。至元十七年（1280）元月，省治又被迁往福州，五月移至泉州。此后省治又在福州、泉州之间来回迁移，江西、福建两行省也是分合不断，一度出现了在龙兴、福州、泉州三地分置三省的情况。到了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下令复设福建行省，但是旋即将其并入江浙行省，从此宣告福建与江西之间割离，转而与江浙之间分立合并不断。直至大德三年（1299），元朝最终撤销福建行省，改置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江浙行省，才算最终固定下来。

至此，江浙行省的辖境基本确定，包括了现在浙江、福建、上海的全境，江苏的苏南、安徽的皖南、江西的上饶等地区，基本都是原南宋朝廷统治的核心区域。这些地区经过了唐宋以来几百年的开发，已然成为元代最富庶的区域，是元朝统治整个江南地区的中心所在，江浙行省也因此在元代诸行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元人吴澄在《送宋子章郎中序》中说：“江浙行省视诸省为尤重，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朝廷之所注倚，故其用人也，常不轻。”[4]卷二十五柳贯也在《江浙行省左右司题名序》中说：“省以江浙名而治于杭者，有地方数千里，统名城三十三，在江以南，屹为巨镇，而土贡方输之岁上京师者，尤为天下最矣。”[5]卷十七

二、江浙行省的主要产茶区

江浙行省内的产茶区集中在山地丘陵一带，按行政区划分，主要有湖州路、常州路、杭州路、宁国路、庆元路、绍兴路和福建的建宁路等。

（一）湖州路、常州路

湖州和常州是元代江浙行省乃至全国主要产茶区之一，而且茶叶质地优良，名茶迭出，是元代贡茶的主要来源。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设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

秩正四品，掌常、湖二路茶园二万三千有奇，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至元十三年置司统提领所，凡十又三处。十六年省都提举。又别置平江等处榷茶提举司，掌岁贡御茶。二十四年，罢平江提举司，并掌其职，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俱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提控案牍一员，都目一员。提领所七处，每所各设正、同、副提领各一员，俱受宣徽院札付，掌九品印[2]2206。

这几处提领所分别为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湖汶、宜兴，常、湖二路下属各州、县基本都有涉及，可见茶园分布之广。

（二）杭州路

杭州产茶历史悠久，自唐代开始就已广种茶树，盛产茶叶。南宋迁都临安后，更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茶叶种植。元代，在杭州也设立了茶园都提举司，可见当时产量具有相当规模。龙井附近所产的龙井茶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但是真正声名鹊起还要到明代以后。

（三）庆元路

庆元即今天的宁波，古称四明，境内的四明山脉和天台山脉自古以来就有茶叶产出。据成书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的《延祐四明志》记载，当时整个庆元路的茶课，即茶税每年“总计钞四十锭七两五钱一分”，其中“鄞县钞一十一锭二十两六钱八分，昌国州钞三锭五两六钱四分，象山县钞三锭五两六钱四分，慈溪县钞一十锭一十八两八钱八厘，奉化州钞九锭一两三分二厘，定海县钞三锭五两七钱一分”[6]卷十二。说明当时庆元路下属各州县皆有茶叶出产。稍晚的《至正四明续志》则写道：

茶，出慈溪县民山，在资国寺冈山者为第一，开寿寺则次之。每取化安寺水蒸造，精择如雀舌细者入贡。[7]卷五可知当时庆元路不仅产茶，还有贡茶。

（四）绍兴路

绍兴在唐宋时已是著名产茶区，所产剡溪茶和日铸茶天下闻名。唐代茶圣陆羽在评点浙江所产茶叶时就说“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越州即是绍兴古称。到元代，绍兴仍是重要产茶区，所产日铸茶也被列为贡茶之列。

（五）宁国路

宁国，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属天目山北麓余脉，产茶历史悠久，至少在唐代末期已有名茶问世。宋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江茶》中载，宁国岁产茶一百十二万斤[8]。元代在宁国设茶园都提举司，可见当地也是重要产茶区之一。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徽州、宁国、广德三郡，岁入茶课钞三千锭，后增至十八万锭，竭山谷所产，不能充其半，余皆凿空取之民间，岁以为常。时转运司官听用乡里哗狡，动以犯法诬民，而转运司得专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决，州县莫敢如何”[2]4023。上述材料反映出当时宁国等地作为产茶区，反遭盘剥之苦，时任浙东道肃政廉访使邓文原目睹茶农之苦，请罢榷茶转运司，但是郡县不报，邓文原对此也无计可施。

（六）建宁路

南北朝时，福建已有产茶的记载。入唐以后，建州成为福建最主要的茶叶产地，并以“建茶”之名崭露头角。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在建州设茶场，称为北苑，又罢阳羡贡茶，改贡福建北苑乳茶，北苑茶业因此逐渐兴盛。宋代，建州改为建宁军，元代又称建宁路，但是北苑茶场保留了下来，从宋至元一直是重要的产茶区。元朝在建宁路也设有“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举所。提领一员，受宣徽院札。掌岁贡茶芽，直隶宣徽”[2]2206。

值得注意的是，“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这一机构的名称，说明它不仅管理北苑茶场，同时也兼管武夷茶场。至元十六年（1278），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高兴过武夷，“羡芹思献，始谋冲佑道士，摘焙之作贡”，制“石乳”数斤献给元世祖忽必烈。这是元代武夷茶作为贡品的开始。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命高兴之子高久住到武夷督官监制石乳，“岁贡二十斤，采摘凡八十”。大德五年（1301），高久住监制武夷茶有功，上命领其事（制贡茶）。次年，高久选定陈氏希贺堂故址，地在九曲溪之四曲溪畔的平坂处，创建皇家焙局，称之为“御茶园”，独立定贡。御茶园设有工场、工员、场丁，主管岁贡之事。贡额累增，采摘、制茶的山户从八十增到二百五十户，采茶量从20 斤增加到360 斤，恢复制龙团5000 饼。此后贡额逐年增加，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增至960斤，茶农苦不堪言[9]。武夷茶场位于今福建省崇安县，元时亦属建宁。

三、江浙行省的名茶种类

（一）北苑茶

北苑茶，因产自建州北苑而得名，为宋代贡茶之最。建州所制龙凤团茶名冠全国，极大地推动了南方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艺的进步。北苑茶为蜡茶，是因龙凤团茶而兴，但是蜡茶制作最为繁复，耗资最多，只能供宫廷和王公贵族奢靡享受。《王祯农书》中就提到：“腊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10]163虽然在民间罕见，但是作为宋代声名卓著的贡茶，北苑龙凤团茶在元代仍然得到了传承，并在元朝的上层社会中流行。“御茶则建宁茶山别造以贡，谓之啖山茶。山下有泉一穴，遇造茶则出，造茶毕即竭矣。比之宋朝蔡京所制龙凤团，费则约矣。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11]元末学者叶子奇的记述正表明元代的北苑茶工艺已有所简化，不像宋代极尽奢侈，所以费用较省。

在元代的一些诗文、散曲中，也大量出现北苑茶的身影。刘仁本的长诗《建宁北元啖山造茶是日天大雷雨高奉御至》，记载了他亲赴茶园目睹北苑茶入贡的经历，其中就写到“建溪三十里，北苑擅茶名地”，“团团明月起，隐隐翠蛟嵘。包匦殊科第，封函致洁精。荐新夸绝品，驰贡入神京。上为君王寿，下摅民物情”。另一首《宫词》中则提到他获赐龙凤团茶，“恩从内殿赐茶还，剩得龙团月半弯”[12]。虞集的“锦囊旧赐龙团在，谁为分泉落月中”也提到了类似的经历[13]893。此外，袁桷曾专为龙团茶赋诗一首：“月碾旧裁玉胯，云炉温浴银芽。九日殷勤相赠，淡罗犹记金花。”[13]643陆仁的诗中也有“主人投辖客畅饮，既醉啜以龙团茶”[13]645。杂剧和散曲中提到龙团、龙凤团茶的就更多了[14]。这些记载都表明有元一代，以龙凤团茶为代表的北苑茶虽然不如宋代影响之大，但是仍有一定的知名度，尤其在宫廷、贵族官僚等上层社会中还是十分流行的。

（二）顾渚茶

顾渚茶，产自湖州顾渚山，元时属江浙行省的湖州路长兴州。顾渚茶自唐代起便是天下名茶，又以所产茶叶色紫、形似笋而称紫笋茶。大历五年（770），朝廷在顾渚山金沙泉旁建“贡茶院”，专为宫廷生产贡茶，同时责成常州、湖州两州刺史监督制茶和送茶。此后顾渚茶声誉日隆，经久不衰。中唐人李肇所著《唐国史补》中就有茶以“蒙顶第一、顾渚第二、宜兴第三”之说，可见有唐一代，顾渚茶名气之大。

宋时，因贡茶院附近制茶所用的金沙泉泉水干涸，导致顾渚茶一度衰落。据元初隐居湖州的牟巘在《吴信之茶提举序》中记载：“唐中叶以来，顾渚茶岁造万八千斤，谓之贡焙。大历五年始有进奉之名……先朝重建茗，顾渚寥寂几三百载。厥唯今日复治金沙泉，修唐贡焙，设湖、常等处茶园提举领之，其事益重矣。”[15]卷十三这段文字表明元代又开始疏浚金沙泉，修复贡茶院，重新生产顾渚茶。关于这段历史，《元史·世祖本纪》中有更详细记述：“（至元）十五年……赐湖州长兴县金沙泉名为瑞应泉。金沙泉不常出，唐时用此水造紫笋茶进贡，有司具牲币祭之，始得水，事讫辄涸。宋末屡加浚治，泉迄不出。至是中书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亩。安抚司以事闻，故赐今名。”[2]197-198金沙泉复出后，顾渚茶的生产得到恢复，再次成为贡品，为天下人所知。元代诗人黄玠的《吴兴杂咏》中就有一首题为《顾渚茶》的诗，诗云：“夫概名王渚，西山紫笋茶。水皑生绿尘，小角装金花。尽从天使去，供奉内人家。”写的就是专供宫廷的顾渚茶。

《饮膳正要》中提到有“金字茶，系江南湖州造进末茶”[16]58。“末茶”之名由来已久，《茶经》中就有“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的说法；《王祯农书》中也写道：“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腊茶。凡茗煎者择嫩芽，先以汤泡去薰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此。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10]163可见末茶是一种将新鲜茶叶经过先蒸后捣，然后再把捣碎的茶叶烘干或晒干形成的细碎末茶的制茶方式。所谓的金字末茶其实是为了满足蒙古族的饮茶习惯，用湖州的顾渚紫笋茶、宜兴的阳羡紫笋为主要原料，以末茶的形式加工制作而成的，并非是一种专门的茶种。同样的情况还有玉磨茶，《饮膳正要》中就明确说：“玉磨茶，上等紫笋五十斤，筛筒净，苏门炒米五十斤，筛筒净，一同拌和匀，入玉磨内，磨之成茶。”[16]58

（三）阳羡茶

前引《唐国史补》中提到，唐代天下名茶中顾渚第二，阳羡第三。其实顾渚和阳羡两地本一岭之隔，无论是气候还是水土几乎一样，均是重要的产茶地，所产最好的茶叶都以紫笋命名。但是自古以来就分属两地，阳羡（宜兴）属常州管辖，顾渚属湖州，直到现在仍分属江苏、浙江两省。在顾渚茶成为贡茶之前，阳羡紫笋茶就已先一步成为贡茶，由陆羽建议常州刺史李栖筠上贡，时间在唐大历三年（768）。成为贡茶后，当地也建有官焙茶舍。大历五年之后，湖州顾渚茶分贡，从此常、湖两地贡茶之间开始不断竞争，《嘉泰吴兴志》卷十八载：“（湖州吴兴）与毗陵交界，争耀先期。或诡出柳车，或宵驰传驿，争先万里，以要一时之泽。”[17]毗陵即常州古称。两地为将贡茶先一步送到宫廷各出奇谋。或许真如陆羽“湖州上、常州次”的评价，顾渚茶自分贡之后，声名逐渐后来居上，几十年就超过了阳羡茶。唐文宗开成三年（838），甚至一度专设湖州造茶使[18]。

南唐保大四年后，阳羡茶虽然停止上贡，但是生产还在继续，并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苏轼就有“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泉”的名句传世。到了元代，不仅顾渚茶的生产得到了恢复，阳羡茶也随之进贡，并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元朝诗歌、散曲中屡见不鲜。但是综合各种记载来看，元代阳羡茶地位仍不如顾渚茶。

（四）武夷茶

武夷茶是除北苑茶外，福建出产的另一种名茶。至元十六年（1278），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高兴过武夷，制“石乳”数斤以献，这是武夷茶作为贡茶的最早记载。后来高兴之子高久住任福建郡武路总管，就近在武夷督造贡茶，创设焙局，并在九曲溪之四曲南畔建皇家御茶园，制作贡茶。

据《武夷山志》卷九记载，武夷山御茶园创立于大德六年（1302），建筑巍峨、华丽，“有仁风门、拜发殿（亦名第一春殿）、清神堂、思敬亭、培芳亭、燕嘉亭、宜寂亭、浮光亭、碧云桥。又有通仙井，覆以龙亭，皆极丹艧之盛。设场官二员领其事。后岁额浸广，增户至二百五十，茶三百六十斤，制龙团五千饼。泰定五年，崇安令张端本于园之左右各建一场，匾曰‘茶场’。至顺三年，建宁总管暗都剌于通仙井畔筑台，高五尺、方一丈六尺，名曰‘喊山台’。其上为‘喊泉亭’，因称井为‘呼来泉’。旧志云：祭毕，隶卒鸣金击鼓，同声喊曰‘茶发芽’而井水渐满，故名。迨至正末，额凡九百九十斤”[19]。直至明初，每逢惊蛰日，崇安县令仍会准备牲醴到茶场致祭。

武夷茶与北苑茶一样，同属福建所产的建茶之类，虽然早期名声远不如历史悠久的北苑茶，但是自御茶园创立成为贡茶之后，发展迅速，到元代时地位已逐渐与北苑茶相当。《闽小纪》载：“先是建州贡茶，首称北苑龙团，而彝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设武场于武彝，遂与北苑并称。”[20]随着武夷茶名气的增大，民间亦开始流行武夷茶。元朝诗人胡助有《茶屋》诗，写道：“武夷新采绿茸茸，满院春香日正融。浮乳自烹幽谷水，轻烟时扬落花风。醉欹纱帽扃双户，静听松涛起半空。唤醒玉川招陆羽，共排阊阖诉诗穷。”[21]卷九萨都剌亦有诗云：“寄语陆鸿渐，我有武夷茶。”[22]说的都是武夷茶，可见武夷茶在当时颇负盛名。

（五）范殿帅茶

《元史·食货志》和《饮膳正要》中都提到元代有一种范殿帅茶，《元史·食货志》说“其无从知其始末”[2]2393，《饮膳正要》中则称“系浙江庆元路造进茶芽，味色绝胜诸茶”[16]58。

所谓范殿帅，应指南宋将领范文虎，范文虎在南宋咸淳年间曾任殿前副都指挥使，领禁军，故有“殿帅”之称。至元十二年（1275），镇守安庆府的范文虎面对元军的进攻不仅不抵抗，而且主动派员到江州（今九江）迎接元军，将安庆城拱手相让。投靠元朝后，范文虎先后担任两浙大都督、中书右丞等职，并随伯颜入南宋都城临安。此后又迁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进中书左丞。至元十八年（1281），范文虎以征东行省右丞的身份领兵十万随忽必烈第二次征日本，结果遇台风，临阵脱逃，被革职查办。但是很快他又复起，官至尚书右丞，直至大德五年（1301）寿终正寝。

元代的庆元路不仅有茶叶出产，而且还作为贡品进贡元廷，即《至正四明续志》中提到的慈溪民山资国寺、开寿寺出产的茶叶。明代《慈溪县志》卷一载，慈溪当地有造茶局，“宋殿帅范文虎贡茶，元因之，就开寿寺置局。永乐初，知县余琯建局在寺之西南，今废，而贡茶之始开局于布政司”[23]。这也说明元代庆元路出产的贡茶正是《元史》中记载的范殿帅茶，此茶直到明代仍为贡茶。

（六）日铸茶

日铸茶是元代浙东地区的又一名茶，产于绍兴的日铸岭。绍兴为古越州所在地，早在唐代就以产茶闻名，茶圣陆羽评点产茶地时，就说“浙东，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但是日铸茶却晚至宋代才出现，《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载“茶之尤者，顾渚、蜀冈、蒙顶、皖山、宝云，皆见于唐以来记录或诗章中，‘日铸’有名颇晚。吴越贡奉中朝，土毛毕入，亦不闻有‘日铸’，则‘日铸’之出，殆在吴越国除之后”[24]。关于日铸茶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说“日铸”之名源于产茶地的山名，据宋代笔记《杨公笔录》记载：“会稽日铸山茶，品冠江浙。去县几百里，有上灶、下灶，盖越王铸剑之地。世传越王铸剑，他处皆不成，至此一日而铸成，故谓之日铸。或云日注，非也。山有寺，其泉甘美，尤宜茶。山顶谓之油车岭，茶尤奇，所收绝少，其真者，芽长寸余，自有麝气。”[25]一说与太阳有关，《嘉泰会稽志》载：“日铸岭在会稽县东南五十五里，岭下有寺名资寿，其阳坡名油车，朝暮常有日，产茶绝奇，故谓之日铸。”[24]

不管日铸之名由来如何，日铸茶在宋代广受欢迎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文人如欧阳修、苏轼、陆游、梅尧臣、吴处厚等均对日铸茶赞誉有加，欧阳修称其为“两浙之品日铸第一”，吴处厚则说“越州日铸茶，为江南第一”。到了南宋，日铸茶被列为贡品，但是因产量稀少，无法满足朝贡需要，当地官员只得以附近卧龙山所产卧龙茶充贡。

入元之后，日铸茶仍为贡品，但是因产量稀少，留下的相关记载并不多。元代著名书画家、诗人柯九思曾有诗云：“旋拆黄封日铸茶，玉泉新汲味幽嘉。殿中今日无宣唤，闲卷珠帘看柳花。”[26]黄封为皇家专用的封装，所谓“黄封日铸茶”即是指进贡到皇宫内的日铸茶。柯九思自幼好书画，被视为神童，颇为元文宗赏识。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仿宋阁学制，在大都创建奎章阁，柯九思被升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专门负责宫廷所藏的金石书画的鉴定，与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一起常侍元文宗左右，颇受宠幸，因此有机会喝到进贡的日铸茶。后来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的刘基在元末时曾多次出仕，但是仕途多舛，于至正十三年（1353）十月被罢免了江浙行省都事之职而“羁管绍兴”。在这期间他交游广泛，留下了很多文章，其中就有一篇《出越城至平水记》记载他从绍兴城经镜湖、若耶溪、昌源等地往平水的见闻，提到“其东山曰日铸，有铅、锡，多美茶”[27]。可见即便是在元末江南动荡之际，日铸茶仍然在生产。当然到了明朝之后，日铸茶种植、加工又有了新的发展，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元代江浙行省的茶叶生产承袭了宋代的基础，并进一步整合、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的茶叶生产和制作中心，名茶种类迭出。这些名茶中既有沿袭了宋代的蜡茶，也有末茶、茗茶，凸显了制茶方法和饮用方式的转变，更表现出元代在中国茶叶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在众多的茶史专著中，元代的茶文化经常被作为宋代的附属一笔带过。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元朝的政治经济发展，还是在元人的日常生活中，茶叶的生产、贸易和利用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分量。元朝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和普及，对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