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盛

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表达的“《诗》无达诂”，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诠释学命题。从现代诠释学角度看，这个“命题”无疑包含某些重要的诠释学维度。事实上，近年来许多关于这一命题的理解都把它与诠释学联系起来，把它与诠释学所认为的理解的开放性和解释的差异性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它与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理论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掘这个命题在理解维度上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创造性诠释学空间。但是，对于“《诗》无达诂”为什么是一个具有诠释学意义的命题的论述却似乎并不是很清楚，也不够全面，在对“《诗》无达诂”与诠释学的比较性应用时也比较简单随意，忽视从“《诗》无达诂”的经学阐释到“诗无达诂”的诗学阐释的重要环节。本文探讨和论述的问题是，“《诗》无达诂”这个命题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诠释学维度，它在中国经学和中国诗学发展过程中如何从“《诗》无达诂”的应用性经学阐释转变为“诗无达诂”的审美性诗学阐释，它与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有何重要的相似和根本的差异。

一、“《诗》无达诂”的诠释学维度

可以肯定地说，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起初并不是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阐释，它是在历史的阐释和运用中逐渐转变为“诗无达诂”的文学阐释，即从一种关于《诗》的实践应用性阐释转变成为关于《诗》本身的审美性诗学阐释，并转变为我们今天所谓的关于“诗”本身的诗学阐释。当然，这种转变无疑与起初对《诗经》的“非文学”的理解和解释有关，特别是与对《诗》作为“经”的解释性应用或应用性解释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