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婕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由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出版于1925年。小说以20 世纪20 年代的美国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盖茨比的爱情悲剧。20 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值一战与二战的间歇期，整个社会处在一种虚假繁荣的状态之中，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肆横行，人人都陷入了对财富和现世享受的狂热追求之中。小说借由盖茨比的爱情悲剧传达出的是‚美国梦‛的幻灭，正如盖茨比钟情的那盏绿灯一样，可望而不可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集中展现了那段岁月里美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当然，这部小说除了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外，其艺术水准也非常高。从语言技巧上来看，作者菲茨杰拉德用一种极其华丽的语言为主人公编织了一场纸醉金迷的大梦，读者很容易就会被带入到这场梦中，感受那种极致的繁华与空虚[1]15-18。另外，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隐喻技巧，不仅那盏遥远的绿灯、美丽的黛西是隐喻，整部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所以读者才能从作品中读出诸多意义内涵。

一、简述《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译介情况

《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世界文学瑰宝之一，在国内的译介和传播大致可分为萌芽期、探索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既紧密联系，又自成一体，共同见证着这部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一）译介的萌芽期（20 世纪70 年代末期）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由于中美两国分属于不同的国家阵营，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少之又少。这一时期国内的翻译作品大多以苏俄文学为主，加之《了不起的盖茨比》所描述的多是城市青年灯红酒绿的生活，更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不容。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还因私藏英文版《了不起的盖茨比》而被批判，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末期，《了不起的盖茨比》仍没有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但这一时期在中国港台地区却开始有中译本流传，其中以美籍华人学者乔志高翻译的《大亨小传》最具代表性。乔志高的译本文辞典雅、简洁有力，整个译本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原著的流畅感。同时，乔志高也是最早将这个爱情悲剧与美国社会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之一，为之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二）译介的探索期（20 世纪70 年代末到90 年代）

20 世纪70 年代末期，随着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回暖，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封闭和动乱之后，中国的文化界和知识界急需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一时间，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至，曾经被视为禁书的欧美文学也伴随着这些思潮来到了中国读者面前。20 世纪80 年代初，巫宁坤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中译本面世，这也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译本[2]35。相较于乔志高而言，巫宁坤的译本更为贴近原著，保留了原著的语言风格，甚至带有轻微的凝涩感。但这一时期国内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并没有太大进展，多是援引外国学者对这本书的评价予以简单介绍，未能在吸取前人之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创见。

（三）译介的成熟期（2000 年以后）

2000 年以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国也在努力地融入世界文化的大家庭之中。全球化大趋势为中国读者接受《了不起的盖茨比》创造了良好的语境。这部小说经过了十几年的传播介绍之后，在读者心中已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之作。2004 年，姚乃强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姚乃强的翻译更具有本土化的特点，其尽量避免使用拗口而冗长的句子，以减少读者的陌生感，而是多选择使用短句和成语，使小说语言更加流畅自然。这一时期，关于小说的研究也取得了新一步的进展，许多学者开始从本土化的视角来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3]22。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在飞速增长的阶段，整体社会风气略显浮躁，人人都想在经济市场上获得成功。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中国与小说中反映的‚镀金时代‛的美国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研究者开始立足于当下的现实来重新认识《了不起的盖茨比》所传达出的思想内涵。2013 年，中国又出现了李继宏版的译本，同年电影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在国内上映，毫无疑问，使得这部小说在国内的知名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综合来看，这部小说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中，国际形势的变化、文化环境的改善是译介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几代翻译家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语言风格

《了不起的盖茨比》能成为文学经典，在语言的运用上自有其过人之处，集中体现在修饰语的大量运用，隐喻、讽刺手法的巧妙设计以及对话语言凝练而富有特色这三方面。

（一）修饰语（尤其是形容词）在小说中的大量运用

作家的文风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风气的反映。菲茨杰拉德的华丽文风与当时纸醉金迷、人心浮华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在与菲茨杰拉德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身上也可以看到。

这种华丽文风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集中体现为形容词的大量使用。例如，盖茨比第一次去黛西家时，满眼所见都是晶莹闪耀的草地、宽敞明亮的房间及闪烁着玫瑰色的房屋，同样的手法在盖茨比宴请宾客的段落中也有所体现。作者对这些形容词的使用并非不加节制地任意为之，其只在必要的段落加入这些形容词，使整部小说看起来恰如其分。同时，这些形容词的使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即‚反衬‛[4]。盖茨比和汤姆的生活被描绘得越浮华、越奢侈，也就越能够反衬出其荒凉幻灭的本质。因此，这些形容词除了对小说文风的塑造有一定的影响外，还承担着突出文本核心内涵的功用。

（二）隐喻及讽刺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

隐喻是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的修辞手法之一，可帮助作者极为巧妙地传达出文学意象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内涵。有学者认为，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之一，直接参与到人类认知形成的过程之中。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大大小小的隐喻俯仰皆是。例如，尼克第一次到黛西家做客时，看到黛西穿着银白色的裙子躺在沙发上，此时尼克对她的形容是‚好像一座银像压在裙子上‛。银白色本来是纯洁美好的象征，但在这里却成为了黛西拜金的隐喻。在小说中，白色经常出现在黛西身上，直到盖茨比去世她仍然是一袭白裙。这样的白色本身就隐喻着一场幻灭，代表着黛西本身的空虚和苍白，仿佛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游走在世间。从宏观层面来说，整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隐喻，这个隐喻背后深藏的是金钱社会的巨大危机，是人在精神品格上的极大空虚。这些在不久之后到来的‚经济大萧条‛中都得到了验证。

同时，这部小说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盖茨比虽然是这场爱情悲剧的受害者，但他并不能称得上是‚了不起‛。首先，盖茨比是靠不正当的方式获取了巨额财富，使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变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其次，盖茨比对周围世界漠不关心，他一心只想得到黛西的爱而忽略了他人的死活[5]。黛西在撞人之后，盖茨比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让黛西逃脱，完全没有在意被撞者的痛苦。从这两点来说，盖茨比非但称不上‚了不起‛，相反还有些自私和无情。另外，黛西本身也是一个讽刺。原来盖茨比苦苦追求的那个纯洁、美好、善良的黛西，只是一个被物质架空的苍白女人，所有美好的幻梦到头来终不过是一场空。

（三）人物语言富有特色

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刻画人物方面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作者在书中刻画了大量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既有挥金如土的社会名流，也有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普通工人。这些人物由于生活经验的差异在性格习惯上表现出了巨大不同，如何把这些人物鲜明形象地刻画出来，是对作家写作功底的挑战。于是，语言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作者的首选项。另外，作者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放弃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改用尼克这样一个盖茨比身边的人物作为讲述者。从小说技法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写法对作者有很大限制。在小说中，只有尼克的所见、所闻、所感才会成为小说的内容，而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尼克则无从得知。所以，菲茨杰拉德只能靠语言的运用来展现小说人物的心理活动。

例如，小说中尼克第一次到黛西家做客时，尼克向黛西转达了家乡人对她的问候。这本来只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嘘寒问暖，但黛西却表现得非常兴奋。随后她就向尼克问道：‚他们有没有想我？‛这短短的一个问句就足以看出黛西虚荣而又自恋的人物性格。此外，汤姆的傲慢和自大也在他和盖茨比的交谈中暴露无遗，他总是会不自觉地把话题扯到自己的白人身份上，并以此来贬低其他肤色的人，显出自己的高贵和不凡。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还有很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总之，语言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菲茨杰拉德依靠人物之间的对话弥补了小说以尼克为写作视角的缺憾，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

三、语言学视角下《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本分析

通过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原文语言风格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在行文上所具有的一些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必将成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内容。从语言学的视角下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译本研究，就是要考察上述特点在汉语语境下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一）不同译本在语言风格上的特点比较

目前，《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国内的传播已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已知较为优秀的中译本多达30 多种。在此，本文选择读者公认最权威的两个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巫宁坤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姚乃强版）作为参照，对比其在翻译语言风格上各自呈现出的特点。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中译本，巫宁坤所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对后来的翻译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巫宁坤在翻译时采用直译法，尽量按照原文词汇本来的意思进行翻译，不会为行文流畅而故意增加或减少修饰性的文字。例如，在对地名的翻译上，巫宁坤将‚West Egg‛直接翻译成‚西卵村‛，而姚乃强教授在翻译时则比较在意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其翻译成了‚西埃格村‛。从句法层面来看，巫宁坤译本多采用比较拗口的主从复合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语序和结构，语言风格更加靠近原作[6]。姚乃强教授的译本则对长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解，使用了大量短句和四字成语，行文流畅自然，用词典雅准确。

这两种译本在语言风格上所表现出的不同，背后隐藏的是译者对翻译的不同认识。巫宁坤的译本采用直译法，从词汇到句法都更接近原著。这表明，在巫宁坤的认识中，原著是一种更高于译本的存在，译本的一切走向都要依靠原著的发展。而姚乃强的译本则用的是意译法，其更关注译本是否能够融入我国的文化语境，在翻译过程中更加强调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二）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译本中隐喻的使用及其作用

细读《了不起的盖茨比》会发现，色彩在整部小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而作品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色彩是白色。巫宁坤显然认识到了‚白色‛在隐喻系统中的重要性，不仅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风格，而且在形容词的使用上都非常贴近原文。姚乃强译本中的白色则多了一份素雅之感，似乎暗含着中国文化对白色的理解。白色在西方文化中是纯洁和美好的象征，《圣经》中所描绘的天堂便是洋溢在一种梦幻般的白色之中。小说中的黛西一出场就身着一袭白裙，她的跑车也是白色的，甚至连脸庞都格外白皙。但这诸多的白色放在黛西身上反而变成了一种讽刺，这是空洞和虚无的白色，是一无所有的白色，盖茨比幻梦中的那个纯真少女早已在物质生活的浮华虚空中消磨殆尽了[7]。这些象征纯洁的白色和黛西苍白的灵魂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戏剧张力，物质繁华背后的精神危机在这种张力下越发明显。另外，作者在对纽约这座资本之都的描写中也运用了大量白色，巨大的白色建筑物、蜿蜒的白色石阶等都给纽约贴上了一层似有若无的白色薄膜，又好像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白色泡泡，看似庞大而梦幻，实则脆弱至极，只要稍稍一碰便会烟消云散。

巫宁坤和姚乃强两位译者都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作者对白色隐喻的运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他们都尽可能保留这一白色意象的隐喻功能，但还是或多或少地渗透出了本民族文化的影子。

（三）分析译本中角色对话与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讲，《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叙述视角上的限制使得作者必须依靠更为传神的对话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对于人物对话的处理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物对话在风格上具有统一性，即人物在整部小说中的对话具有某种不变的特点，包括说话的语气、神态、措辞等[8]。对比巫宁坤和姚乃强两个译本不难发现，尽管二人在翻译策略上一个采用直译、一个采用意译，但在翻译人物对话时却一致保留了原文的对话风格。例如，在翻译汤姆的对话时，两位译者都很形象地将其傲慢无礼、不依不饶的谈话风格传达了出来。

此外，每一场人物对话都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之中。翻译家要时刻关注原文中语境的变化，否则很有可能造成表达歧义，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干扰。例如，原文中尼克在傍晚时分到黛西家做客，两人在阳台上聊天时，黛西发现阳台上燃着几只蜡烛，原文如此写道，‚Why candles?Objected Daisy，frowning.‛如果抛开对话发生的语境进行翻译，这句话很可能会被翻译成‚点蜡烛干什么，黛西不解地问‛[9]。这样的翻译不仅会让读者对谈话发生的时序产生疑惑，而且遗漏了一个关键信息，即黛西心中的不满。而巫宁坤和姚乃强的中译本都很好地考虑到了对话发生的语境，成功将这种情绪译了出来。例如，巫宁坤将其翻译为‚‘点蜡烛干什么？’黛西皱着眉头表示不悦‛。

综上，《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中译本在人物对话的处理上都非常精准，既通过对话突出了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人物整体的对话风格，同时也兼顾到了上下文语境的变化。巫宁坤先生的译本甚至达到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境界，只要看到这样的对话，读者就能够猜到这番话出自哪个人物之口。

《了不起的盖茨比》极为准确地抓住了美国‚爵士时代‛的精神内核，并以独特的叙事和优美的语言将这种精神内核传达了出来。而该作品不同译本所呈现出的差异，是翻译家不同翻译理念的一次交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在交流时碰撞出的耀眼火花[10]。每一个词汇的翻译背后都暗藏着双方所处的文化空间的延展，都在不断地拓宽着彼此的意义空间。通过对不同译本的研究，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该作品的文学价值及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