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贵

(首都师范大学 1.文学院；2.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宋代谏官制度承唐制而设，并在其基础上不断完善。北宋建国初期，谏官作用不大，谏官制度真正得到发展在真宗朝。天禧元年二月，真宗诏别置谏院、崇广言路，谏官、御史权势逐渐扩大。仁宗时期为促进谏官言事积极性，曾施行过“言事簿”考核制度，考核谏官的履职情况。随着谏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仁宗朝谏官权力扩大、地位提高，形成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名节意识，进而产生了“惟恐职不称”[1]的任职心理。谏官“惟恐职不称”心理在其所作诗歌中有所体现，受这一心理影响，其创作表现出对国计民生的广泛关注。

一、仁宗朝谏官的责任意识

仁宗朝谏院成为独立机构，谏官职能从规谏皇帝扩大到了监督百官，且风闻言事职权进一步强化。仁宗庆历三年八月“诏谏官日赴内朝”[2]，凡是宰相奏对的地方，谏官都可参与。谏官对宋仁宗、宰执权力能够进行多方面的干预与限制，其言事权使宰执畏惧，甚至仁宗有时也对之有所忌惮。谏官亦广泛参与国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引范纯仁：“仁宗朝委事执政，而台谏实参论议。”[3]权力的扩大意味着地位的提升，据张复华《北宋谏官制度之研究》：“谏官往后升任宰执的人数竟达四分之一以上，是则谏院或谏官不啻宰执人才的储备机构。”[4]很多谏官后来出任宰执，所以一定意义上谏官成为潜在的宰执。

谏官逐渐形成了与宰相相平等的责任意识和权力意识，李焘曾言自天禧元年宋真宗诏别置谏院、崇广言路之后，“谏官、御史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