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盟府”到“杏坛”:先秦“书”类文献的生成、结集与流变
2021-12-31程浩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程 浩
“书”是由史官对君臣言论实时记录形成的档案整理而成,作为“政事之纪”的一类文献。①关于“书”类文献的定义及其范围限定,详见程浩:《“书”类文献辨析》,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8辑,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39—145页。这类文献在当时的功用在于“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天下”,②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页。即将帝王君公的治国理念敷闻天下、统一思想,③中国古代有着“言以化人”的传统,尤其强调政治演讲的思想教育功用。将今论古,我们今天开展“两学一做”活动中的“学系列讲话”,便很好地承袭了这种悠久传统,是以政治演讲生成的官方档案开展思想教育的鲜活示例。而流传到后世,则更多地起到了教化后嗣的作用。
本文所讨论的“书”类文献,其范畴不局限于传世《尚书》与《逸周书》中的篇目。就其“政事之纪”的属性与记言为主的特点而言,新见相近体裁的战国竹书以及西周金文中的长篇训诫、册命均可隶属此类。④《国语》一类的“语”类文献体裁也是记言,其与“书”类文献应该如何区分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对二者以时代进行划分:总体而言,被称为“书”的文献时代普遍较早,基本上属于夏、商、西周;而春秋以后的记言文献,则大多被称为“语”了。至于“书”与“语”之间的这种差别,或许与春秋战国时人对“三代”的尊隆有关。比如《墨子》常称引商周的“书”为“先王之书”,引述近人的话则称之为“古者有语”,这种现象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古代圣王的作品“书”本就是有别于时人的言论“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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