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烨，李艳萍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一、引言

《劝导》是由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818年出版，讲述了女主人公安妮与温特沃斯上校之间曲折但终成良缘的爱情故事。简·奥斯汀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时的英国正经历着变革与动荡等重大政治历史事件，而这些宏大叙事成为了男作家创作的焦点与写作特色，体现出男性的霸权与主导地位以及处于社会边缘且弱势的女性地位。简·奥斯汀的《劝导》聚焦于女性及女性的情感与生活，塑造了一个正面、积极、坚强且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颠覆了男性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丑化与贬低以及所刻画的娇柔形象。在《劝导》中，昔日的高贵男士形象却成为了无能、愚笨、虚荣的反面形象，如文本中安妮的父亲沃尔特爵士与堂哥埃利奥特等。通过分析简·奥斯汀文本中的叙事技巧以及使用形式，有利于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探索《劝导》中蕴含的政治含义与性别含义。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由女性主义文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结合而成的成果。女性主义文评属于政治批评范畴，仅分析故事情节层面、技巧及结构，而忽略对文本中的话语层面的研究，不利于深入研究女性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政治思想与含义。结构主义叙事学属于形式主义范畴，注重形式分析。由于各文化批评学派与后结构主义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渐兴盛，形式主义文论日渐走向衰弱，为拯救叙事学并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与切入点，有些叙事学家意识到社会历史语境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涵对发展叙事学的重要性，并在研究与区分话语层面的结构技巧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叙事文本的表达层面，尝试将女性主义批评同叙事学、形式分析同意识形态分析相结合，形成了女性主义叙事学新理论，不仅利于叙事学的复兴与发展、为后经典叙事学的兴盛起到铺垫与引领的作用，而且也填补了女性主义文评忽略对话语层面研究的空白。

作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开创人苏珊·兰瑟，于1981年出版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促进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诞生，她在书中分析了叙事行为中蕴含的性别意义，并尝试将社会历史语境同形式主义研究相结合。并于1986年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中首次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理论，将叙事学及女性主义的发展进行梳理，探究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学科的确立的重要意义以及必然性。苏珊·兰瑟为探索出女性作家利用文本建构女性权威的方法与技巧，因此对女性作品中的叙事声音(即文本形式或叙事者讲述故事的声音)、透过声音反映出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以及影响女性叙事声音产生的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进行研究。苏珊·兰瑟通过利用和完善经典叙事学、区分受述者与故事世界之间的位置，她将叙事声音先分为公开型和私下型：“向处于虚构世界外的受述者发言的叙事者拥有公开型声音；只能向虚构世界内受述者发言的叙事者的声音是私下型的。”[1]目的是明确女性叙事声音的特点。其次，她又通过区分叙事者与所叙述内容之间的差异，将女性的叙事声音分为个人型、集体型以及作者型。叙述事件的主人公同作者为同一人时被称为个人型叙事声音；当叙事权威被给予某个群体并用来显现整个集体价值与意义的声音时，被称为集体型叙事声音；作品中主人公的讲述不同于作者亲身经历的故事并具有全知视角的特点时，则被称为作者型叙事声音。苏珊·兰瑟注重将“声音”作为研究女性主义叙事学及建构女性叙事权威的方法与切入点。

另一位著名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学者是罗宾·沃霍尔，她在分析与完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的不足的基础上，为解读性别与文本叙事方法的关系，她聚焦于女性群体，并在分析女性文本时纳入性别因素，从而改变女性目前所处的边缘位置，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罗宾·沃霍尔发表的《走向一个真诚叙事者的理论》《性别化干预》《痛快哭吧：女人气情感与通俗文化形式》等论文与著作，推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与完善。“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包括叙事学阅读理论、叙事形式的性别内涵、叙事文本对性别文化观念的传播、女人气以及叙事新媒介研究等”[2]，并且她对于女性视角及身体、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与观点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三、叙事的视角与身体

“聚焦”作为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通常在文本中表现为叙事视角。在叙述故事时，将“看”这个动作行为的人称为聚焦人物(或聚焦者)。作者可以通过叙述视角，表达文本中蕴含的性别政治意义。当女性作为故事的聚焦人物时，研究者通常会侧重探讨男性的主导地位对女性的压迫、揭露父权制是使女性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重要原因以及探索女性的反抗意识等；当男性作为故事的聚焦人物时，研究者通常会观察文本是否将女性形象弱化或边缘化，或者是否丑化女性形象等。在面对女性主义批评家质疑简·奥斯汀的《劝导》是否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义著作的情况下，罗宾·沃霍尔提出：当把故事中的人物作为“文本功能”时，并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分析聚焦者的意识形态，这样原本以女性结婚为结尾、属于男性霸权时期的题材或写作特点的《劝导》，则被认为是女性主义作品。此外，罗宾·沃霍尔还提出，简·奥斯汀把女性作为文本的叙事视角的这一巧妙做法，不仅可以借助女主人公的“看”预示故事情节的未来发展，而且有利于打破男性社会对女性声音的禁止与忽略，展现女性意识、颠覆当时男权社会下以男性为叙述者而女性只能为听者这一固定模式。

罗宾·沃霍尔通过分析《劝导》中女主人公安妮的视角，指出文本中的“故事层次”与“话语层次”之间的区别。相对于“故事层次”而言，虽然故事中的结尾是安妮与温特沃斯结婚，与传统的男权社会下的写作主题虽无差别，但从“话语层次”角度讲，读者与叙述者对故事发展的了解和参与，只有依赖于安妮的“看”或“观察”这一动作才能得以实现。安妮对于其他人物的察看与描写成为了她特有的、无需用文字表达的一种语言能力。罗宾·沃霍尔指出，女性主义叙事学中的“看别人”，意味着客体化“看”的对象的身体，而“看”与“被看”、“观察”与“被观察”，象征着权威与身份。聚焦人物安妮的身体，除了可以用来“观察”和解读男性和其他人物的内心欲望，还可以作为男性“看”的客体。在许多作品中，“被看”的女性意味着被客体化或者被压迫，但沃霍尔认为，拥有叙述的话语权力足可以转变被观察客体的所处位置。并不是文本中的所有人物都具有“看”的能力，或者拥有“被看”的机会，只有安妮的“看”才是让故事情节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性因素,并且也只有安妮可以认真地“观察”，或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出“看”的动作。此外，文本中的人物只有女性可以利用“观察”与阐述别人的身体去发掘“被观察者”的真实想法与心理活动。“但对于普通人物、男性、下层阶级没有‘看’的权利，甚至某些次要人物或者下等阶层都没有‘被看’的权利。”[3]当女性或女主人公被赋予“看”或“观察”的权利时，无疑是增强了女性在作品中的叙事力量。

四、《劝导》中的自由间接引语

罗宾·沃霍尔也对《劝导》中自由间接引语进行了探讨。作为叙事学和文体学十分重视的研究对象，自由间接引语是处于“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之间的一种话语叙述方式。它是一种以复杂的方式转述别人的语言——人物语言或思想的，它既具有“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某些特点，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主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多用来描述人物的内心活动，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埋藏在内心的细微活动。“自由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区别在于：“间接引语”是以一种冷静旁观的姿态去转述他人思想和内心活动，并不介入到文本的叙述当中；而自由间接引语不仅展现人物的主体意识，而且也表达叙述者本人对事情的态度。这样就使得整个表达具有了语义的双重压力，使文本获得了无限的丰富性。

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自由间接引语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是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关注的焦点。对于女性主义作家简·奥斯汀在《劝导》中对自由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罗宾·沃霍尔认为，在对文本中的聚焦人物(即安妮)进行分析时，要通过自由间接引语去发掘女性作为叙述视角的真实意义、探索简·奥斯汀是如何做到不仅自己的作品不被当时的男权社会拒绝或排斥，而且还能够恰当地运用自由间接引语去为自己及女性发声、为女性确立权威，让自己的声音能够通过文本中的自由间接引语与女性主人公的视角间接地向读者传达，从而减少会与男权社会下的男性政治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削弱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增强了女性的主体意识。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发现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结合而成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旨在能够通过女性主义文本发出对男权社会反抗的声音、建立女性权威、摆脱被压迫、被客体化的困境。罗宾·沃霍尔通过对简·奥斯汀《劝导》中的叙述视角、身体与自由间接引语的探索，“将注意力从女性主义批评集中关注的‘故事’层面转向结构主义批评较为关注的‘话语’层面”[4]，有利于女性权威的确立以及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完善与发展，不仅弥补了女性主义文评忽略分析文本的“话语层面”的缺陷，而且也对已有的叙事理论的不足进行了补充与发展，推动女性主义文学从被压迫的逆境中逐步走向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