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冬 露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阎连科认为，文学的真谛在于“用你自己的方式，发出你自己的声音”[1]260，因此他一直在寻找适合表达每一种声音的独特方式。继《日光流年》的溯源体、《受活》的絮言体、《炸裂志》的市志体等之后，新作《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以下简称《速求共眠》)再一次体现了阎连科的试验精神，这也引起了学人的注意。既往研究认为，小说“罗生门”式的叙事圈套、“中国套盒”式的层级叙事以及“碎片拼贴”式的反讽叙事是严肃文学的全新开始[2]。在一种狂欢化的写作当中，虚构与真实对峙、文本与非文本抵牾、叙述者叠合，形成小说修辞上的含混，这种含混质疑和消解着作家、写作等的价值意义，也蕴藏着深切的道德关怀和深邃的生命忧思[3]，表现出作家创作的主体性理想和生活本相之间的紧张与焦虑[4]。在混溶的独特叙事中，《速求共眠》既延续了阎连科一贯的奇诡、荒诞书写，也是他对急速迈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背后隐藏的种种问题的继续思考[5]。

目前知网上能搜索到的仅有的四篇相关研究文章，均集中于小说文本叙事的含混叠合及背后的反思焦虑和精神困境，这是小说最明显的叙事特征之一。此外，前人所未能注意到的是，阎连科在《速求共眠》创造性地进行了“杂言”书写。从90年代《乡村死亡报告》等作品中的零星点缀到《速求共眠》中引人注目的自觉建构，通过“杂言”这一载体，联系后现代社会环境与情感联结方式，其新颖独到、与时俱进无疑能使我们在乡土、“迟到的写作”之外，重新认识阎连科这一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