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田田，罗春洪

(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南昌 330004)

研究阳明庐陵抗疫思想及实践，须与同时代其他各地抗疫实践比较进行共时性分析，且放之于江西整体之时代背景进行历时性考量。有明一代，江西是瘟疫多发区之一，明史中言及江右疾疫之处，不胜枚数。正德五年春(1510)，阳明自龙场迁江右，时庐陵亦有“灾疫大行”，终因阳明抗疫得法，庐陵县志中并无死亡枕藉的惨状记录。阳明颁行《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依照疫前预防、疫中救治、疫后赈济三科学步骤，指导民众从调息静坐、未病先防的身体向度，万物一体、疾病相扶的道德教化，酌补顾虚、疏民逐秽的医疗救治，疫后蠲免、恒产恒心的社会治理四个视域战胜疫情，足见阳明学不是空谈心学，而是经世之学。作为阳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抗疫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冷落。笔者试图将阳明之抗疫思想与中国疫病史结合起来，将其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以凸显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一、调息静坐，未病先防

在未病先防的身体向度上，王阳明提倡“调息静坐，体证天理”的功夫，认为静坐能“全耳目，一心志”，涵养心性的同时，也会有调摄精神、未病先防的效果。

医学经典《素问》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1](P9)

传统中医学奉行良医当“不治已病治未病”，当疫病已起再去着手医治，就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