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淑君

(聊城大学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老舍和沈从文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四世同堂》和《长河》，在同类作品中意义重大，它们都把文化审视和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激发出作品多样、深沉的力量。这两部作品成就于作家对理想文化或美好人性的长期探寻之中，体现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在危机中对国家希望和未来的探寻。

一、文化审视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

《四世同堂》是老舍特色的典型作品，又因在抗战背景下，一系列人物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展现出作家在反思抗战文学得失后，“回归”并更深刻的文化审视。同样以抗战为背景的《长河》，改变了沈从文湘西世界书写的一贯模式，对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隐忧。

(一)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四世同堂》延续了老舍京味小说的市民世界和一贯幽默。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并笃定只要备足三个月粮食咸菜、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大门就足以抵挡所有的兵荒马乱。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胖菊子的人物群像，时常令人忍俊不禁。和之前不同，当这些市民同时出现在抗战中、祁老太爷用砖头封起院门时，我们却感到深深的恐惧和担忧：这样的人能经受住抗战的艰难岁月吗？这里的北京市民必须在走出愚昧之后，以自己的文化气节，表现出觉醒的一面，是只有经历抗战的洗礼，才能感受到的京味文化特质。[1]

《四世同堂》中的市民经历了“惶惑”“偷生”“饥荒”的八年艰难岁月，才完成了从“只知有家，无论国家民族”到“国亡家必破”的现代国家意识觉醒，及当国家呼救时，要摆脱家庭束缚应声而至的义无反顾。

小说的中心人物祁家，是“齐家”的谐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理想文化的使命担当，小说伊始，祁老人认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瑞宣的妻子韵梅只是从“祁家没有得罪东洋人，也不会受到他们的欺侮”来预测这场侵略，李四爷参照庚子年的情况谈挂旗……在普通市民心中，这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又一场兵荒马乱，钱诗人最初找到的宣传抗日帮会，信守的也是“没被日本人侵犯，也不能招惹日本人”的“义气”，祁瑞丰、胖菊子之流，是既不关心国事，也不关心家事的蛀虫，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李空山等一干败类，则把民族入侵看做“改朝换代”、钻营升官发财梦的机遇。国家危亡之际，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士大夫理想唤起了瑞宣、瑞全、钱诗人、钱仲石等人的爱国热忱。[2]

瑞宣在“尽忠”与“尽孝”的矛盾煎熬中，将弟弟瑞全送出城去抗战“尽忠”，自己守护四世同堂大家庭“尽孝”。祁老人的信念彻底瓦解，儿子祁天佑受辱后跳河自尽，孙女小妞子被生生饿死，孙子瑞宣也被抓去监牢，只信奉鞠躬就能应对的妥协、忍让、敷衍的哲学不再适用，他甚至不顾老迈，用头抵日本兵以示反抗。钱诗人在“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后毁家纾难，倾尽所能宣传抗战。李四爷、常二爷，在受辱后用耳光、沉默、呼喊，甚至生命做出最决绝的反抗！

《四世同堂》是老舍反思抗战文学得失后，在创作心理上向文化审视的“回归”，是他从文化视角反映人生、塑造人物的延续。[3]

从《老张的哲学》对传统文化嘲弄讽刺，《赵子曰》对失去文化的新人物的嘲讽和旧学校教育批判，到《二马》以更广阔的视角对比中西方文化和国民性格，《猫城记》中先觉者的头颅也不能唤起猫国人觉醒，再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对腐朽的官僚文化和混沌的弱商文化、堕落的北京市民文化和狭隘的农民文化的批判，也包括《老字号》《断魂枪》等短篇小说中遭遇的文化危机……以老舍的生活和经历，他对文化的糟粕和未来只是怒其不争，或无可奈何，都不能做出回答。

与以“东方文化”为题的《大地龙蛇》相较，赵立真与祁瑞宣，赵庠琛与钱默吟，封海云与祁瑞丰、蓝东阳……虽身份不同，但家国之情与内心矛盾、修身养性与投身报国，毫无信仰廉耻与社会良知却共通，前者更像后者的雏形和身影。《四世同堂》是老舍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广阔的文化视域，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审视抗战文学和中国文化，并通过瑞全重回北平并和高第成就姻缘，祁老太爷不仅过了八十大寿、而且对九十大寿充满希望，冠晓荷被活埋、大赤包发疯死去，胖菊子全身溃烂至死，蓝东阳被原子弹炸成炮灰等两类人物结局的对比，深刻揭示出只有抗争才是唯一出路，为雍容典雅的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抗争的力量，展现老舍文化审视和反思的深刻和成熟。[4]

(二)别样湘西的民族隐忧

在沈从文笔下，民族传统文化“美”“爱”“神”三位一体。在目睹战争对边远湘西的深刻影响、并引起极大的内心波动后，改变了他对湘西书写的这一模式，通过《长河》将湘西置于战争中，揭示湘西的“常与变”“新与旧”的矛盾，一方面呈现出更深重的民族隐忧，另一方面又通过塑造爱国青年形象，表达对抗战胜利的信心。[4]

沈从文从人性某些侧面表达对传统文化的讴歌，通过《龙朱》《边城》《长河》全面构建他回归传统的精神文化家园。与《边城》的封闭性不同，战争席卷的湘西以开放的姿态面向读者，在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时，引发了新与旧、官与民的冲突：对“新生活”带来的变动的好坏，老水手满满并不了然，行船走过常德的人，从感到新奇可笑到真切接触时，不再好奇，而是探讨是否接受，走出湘西的人和靠探听消息猜测湘西命运的人，观念新旧差异显现；长顺和保安队长的冲突、夭夭和保安队长的冲突、管理行船的官吏与水手的冲突，橘子事件的解决，鲜活地体现出官大于民的现实。保安队长对夭夭的调戏，虽然因《长河》未能写完，对夭夭的最终结局不能得知，但已显示出单纯善良的苗民生活，因外来官吏的影响不再安定。

战争影响下美好湘西的堕落让沈从文心悸之余，是更深切的民族隐忧。他曾说，必须把湘西当成中国的湘西，湘西人民也应该充满热情勇气，怀着信心自重，才能坚持抗战到底，为将来当家作主建设国家做准备，这些在《湘西》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体现。沈从文将民族国家未来寄希望于青年，在《长河》中延续以往通过塑造爱国青年人物形象，增添个人创作鼓舞人心的力量。他期待青年人努力实现击退外敌、振兴民族的理想，相信中国青年能够重造中国。这些形象在延续以往塑造的青年的健壮、活力、美丽的特征之后，又胸怀满腔正气、心系国家危亡。《长河》中滕长顺的三个儿子虽用笔墨不多，尤其是小儿子正义、活泼、健壮，却让读者看到国家未来的希望。

其实，沈从文的民族隐忧和民族国家意识发生发展紧密相联。[5]在上海租界写成的《阿丽思中国游记》，通过生动的殖民者形象与模糊的国人群像，表现出他以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力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努力，是其民族国家意识的发端，中华民族形象的萌芽最终在《边城》中完成，并且迥异于彼时知识分子为民族国家这一具体形态的摇旗呐喊，从民族性角度切入，在民族文化心理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体现出沈从文民族国家想象的超前；抗日大背景中，“战争”与“现代”成为沈从文民族国家意识的两个主题词，一方面战争赋予他民族再造、民族融合的历史动力，但当权政府继续对湘西进行打压和剥削，对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误解与不信任，却持续瓦解着战争这一历史性力量；另一方面虽从国家长远发展来看，只有加快步伐迈入“现代”行列，才能和列强抗争，但当他发现他生命经验的最后支撑、湘西世界仅存的美好人性，也受到“现代”的侵蚀，他的民族国家意识受到复合的冲击，《长河》的叙述时而温暖时而冷峻，表现出一种复杂的色彩与丰富的思索，但作家的生命意志与生命坚持并未屈服，而在《长河》中用人性的力量与之抵抗，民族国家意识在表现现代影响与彰显人性之美之间充满张力。

二、重塑中国文化与重造民族未来

作为有着深厚历史责任感的作家，老舍和沈从文的文化审视，都在于以此来寻找危机下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只是前者汲取传统文化的力量，达到对其进行转化，后者在文化传统遭到破坏后，高唱回归之歌。

(一)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了以后，就可以看见下面是土与渣滓，而剩下的是几块真金……”，《四世同堂》就是为这一目的而作。

在《大地龙蛇》时，老舍就意识到：“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老舍小说始终贯穿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6]以儒释道融合为特点的中国士大夫及末流文化是批判的重点，在《四世同堂》中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要人物是祁瑞宣，他不仅是文化的反思者、批评者，同时也是转化和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当侵略者大肆入侵，瑞宣就陷入了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对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蓝东阳之流深恶痛绝，对侵略者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对祖父所代表的绝大多数国民的苟且、麻木、敷衍、懦弱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并将这些批判指向自己，进行自我批判，他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可借鉴因素。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真实力量，也在批判和矛盾两难中实现了心灵分裂的最终弥合，祁家人的性格也由软变硬，逢人作揖的祁老人敢于抱着重孙女的遗体向日本人抗议，并表示做人要硬气，韵梅也不再对爷爷的错误做法忍气吞声，瑞全组建了自己的家庭，钱家虽支离破碎，但小孙子却挺了过来，过不了几年，小羊圈胡同又会人丁兴旺，就像钱诗人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自己的垃圾”。抗战胜利后的小羊圈胡同，就是老舍所设想的传统文化转化成功后的理想形态。[7]

《四世同堂》里关于文化的评论有四五十段之多，不仅有叙述者的文化思想宣泄之嫌，也让读者从中体会到作家对于文化的深切态度，如借钱诗人之口说出的“旧的历史，带着诗、画与君子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可以看出作家呼唤充满活力的民族文化，而从被批判的、当上了汉奸的学者陈野求口中说出的，则体现了对传统文化造就的因循苟且、不知反抗，易受蹂躏、以致灭亡的隐忧；同时，《四世同堂》中还批判了官本位的思想，祁瑞丰、胖菊子、蓝东阳、冠晓荷、大赤包都是官迷，这一批判从《老张的哲学》到《二马》再到《四世同堂》一再出现，不同的是，在《四世同堂》中，把这些问题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用以检验文化的优劣，作家把“升官发财”思想放在民族病症的首位。

老舍对转化传统文化的思考，最终还是指向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老舍在创作《大地龙蛇》时看到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我们的不识大字的军民，敢于和敌人机械化的部队碰硬，而且碰了三四年，碰得暴敌手足无措”，他认为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是抗战让他看到了文化的价值和力量，并给予热情的赞美。但也应该看到，《四世同堂》是在民族危难中检讨传统文化，带着民族感情从事文化检讨，是在充分认可的前提下的文化审视，通过道德方面的转化实现，而不是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用科学的思想武器进行批判，所以他的这种文化转化仍有局限性。[8]

(二)高唱回归传统的文化牧歌

有着苗、汉、土家多民族血统的沈从文，自荒僻却风景如画的传奇湘西凤凰，带着追求美好人性的愿望走向文坛，形成了讴歌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价值取向，他虽听过许多家乡人骂“苗杂种”的话，却刻意表现蕴藏在湘西下层人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的传统文化，为苗人唱了无数赞歌，并在他们身上寄托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用乡村文化中的自信、自尊、刚毅、坚强以及面对爱情的勇敢、坚毅、执着、真诚，反衬都市文化中“文明人”的矫情、慵懦和苟且，以这样的城乡二元的叙事态度高唱回归传统的文化牧歌。[9]

然而，《长河》屡被删改，仍面临发表的艰难，以至于原本计划写一部中国式的《战争与和平》的沈从文，只能留下“断臂的维纳斯”。[10]对《长河》的境遇，沈从文曾提到：“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作品到最后终于被扣留无从出版，不是偶然事件。因从当前普遍社会要求说来，对战事描写，是不必要如此向人性深处发掘的”。这些反思说明他的文学困境已经逐渐显现。

从走向文坛，沈从文就秉承关注人性、关注人生的创作指向，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历史进程中“民族品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人类“不可知命运的忧患意识”，以及“重造”民族的不懈追寻，构成了他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内核，从《神巫之爱》到《边城》、《三三》等对“优美人生形式有意建构和故意解构”，在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多样性、审美性的文学环境中，他获得了文学创作上的极大成就，也成为他无法抛却的审美定势。

到抗战时期，文学环境巨变，“救亡压倒启蒙”的社会现状，文学创作大众化、通俗化、为抗战服务写作，沈从文却无法抛却对文学审美性的坚持。牧歌情调的不忍割舍，对残酷现实的不忍揭露，都对他的写作主题造成冲击，成为他抗战时期面临的文学困境。具体表现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动静》《王嫂》《长河》等作品中，依旧充盈着浓浓的乡土风情，或描写淳朴、善良的王嫂，或塑造充满朝气的学生和保家卫国的军官，或展现单纯的夭夭、和善的水手……无不体现他孜孜以求的关注人、对人性进行美好描绘的特点。[11]

综上，无论是代表着老舍文化审视成熟和深刻的《四世同堂》，还是未能按照最初的创作意愿完成、留着深深遗憾的《长河》，都将目光投向了抗战。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从一城一地所受到的冲击和做出的改变中，窥见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有惶惑，有悲伤，作家更多地是给予希望，正因如此，这两部作品才有了更加厚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