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友

在北宋中期理学家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先民之“斥巧”，不是排斥或否定有关“技术”“技艺”“技巧”之“精熟”“熟练”“工巧”等，而是反对实践主体“作伪”“使用权谋”以及重视外在修饰、超越事物本身等做法。也就是说，在技艺、技巧等层面上，先民对于“巧”是肯定的、赞许的；在政治伦理、道德伦理等层面上，先民是“尚拙”而“斥巧”的。在一定程度上，先民之“尚拙”“斥巧”，重在推崇“质朴”“本真”等人性之“善”，由此亦与强调人之“初心”、养“蒙”等联系起来。①王培友：《“巧贼拙德”文化渊源及其语义关联进程》，《齐鲁学刊》2018年第6期。

先民对于“巧”“拙”话语的使用惯例，伴随着北宋中期理学家登上文化舞台而产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其显著标志，就是周敦颐在《拙赋》中把“巧”与“贼”、“拙”与“德”相联系，从而生成了可以被称之为“巧贼拙德”的重要理学范畴。经过两宋理学家的递相发挥和不断探讨，原本先民以之为政治伦理、道德伦理准则的“尚拙”，逐渐成为包括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的重要评价标准，并深刻影响到后世诸文化部类的走向。考虑到学术界尚未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对两宋理学“巧贼拙德”的涵蕴、诗歌表达及后世接受等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两宋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话语的多方探讨

先民“尚拙”而不一定“斥巧”的文化习尚，至北宋中期发生了重大转变。其重要标志，即为周敦颐《拙赋》“尚拙”而“斥巧”思想的提出，以及邵雍、张载等人对于“巧”“拙”问题的相关探讨。周敦颐《拙赋》较为系统地表述了其“巧贼拙德”思想：“巧者言，拙者默。……