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一、后经典叙事学源起

“后经典叙事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标签，而是一个全新的学术范畴。后经典叙事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初见端倪。赫尔曼在《叙事学：叙事分析的新视野》中评述了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并指出叙事学这一概念的涵盖范畴十分广泛，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与叙述研究相互替换[1]。1997年，赫尔曼率先对经典与后经典进行了界定和区分，明确提出并阐释了“后经典叙事学”(Postclassicial Narratology)的概念。后经典叙事学不是对传统叙事学的全盘否定，而是其延伸、拓展和深化。后经典叙事学本身是多元变幻的，赫尔曼经常用复合式或连字符表达式来描述和记录其各种表现形式，如女性主义叙事学、后现代叙事学、后殖民叙事学、人类学、社会叙事学、心理叙事学等。后经典叙事学在探究路径和研究问题上对经典叙事学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包括叙事与非叙事之间的区别、叙事的可能性种类、决定叙事性增减的因素、影响叙事成败的因子等。后经典叙事学还更加热衷关注以下问题：(1)叙事结构与符号形式之间有何种关系？两者之间是否严格对应？(2)叙事与现实世界的知识如何相互作用？(3)特定的叙事意味着什么？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4)叙述不仅是产品，还是过程或生产，其后者的效果如何？(5)上下文和表达方式对接受者产生反应的影响程度如何？(6)除了叙事背后的系统，叙述的历史是如何演进的？等等。为了回答以上一系列问题，后经典叙事学使用了包括计算机语言学、会话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本学、认知科学等多样化的新型研究工具和理论模型。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在西方学界中仅仅用了30年便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相对而言，中国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相对滞后，相关研究著作、译著和论文数量较少，且大多为介绍、引进和比较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及其分支的研究。为了进一步推进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有必要回眸国内的研究，综观其全貌，及时发现存在的不足，以促进中西方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对话。

二、中国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回顾

截至2020年5月6日，以“后经典叙事”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查询，可查询到221篇论文。而以“后经典叙事”为篇名，可检索到75篇论文。若把查询范围限定为核心刊物，则只能析出27条结果。这些论文或介绍该学科的发展，或比较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和差别、或运用后经典叙事理论来解读某一具体文本。同时，相较于后经典叙事学论文数量，国内相关的论著或译著数量则更为有限。原因在于我国后经典叙事学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还不够深入和成熟。总的来说，一般著述总是同时评价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将两者杂糅在一起，专门评价后经典叙事学的专著尚未出现。大致看来，国内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成果可以分成五大类别。

(一)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关系解析

国内学者关注点最多、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是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讨论。作为此领域的开拓者，申丹早在2003年指出，后经典叙事学论著中既有经典叙事学的影子，还有对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她认为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之间是互为补充、求同存异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你死我活的关系[2]。2005年，申丹细化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三种关系。总体上来看，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后者是前者发展进步的表现，体现的是新事物的生命力[3]。

申丹的研究为国内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关系研究奠定了总体基调，经典叙事学为后经典叙事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撑；而后者的发展也能推动前者拓展研究范畴,不断更新研究工具，构成一种共生关系[4-7]。其中，尚必武和胡全生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来映射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关系[5]。由于学界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了解较为深入和透彻，这种对照设置显得颇为贴切，二者的关系在这种类比之下变得一目了然。尚必武于2008年在探讨后经典叙事学的存在维度时，发现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研究范式增添了语境因素，更具动态性，这在当下叙事学研究领域内具有强劲的势头，引领风骚、独具魅力[8]。但他并没有片面强调后经典叙事学的重大意义，而是提出了客观和辩证的见解，这与之前对两者关系研究的论调基本一致[8]。尚必武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差异研究深入到了方法与媒介两个方面，他认为后经典叙事学在方法上超越了经典叙事学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在媒介上摆脱了传统的文学叙事窠臼。这两个维度的超越性使得后经典叙事学派生出很多不同的分支[9]。

在奠定两者的互补、共进关系的基石后，又有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认为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是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共时互补[10]。经典叙事学通过后经典叙事学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力，而经典叙事学的技术支撑也有助于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11]。叙事学从经典到后经典的演化过程中，结构变得更加开放，框架发生了跳转，在概念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革[12]。如果说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中心是文本，将文本作品孤立地考量，那么后经典叙事学则将叙事视为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后续产物，在运用和融入多元方法的过程中，探讨了跨学科动态叙事研究存在的可能性[12]。

由申丹主笔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下篇就经典叙事学是否过时的问题展开论述，从经典叙事学引入到后经典叙事学，对“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做出区分。谭君强也在其专著《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中多角度、跨视域比较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13]。谭君强的专著是一部“既能涵盖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又能反映出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特色和发展趋势的著作。”[14]

总体而言，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比较研究往往成为深入研究后经典叙事学的前提和起点。只有厘清两者关系，才可以认识到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可见，提及后经典叙事学就不得不谈论经典叙事学，这反映出两者之间紧密的天然母体联系。正如诸多学者所言，后经典叙事学并非对经典叙事学的颠覆性革命，而是继承与发展。总而言之，经典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生发的必要前提，而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是经典叙事学可持续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后经典叙事学的特征及研究热点

首先，后经典叙事学展现出了鲜明的跨学科特性和表征。与经典叙事学相比，后经典叙事学尤其不拘泥于形式主义，更加具备开放性、探索性和跨学科性，更适应于周围的主流理论潮流，更具扩展性和延伸性。与经典叙事学相比，后经典叙事学实现了叙事的空间转向，注重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认知[15]。唐伟胜探讨了后经典叙事学的跨学科特征，综合已有资料，他指出该学科可衍生出心理分析叙事学、历史纪撰叙事学、自然世界叙事学、法律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后现代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及文化叙事学等[16]。除跨学科特征外，尚必武和胡全生还指出，后经典叙事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特征也是十分显著的[5]。在叙事学范畴之中，读者、语境以及不可靠叙述等属于争议性概念，尚必武以认知叙事学和修辞性叙事学为例对其进行了研究,意在说明后经典叙事学的优势和缺点,减少排他性,增强后经典叙事学中各个派别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相互补充,使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更加体系化，形成一张完整的叙事学流派网络[17]。韩益睿概括出的后经典叙事学特征具有三个维度：“一是历史观念和历史意义值得注意,而不只具有形式的意义；二是将叙事理论与女性主义结合；三是强调后经典叙事学的跨学科特征。”[18]其中第一个维度在该论文发表前似乎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可谓该文一大亮点。不难看出，国内学界承认后经典叙事学具有跨学科、开放性、包容性、历史性等特征，对这些特征的探讨有利于后续挖掘后经典叙事学的深层理据。

通过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故事、话语和隐含作者等概念的审视，后续研究者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叙事作品的本质，更好地把握作者、叙事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19]。申丹等人的评论成为我国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较早的代表性成果，如同唐伟胜所说，“是我们目所能及对西方后经典叙事理论引介最全面、评析最鞭辟入里的论述。”[20]

后经典叙事学的分类、阶段或者后经典叙事学内部之间的关系也备受国内学者重视。申丹把后经典叙事学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旨在探讨不同体裁的叙事作品特征上的重合性”[2]，另一类“阐释具体作品的叙事学意义”[2]。她认为第一类后经典叙事学的着眼点至少从以下五个方面发生了演化：(1)阐释过程从作品转移至读者；(2)开始注重偏离规约的文学现象；(3)采用新颖的分析工具来描述叙事作品的结构特征；(4)把注意力转向历时叙事结构,关注社会、历史、语境等因素对叙事结构进程与发展的影响；(5)关注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的之间的关联,但对结构本身的稳定性没有发起挑战[2]。第二类后经典叙事学的特征则是“充分肯定叙事结构是稳定的，且叙事规约是有效的,分析作品时所遵循的模式和概念来源于经典叙事学，同时结合分析加以修正和补充,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注重跨学科研究”[2]。尚必武和胡全生在其论文中首先道出目前评论界对后经典叙事学的两种分类方法：一是以叙事媒介为基准；二是以研究方法为基准。他们指出第二类分类法较为普遍，并且列举各国著名叙事学家，如纽宁、赫尔曼、申丹等人基于该分类法而引领的各种后经典叙事学科潮流。尚必武和胡全生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续深入思考，得出自己的论断：虽然后经典叙事理论在叙事性和理论化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和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两者之间是一种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关系[5]。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尚必武的《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也对后经典叙事学予以深入刻画。他进一步推动了对经典叙事学的阐释和回顾，讨论和展示了最近十余年间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概况。在探讨后经典叙事学流派时，尚必武论及“诗歌叙事学”“语料库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等，同时也涉及认知叙事学，但未为此设立专门的章节。下篇“后经典叙事学概念论”着重探讨了经典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如“情节”“叙事性”“隐含作者”和“不可靠叙述”等。该专著的多数章节虽然已经作为论文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过，但尚必武在其中更加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后经典叙事学的定义和渊源，关照了后经典叙事学的各大流派及其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并提出了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为促进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给出建设性意见和大胆的设想。现今，后经典叙事学在方法论上较之前更具有多样性、语境参与性、解释学导向性，且注重阐释过程。

(三)代表性叙事理论研究

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某些具体叙事理论值得深入探讨。申丹与王丽亚于2010年出版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分为上下两篇，其中由申丹主笔的下篇聚焦于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她除了介绍了后经典叙事学的三大重要分支外，还分门别类地评论了基于非文字的叙事媒介，即电影叙事、绘画叙事和戏剧叙事，一并研究了叙事学与文体学的互补性，指出基于文字或基于非文字的叙事艺术之间从根本上说是互通互融的。“从叙事的角度观察非文字叙事所表现出的艺术对人类感受力、理解力的诉求，是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21]申丹在这本著作内对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其对专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中有关研究的改进和补充。其中，数字叙事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潘丽丹基于数字叙事，描述了叙事理论的发展，认为其前景是光明开阔的：“从方法上来说，一是新的数字叙事文本类型在不断发展，二是数字技术术语类比的隐喻在不断产生。如果说文本类型是叙事学内部发展所必须做出的改变，那么后者就是关乎人类思维层次上的跨学科交流。”[22]该论文的叙事较为抽象，篇幅略显单薄，但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分支，数字叙事的讨论在国内似乎尚属首次。此外，对电影叙事的研究也体现出后经典叙事学在媒介上的突破发展。王振军敏锐地察觉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影叙事学发生的新变化，在更广阔范围内，后经典叙事学显示了叙事学的新路向和新路径[23]。王委艳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入手探讨了后经典语境下的“交流叙事理论”。他指出，后经典叙事学对作者的关注和侧目必然引起对作者行为与写作目的的后续研究，因此把言语行为理论引入叙事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交流叙事理论以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资源为垫脚石，是文化研究语境中对叙事研究又一次新的调整[24]。

另外，后经典叙事学的特征决定着此领域中的研究必定具备多样性。总体而言，后经典叙事学的三大最主要的分支是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这三者最具代表意义，也为后经典叙事学分支的孳乳提供了温床[6]。

首先，苏珊·兰瑟(Susan Lanser)以其1986年的论著《朝向女性主义叙事学》为契机，多年来笔耕不辍，大胆地提出了“女性主义批评+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构想。传统上，学界对女性主义批评大多充耳不闻，甚至打压抑制。作为跨学科的派别，女性主义叙事学将传统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批评融为一体，摆脱了传统叙事学的桎梏，即追求“普遍一致性”。这种将性别意识融入叙事的形式，克服了以往女性主义研究疏离文本的缺陷[25]。女性主义致力于打破传统的二元性别对立，探究和阐释女性在主流叙事学中所凸显出的不和谐现象。完成这一任务与身份构建息息相关，且受到阶级、国籍、种族、年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女性若要实现在一系列维度之上的绝对平等，必须构建自己的身份。

女性主义叙事学俨然成为了后经典主义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6]。其与修辞性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以及认知叙事学既有差异，又有叠合与互补的部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妇女为中心，为其争得更多的“解放”[27]。女性主义将传统的叙事学与性别政治的巧妙结合，在西方的探讨洪流中蔚然成风。叙事学研究经历了从亦步亦趋、保持缄默，到挑战权威、挺身立世的坎坷发展过程，在摒弃性别歧视和男性霸权主义的同时，提高了社会的平等意识。在实证主义泛滥、女性主义研究范式饱受诟病的形势之下，女性主义叙事学异军突起,一经兴起便在北美叙事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中占得一席之地，其在美国叙事学领域的发展更是如火如荼。女性主义叙事学还强调在对男性声讨和控诉的过程中，女性应力求解决问题，而非一味地对空呐喊。

与其他新兴事物类同，中国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处于初级阶段，其仅有文献还不足以很好地将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流动性与汉语语言文学的特殊传承性和嬗变性有机结合起来。女性主义叙事学自身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和激进性，需要在借鉴时予以鉴别和批评。尤其在1949年解放后，我国社会长期倡导“男女平等”，女性的社会地位不容小觑，需要在与西方女性身份和社会地位比较的基础上予以重新阐释。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孙桂荣已经关注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遭遇到的种种障碍[28]。姜麟已就苏珊·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进行了大致的文献梳理[29]。胡全生历时性地梳理了女性主义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理源之间的密切联系[30]。

其次，修辞叙事学发端于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经过该学派四代学者的努力，修辞的关注点成功从文本修辞结构和文本产生的效果转至作者与读者的交流。这种修辞关注与叙事学的结合促成了当今的修辞叙事学[31]。该领域研究的对象是作者、文本与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作者把一系列修辞策略诉诸文本，由文本读者感受其修辞效果，从而完成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修辞性交流[32-34]。从修辞叙事学的交流维度出发，申丹认为叙事交流需要分层模式，叙事交流通过作者层、叙述者层与人物层三者之间的协同清晰地展现作者采用各种修辞资源与读者交流互动[35]。因此在叙事中，修辞叙事学高度重视读者的主动性、个体差异和多元属性。换言之，在修辞叙事学视域中，有血有肉的读者在文本阐释过程中得以重生。修辞叙事学更注重隐含作者“我”的存在，强调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情感体验，这有助于避免“人云亦云”的读法。此外，修辞叙事学还强调语言的语法、句法、结构形式对叙事习惯和风格的影响。这些“表象”手法有助于理性地判定叙述者的情感表达和道德视角。也就是说，借助修辞手段来检验作者所传递的信息及其对读者产生的效果。

再次，作为经典叙事学的有力拓展，认知叙事学的研究视角转为注重读者阅读文本时的认知过程[36-38]。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往往借助于“隐喻”或“图式”等来理解和感知抽象概念。人类的认知是化简为易的过程。作家的文本书写也是一种认知心理推进。作者将源域的一些选择性特征、属性、行为、范式映射到需要刻画的靶域，以期把握广袤无垠的宇宙和深不可测的情感世界。认知叙事学不只是文本的解读，更注重洞悉所涉人物的认知习惯和概念结构，深入挖掘其内在逻辑和动机。读者通过认知机制，可以进一步构建行动与意图、行为与性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凭借人物的行为与反应来考察其预设性思维。从这个高度而言，认知叙事学不仅为量大面广的叙事阅读提供了一套普遍理论，还深入到了作家创作作品时的认知思维过程和读者流畅地解读和欣赏作品的大脑“黑匣子”的原理和诱因，这是经典叙事学向跨学科延伸迈出的关键一步。问题在于，白纸黑字的文本世界和人类内在的认知世界还不能完全搭建起桥梁，需后续学者不断添砖加瓦。

除了上述主流的后经典叙述学分支外，学者们不遗余力地为后经典叙事学开疆辟土，产生了许多其他学派，如关注文本叙述者与读者两种经验主体互动的自然叙事学[39]、以非自然叙事为研究对象，认为叙事有模仿叙事与反模仿叙事之分的非自然叙事学[40]、以作家创作心理为依托的作家叙事学[41]等。

(四)具体典型文本个案研究

利用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或视角进行具体文本的批评探究也是国内基于该理论视角的一个研究热点。李伟民在此方面做出较大贡献。他指出，叙述媒介的多样性是后经典叙事学的特点，因此戏剧被初步承认和接纳到叙事学的讨论范围内。之后他比较了黄梅戏《无事生非》和莎士比亚的话剧《无事生非》，断言前者成功地将饱含中国文化的戏曲形式搬上了莎剧舞台，衍生出不可多得的莎剧改编作品,在后经典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中西方戏剧审美实践与戏剧观念之间沟通[42]。在另一篇研究同样命题的论文中，李伟民从另一视角出发，指出黄梅戏对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的重新演绎，已经摒弃了西方戏剧的全知视角，转而以唱腔、舞美的艺术虚构性、假定性为前提，毫不掩饰表演的虚拟性[43]。李伟民指出，后经典叙事学相较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重大而显著的变化是其将叙事的讨论范围扩展到“叙述学”的文化产品，这样一来，戏剧这一以舞台为媒介的表现形式也就被植入了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他以《尘埃落定》为例，论证了其中的“舞台叙事成功地展示了川剧独有的魅力和审美品格。”[44]李伟民的几篇论文都是在后经典的视角下进行的具体文本分析，论证颇为全面、深入、到位和严密。祖国颂借助后经典叙事的泛互文性特征来解读小说《反复》，从历史与现实的同语境叙事、文本叙事与日常生活的真实融合，以及叙事与故事的时空一体这三个方面来阐释小说的叙事策略。他写道，这种泛互文性特征“是对因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而造成的现代人产生了多重身份而引发的‘记忆丧失’、‘分裂人格’、‘双生形象’等现实的绝好隐喻。”[45]谭君强指出，后经典叙事学不但超越了原有的纯粹文本形式，而且还保留了研究优势，通过结合许多已有的研究方法，形成多种叙事学流派跨学科的发展势头[46]。接着，他指出由其主持的叙事栏目下三篇论文的主要特点：《论抒情诗的叙述交流语境》属于跨文类叙事学研究；《故事的生产性：叙事与文化记忆》主要涉及跨媒介叙事研究；《洛丽塔隐含作者分析》则是语境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相结合的论文[46]。后经典叙事学旗帜鲜明地承认，一个作品的形式并不能为作品的解释和评价提供一切必要的材料。叙事文本的某些非形式方面亦有助于该文本的叙事特异性。可以肯定的是，后经典叙事学因其进步性而对范畴更为广泛的文本具有更强有力的解释力，有助于进一步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内理解叙事学的表征。后经典叙事学将语境、认知、媒介等因素纳入研究考虑范围内，有利于更科学、更进一步地揭示出人类语言的深层发生理据。

(五)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趋势

叙事学在发端伊始便被语言学、人类学、修辞学、哲学等各种各样的理论派别所簇拥，以其为话题的论辩不断。此外，叙事学还常与各种新技术或新兴领域进行方方面面的密切交互并产生激烈碰撞。后经典叙事学总体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赫尔曼著作《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叙事学：叙事分析的新视野》出版至新世纪的一段时间；第二阶段是《后经典叙事学：方法与分析》出版后至今的一段时间[9]。尚必武认为：“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阶段，后经典叙事学中各派别之间的对话交流更为深入和针锋相对，然而只有在对话中诸类后经典叙事学流派才会更进一步认识到彼此之间的重合与差异，进而探究彼此之间整合互补的可能性，以便推动整个叙事学学科的进一步前行和繁荣。”[8]

根据申丹的探讨，后经典叙事学在发展过程中对文字以外的叙事也予以重视，除经典文学之外的叙事也备受关注。在后经典叙事学的演进和完善过程中重新审视了经典叙事学诸概念，同时开创性地用国际互联网平台进行学术探讨[3]。申丹的研究成果对后经典叙事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趋势起到一定指导作用，被随后的学者们所采纳和引述，并进一步补充与发展。通过新工具、扩展的语料库和屈折变换，后经典叙事学识别并重新检验叙事的各个方面，并重新定义和配置所承担的重要任务和工作。除此之外，后经典叙事学在发展中还利用了丰富多样的语料库资源，不仅涵盖传统经典的“伟大作品”，还包括不太成规范或更具颠覆性的文本，非虚构和非文学领域的叙事文本，如圣经文本、历时编撰学、法律文本等[47]，“自然”或自发的口头叙述，电影记述，更囊括戏剧、绘画、音乐类的作品，以及任何数量较少的作品和叙事材料，如经济学、医学和物理学。此外，21世纪以来，叙事学又呈现出了另一个新趋势——诗歌叙事学进入了国内外研究者的视野。谭君强和付立春两位学者于2017年论述了诗歌叙事学的兴起和发展，认为对诗歌的叙事学研究属于跨文类叙事学研究的范畴[48]。而且所涉诗歌主要为抒情类诗歌，学者们认为叙事的序列性、媒介性和表达性同样存在于诗歌中。两位学者发现诗歌叙事学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讨抒情诗的叙事与叙事学，譬如抒情诗中的叙事结构与技巧等；第二，从抒情诗的种类上拓宽诗歌叙事研究的范围，如自传性抒情诗；第三，叙事理论对诗歌叙事学的贡献[48]。诗歌叙事学的研究无疑开拓了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指明了叙事学研究的新方向，更新了该领域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48]。如上文所述，在后经典叙事学方兴未艾之时，研究的媒介与方法不断拓宽，突飞猛进，成为该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此外，在研究视角上的发展走向也值得一提。有学者从读者或者接受转向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趋势。李长中把读者阅读界定为读者叙事，界定了培养读者的“文本中心意识”[49]。石群山认为后经典叙事学加强对读者和语境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它的接受转向意义重大，势在必行[50]。来瑞、唐毅主张当今叙事学研究的一条较为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是“充分利用叙事学的宽广视野,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石，树立理论构架，精准地契合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10]由于后经典叙事学与各种研究进路不谋而合并能提供新颖的研究拐点，因此其既有叙述学的对话调式，也有现象学调式；既有亚里士多德式的方法，也有原生态或解构性方法；既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变体、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观点，也有女权主义视野、后殖民探索和身体审视。尽管后经典叙事学渴望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叙事性(narrativity)、叙述(narratives)及其多样性，但其并不妄图为自身描述提供确切的语法形式。后经典叙事学充分认识到文本及其上下文的重要性，在语境的浑圆整体图景中予以全面考察。谭君强提倡从社会、精神和文化等方面对叙事规约和叙事文本进行探索，力求使这一新的叙事学“变形”更为完备、更富于科学性[13]。可见，后经典叙事学在发展过程中参照女性主义、认知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多元视角，结合各种叙述元素、程序、技术和形式，实现了较为全面、长足的发展。同时，可预见的发展趋势也不断细化。

三、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问题和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如火如荼，学者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后经典叙事学的价值和重要性，并逐渐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运用，甚至尝试去丰富和发展该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日益丰盛，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所有研究中，总体介绍后经典叙事学各分支的论文占比较大。其中引进、介绍“舶来”理论的论文较多，为己所独有、创新、创造的论文较少。对于一门新兴学科，引进和推介工作固然是第一要务，但是国内学界依然有照搬西方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忽视本国自身研究特点的情况，且大都出自对新兴理论的追捧，仅仅停留在欣赏和赞誉的层面上，列举其相对于经典叙事学或者其他学科的优点和创新，很少对该理论进行辩证和批判性的思考，未能认识或发现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中的不足，因此少有自己的创见，学术创新精神和意识远远不够。合理的叙事学理论应该是明确而完整的，能够阐释所有和唯一的叙事，它应该具有描述叙事能力，即产生叙事性文本和将文本解释为叙事性文本的能力。无论叙事学家们专注于说明叙事网络的性质，还是探索影响叙事网络的各种因素，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地关注形式，这些模型的精细化对学科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均不可或缺。中国学者在后经典叙事研究的巨大浪潮中应当勇立潮头，争当“弄潮儿”，谱写为中国学者所独有的新篇章，贴上“中国后经典叙事学”的新标签，发出中国学术界的新强音。

其次，从总体上来看，国内后经典叙事学相关的研究论文、专著和译著数量与国外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不仅反映出学界在此领域的关注度仍有欠缺，同时也昭示着后经典叙事学这一领域的巨大研究空间与发展潜力。相对论文的数量而言，国内有关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论著或译著数量更是极其有限，原因也许是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不够深入和成熟。正如申丹等人所言，国内的叙事理论研究存在一个主要问题：其研究受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经典叙事学的拘束，忽略了90年代以来经过发展而产生的西方后经典叙事学[20]。总的来说，专门评价后经典叙事学的专著尚未出现，一般著作总是同时评价经典与后经典叙事学，裹足于讨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鲜有进一步地阐明后经典叙事学本身特点和性质的针对性篇章。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目前国内相对比较全面介绍后经典叙事学的著作有四本：申丹、韩加明和王丽亚于2005年出版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谭君强于2008年出版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申丹等人于2010出版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和尚必武于2013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整体来看，大部分著作一方面说明了国内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起步晚、进展慢的状况，另一方面说明国内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尚存诸多“蓝海”区域，没有系统、深入地梳理、总结、归纳和提升相关理论和成果，研究总体上显得比较零散和细碎。相关译著品类较多，全部收录于北大出版社的“未名译库：新叙事理论译丛”之中。2007年，由申丹、乔国强等六位国内著名专家翻译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成功出版。该书几乎收编国际上所有知名的叙事理论家的论文，研究覆盖面广，涉及许多新命题，如法内叙事、歌剧叙事、音乐叙事、后殖民叙事学、叙事与数码等。2003年的《后现代叙事理论》论及叙事主体和客体、叙事时间与空间、叙事学的变化模式，“覆盖了叙事理论新发展中的所有问题，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极富参考价值。”[51]于2002年面世的三部译著《虚构的权威》《作为修辞的叙事》《解读叙事》分别是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和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等三个叙事学分支的代表论著。同年另一部著作《新叙事学》则是由著名文学理论家戴卫·赫尔曼(David Herman)主编，通过一系列论文说明后经典叙事学的应用范围不仅涵盖了文学理论与叙事理论，还能指导普遍意义上的批评实践[52]。这一套新叙事理论译著成为国内研究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参考书，其对于国内学界了解国际后经典叙事学以及发展新叙事学起到重要作用。诚然，对于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远未充分，还需学者们更加关注，进一步弥补国内对此学科的研究空缺。中国学者的学术嗅觉和敏锐性极强，但介绍引进之功居多，创造更新工作较少。学者们对翻译国外最新力作的热情居高不下，但耐着性子，扎扎实实地做学术创新的态度严重缺乏。尽管申丹提出的“双重叙事进程”受到国际叙事学界普遍关注，但主流的话语体系依旧牢牢把控在西方学者手中，中国学界在后经典叙事学的洪流中出现了“旁观者”的缺席怪象。中国学者需要加强在后经典叙事学这一国际前沿学科上的开拓创新，在求索的征程上留下中国学人深深的足迹。另外，虽然国内学者在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范围和深度上已有不可磨灭的成绩，但很少将后经典叙事理论与中国具体的语境巧妙结合起来，缺少对中国的诗歌、小说、散文等传统叙事体裁进行比较和融合，因此难以应用在实际的文本操作中，不易促进国内具体文本批评的发展。因此，借助汉语及华夏文化的特点，考究后经典叙事学的本地化适用性，使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与中国背景进一步契合也是今后中国学界十分迫切的任务。

最后，由于国内学者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重心偏向引介与欣赏，对其深入的认识或理解不够，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出现一些重复研究或者“重心失衡”的问题。研究方面还存在不少空白，或许是过于庞杂的缘故，几乎没有学者能够试图理清后经典叙事学内部各个分支间的关系；学界常常只是聚焦于对认知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等分支的研究，由于相关研究资料匮乏，学者们忽略对其他后经典叙事学的新兴分支的研究。同时，也极少有人进行跨学科和跨文类的研究，导致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围相对狭窄。事实上，当前的后经典叙事学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繁盛发展景象。日复一日，多维跨域的拓展苗头已初见端倪，势不可挡。如尚必武所言，叙事学理论还涉及作者、叙事者、叙事、时间、情节、发展、空间、期望设定、角色设定、接收者以及读者、美学等多方面内容[53]。这些概念是叙事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但现有研究并未充分覆盖。对于经典与后经典的关系问题，经过一些专家的澄清和解读后，国内学界基本达成几种共识，已经不易发现新观点，但是仍然有不少学者热衷于讨论此问题，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会重复前人的观点，常常只是更改措辞和论证模式，推论和结语并没有什么新意，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浪费。同时，后经典叙事学的跨学科优势也未被充分地开发，尤其在认知科学的相关范式与工具方面更是如此。戴维·赫尔曼强调在叙事学分析过程中运用认知工具能够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产生新的启迪效果[54]，这足以见得利用后经典叙事学的跨学科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征十分重要。后经典叙事学家还需要做出更广泛的实证性的跨文化和跨媒体探索，提高研究的平衡性、全面性，铺展开一幅后经典叙事学的全景图。在高新科技高歌猛进的现代社会中，齐集声、光、电于一身的叙事模式或形态层出不穷，学者们完全有必要，甚至急需拥抱而不是忽视这些新型叙事形式，厘清其与传统叙事形式的界限与区别，洞悉自身的叙事模式与过程，为新时期的叙事学研究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与此同时，借鉴创新先进的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器材来实时、在线地观测和评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和读者在阅读、欣赏之时的所思所想也是未来不可否认的叙事学发展前沿方向。聂珍钊呼吁借助作为思维工具的脑概念进行文学伦理学探究，依据脑文本展开道德文本的疏解[55]。在意识到以上不足和盲点后，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相信中国未来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必将会有更健康、更长远的发展，成就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